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思想具有流动性与停滞性。思想是运动的又是间歇的，思想是心灵的活动，又是对人自身及其周围世界的关注和判断。只要人活着，就必须思考，思想的初始状态往往混乱不堪，缺乏某种定向性。人站在自然环境中，往往被周围的事物牵制，通常由周围的人和事、现实的人和事触动存在论的思考。人的现实环境变化万千，思想活动也就变化万千，对于思想者来说，不可能总停留在这种情绪状态之中，必须从情绪中脱身，而专注某一事物、某一主题。思想是变动的，对于同一问题、同一事物，异时异地的思考往往有很大差异。人无法控制自己不思考，在思考者的大脑中，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观念，“思考”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这些观念的束缚。在思考过程中，人们往往考虑多种思想观点的调和问题，假定每一学说皆有其合理性，如果站在同情性理解的立场上，那么，思考往往会因时因地发生很大的变化。思想像江河，有风雨，也有潮涨潮落；思想像流水，奔腾向前，不可终止，同时，又有回环曲折。思想的间歇性与重复性，是不可忽略的：思想一个问题，在历时性过程中，往往会发生冲突，我们可能会暂时中止问题的思考。思想的间歇性，有时妨碍思想的完整性，有时并不妨碍思想的连续性，一旦重新思索某一问题，思想又可以继续。
正因为思想有运动、有间歇，因而，思想的重复有时就不可避免。当人习惯于从同一思路去接近问题时，对其他问题的思考往往也遵循同一路径，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重复。思想的价值形态性，在很大程度上，就与这种思想状态相关。当人用相同的思路去分析所有问题时，实质上，形成了封闭性思想结构；人不可能调和多种思想，只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思考。独立思考，有其独创性，这种思想的价值形态性，往往因分析的独特而具有魅力，同时，也因为思想的定势而具有某种锁闭性，所以，换位思考方式就显得比较重要。思想的个人重复，构成了思想的个性化价值形态；思想，在运动过程中自我否定、自我肯定，有时在情绪化运动中，思想自身构成了一个圆圈。人得益于这种思维独特性，同时，也损害了这种独特性的价值，这就是思想自身构造的锁链。
其次，思想具有依附性与反叛性。正因为思想是一个反情绪化活动，探索一个问题或一个事件，往往需要复杂而缜密的思考，因而，思想的逻辑往往是思想者的首要功课，“不学逻辑，无以言思想”，德国的大哲学家，往往是杰出的逻辑学家。逻辑是思想价值形态具有确定性特征的必要保证，也是思想可传达、可交流的重要依据。只要你思想，就必须遵循思想的逻辑规则，维特根斯坦把它称之为“游戏规则”。如果说思想是语言游戏，那么，必须遵循语言游戏的规则，康德指出：“不是就单纯的形式，而是就质料而言，逻辑是一门理性的科学，是一门思维的必然法则的先天的科学，但不是关于特殊对象的，而是关于一切一般对象的；逻辑因此是一般知性和理性的正确使用的科学，但不是主观地使用，亦即根据知性是怎样思维的经验（心理学的）原理使用，而是客观地使用，亦即根据知性应当怎样思维的先天原理使用。”康德：《逻辑学讲义》，许景行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6页。正因为以逻辑作为思想的基本准则，因而，东西方哲学的历史和美学的历史大致具有某种共通性的存在论主题，这使得美学思想交流成为可能。你要思想，就必须遵循这种思想的逻辑，否则，你的思想就会无人理会，这使得思想的创造有一定的准则，所以，人很难获得思想的绝对独立性。正因为如此，思想方法的突破，往往就决定了思想的突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在思考之前，就有大量的思想存放在思想库里，这或者是现实法则，或者是习俗经验，或者是文化惯性，所以，对于一些人来说，用不着独立地思考，只需到思想的宝库中去取出某种思想。从思想的历史或历史的思想出发，就有了思想的信托。思想的锁链，必然构成思想的惰性，人云亦云也就成为必然；思想的依附性，使人们在思想状态中失去了思想创造的动力。古今中外，历来有“重圣典”和“尊先王”的传统，因而，思想的依附性更受到了合法的保护，所以，人类思想尽管驳杂不堪，但思想的真正进步非常缓慢。这样一来，思想的叛逆性就显得非常重要，古往今来，思想叛逆者都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即反流俗观念，从生活自身进行思考，具有保护原初的生命力和本真个体的思想意向。他们在思想上不具依附性，而具有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往往通过大胆地宣言，大胆地批判，或怀疑权威性思想而得以体现。思想本身，因为依附和反叛而具有创造性张力。
思想的反叛性，特别体现出怀疑主义精神，怀疑有时是非常恐怖的。接受流俗的思想，人云亦云是最轻松不过的美差，许多思想者以三寸不烂之舌，传播着这种流俗的思想，有时还能博得人们的夸奖与喝彩。流俗思想的破坏者和怀疑者，可能并不急于建构思想价值形态，而热衷于思想的怀疑。以怀疑的立场重新估价思想本身，结果，在流俗的思想中只看到了虚无的倾向，其实，从思想史上看，怀疑论者把我们引上了怀疑一切的虚无主义境地。怀疑者自身，那种披肝沥胆的陈述会使人浑身战栗，找不到皈依，他们在思想的破坏中，树立起独立创造的旗帜。这种新的思想道路可能非常坎坷，但是，充满了希望，这符合康德关于哲学创造的概念。康德认为：“真正的哲学家必须成为自由自主的自由思维者，而不能奴隶般地模仿使用他的理性。但是，也不能辩证地使用，也就是不能这样使用，即旨在给诸知识以真理和智慧的假象。这是纯粹诡辩者的事业，与作为智慧专家和教师的哲学家尊严绝不相容。”康德：《逻辑学讲义》，许景行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6页。尼采的思想，就是这种反流俗观念、怀疑一切的范例，当然，怀疑是必要的，但怀疑又是非常可怕的。社会的相对稳固性，就是因为流俗观念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反叛性观念，可以构成思想的革命，推动社会的进步，但它被广泛认同总有一个相当长的时间，由此可见，思想自身的矛盾性，也决定了思想的锁链。
第三，思想具有启示性与局限性。许多思想者坚信，思想本身具有无穷的启示性，因而，思想探索是非常必要的。人的生存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不同的生存观念，这就给思想家提供了一个机会。思想家就是生存观念的设计者，从现实生活出发，生存观念是多种多样的：实用主义的生存观念，有时以谚语和顺口溜的形式出现，例如，“人生在世，吃喝二字”，这种生存观念决定了许多人的生活方式；宗教主义的生存观念，例如，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神创造的，人们必须敬畏神、崇拜神，在神的恩典中救赎自己，这种生存观念是许多信徒的强大心理依据；理想主义的生存观念认为，人活着，就是为了某种理想而求证。人因为有理想，才成为万物的灵长，因而，为了理想，应该舍身求义。当然，还有消极避世的生存观念、虚无主义生存观念，总之，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生存观念，可见，观念的制约性是非常强大的。
思想的启示性在于：思想者所提供的一套生存观念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成为生存论意义上的内在真理。一旦某种思想观念为人接受，它就会发挥很大的威力，宗教运动、革命运动的巨大影响，往往就是思想者的思想观念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具有特别的号召力。尽管如此，思想有时是非常无能的，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总是屈服于现实生存的压力。在生存面前，任何理想主义和理性主义观念，都会显得苍白无力。思想有时缺乏任何力量，在思想者那里，激进的思想可能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思想者，也因此特别看重尼采等的思想破坏力。以鲁迅为例，他的思想揭示了中国文化的存在秘密，具有尖锐的批判性，然而，在历史中国的现实生活中，他的思想又真正具有多少号召力，谁会真正去实践和信仰？他那种置身于沙漠与旷野的孤独感，就是思想无力的证明和绝望情绪的体现。思想，只对于那些信仰者具有特殊的力量，对于不信仰者来说，即使思想富有启示性也是无益的，所以，思想家只对那些虔信者发言。对于缺乏怀疑能力和屈服于世俗生存惯性的人来说，思想的启示性是不存在的。对于激进者而言，最进步的思想，而对于世俗者来说，则是无用的絮语。思想与音乐相似，只对那些有思想感受力的耳朵来说才有效，思想自身的这种困境，也决定了思想的相对有效性。正因为如此，美学探讨，对于现实生活的改变，往往劳而无功、穷困乏力。马克思的美学，之所以不同于一般的美学思想，就是因为它具有特别的现实批判力量，它能够推动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因而，相对其他的美学价值形态而言，马克思主义美学价值形态最具现实感召力。
明确了思想自身的诸多困境，也就没有必要建构空洞的美学价值形态，我们需要千方百计地把美学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去，从而使美学思想的革命真正推动社会的进步。了解了思想的运动形式，我们就不要企求思想的确定性。人生就是如此奇怪：没有确定性的价值观，我们找不到思想的归途；遵循某种确定的价值观，我们可能误入歧途。思想永远是首要的，任何人的思想只能提供我们思想的参照，但是，他们不能代替我们思考。这就是思想的自由运动，这就是思想对存在的影响，人就在这样的永恒轮回的拷问之中。
5.2.3.思想守护与哲学解释方法的内心启示
“哲学的方法”，是美学的最重要方法，没有哲学方法的运用，美学解释就永远停留在感性层面上，所以，哲学方法是美学走向深刻的关键性因素之一。思想自身的诸多困境，决定了美学价值形态的无法圆满性。尽管无法找到一个圆满的思想价值形态，但是，又不得不承认，古今中外的思想史上，有许多不同的美学价值形态。正如本书已经提到的那样，每一美学价值形态，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不可简单地评判某种美学价值形态的优劣。
美学价值形态建构的真正意义，不在于纯粹知识性地理解这个世界和人类审美心理，而应该通过审美的阐释来守护生命的自由。守护人类生命的自由或美的现实生活的自我确证，应该是美学的价值所在。美学，既涉及个人，又涉及文明。从个体出发，美的追求可以使我们的生命充满美感；从文明出发，美的追求可以使我们的文明具有共同的审美价值观，反过来，它又促进我们每个人的自由。康德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他说：“在这种世界公民的意义上，哲学领域提出了下列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期待什么？人是什么？”在此基础上，他给科学作了一个分工，“形而上学回答第一个问题，伦理学回答第二个问题，宗教回答第三个问题，人类学回答第四个问题。但是，从根本说来，可以把这一切都归结为人类学，因为前三个问题都与最后一个问题有关系”。康德：《逻辑学讲义》，许景行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5页。因而，美学价值形态的建构，归根结底，还是守护人类生命神性的问题。东西方的美学价值形态，正如人们走过的不同道路，有林中路，乡村小路，城市大道，水路，空中道路，每一条道路，都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是通向守护生命的道路，就会具有特别的意义。在东西方美学价值形态的窥视中，寻找守护人类生命的思想启示，康德的思索，就是对道路的追求，它启示了我们可以通过什么道路通往生命存在的美丽与自由。
哲学关于美的意义与价值反思，具体说来，就是要在对人的现实关怀中守护人类生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价值形态，就是这样充满创造力的思想价值形态，因为马克思讨论美学较少分析和使用空洞的美学概念，总是从生产劳动出发，关心人的现实生存处境。在他看来，异化劳动是人的生命自由的天敌，在异化劳动中，“劳动创造了美，却使工人变成了畸形”。从劳动自由的角度，马克思确定了审美创造的首要条件，即自由劳动时间的获得。只有在自由劳动的前提条件下，美的创造才会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才会成为生命的自由表现。在马克思看来，不仅艺术生产可以创造美，而且，所有的劳动都可能创造美，这一思想价值形态，从政治经济学和人类劳动生产实践的高度，揭示了美的生成本质，具有特别的启示意义，也为美学思想价值形态落实到实处，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进一步说，就是要在道德关怀中守护人类生命。对此，康德的美学思想价值形态和中国儒家美学思想价值形态可以形成一些内在的沟通，事实上，牟宗三正是从康德的三大批判出发，建构了属于他自己的新儒家哲学。在康德看来，人的自由取决于人的道德自律，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其生命的德性放射出美的光辉，所以，道德自由体验成了审美自由体验的同义词。康德之所以特别推重“崇高”这一美学范畴，正是由于他把个人“充盈的德性”和“内心的光辉”视作生命存在的美感极致。在强调伦理主义美学观的同时，康德还特别强调艺术天才的自由表现。这种艺术天才的表现，尽管并不充满道德的内容，但是，天才的生命艺术创作本身与道德理想并不矛盾，这好像是“大自然给予人的好意”，处处合乎人的情感和伦理关怀，同样，儒家的“山水比德”观，正是把这种自然美、自由表现的美与伦理主义精神相统一，这一思想价值形态，也具有实际生活的现实指导意义。它也可以从道德领域延伸到宗教思想领域，从神圣意义上说，也要从灵性关怀上守护人类生命，这是宗教泛神论和宗教神秘主义的观念在美学上的表现。在泛神论和宗教神秘主义看来，人的肉身永远不能获得自由，而且，人常常受到各种幻相的诱惑，误入歧途，唯有一心向神，才能获得心灵的自由。宗教泛神论思想和宗教神秘主义思想，把灵性的解放和个人的皈依、生命的救赎看成是自由的极致，因此，他们认为，人只有接受神的启示，一心向神，才能真正走上自由之路。诗的途径，音乐的途径，绘画的途径，也很接近这种泛神论思想和宗教神秘主义思想，因此，宗教美学家讨论的核心问题就具有特殊的生命启示意义。这一途径，具有超越意向，显示了东西方美学价值形态的一个维度。面对思的困境，我们尽管无法建构一个完美的美学价值形态，但是，只要未来的美学具有这种生命的启示性，人们就不会抛弃它，必定会皈依于它。从现实出发，从伦理自由出发，从宗教关怀出发，美学的文化视野仍是博大深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