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肯定，这一审美意识形态与文艺美学解释形态之争，立足于对马克思主义美学价值形态的阐释，非常强调“实践问题”和“主体性问题”的现实意义。在具体的美学观点上，他们存在着较大分歧，而在美学价值形态上，他们则有其共通的逻辑基础和范畴系统，基本上超越了50年代的唯物论和唯心论之争，返回到主客体关系的论述中，这就奠定了现代中国美学思想价值形态的基本格局。这一格局是，现代中国美学，以实践活动为纲，以主客体关系作为思维方式，建构起美的本质、美感本质论、艺术本质论和审美教育论这样一个基本思想框架的美学价值形态。从美学价值形态来看，现代美学讨论的问题相对比较集中，论争也比较深入，是对50年代美学论争的一个系统总结。这一时期，李泽厚已不满足于申述个人的基本美学立场，他通过组织译介西方美学，探究中国古典美学问题，开辟了新的美学研究领域，例如，他对审美心理的强调，对中国古典美学精神的阐释和把握，已显示了新的美学内涵。20世纪80年代的文艺美学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朱光潜、李泽厚和刘小枫所引导的现代文艺美学探索向西方近现代美学和中国古典美学的思想转向。80年代中期，人们不再热衷于关于美的本质的思想论争，他们试图探究一些新的美学问题。一些人试图重构现代美学价值形态，一些人则干脆另辟蹊径，建构无价值形态的美学，或者说交叉性美学。这里，有成功者，也有不成功者。杨春时从系统论出发，建构了《系统美学》，黄海澄从信息论控制论出发，建构了《信息论控制论美学》，林同华建构了大系统的文化美学，还有学者建构了《模糊美学》，等等，这几种美学建构，受到新方法论之影响。新方法论当时主要表现为科学方法论，即用现代科学思维建构现代美学价值形态。在美的根本观念上，他们并没有做出根本性改变，只是在结构上给人新异之感，他们认同美论、美感论和艺术论这一模式，这种“价值形态性建构”曾经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但时过境迁，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尝试并不成功。现代美学探索的真正收获，表现在对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阐释上，这一点，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大陆学者对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思想的阐释，二是流浪台港乃至欧美的新儒家的著作荣归故里。这种卓有成效的工作给予人们许多启示，它直接说明：扎根于民族文化精神之中的美学，是有生命力的美学；中国古典美学的现代阐释，不仅显示了中国思想的深邃与博大，而且显示了古典美学思想现代转化的历史可能性，因为从这一维度上，最能体会到中国古典美学的真正魅力。具体说来，这是由今向古的转型，由内向外的转型，即在古今东西的四维精神视野中，使得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得以成为现代中国美学的重要思想资源。
先看大陆学者的古典美学阐释。最有影响者首推李泽厚，李泽厚以中国古代近代思想研究起家，他在50年代虽然写有大量美学论文，但毕竟陷入意识形态与价值形态之争，而少有宏大的思想依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李泽厚对中国古代思想的宏观研究，加之，他对艺术的精到感悟，决定了他对中国古典美学阐释的独特性。他的《美的历程》，以艺术发展的线索，从艺术现象中窥见艺术的时代精神，进而以这种时代精神去把握中国古典美学的精髓，给人以丰富性启悟。他的《华夏美学》，则把艺术精神和审美范畴融贯在一起，显示庄禅美学与儒家美学的互补性。他对中国古代思想的阐释，由于体现了审美的基本精神，或者说，显示了富有民族文化精神的美学眼光，因而，极具美学的思想性力量。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论证虽不特别完整严密，但由于他发掘了许多经典材料，并独具慧眼地洞悉了一些审美范畴的重要性，因而，很有新意。蒋孔阳的《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以秦前中国音乐思想为对象，克服了政治意识形态阐释的影响，其分析与结论很有参考价值。他对音乐哲学和美学这一较生僻的领域所作的创造性阐释，打破了固有美学的价值形态的束缚，而让思想本身与人会面。他就音乐的社会功能、文化功能所作的阐释，都别开生面。真正领悟了中国古典美学精神的，当推宗白华，他是一位以非主流意识形态观念，或者说，以生命阐释艺术的美学家，也可以说，他以生命体验为根本，注重艺术的审美领悟。当然，非意识形态解释并非无根柢的思想解释，而是扎根中国生命艺术深处，真正领悟了中国艺术的精神的生命之思。他的美学之立足点，是古典生命哲学，特别是中国易学精神，他把空灵与充实的中国艺术和浪漫沉思的德国文化精神融会在一起，把握了艺术的生命精神和体验精神，从而构成诗性的超越。
如果把美学理解成美学史的言说，那么，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美学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著作。李泽厚与宗白华的艺术引导，在这次文艺美学复兴运动中具有重要意义。他们的美学探索本身说明：越是深刻地理解中国古代生命哲学精髓，就越能深刻地把握中国古典美学的审美自由精神。从现代中国文艺美学的实际成就来看，对美学做出具有启发性解释的思想者，不一定是美学家，也可能是哲学家和哲学史家，所以，现代中国美学的复兴离不开中国哲学的复兴。如果没有中国古典哲学的深刻阐释和方法论前提，现代美学也不会取得这样的进步。新儒家哲学和美学，代表着中国美学的一个新方向，因为新儒家美学既是对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创新性的阐释，也是中西思想对话的现代性形式。事实上，从真正的创造性意义而言，新儒家美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学、西方美学一道构成鼎足三立的中国美学格局；中国美学，在世界美学格局中，也因此真正有了自己的地位；新儒家美学，标志着现代中国美学探索的真正成就。严格说来，新儒家美学就是以中国古典生命哲学为根基，以审美与道德的交融为目的的人格教化美学，是对中国文化的伟大生命精神的诗性发挥。不过，评价新儒家美学，必须联系港台学者的美学探索来谈。
再看港台学者的古典美学阐释。最有影响力的，当推牟宗三和徐复观。牟宗三并非以美学为志业，他主要以新儒家哲学的现代重建为使命。事实上，他的《才性与玄理》、《佛性与般若》、《心体与性体》和《圆善论》等，以中国哲学的历史精神阐释，对古典生命与价值观念形成了新的系统解释，他的《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等，则对中国文化进行了独特历史现实主义解释，他重视发掘中国思想的内在生命价值信仰。在《历史哲学》中，他就平等与主体自由三态进行了有意义的分析，他说：“中国所缺者为国家政治法律一面的主体自由”，“中国所具备的道德的主体自由与艺术性的主体自由”，“以上所言之两种主体自由，即显示中国社会为一人格世界，为个体人格之彻底透露之独体世界，道德的自由为道德的主体的彻底透露，美的自由为艺术性的主体之彻底透露”。“呈露道德主体者，一悟必透至天而贯通于人，此为‘理的神足漏尽’；呈露艺术性的主体者，一发必充其极而为无界限之整合，此为‘气的神足漏尽’。”牟宗三：《历史哲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2—73页。这些论述，对中国古典美学的生命智慧认识相当深刻。另一个重要代表，是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文学精神》、《中国古代人性论史》等大量著作中，对中国古典生命价值观，徐复观既有深刻的哲学分析，又有相当深入的美学把握。他从孔孟思想出发，把礼乐文明看作是中国美学思想的重要价值来源，同时，从老庄思想出发，把逍遥游和心斋看作是中国美学的至深的自由思想追求。他的美学解释，显示了现代中国美学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力量。与此同时，方东美、钱穆、余英时、唐君毅等，皆对中国美学的现代理解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台港学术界，还有不少学者从西方现代美学思想出发或从中国古典文学艺术作品出发，对中国美学的思想进行了创造性阐释，这些思想家，不仅对古典中国美学的自由思想进行了诗性理解，而且，对西方审美思想与生命哲学进行了富有新意的现代发挥。
从总体上看，现代中国美学的审美价值形态有了基本的建构，中国古典美学有了深度阐释，外国美学有了系统译介，所以，80年代以来的现代中国美学，的确可以称之为一场美学复兴运动。无论是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看，现代中国美学的思想成就大大超越了“五四”时期的美学探索，超越了20世纪30年代的美学探索，也超越了60年代的美学探索，显示出开放性、生机与活力，理应从积极的意义上评价这一文艺美学复兴运动。这场深刻而热烈的文艺美学复兴运动，实际上，就是文艺美学思想探索的自由转型的历史过程。人们从审美或生命出发，从中国古典传统或西方现代思潮出发，无论是古典的思想，还是西方的思想，其实，都具有新鲜感，因为它改变了当代中国美学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单一性价值取向，使文艺美学思想显示出从未有过的思想力量。
6.2.2.美学史作为现代思想的参照系与意识形态的选择
现代文艺美学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平心而论，如果纳入现代世界美学系统中，仍会看到不小的差距。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思想者的独创性意识和批判意识极其缺乏，我们习惯于重复那些共同性论题或古典思想传统，这是现代美学不能获得根本性突破的一个深刻原因。中国古典美学，既是一个自足的美学系统，又是一个开放的美学系统，它不仅有其本位话语，而且能吸收异域民族的文化精华，从而改造并推进中国美学的发展。魏晋时期的文化转换，就在于接纳了印度的佛教思想。秦前的中国思想，至晋唐时代，分化为儒、佛、道三个支脉，这三种思想的矛盾冲突与精神互补，在唐代已经形成了多元文化调和的思想繁盛局面，就民族文化传统而言，中国美学的易学精神、儒道佛互补的文化精神，奠定了中国美学思想的基本格局。
“五四”以来，激烈的反传统和反中国文化倾向，使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受到了一定的抑制。尽管如此，中国思想界对中国传统思想的阐释从未真正停止，可以看到，既有西学基础，又有国学功底的现代哲学家和美学家，以西方哲学方法来改造中国古典哲学和美学，使现代美学呈现出中西对话和中西会通的基本格局。在这一方面，胡适、冯友兰有开创之功，与此同时，熊十力、梁漱溟、方东美、徐复观、宗白华、牟宗三、唐君毅，卓然成为“一代大家”，都得力于这种中西对话和中西会通的思维方法。前面已谈到，中国现当代美学在新儒家美学中达到了一个思想高峰，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美学和中国美学的融合，在鲁迅、瞿秋白、毛泽东、冯雪峰等的理论探索中，也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随之而来的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运动占据了中国现代思想的主导地位。中国思想始终都在寻求变革，却一直未能建立具有恒定性的思想价值理想与基于生命本身的自由价值学说。其实，源于生命自身的思想，最终总得回归生命，这种思想变革的内在要求，如果不是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干扰，那么，一定会极大地推进思想的发展和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化进程。由于在不正确的思想的指导下，现代中国文艺美学，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完全排斥外国美学思想，同时，错误地检讨和批判了中国古典美学思想，因而，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现代中国美学曾经有一个简单重复、单调和封闭的时期。这一时期，政治意识形态批判代替了美学的自由思想，对此，佛克马等作了深入的分析。佛克马等：《二十世纪文学理论》，林书武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第122—126页。美学的多元并存，有利于美学的发展，而美学的封闭，则只能阻碍美学的发展。现代文艺美学的繁荣就在于：多元化美学的复兴。新儒家美学得到真正的评价，马克思主义美学拓展了理论视野，古典美学阐释有了现代理论背景，西方美学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和阐释，中国美学发展获得了一个全新的思想文化基础。
美学的评价尺度，不应仅从“复兴”角度予以探讨，而应从“美学发展”的角度予以判断。自然，现代中国美学的发展和进步，必须寻求深度模式，即从真正意义上探究美学的文化逻辑和内在精神。只有赋予现代中国美学以生命品格，启悟中国人的心灵，美学才能成为中国人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精神依托。这就是说，美学思想探索既要有严密的逻辑科学结构，又要有充满创造的文化生命精神；只有这样，现代中国美学才能在世界美学语境中找到自己的真正位置。对于世界而言，只有那些富于创造性的思想，才能获得生命力。任何政治意识形态话语只不过是过眼云烟，因为受制于政治思想取向，政治意识形态话语总是带有自身特殊的价值立场。这种特殊的价值立场，不利于普遍意义上的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的探索，因此，美学必须深深植根于人类历史文化之中，植根于人类思想的深处，从更广阔的生命文化意义上，为现代中国美学的发展寻求新的思想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