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古董家骗人的话。我的作品多少杂着一些古怪的字眼，这不是金石，而是沙砾！我的白话好像小脚放大脚，这种白话是不纯洁的，不健康的！所以纯洁的、健康的白话，只有在年轻的一代，没有受过古董的毒的年轻的一代中才能产生！”
这给青年很大的帮助和鼓舞。鲁迅是青年的文学导师，也是他们的知心朋友，不仅学文学的青年，还有法科、教育科，以及其他许多学科的学生都乐于同他接近。他思想的光芒，照耀在这些青年身上，引导他们向前进。
然而时间不长，鲁迅就觉察到厦门与北京没有什么两样，都是个混沌世界。这里是帝国主义强迫开辟的通商口岸，从鼓浪屿到厦门市区的主要街道，到处是洋房别墅、酒吧菜馆；郊外和大生里、蜂巢山一带的居民区，则是野草丛生，荒坟累累。
这里同样以势利的眼光待人，只重衣冠不重人，鲁迅却与此相反，对于生活和衣着毫不讲究。因为他跟一般西装革履、衣冠楚楚的教授、学者不同，所以曾经遭到一些人的冷眼。
那时候，厦门大学给教职员发薪水，是由总务处开支票到市区的集通银行去领取。有一次，当鲁迅来到柜台，将支票递过去时，柜台里的人接过支票，抬起眼睛一瞥，慢吞吞地说：
“你就是周树人？”
鲁迅点点头。
那人从上到下再瞟鲁迅一眼，不禁疑惑起来：堂堂一个大学教授，衣着怎么这样寒酸？莫非是人家丢失了，他捡来冒领的？
那个人要鲁迅先到一间房子里等一下。鲁迅心里明白，且看他们如何动作。
那个人便背着鲁迅，给厦大总务处打了电话，完全证实鲁迅确是这个样子时，才满脸堆笑地领着他去办理领款的手续。
学校当局也是腐败的，只认钱财，急于事功。鲁迅一来，他们就问履历、问著作、问计划、问年底有什么成绩发表，令人听得心烦。鲁迅把《古小说钩沉》整理一下拿出来，但是刚送走不久，就退回来了，从此再也不敢提这方面的事。他们根本不是尊重教师的劳动，也不认识什么是学术著作，只不过要装装样子骗人。
校长林文庆总是想借鲁迅的名望来为他装点门面，有一次，一位银行家来到厦大，学校当局兴高采烈，忙得不亦乐乎。所谓“北大同人”，又是列队欢迎，又是大摆宴席。
鲁迅蔑视这种绕着“钱”字打转的风气，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
“我固然是‘北大同人’之一，也非不知银行之可以发财，然而于‘铜子换毛钱，毛钱换大洋’学说，实在没有什么趣味。”
有的人不明底细，还要拉鲁迅去陪银行家照相，鲁迅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道不同不相为谋！”
校长更不识趣，他宴请银行家时，又来邀鲁迅作陪。鲁迅在通知单上签了个“知”字。林文庆以为鲁迅这下给他面子了，可是依然落了场空欢喜，鲁迅还是没有去。他后来解释说，我那个“知”字，是“不去可知矣”。
鲁迅越来越觉得厦大死气沉沉，这时，经过中共广东区委会的努力，广州中山大学多次向鲁迅发来邀请的电报。鲁迅接受了聘请，于12月31日，正式向厦大提出辞职。
鲁迅辞职的消息传出去后，挽留运动立即在学生中掀起，学生获悉他的辞职是由于学校的腐败，挽留运动便一转而成为改革学校的风潮。
校长林文庆看到形势不妙，不得不假意挽留，派秘书送来聘书，当挽留无效时，又一再为鲁迅设宴饯行。在一次宴会上，双方都借着三分醉意来说话。当时有几个资本家在座。林文庆介绍其中的一个说：
“某某先生是我们的董事。我们私立大学不管别的，谁捐钱谁就可以做董事。”
鲁迅毫不犹豫地从口袋里掏出两毛钱来，往桌上一拍，说：
“我捐两毛钱，我也可以做董事吗？”
搞得林文庆神情尴尬，目瞪口呆。
1月15日，鲁迅写了一封便函，再次把聘书退还学校。原来预定的两年期限一缩再缩，竟成了不足半年。午后，他在许多教师、学生的陪伴下离开厦大，登上小船，向市区码头进发。
次日，鲁迅乘坐的“苏州轮”启航了，它在辽阔的海面上疾驶向广州。
事实上，广州状况也在鲁迅意料之外，革命斗争在这里此起彼伏，国民党的右派势力非常强大。鲁迅在中山大学任教之时，继续写文章鼓舞青年，把革命进行到底。
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公开叛变革命，对上海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进行血腥的屠杀，革命者的鲜血满街流淌。
4月15日，反动军警对广州的革命团体发动突然袭击，中山大学也遭到军警的大搜捕，拿着黑名单，在校园里到处抓人。白色恐怖笼罩着广州，弥漫中国的许多地方，中国革命进入了十分危急的关头。
和革命者、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的鲁迅，此时住在白云楼，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不得安宁。许广平的老家人一清早就跑来，惊慌失措地把军警抓人的消息告诉许广平，他说：
“不好了，中山大学贴满了标语，也有牵涉到老周的，叫老周快逃走吧！”
许广平急忙走到楼下，打听消息。一眼看到街上有许多军队，正在集合，准备出动。她仿佛嗅到了火药味，不必要再打听了。看看河对岸的店铺，那里是工会办公处，这时也有些异样，人声嘈杂，似乎在查抄。
鹰犬满街，情况紧急，她便回来敲门，叫醒了鲁迅，把她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他。鲁迅虽然有所警惕和准备，但当突然听到消息时，仍然义愤填膺，坐卧不安。他为中山大学进步青年的生命焦急，为革命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担忧。
下午，狂风大作，大雨哗哗地下。鲁迅心急如焚，不顾一切，毅然赴校召开各主任紧急会议。
一夜之间，中山大学变了颜色。大钟楼上，阴森肃杀，会议室内，气氛紧张。校长朱家骅也撕下了自己的假面具，不久前他在宣誓就职时，还扬言要带领学生“往左走”，现在却翻过脸来视共产党为仇敌。
鲁迅以教务主任的身份召开这次会议，朱家骅也闻讯赶来参加了，他坐在鲁迅的正对面。鲁迅说：
“学生被抓走了，学校有责任，校长不出来，现在我来召开会议，请大家来参加。我们应当对学生负责，希望学校出来担保、营救。我们也要知道为什么抓他们走！被抓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几百人！”
鲁迅脸色严峻，两眼直视正对面。
朱家骅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居然说：“学生被捕，这是政府的事，我们不要对立。”
鲁迅反问道说：“被捕的学生究竟违背了孙中山总理三大政策的哪一条？为什么要抓他们？”
朱家骅倚势压人，竟说：“这是党校作出的决定，我们要服从。”
鲁迅不顾反动压力，又一次站起来发言。他援引五四运动时营救被捕学生的事实，说明这是学校不容推卸的责任。
朱家骅强词夺理地说：“那时候是反对北洋军阀。”
鲁迅针锋相对地说：“现在根据三大政策的活动，就是要防止新的封建统治。”
他与朱家骅的公开对立已达到了相当尖锐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准备发言支持鲁迅的人，也就不开口了。会议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营救的希望已成泡影。鲁迅怒火中烧，开始考虑采用什么方式来表示他对国民党血腥罪行的强烈抗议。
会后，鲁迅回到白云楼，一语不发，气得晚饭也未进一口。他把经过的情形向同住在白云楼的许寿裳一一细说，不久，还把自己将提出辞职的决定也告诉了他。老友许寿裳是非分明，执正不苟，决心与鲁迅共同进退。
虽然朱家骅想继续利用鲁迅的声望来装饰门面，一再挽留他，但鲁迅3次退还聘书，终于在6月6日，获准辞职。
广州已经黑暗得看不见可走的路了，鲁迅和许广平在这里也没什么工作可做，于是他们决定9月27日离开广州，为了防止意外，他们没有通知友人。临行时没有一个人来送行。
温暖的家庭
9月28日，鲁迅与许广平抵达香港，鲁迅没有想到这第三次的香港之行竟是最后一次。
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午后，英国殖民当局雇佣的两个检查员因为没有得到贿赂，将他携带的几口书箱又撕又扯，翻搅得凌乱不堪。当鲁迅要求他们不再翻看旁边的箱子时，一个检查员低声跟鲁迅说，要给10元钱才肯罢手。鲁迅没理睬他，于是他们照样把另外的几口书箱和提包弄得一塌糊涂，甚至以捏造罪名进行要挟。这场殖民地的小小闹剧，让鲁迅更感到了当时中国的暗夜无边。
他们经过几天海上的航行，于10月3日抵达上海，几天之后，迁入闸北区景云里的寓所。如今，他们已在患难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再也不能分离了，也应该在一起生活了，从这时起，他们正式建立了自己的家庭。
对于鲁迅来说，有一个有爱情的家庭和一个患难与共、相互了解的伴侣，是多么的重要啊！许广平敬仰他、体贴他，衷心地热爱他。并献出自己全部的智慧和才华来帮助他。她知道伟大的鲁迅不是属于她自己的，而是属于这个苦难的民族的。因此，她尽自己所能，支持和保护鲁迅的战斗。
同居后不久，许广平曾希望在教育界找个工作，找到后，鲁迅却不愿意她离开自己的身边，他含蓄而深沉地说：
“这样，我的生活又要改变了，又要恢复到以前一个人干的生活中去！”
鲁迅的话，打动了许广平的心，她感到鲁迅多么珍爱现在这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她不应该改变这些，于是马上决定：不出去工作了，时时陪伴着他，做一个坚贞不渝的战友和知音去支持他。
对于比自己年轻许多的许广平，鲁迅一方面感谢她真挚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像师长一样关怀和爱着她，到上海两个月后，他开始教她日语。
虽然鲁迅的工作很繁忙，但他却挤出时间，给许广平编出27课的讲义，从教单字开始，内容逐步深入。每天晚上，是授课的时间，他们在安宁和谐的灯光下，认真地教着、学着，不浪费任何一个普通的夜晚。除了有人邀请，鲁迅回家太迟了，才在这一个晚上停学。后来鲁迅又教给她日语版的《马克思读本》，他们敬爱马克思这位长着大胡子的革命导师，在恩爱的相互切磋的氛围中共同学习这新鲜而伟大的真理。
鲁迅到上海后气色好多了，人也胖了，衣着也整洁了，这都是许广平照顾的功劳。她除了平日学习日文，其他能够工作的时间，全部献给了鲁迅，自己把家里柴米油盐的一切琐事都承担起来。
她是辛苦的，除了要给鲁迅购买书籍、查找材料、校正文章之外，还要给他织毛衣、做棉鞋、缝衣裳，连换件衣服，也是她拿到面前，鲁迅含蓄地对人赞美说：
“我现在换衣服也不晓得向什么地方拿了。”
一向繁忙的鲁迅一天的时间总是排得紧紧的，虽然在心中感激着，却极少有交谈的时间，他对劳累的许广平是深怀歉意的。所以每夜在许广平将去睡下时，他总要陪她坐几分钟，这时，他总是说：
“我陪你抽一支烟好吗？”
“好的。”许广平总是这样回答。
烟雾袅袅上升，真的爱情就像炉中的火，很平常，却给人以温暖。他躺在许广平身边，海阔天空地谈着，烟抽完了，他还想谈，于是，又请求许广平：
“我再抽一支烟好吗？”
“好的。”许广平说。
鲁迅兴奋极了，他又谈了起来。然而，劳累一天的许广平却在他的声音与烟雾中睡着了。这时，鲁迅才轻轻地走开，继续坐在那已铺满稿纸的灯光下。
鲁迅曾多次深情地望着劳累的许广平说：“我要好好地替中国做点事，才对得起你。”听到伟大心灵这样恳切的表白，许广平幸福地笑了。
然而，他们之间有时也有小小的风波。个性倔强而从不掩盖自己情感的鲁迅，有时会因为许广平几句不合心意的话而不高兴。
这个时候，鲁迅就用沉默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更严重的时候就烟茶不动，像大病一样，一切不闻不问。这伟大的作家，有时像个孩子似的发泄他的不满，鲁迅不止一次有过这种情形。
他对许广平生气的时候，有时会在晚饭之后，独自一个人跑到阳台上，在那里无言地睡下，直到许广平把他叫醒。每当这个时候，许广平总是感到无奈和惆怅，但她能够理解他。而且最多不过一天，鲁迅就会意识到自己给亲人带来的不必要的痛苦，于是，他会在抚慰许广平时道歉地说：“我这个脾气不好。”
过了8个月劳累而美好的生活之后，他们应许钦文之邀，到杭州西湖去休息了几天。因为曾发生了有人冒他之名骗人的事情，所以他们这次去杭州，只让两三个熟人知道。
鲁迅在杭州尽情地游玩了4天，时间虽短，但他却仿佛回到了青春时代。他们在著名的“虎跑泉”边，兴致十足地品茶、谈天，舀泉水洗头、濯足、嬉闹，并到泉眼的一个小方水池前去掷铜元。他们累了、渴了，就坐下来喝茶，清香的茶水不知道喝了多少碗。
第二天晚上，又去素馆“功德林”进晚餐。虽然鲁迅不大喜欢素餐，这次心情舒畅的他竟抛开成见，高高兴兴地吃了一餐。并且为了让爱人和朋友高兴，也跟着大家一起称赞起了这些素菜。在他的一生之中，也许只有这一次做了“违心之论”。
西湖风景虽然宜人，但他担心流连忘返于湖光山色，会消磨人的志气，还有许多的工作需要他去承担。他在杭州只玩了4天，就返回上海了。
在鲁迅战斗的一生中，这次杭州之游是仅有的一次，当然这是许广平的爱情带给他的。
初到上海，鲁迅经常光顾内山书店，并在十几天内去了6次，可见他的嗜书如命。这时内山书店在四川北路魏盛里开业，1929年迁到四川北路底施高塔路11号。
鲁迅第二次到书店购书的时候，就与店主人内山完造结识了。这时，映入内山眼帘的是一位个子虽小，却有一种浩然之气的人物。他穿着蓝布长衫，走着一种非常有特点的脚步，鼻子下面蓄着浓黑的胡子，还有一双威严的、清澈如同水晶的眼睛。
这一天，鲁迅挑好了书，然后就在沙发上坐下来，一边喝着内山的妻子美喜子送过去的茶，一边点上烟，指着挑好了的4本书，用漂亮的日本话说：
“老板，请你把这些书送到横滨路景云里23号去。”
内山立刻就问：“姓名？”
“周树人。”
“什么？你就是鲁迅先生么？久仰大名了。听说您是从广东到这边来的，可是因为不认识，失礼了。”
鲁迅和内山的友谊关系就开始了。内山完造1913年来上海，在“大学眼药”房负责经营业务。1916年初，与美喜子结婚，次年开了内山书店，销售日文书刊。他有进步思想，关心中国的文化事业，很早就听说过鲁迅的名字，景仰他的战斗业绩。
因为居住的近便，鲁迅每每散步似地来到内山书店。内山为了留顾客叙谈，特在店里腾出一片地方，设了茶座。这设备是一般书店所没有的，很便于联络感情，接待朋友。后来，鲁迅也乐于利用这一设备，时常去，每去必座谈。时间长了，还用它来作为约会朋友的地点。
在日益加深的交往中，内山曾向鲁迅说明：
“就是不出卖朋友的人，在日本人中也有的。”
这就无异于明白表示：“请放心，尽管环境艰险，我也一定保障你的安全。”
经过仔细的考察，内山全家连店友在内，对鲁迅的好意确实如此。在后来任何险要的情况下，内山始终如一地忠实于他们之间的友谊，并设法维护鲁迅的安全。内山不愧是鲁迅“亲如兄弟”的朋友。
内山夫妇后来病逝，都葬在上海万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