无限的艺术作品，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通过文艺美学的历史沉思，我们深记了一些经典文艺作品，但是，更多的文学作品，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等待着我们阅读和发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只是对经典有良好的感觉与记忆，从根本宗旨上看，鉴别作品，并与自己心爱的作品同在，或者，以自己的思想方式建立经典文艺作品观念，才是最幸福自由的事。声音的艺术与图像的艺术，其美感，更为直观，也可能更易判断，实际上，真正的音乐经典和美术经典，并不容易判断，但音乐与美术的有意味形式，比诗歌小说的有意味形式，更容易进行审美体验与生命体验。我们在艺术中体验生命与感受自然，文艺美学，就是要永远与活生生的伟大艺术同在。与此同时，艺术沉思的目标，是为了进行生命本体论的价值追问，提升艺术所具有的文明熏染价值。艺术源于生命的体验与情感表达，艺术的形式与思想，是个体生命意志的对象化，所以，我们要通过艺术去理解生命并感悟生命。生命，不只是快乐和美丽，它还有悲怆和恐惧，痛苦与绝望。生命的全部丰富性，正是生命本体论要进行的诗性回答，尽管艺术的生命沉思更多地立足于美丽与欢乐的艺术体验，其实，艺术的生命丰富性价值追问更有意义。
艺术的形式分析，一直是文艺美学的中心问题，因为艺术形式具有形式客观性与理论确定性，它能够直接服务于创作本身的技艺论要求。形式分析本身，是具有美感性的，而且可以呈现艺术的丰富多样的技巧。艺术形式本身，就是艺术的生命韵律，它构成了艺术自身的生命运动；离开了具体的形式和语言，艺术就没有生命存在的可能。在音乐分析中，人们重视旋律分析与结构分析；在绘画分析中，人们重视色彩与图式分析；在诗歌分析中，人们重视意象分析与韵律分析。例如，评价张大千的绘画，我们既可以进行意义分析又可以进行形式分析。举例来说，张大千对美术图式的理解，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山水美学观，在山水和花卉两方面，有着特别的艺术开拓。他的山水图式，与传统的山水图式，很有相关性，但是，在具体的艺术形式上，张大千的独创性特别体现为对佛教艺术形式的继承。与此同时，他赋予山水的理解，也是从佛教美术色彩观念出发的。有了宗教式的色彩观念，他的山水，就不同于道家的山水观或儒家的山水观，他对天蓝色彩的处理和运用，特别是天蓝色与红色的配置，极有灵性与佛性。与此同时，他对莲花与荷叶的处理，特别是绿荷与红花、蕉荷与枯枝的处理，都极具形式之妙。艺术家大多并不关注思想，特别是不太具有思想性的艺术家，他们总是津津乐道于艺术形式技巧的处理，流连于形式的美妙。其实，在张大千的艺术中，我们更应体察那极为博大的生命慈爱精神与自然仁爱思想。
艺术的有意味形式是极重要的，但对于接受者来说，更重要的是，要对艺术进行生命本体论的价值追问。艺术本体，我们可以理解成“形式本体”，也可以理解成“生命本体”，更多地就是要思考“存在问题”。存在的意义与存在的境遇，在海德格尔的诗思世界中溢出过思想的光芒，尽管他的思想也在恐怖的时代发生了异化。他指出：“任何存在论，如果它不曾首先充分澄清存在的意义并把澄清存在的意义理解为自己的基本任务，那么，无论它具有多么丰富多么紧凑的范畴体系，归根到底它仍然是盲目的，并背离了它最本己的意图。”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三联书店，2006年，第13页。根据海德格尔的生存论理解，存在之领会，不仅一般地属于此在，而且随着此在的种种存在方式本身或成形或毁败，因此，可以对存在之领会作出多种解释。哲学、心理学、人类学、伦理学、政治学、诗歌、传记、历史记述，一直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和各种不同的规模研究着此在的行止、才能、力量、可能性和盛衰。这种种解释，在生存意义上，也许都是源始的，问题是，它们在生存论上是否也以同样源始的方式得出？生存意义上的解释，同生存论意义上的解释不一定比肩为伍，但也不互相排斥。如果哲学认识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得到了理解，那么，生存意义上的解释，就会要求进行“生存论分析”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三联书店，2006年，第19页。。
文艺美学的重要目标，就是要让人能够很好地欣赏“美的艺术”和“美的自然”，它不应有过多的思想束缚；与此同时，文艺美学，需要从感性具体的艺术上升到生命与灵性的高度进行体味，即让感性具体的丰富的艺术体验与生命的内在精神快乐获得高度一致。因此，文艺美学的价值形态的探索，必须回到思想本身，把活生生的艺术经验与存在论意义上的自我反思结合在一起，因为有创新的思想，即是有内在价值形态追求的理论。审美自由价值形态，绝不是人们凭借经验设计或演绎出来的，文艺美学价值形态，即是思想者关于审美活动与生命活动的智慧思索。那种虚假的文艺美学价值形态，只是抽象的概念演绎，没有思想性承载的力量，显然，这种价值形态与思想创造的特质根本不相容。拒斥文艺美学的价值形态性，有可能克服文艺美学探索过程中的各种形式主义弊端，使真正的人类审美精神得以彰显。随着人们宣告经院美学的终结，新的美学就必须重建。这种新的美学，不是诸如“商业美学”、“环境美学”、“小说美学”、“戏剧美学”的建立，而应是富有哲学意义，并具有文化、心理、精神的综合力和涵摄力的反思性美学价值形态的建构。应用性美学的建构，只能看作是经院美学的某种延伸，而具有思想性、启示性、预见性和现实性的美学，才是人所期望的真正思想突围。这就是说，要从美学的思索中获得启悟，获得发现。存在的心境，能够澄明，对生命的本真把握更加切近，而这种意义上的审美思考，绝不是狭隘的经院主义美学所能承担的。经院主义美学，在关于美的界定时，在关于美的范畴之分析中，遗忘了美学本身，遗忘了本源，而陷入了语词的历史考古和历史思想的清理和重组之中。开放意义上的美学，必然与哲学、宗教学、伦理学、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一起，构成综合性的思想言说，呈现出心灵的秘密，展示出精神和存在的深度。
这就是我所认同的“未来美学”，这种美学，不是应用性美学，因为它与形式的分析无关。真正的美学，是综合形态的审美理论，是精神现象学，是现代自由伦理思想，是心灵哲学。以人类生存经验与艺术的自由信念为宗旨，是艺术家自觉自由地思索存在之意义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人自觉地开放灵性，领悟自然机密，承接历史心灵，弘扬人的德性和精神，发挥人的想像力的诗性思想活动。回到思想本身的美学，可以让人逃离美的定义、美的类型和美育方法的纯粹技术性和知识性抽象之思。真正的美学建构，必须是关于人生的思索，关于生命意义的阐释，关于存在之真理的揭示；文艺美学的思想价值在于：它使心境变得开阔，使视野变得深邃，使解释者在文化比较和价值选择中，能够明白人类的现实存在道路和未来方向。这样的美学，既可以视作历史形态的美学，也可以视作未来形态的美学。人类审美精神，实质上，是人文科学未分化前就具有的精神形态。体验的内容和对智慧的反思，共同构成这种美学精神的特质，现代哲学在探究思想的本源时，常须回到原初的艺术之思或诗性自由之思，维柯在这方面作了不懈的努力。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152—155页。所以，在许多人看来，美学是从普遍意义上关于生命、人性、自由、世界、自然、存在和真理的诗性智慧，它体现了人类所独有的浪漫主义情怀。人类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和智慧大师，同时，也是杰出的诗人和美学家，例如，希腊的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印度的吠陀哲学和佛教哲学，中国的道家、儒家和禅宗，都可以视作这种意义上的美学思想派别。
正因为从人类审美精神出发，美学解释者，在哲学、宗教和生命伦理学中找到了依据，自然，我们也必须从这种意义上去理解美学和人类审美精神。事实上，古代美学，不仅提供了这些美学思想发展和创新的基础，而且还直接与现代美学思想构成内在的关联，这就是人类审美精神所具有的历史生成性意义。从人类审美精神的历史生成性意义上出发，可以重新评价古典希腊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哲学与现代东西方哲学之间的内在思想关联和价值选择。
中国古典生命哲学，在20世纪中期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段内，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具有中心性地位，故而，在现代美学建构过程中，它未能成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仅被当作批判借鉴的对象，并且，在人们的误读中，往往被看作与现代美学格格不入的思想形态。相对说来，中国古典哲学在台港和海外，却获得了与西方哲学自由对话的机会。当20世纪80年代，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确立之后，现代新儒学逐渐为学界重视时，人们发现中国古典哲学竟然包含如此丰富的美学思想。近几年来，对道家哲学和儒家哲学的研究，充分表明传统哲学所具有的历史生成意义，因为中国古典美学，从整体出发，实质上，就是生命哲学。在新儒家看来，人生之向往处，即人之生命理想，也就是人生的真实意义和真实价值所在。安顿人生之生命理想，是古代儒生至当代哲人的重要价值关怀。孔孟以下儒门的基本想法是：家国天下与人生问题的解决，以个体人生的生命关怀为根本为依据为终始，而生命关怀则以在现世完善自身、成就理想人格为指归。因此，生命体验问题的提出，使这种美学极具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中国思想传统中，强调生命体验，就意味着进入生命价值的自由之思中，与此在形成亲密的思想关联。通过回忆与想像，诗思与反省，将历史性生存境遇予以重温，此时，主体性心灵可以形成生存的慧悟，生活中坚执的重担可以放下，民主协商的幸福和快乐可以涌现，生活中的阴霾可能散去，幸福的阳光与自然的神思突然照亮了生活，这是生活体验与生命价值敞亮的方式。就这一点而言，新儒家的思想阐发富有启示性，例如，杜维明指出，“体会”是指经验地、似乎身临其境地理解那些将被认识的东西。体证，不是用逻辑的推导来论证一个思想的真理性，而是应该用自己亲历的经验来证实它的真理性，同样地，体验，是指献身于思想或真理的意愿。杜维明：《人性与自我修养》，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第96页。理解这样深沉而长久的信仰，以至它只限于那些伟大的思想，如生活、爱情和审美等。体验，是以人的整个身心去思考，它不是去思考某些外在的真理，而是对人的生命本质进行察、味、认、会、证、验；同样，道家的思想，也具有这样历史生成性，体道，就是通过体验，由感性具体上升到玄冥之思，而玄冥之思，实质上，就是将存在的本质诗意化与空灵化。人们发现，庄子的思索方法与孔子的儒家伦理主义不同，是借助于形象的思索，是象征的理论。必须承认，庄子的超越性思考方法，使他能在高妙的哲学里，与美保持特殊的亲近，“哲学化了的这个目的，在庄子是人类精神向一的还归，是回到绝对的一，是精神触及光本身”今道友信：《东方的美学》，蒋寅等译，三联书店，1991年，第117—140页。。李泽厚则干脆提出：庄子的哲学即美学。中国古典美学，建基于人生哲学和生命美学，由于它所具有的生命启示性，必然向未来生成。
现代生命美学，总是在这里找到并体悟到生命本原的根据，这种思想的历史生成性法则，还可以在现代印度哲学中找到证据。在东方思想智慧中，中国思想强调现实的重要地位，奉生生之德为最高价值准则，印度思想强调神性，将个体生命与神圣生命融为一体，把人的生命看作是神的生命的延伸，把神的生命看作是存在的光和生活的喜，是神圣生命的最高存在。这些生命观，对美学思想的创造性生成极有意义，故而，我们应该重新评价东方美学思想的意义。例如，泰戈尔的生命哲学和美学，正是植根于印度古老的生命哲学理论中，印度的生命哲学理论，在泰戈尔的思想中，获得了真正的延伸。泰戈尔指出：“神的显现，是在神的创造活动中。”如果追溯到《奥义书》那里，则可以理解为：智慧、力量和行动，都是神的本性，它们不是从外面强加给神，因为神的工作是他的自由。同时，在他的创造中，他实现了自身。在其他地方，古典诗人用别的词句，也表达过同样的思想：例如，从美中涌现出全宇宙，以美来维护生命宇宙，向美前进，最终归入美。泰戈尔在古典美学的感悟中形成了许多新的思想，他认为，“印度伟大的宗教圣典，对于西方学者来说，似乎只有考古的兴趣，但是，对我们却具有生活的重要性”。“给予伟大心灵的体验的有生命的语言，其意义永远不会被某一逻辑阐释体系详尽无遗地阐述清楚，只能通过个别生活的经历不断予以说明，并在各自新的发现中增加它们的神秘。对我来说，《奥义书》的诗句和佛陀的教导，永远是我的精神财富，它赋予我无穷的生命力。”泰戈尔：《人生的亲证》，宫静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45页。
这种审美精神的历史生长性，在西方现代哲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文明的历史活在心中，历史的思想获得了新的理解，生命充实了新的意义，生命价值获得了新的发现和理解，故而，西方现代哲学，大都可以在古希腊哲学那里找到踪影。尼采、海德格尔、桑塔亚纳是如此重视古希腊传统，并获得了如此深刻的发现，与此同时，胡塞尔的现象学思想，有关体验问题的解释，更显得关键。塔塔科维兹的解释，更有说服力，“哲学在希腊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但是，它最初的范围是有限的。早期的哲学家所关注的，只是大自然的理论而不是美与艺术的理论。他们的观察和美学概括，在范围上是有限的，但在美学史上却是重要的，它们显示了当希腊人已经创造出灿烂的艺术作品时，他们是怎样对美做出反应的”塔塔科维兹（W.Tatarkiewicz）：《古代美学》，杨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4页。。在关于古希腊的研究中，大多数人都看到了希腊人的生命表现和生命理想所具有的审美意义，这可以从希腊政治、音乐、诗、戏剧和建筑、雕塑艺术中体验出来。他们的日常生命方式，也具有这种审美的性质，因为早期希腊人，喜欢把艺术解释成表现性的和激情性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