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1月下旬，在国民党反动派搜捕革命者的时候，瞿秋白和杨之华夫妇首次来到鲁迅家避难，那时候鲁迅已经到北平去看望母亲，许广平接待了他们，客人就在鲁迅写作兼卧室的大房子里住下了。过了几天，鲁迅回来了，他们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知心话。两人畅谈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切体会，瞿秋白还题诗赠鲁迅。
这次避难，约住了1个月。由于外面“风声”紧，须立即转移，陈云就代表党组织，在一天深夜11时左右，一个人亲自到鲁迅家里，准备将瞿秋白夫妇接走。经过瞿秋白的介绍，鲁迅认识了陈云，这时鲁迅脸色庄重而忧郁，为他们的安全担心，便问道：
“深夜路上方便吗？”
“正好天已下雨，我们把黄包车的篷子撑起，路上不妨事的。”陈云用安慰的口气回答说。
鲁迅还让许广平去叫来3辆黄包车。临别时，他再三叮嘱秋白：
“今晚上你平安到达后，明天叫个人来告诉我一声，免得我担心。”
瞿秋白转移后不几天，就给鲁迅来了信，还附了旧体诗一首，讽刺资产阶级的“新名士”。
没有什么地方比鲁迅家更使瞿秋白感到安全了，1933年2月间，瞿秋白夫妇的住所又发生“警报”，他们又不得不第二次避难到鲁迅家里。
这种避难生活是十分紧张的，但是却又给他们增添了交流思想、促进相互了解的良好机会。他们常常深夜长谈，共商文艺运动和社会斗争的工作和策略。
这时正好碰上肖伯纳到达上海访问，鲁迅曾在宋庆龄家里的午餐会上跟他见过面，后来又一同去参加“笔会”的欢迎仪式。他们的会见，曾留下一个珍贵的纪念，在宋庆龄家的草坪上，拍摄了一张合影留念的照片。鲁迅晚上回家后，便同瞿秋白夫妇谈及会见情况，他们决定，为了不使这位伟大作家访问之事马上从报刊中消失，要收集当天报刊的捧与骂、冷与热，剪裁下来，编成一本书。商议已定，便由许广平出去搜罗几天来的报纸，厚厚的一大叠，连夜编选。
瞿秋白把中外报刊上的材料剪贴起来，报纸的品种实在繁多，桌子上铺得满满的，只好一张张地铺在地板上，刚用剪刀剪下来，就赶紧涂上浆糊贴上，弄得都有点手忙脚乱了，幸亏杨之华和许广平都来帮忙，才算给瞿秋白解了围。
他们很快就集成了厚厚的一册，2月17日鲁迅见的肖伯纳，28日就为这本书写了序，3月份已经成书出版了。这种高效率是惊人的，这本别开生面的书，是鲁迅、瞿秋白战斗友谊的见证。
鲁迅始终对瞿秋白的安全放心不下，一直在为瞿秋白寻找避难之所。3月初，通过内山夫人的介绍，鲁迅在北四川路施高塔路东照里12号，给秋白夫妇安顿了住所。这里周围都是日本人，让他们夹在中间，少了邻里寻根问底的麻烦。
3月6日，鲁迅去他的新住所看望，送给他们夫妇一盆花，表示祝贺新居。瞿秋白也将鲁迅引用清朝何瓦琴的话写成的对联挂在自己的墙上：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这16个字，充分反映了他们心心相印的战斗友情。“一知己足矣”，说明共产党人在鲁迅心目中不可代替的重要地位；“以同怀视之”，既是对于瞿秋白，也是对于一切革命者推心置腹、肝胆相照的真实写照。
东照里距鲁迅家本来较近，他们彼此交往，很是方便。但过了两天，鲁迅又到秋白夫妇住所附近看屋，终于在4月11日迁入了施高塔路大陈新村1弄9号，从此他们过从甚密，友谊益增。这是鲁迅在上海的最后住所，后来成了鲁迅故居。
从瞿秋白搬进新居后，鲁迅几乎天天都去看他。他们从政治、时事、文艺谈到各方面，秋白一见他也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情，两人边说边笑，非常愉快。
鲁迅还主动告诉茅盾大陈新村还有空房，劝他搬到一起来。不久茅盾一家也搬来了，于是3个人结邻而居，携手并进。
大约7月间，瞿秋白又有危险，第三次来到鲁迅家避难，鲁迅又冒着极大的风险，热情地接待了他们，掩护他们，瞿秋白夫妇又在那里住了一个短时期。
大约从3～10月这段时间，秋白的生活比较安全，他便以惊人的毅力写作，或自己构思，或同鲁迅交谈，写成杂文12篇，用鲁迅的笔名发表。后来为了便于保存和流传，均由鲁迅编入自己的集子。秋白每天利用中午时间，牺牲了午睡写文章，写完后拿给鲁迅看，鲁迅每每惊叹他文情并茂的新作精美绝伦。
充满着理想的革命者，在相互之间都是很容易了解的，也都是深深挚爱着对方的。秋白为了给鲁迅的书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在很短的时间内编成了《鲁迅杂感选集》，并写好了序言。
他着手这项工作时，为了避开敌人的追逐和邻居的怀疑，白天就装病，躺在床上仔细地阅读鲁迅作品，到夜深人静才起来，伏在一张小方桌上一口气地赶写着，一连写了几个晚上。
这篇序言是一篇影响深广的论文，对鲁迅的了解相当深刻，是进行鲁迅研究的“第一座纪念碑”。
1934年1月初，秋白离开上海，去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临行前又到鲁迅家话别，并请鲁迅保存他历年来写下的文稿。他们在依依惜别中分手了，鲁迅从他走后，始终牵挂着他的行踪，担心他一路上遇到危险。等收到了他的来信之后，鲁迅才放下心来，却不知，这次分别是他们的永别。
1935年4月间，鲁迅突然收到秋白用化名寄来的一封信。原来，秋白在两个月前被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抓获了，他在囚禁生活中，一度冒充是医生，请鲁迅设法营救自己。
鲁迅万分焦急可又无良策，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他被捕的地方是福建，离上海太远，交通阻隔，实在无从营救，而且像秋白这样的身份，如果轻举妄动，反而容易暴露真相，害了他的性命。
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传来了秋白就义的消息，一种深沉的悲痛，久久地袭击着鲁迅的心。他为自己没有能力拯救秋白，感到万分伤心。秋白的死，对中国的新文化来说，是多么大的损失啊！
但是他知道，哭是没有什么用的，应该尽力多做一些事情。于是他带病编辑亡友留下的译文，并嘱托内山书店寄到日本印成了两册精美的《海上述林》。
由于当局的压迫，该书在出版时只署“诸夏怀霜社印”。封面上的“海上述林”和书脊、封面上的字，都是鲁迅亲笔书写的。“霜”是秋白的原名，“诸夏怀霜”就是“全中国都怀念秋白”。鲁迅对战友的敬爱悼念之情，真是表达得非常真实、充分。
有许多青年受到鲁迅的关怀，也师承鲁迅，尤其是在上海的《自由谈》上发表杂文的几个人，徐懋庸和唐经的笔法都和鲁迅近似，有时就闹出了笑话。
1934年1月6日中午，鲁迅去参加一个宴会，席间有《自由谈》的12位作者。林语堂问鲁迅：
“周先生又用了新的笔名了吧？”
鲁迅反问：“何以见得？”
林语堂说：“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也是你。”
鲁迅听了哈哈大笑，指着坐在旁边的徐懋庸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徐懋庸的正身就在这里。”说得大家一阵哄笑。
不仅在朋友里，在敌对的阵营里也引起过别人的怀疑。由于他常换笔名，所以敌人常把一些青年作者的短评看成是鲁迅的作品，然后指桑骂槐，对鲁迅狂吠不已。
“自己的事情怎么能让别人去承担责任呢？”另一个青年作者唐经这样说。他因有人把他的杂文当成鲁迅的，以致让鲁迅挨骂，很想当面致个歉意，但又怕受鲁迅的批评。
正当想见而又不敢去见的时候，在一次宴会上，他会见了鲁迅。在互通姓名之后，鲁迅说：
“唐先生写文章，我替你在挨骂。”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一切又都出乎意料之外。唐立刻紧张起来，以为真要受批评了，嘴里结结巴巴，不知说什么好。
鲁迅看出他的窘态，便掉转话头，亲切地问：“你真个姓唐吗？”
“真的。”
“哦，哦。”鲁迅看看他，似乎十分高兴，“我也姓过一回唐的。”
说着，就哈哈地笑了起来。
听着的人，先是一怔，接着就明白了。原来他说的是自己曾经用过“唐俟”的笔名。于是，听着的人都笑了起来，唐心头的疑云消散了，大家都为鲁迅的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所感动。
在30年代，有很多青年追随鲁迅写杂文。在杂文方面鲁迅的成就是很大的，作用不可估量。但他不只是一个人，不是匹马单枪，孤军奋斗，他有学生、有战友，比如徐懋庸和唐经。
大家团结在鲁迅的周围，把杂文当做匕首、投枪，组成一条战线，造成一种声势，形成一股力量，共同与黑暗势力战斗。
1935年，正值中国社会最黑暗时刻，鲁迅以小说、杂文为武器不屈不挠地抗争，同时，他还在培养着新的作家，最重要的就是他与叶紫、萧军、萧红和“奴隶丛书”的关系。
那时候许多青年写书，由于时势的原因，不能公开发表，于是鲁迅就想办法替他们出版，自费印刷。于是想出了一个“奴隶社”的主意，计划出10种。
当叶紫写的《丰收》快要成书的时候，他对萧军说：
“我们这书虽然是‘非法’出版的‘私书’，也应该大大方方像本‘公书’的样子，譬如应该有个‘社名’，有个书店，发行之类，……这于买书和卖书的人都方便，同时，也使敌人一时猜测不清，不致马上禁售，这是‘私盐官售’的战法。”
萧军立即表示同意，还想了一个社名，叫“奴隶社”，叶紫想了一个书店的名字，叫“容光书店”。当他们想以“奴隶社”的名义出版“奴隶丛书”的时候，向鲁迅征求意见，鲁迅当时非常赞同，还说：
“奴隶和奴才是不同的，奴隶要造反，奴才是不要造反的。”
这样，“奴隶社”和“奴隶丛书”就算是在鲁迅那里正式“立了案”，并且他们也请鲁迅加入这一计划。
但是鲁迅审时度势，认为只要能够公开出版的书，就要争取公开出版，如果不能的就只好自费印刷，以“奴隶社”的名义出版书。到最后一共出了3种。
鲁迅支持一切不甘心当奴隶的作者，支持他们用写书来唤醒一切身为奴隶的人们。他为“奴隶丛书”的出世进行了周详的规划，可谓是呕心沥血，不厌其烦。
叶紫饱受生活的折磨，加上他自己经常病魔缠身，更是生活很艰难。鲁迅知道这一点，就经常去关心他，时常慷慨地用自己劳苦所得的版税，资助这个贫病交加的青年。
有一次，鲁迅怀里揣着几个烧饼，走进了叶紫的亭子间。这时候叶紫的肩上背着一个孩子，手里还抱着一个孩子，并且在伏案思索，紧张地进行着艺术构思。鲁迅的突然到来使他百感交集，感激万分。
尤其是当鲁迅把怀里还冒着热气的烧饼送到两个孩子的小手上的时候，他真的是感激涕零了，一时间说不出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