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重要的是：从新儒家的美学思想出发，我们能够真正理解生命概念在美学中的意义，显然，我们很有必要认真地探讨一下中西生命美学价值形态。“生命”这一概念，在中国古典哲学中，是一个基本概念，中国文艺美学尤其重视这一问题。在西方文艺美学中，生命概念，也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然而，随着现代语言哲学的兴起，生命概念，受到不同程度的怀疑，以此为基点的美学价值形态，也就受到强烈冲击。其实，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从康德到席勒、叔本华，从尼采到狄尔泰、海德格尔，皆有对生命哲学精神的崇尚，也有对生命本原精神的推重，但是，在具体的思想论证中，他们并不重视生命概念的论证，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哲学解释过程中。从存在论美学意义上说，海德格尔的生存解释就很有意味，但是，海德格尔不谈“生命”概念，也不用“体验”概念，并对狄尔泰的生命体验美学观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只用“此在”和“存在”。这说明，生命美学观念或生命概念，在思想的论证中有其含混不足之处。不过，在中西文化传统中，生命美学仍有强大势力，尤其是对中国人来说，丢失了生命概念，似乎失却了文艺美学的根本，因而，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许多理论家仍倾向于建构生命美学。
3.2.2.生命的诗性与礼乐调和的情思：与西方思想的深层对话
尽管如此，新儒家美学的生命道德观念和审美道德观念，还没有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价值共识，因为我们还在探讨各种各样的西方美学思潮，试图以西方美学来改变当前中国美学的思想困局。其实，中国现代美学的内在焦虑，是由于现代中国人对西方审美文化价值的认同存在具体矛盾。现代中国美学，必须有自己的价值观念，也必须有自己对生命与审美的理解，新儒家美学，在这方面提供了先导性价值原则与创造规范。在当前的比较诗学与美学探索中，存在着这样的倾向：即评价中西诗学与美学时，以西方当代诗学与美学作为基本尺度，以现代诗学与美学观念解释古典诗学与美学，同化古典诗学与美学，并以当代诗学与美学的西方最新解释模式来否定古典诗学与美学或传统诗学与美学。在他们看来，传统诗学与美学远离了“诗的事实本身”，这种彻底摧毁传统诗学与美学的努力，实际上，受到了西方理论，尤其是“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
新儒家美学的发展，不得不直面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挑战，因为我们已经从观念上接纳了西方的后现代理论的影响，特别是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解构主义思潮，可以看作是思维方式的一场革命，在德里达看来，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大厦，只要他“手指”轻轻一点，顷刻就会瓦解。德里达看到了传统形而上学思维的弊端，那种理性中心主义原则、主体性立场实在过于独断，因而，他力图打破中心与边缘的界限，瓦解逻各斯中心主义，颠覆声音中心论原则，强调“在无底的棋盘上游戏”。德里达的哲学革命的确具有颠覆性，事实上，他也看到传统形而上学的症结，然而，诗学与美学的发展绝不会在德里达这里止步。在瓦解了一切、颠覆了全部传统时，人们并没有看到希望的曙光。无论是多么新异的思想，它最终必然融合到传统之中，时间能抹平人的一切蛮横、莽撞和独断，因而，在尊重解构主义、看到德里达思想之合理性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古典诗学与美学传统的合理性。
从思想建构和独创的意义上说，否定一切是完全可能的，但是，从历史继承与古今对话的立场上看，古典的东西并不像人想像的那么容易过时，相反，在历史的作用力中，它们仍具有强大的力量。因此，在认同当代诗学与美学原则的同时，必须看到古典诗学与美学的合理性与生命力。对于古典诗学与美学，绝不应简单否定，古典诗学与美学的当代转换，恰好是中西比较诗学与美学的难题之一，也是未来诗学与美学重建的基本理论依据。对于现代中国美学的探索者来说，如何从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中吸取资源显得更为重要。事实上，在儒家的哲学与美学视野中，儒道佛并非彼此对立、互不相融的思想体系，而是可以互通互渗的，在熊十力的思想中，佛道思想对他的儒学思想解释与建构，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就现代新儒家思想而言，我们并不重视思想派别之间的分延，而是重视对生命与文化本质的深刻理解。这种开放性与综合的思想倾向，使现代新儒家思想极具包容力，而且具有饱满的思想力量，使生命本身显得恢弘博大、深邃无垠。
从话语形态意义上说，中国古代诗学与美学，近十年来始终同两种诗学与美学价值形态形成思想共振：一是马克思主义诗学与美学，二是当代西方诗学与美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诗学与美学，基本上以西方古典诗学与美学为根本，这可以从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参考文献中得到证明。他们对于西方现代诗学与美学，尤其是后现代主义诗学与美学，采取排斥否定态度。当代西方诗学与美学的中国化，则为先锋派文艺学工作者所津津乐道。先锋派文艺学处在不断地转换之中，从表现主义到精神分析学，从浪漫诗学与美学到结构主义，从接受美学、阐释学到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从本体论立场到语言学立场。先锋派文艺学少有一刻的安定，也少有人固守某种思潮和理论，几乎与西方当代诗学与美学同步前进。这两种诗学与美学，尽管有其同一性和可会通性，然而，在诗学与美学价值观念上的根本对立又不容忽视。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诗学与美学，还是当代西方诗学与美学的中国化，都有其理论的合理性，但是，当代西方诗学与美学的那种强烈反传统和追求新异独创的立场，必然推向彻底的怀疑和认同混沌自然及自由放任的境地。手足无措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与中国古典诗学与美学的历史继承法则有着根本性冲突，因此，新儒家不愿走上这种彻底瓦解传统和怀疑一切的道路，必须寻求古今东西诗学与美学的内在合理性与思想交融性。
就当前的诗学与美学探索而言，新儒家美学价值形态，代表了中国文艺美学的现代水准。正视新儒家美学价值形态，可以克服当前比较诗学与美学探索中的混乱局面，有利于新的文艺美学系统的建构。然而，一个十分迫切的问题也横亘在我们面前，即新儒家之后中国文艺美学何为？新儒家美学，代表了中国文艺美学的一个确定性形态，面临一个如何发展的问题。在此，我们可以先就本位话语立场、含混的诗学与美学弊端做出分析，然后，描述新儒家美学价值形态的基本特点，以此为基础，寻求中国文艺美学的新出路。汉语思维决定了中国诗学与美学的基本特质，也直接决定了中国诗学与美学的表述价值形态；这种思维方式本身，一方面构造出民族性诗学与美学观念，另一方面又与其他民族诗学与美学构成对抗，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西诗学与美学之间形成了彼此孤立的局面。自18世纪开始，中西文化交流活动的蓬勃开展，无论是在政治、经济、科技方面，还是在文学、艺术、思想诸方面，都形成了交往、融合、创新的格局。这种格局，也使中西诗学与美学会通出现了可喜的局面。20世纪以来，中西诗学与美学会通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学者对西方诗学与美学的译介和研究，达成了西方诗学与美学与汉语思维的沟通。西方学者对中国诗学与美学的研究和误读，也使中国诗学与美学与西方诗学与美学获得了某种一致性。刘若愚：《中国诗学与美学》，赵帆声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页。随着研究的深入，当代比较诗学与美学，力图克服中西诗学与美学研究中的简单比附与笼统概括的弊端，试图超越20世纪80年代以来确立的比较诗学与美学方法和观念，寻求中西诗学与美学会通的新的可能性。这种反思，无疑是非常必要的，也有利于跨世纪中国诗学与美学的重建。
且从语言本体论诗学与美学出发。就中西诗学与美学的含混、体悟、神秘这一倾向而言，现代语言哲学的立场是非常必要的。运用语言分析的哲学立场，有助于澄清语言自身的矛盾，治疗因语言而引起的思想疾病。20世纪的语言哲学家，强烈地感到：必须对语言承诺负责，那种空洞、含糊的语言陈述，无助于理论本身的推展，只会引起思想的混乱。因此，在语言哲学家看来，只能言说能够言说的事物，对于不可言说者必须保持沉默，这样，语言成为理解世界的界限。在家族相似和语言游戏中，确认语言自身的意向性和意义。穆尼茨（MiltonMunitz）：《当代分析哲学》，吴牟人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16—258页。这种哲学警告，对于诗学与美学的重建和发展是有意义的。
的确，必须通过语言清理来为思想提供清洁的地场。语言分析本身是手段，不是目的。语言分析，不是要瓦解一切语词，也不是要陷于彻底的怀疑主义中，而是要通过有效的清理，使语言的内涵清晰、准确，为语言交流提供可能性。只有在交流语境的前提下，诗学与美学之间才能形成对话，否则，只是“对牛弹琴”。语言分析，是为了寻找语词的某种确定性，因此，有些人从当代西方语言学转向中看到了“思想的曙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西方语言哲学家所作的细致的语言分析，使人看到了思想中的“语言疾病”。在《心的概念》中，赖尔对理解、情感、想像等语词所作的语言分析，使人看到了语言陈述中处处留下的陷阱，但是，赖尔的分析，并没有使人看到某种乐观的前景，相反，“言说”因赖尔的分析而处处受阻，不知所措。究其根本在于：这种哲学立场，过于重视“语言游戏”，而使人丢失了意义，甚至远离了意义，应该说违背了语言分析的初衷。语言分析，应寻求的是语言的确定性和意向性，赖尔却让人在语言游戏中沉沦，这种立场，显然无法完成“语言治疗”的重任。事实也是如此，布勒克的《美学新解》和《原始艺术哲学》，就很能说明问题。作为一个以分析哲学的立场来批判传统诗学与美学的实践者，布勒克对传统诗学与美学概念，例如，再现、表现、形式、艺术品等的分析，通过语言的能指与所指间的混乱状态的描述，消解了这种概念自身的历史确定性，完全陷入语言自身的矛盾中。布勒克并不是为了澄清语言去确立某种意向性，而是力图陈述语言自身的破碎图像，结果，这种语言分析，再次使人陷入语言与概念的虚无主义中。这种语言分析是语言批判，在批判的同时，却并未建构科学的语言意义，显然，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语言批判。
在中西诗学与美学的现代思想交往对话过程中，从真正的诗学与美学意义上说，由语言通向诗学与美学的立场，实质上，是海德格尔的立场。在西方语言哲学背景中，海德格尔的存在与语言之思，仍残留着形而上学的思想痕迹。在分析哲学家看来，海德格尔的语言是含混的，虽是话语游戏，但这种语言的游戏留下了过多的私人语言的印痕，因而，彻底的语言哲学和现象学的实践者，极为拒斥海德格尔话语，所以，海德格尔的哲学分析与理论建构，未能进入他们的视野。的确，从英美语言哲学的立场来看，海德格尔的神秘之思、存在之思以及诗歌语言之思，是他们所无法容忍的，与之相反，许多学者高度重视海德格尔诗学与美学，在海德格尔的诗学与美学中看到了未来美学和诗学与美学重建的希望。为什么许多学者乐于从海德格尔的立场来建构当代诗学与美学呢？这一立场，虽与分析哲学相对立，但恰好与中国传统诗学与美学可以获得精神沟通。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那种“自然之诗”，不正可以在海德格尔、老庄禅宗中找到某种思想的内在沟通吗？当代中国诗学与美学中人们所提倡的“语言学转向”，其题旨不明，与西方分析哲学的语言转向立场根本对立，这本身有违于语言分析的原则。他们虽运用了英美语言哲学的一些概念，但认可的是所谓“大陆语言哲学”。从海德格尔的个别立场出发，寻求中西诗学与美学的会通，结果，构造的不是语言的诗学与美学，而是诗的玄学，这种诗学与美学探索意向，近几年出现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
许多学者坚信，站在海德格尔的立场上来探究中西诗学与美学的共通性规律，从诗之思进入存在之思，古典诗学与美学同当代诗学与美学的沟通，就有了某种可能性。如不是站在西方分析哲学的语言立场上，而是站在一般语言学的立场上来看语言学与诗学与美学的关系，这倒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他们对诗的思考，对艺术的思考，对当代哲学的可能性之思考，显示了当代诗学与美学和哲学的新思路，为当代诗学与美学和哲学提供了某种新异的东西，并足以丰富、修正和充实中国当代诗学与美学的缺失。从诗歌、思想和历史这三者的相互关系中，叶秀山找到了理解西方现代哲学的一条道路，虽然这并非是当代诗学与美学的唯一道路。叶秀山：《思·史·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15页。在中国传统诗学与美学的根基上，与西方古典诗学与美学乃至当代诗学与美学形成交流语境，也可以寻找一条融通中西的独特诗学与美学道路，这条道路，与时下人们言必称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显然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