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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华语电影合拍片研究(5)

很多少林电影皆以“火烧少林寺”(故事的主要动作线)作为故事开端和结尾高潮。原因是,在少林寺历史上,少林寺确曾先后多次被火烧或破坏。如隋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少林寺塔院被山贼所焚,只余灵塔;清朝期间,南少林寺本因征西鲁有功获康熙赏赐,但其后康熙为奸臣蒙蔽,下令焚毁少林寺,128名寺僧终仅5名幸存。民国十七年(公元1928年),少林寺遭国民军石友三下令焚烧,大雄宝殿、客室、钟鼓楼、藏经楼及《大藏经》、《少林寺志》木板、北朝石刻造像等无一幸免法兰西胶片《新少林寺》,载《香港电影》2010年12月第37期,页22—31。香港电影杂志文化有限公司。。

二、觉远保护李世民,引来王仁则连番追杀。这种“保护—追求”模式,也是非常老套的。很多故事,皆是如此设计,如《关云长》(麦兆辉、庄文强导演,2011),关羽护送刘备的妻子,引来连番追杀。《新龙门客栈》(李惠民导演,1991),周准安保护明朝忠臣兵部尚书杨宇轩的儿女,引来东厂太监连番追杀。

三、佛理更是以“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按:由编剧施扬平所写)等简单的说法,就当已说个明白,不用钻进深奥的佛学大理。佛门武僧也能暂时抛开戒律,享乐美食一番,显示其俗世生活的需要,又不死守戒律的弹性与机智,才像“真正”参禅(观众投入感的需要)。在传扬佛教上,小虎由为报仇,先委屈求存落发为俗家弟子,至最终真心实意皈依佛门,可说是一种佛理宗教电影的传教潜意识。

四、片中充满各种各样的打斗,如王仁则追杀李世民,王仁则带大军火烧少林寺,觉远硬闯少林寺,和众少林师兄弟棍斗,觉远在春夏秋冬中独自练功,甚至打水、砍柴、做饭等日常生活,都是习武。功夫武打场面占据全片大部分篇幅与时间。反之,电影中的爱情线(觉远和白无瑕)被淡化,篇幅也很少。可见,《少林寺》是一部对准观众口味的真功夫电影。故事简单,能让普罗民智尚低的观众先获取官能刺激。

《新少林寺》(陈木胜导演,2011)由袁锦麟编剧,少林方丈释永信是电影顾问。《新少林寺》把故事从唐朝改为民国军阀时代。讲述了民国时代,各路军阀常为扩张势力大打出手,殃及无辜百姓,而少林寺成了民间最后的容身之所。军阀之中,以少帅候杰(刘德华饰)最为嚣张,他与其心狠手辣的战火兄弟曹蛮(谢霆锋饰)一起,合力击垮军力强盛的霍龙将军(陈之辉饰),得知霍龙逃至少林,候杰挑衅少林,竟杀死霍龙。经少林一役后,候杰狂妄至顶,为达扩兵之目的,将尚仅九岁的女儿许配给别系军阀首领之子。岂料,相亲会竟是曹蛮布下的背叛埋伏,企图将候杰一家杀死。

在纷乱中,候杰带着妻女往少林寺避难,女儿不幸离世,妻子颜夕(范冰冰饰)失望透顶,伤心欲绝,离开了候杰。重生于少林的候杰,开始悔悟前生的罪孽。终于放下凡尘,剃度为僧。此时,曹蛮勾结洋人,企图铲除少林。候杰痛定思痛,号召全寺上下僧人,放下不惹外来凡争的原则,为保卫少林而展开血战。(改写自《新少林寺》)法兰西胶片、阿蒙、摩尼卡、宇文翮、得一、燕小六、莫非是、卡特宫(2010):《新少林寺》,《香港电影》2010年12月第37期,页22—31。

相信改变《新少林寺》的创作方向,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动作巨星李连杰的辞演。“最早,我们请的就是李连杰,双方谈了三天,但他片约太多,档期实在忙不过来”,释永信的嫡传弟子、制片人傅华阳揭了《新少林寺》的底。同上。没有懂真功夫的演员,又不敢冒险从武术运动员中拣选没有票房号召力的新人担正。所以,唯有选用在中国内地颇有票房保障的刘德华。但刘德华并非武打出身,故事不能靠他展示少林真功夫来发展,便唯有改写成“兄弟反目”的桥段,以演戏为主,动作为辅。

两者虽然时代不同,却有一些共同性:(一)主角历经苦难后,才是顿悟参禅的开始;(二)少林寺遇难的故事,结局还是火烧少林寺;(三)两者都属于北派少林故事。

不同之处:《少林寺》展示了少林功夫和少林风景,《新少林寺》展示兄弟反目的恩怨情仇,近似香港黑社会电影的格局。

三制作模式的比较

1981年,“长城”和“新联”率先联合成立了中原电影制片公司,拍摄《少林寺》。

河南嵩山少林寺实地拍摄:《少林寺》(1982)由张鑫炎导演,全片于河南嵩山少林寺实地拍摄,电影中,远大的高山、河谷、瀑布,相当壮观美丽。原来内地实景拍摄是政策指导下的结果。

据分析:“1978年,时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在北京召开的香港爱国电影工作者会议上,对左派电影公司作出这样的指示:‘祖国的名胜古迹、名山大川,都可以拍外景,内地大力支持。’与此同时,国家旅游局希望积极发展对外旅游业,主动欢迎香港左派电影机构进入内地拍摄风光旅游片和各种类型的故事片。甚至把内地划分三大区域,“长城”公司负责华东沿海、新疆天山、云南、四川等地,“凤凰”主掌东北、华北、西北地区,“新联”则负责其他地区。不仅如此,内地主管机构还为香港左派电影机构提供了特殊的优越扶持条件,1981年的《进口电影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左派公司与内地合拍电影,直接由国务院港澳办同有关地区和单位联系,其他香港电影公司则务必经过中国电影制片公司的管理,其剧本必须经国家电影主管机关审查并通过才行。而且在实际操作中,左派机构每年都有在内地享受国片发行待遇的几部电影配额。如此的时代和政策倾斜,对‘文革’期间饱受创伤的左派电影人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张燕:《在夹缝中求生存:香港左派电影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页204。

从张鑫炎导演的角度分析:“那时电视不普及,风景纪录片海外华人都很喜欢看,所以编剧加入了少林十景的描写。每个都有名堂,这也是照顾市场的商业行为。”正因为如此,《少林寺》实景拍摄的合拍模式才普遍盛行,尤其是片中的“塔林”美景,让观众大开眼界。其后,香港左派电影人不仅奔赴内地崂山、桂林、云岗等地实景拍摄了《崂山鬼恋》(1982)、《云岗游侠》(1982)、《少林小子》等诸多类型的故事片,而且陆续推出了《大西北奇观》(1984)、《神秘的西藏》(1985)、《中国神童》(1985)、《神州大地女儿国》(1986)、《中国三军揭密》(1989)等一系列纪录片,既创立了左派电影的独特品牌,也极大地契合了当时广大香港民众和海外同胞渴望了解内地,到内地旅行的“人和”心态,取得了比较理想的市场票房和社会反响张燕:《在夹缝中求生存:香港左派电影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页193—194。。

武术运动员的真功夫演出:张鑫炎导演在《谈〈少林寺〉》一文中说道:“香港有个李小龙、后来有成龙,我们用什么去跟他们竞争?记得七十年代,中国武术代表团访问美国后经过香港,曾表演过几场。当时很轰动,我也去拍纪录片,感觉大开眼界,于是提出用国内的武术运动员来演……拍摄前,碰巧山东有个全国武术比赛在举行,我们便去观看,从中挑选演员。结果选了几十个,在当时,这批武打人才在全国范围内,可说是最好的了。有了人选后,我们就通过港澳办去找体委的徐寅生,他给我们写了介绍信,让我们直接去找各省的体委。到了每个省,体委主任都来接待,任我们挑选人。记得去向北京体委要李连杰的时候,接待我们的大姐说你不要着急,所有的人都是你长城的,因为当时只有我们一家可以向他们要人。”张鑫炎:《谈〈少林寺〉》,银都机构主编:《银都六十(1950—2010)》,页359—360。

结果,《少林寺》大胆地起用连续五年夺得全能武术金牌、时年仅十七岁的李连杰出演男主角。再配合螳螂拳于海、青岛市武术全能冠军于承惠、浙江武术全能冠军胡坚强、山东队刀术冠军孙健魁、浙江武术名家计春华、山东队全国绳镖冠军刘怀良的精湛真武术演出。《少林寺》是以真功夫和实地拍摄作电影的卖点,当年,李连杰还是电影新人,上映后,技惊四座,成为功夫明星。片中,小虎(法号觉远,李连杰饰)无论是练功、策马、避箭、刀法、棍法、剑法、枪法、拳脚,十八般武艺,样样皆能,完全表现李连杰全能武术金牌的真功夫、真身法,大受观众欢迎。

《新少林寺》的出品公司包括:英皇电影、中国电影集团、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银梦影视艺术有限公司、少林寺文化传播(登封)有限公司。

搭建《少林寺》拍摄:《新少林寺》(陈木胜导演,2011),片中的少林寺是搭建而成的。据制作记录,2009年9月,美术总监奚仲文率领美术组和置景组及150位工人,开始在浙江省永康市十万英尺空地上大兴土木,经过三个月的日夜赶工,克服南方频发的雨水天气和松软的土质造成的困难,一座耗资千万的“新”少林寺在浙江省永康市拔地而起法兰西胶片《新少林寺》。。

非动作演员主演:《新少林寺》由刘德华、谢霆锋、范冰冰主演,懂真功夫的成龙、吴京、于海、释廷能(释行宇,原名张淑武)、熊欣欣等只是客串性质或配角。武打动作由元奎、元德、李忠志指导。少林功夫的打斗设计,由元奎、元德处理,片中马车追逐场景由擅长飞车的李忠志负责。少林寺僧人演配角、群众角色。反之,刘德华由永智大师教授七星拳。其他演员也在一至两个月内,练少林功夫。

四电影票房与社会效益的比较

经历“文革”的严重打击后,《少林寺》可说背负着重大的期望,电影工作人员都期望凭《少林寺》能使“长凤新”的局面有所提升和突破。投资仅200万的《少林寺》在香港上映,主要演员匆匆赶往香港,参加影片的首映式,并在电视台表演。影片在春节期间上映,在香港票房高达1600多万港元,观众人次突破100万,超过之前成龙主演的影片《师弟出马》,创下香港功夫片票房的最高纪录。

在那个一毛钱一张戏票的时代,《少林寺》在内地票房竟达亿元,观众人次达五亿。并且成功地开拓了国际市场,海外版权在影片拍摄期间就纷纷被各国片商抢购一空,版权总收入超过2000万港元。影片在美国、泰国、澳大利亚、菲律宾、日本等多个国家上映时,均打破了华语片的卖座纪录张燕:《在夹缝中求生存:香港左派电影研究》,页191。。

当年,《少林寺》获“1982年文化部优秀影片特别奖”的殊荣,并参加马尼拉电影展。

《少林寺电影备忘录》一文记录道:“要说少林电影文化对社会之影响,注定要提1982年李连杰版《少林寺》万人空巷、风靡全国——‘除暴安良,匡扶正义’成为年轻影迷的英雄幻想,为此每日甚至起早贪黑,练功、打沙包、将铅块捆在脚上跑步,年幼的小孩甚至懂得抡起小手比划一番,至于‘二指禅’等少林绝学就更是为人向往。《少林寺》的成功更一度掀起学武热,影迷除自学又四处拜师,几乎挂上‘少林’牌子就能吸引大批学生入门,更有甚者不远千里赶往少林寺企图剃度向佛,至于缺乏条件者干脆自己剃了光头,日夜捧着少林功夫书刊学上一番,但也由此引发了一些社会问题,如孩童离家出走、出手伤人、无心向学……据统计,由上世纪80年代至今,慕名赴少林寺学武者已经不下200万人。少林寺电影同时还引发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文化效益,例如登封县获改设为登封市,继而数以千计的武者在嵩山下开办武校,一时间鱼目混珠、真假难辨;其后,少林寺更作为旅游景点被文物部门接管,这一切,全托少林电影所赐。”法兰西胶片《少林寺电影备忘录》。

由于《少林寺》的社会效益巨大,在2010年11月,内地举办首届“中国国际文化旅游节文化旅游发展贡献奖”评选活动。在评选“影响中国旅游的一部电影”中,银都1982出品的《少林寺》荣获“金奖”(引自《银都六十(1950—2010)》)。

《新少林寺》耗资近2亿元人民币拍摄,据香港《文汇报》(2011年3月16日)报道,英皇电影《新少林寺》自1月27日上映迄今已踏入第七周,香港票房累计达两千多万。除了本地市场外,中国内地、中国台湾、越南、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远至澳洲等地同样卷起一股“少林热”,全球票房直逼四亿。据《法制晚报》(2011年4月18日),《新少林寺》内地票房已达2亿1千6百零7万人民币。

无论从票房数字和社会效益上看,《新少林寺》均不如《少林寺》成绩辉煌。

五南下的民族性VS北上的香港性

昔日,中国电影严重受制于政治意识,毛泽东在1942年5月2日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说,政治意识,党的宣传是艺术的最高任务。所以,在很长的时间里,尤其是“文革”十年,中国电影其实是政治宣传的工具,脱离大众真正的娱乐需求。那时候,中国电影由国营厂生产,安排放映,不按大众市场的规律,自然脱离了群众的真正需求。中国电影不需大众真正买票捧场,拍片只为党的宣传,电影变得很政治面谱化和样板化。如《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等,只有少数中国电影能叫好叫座,如《骆驼祥子》、《老井》、《城南旧事》等。尽管改革开放后的第五代电影在国际影展屡获大奖,如《红高粱》、《黄土地》、《活着》等,但在国内却鲜有人观看,甚至成为禁片,这种获奖却不受大众关注的两极现象,成为中国电影的长期困局。

这种困局,直至改革开放后才改变过来。张燕《在夹缝中求生存:香港左派电影研究》一书分析道(页186—189):

内地在1978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强调“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改革开放之路。由此,内地电影市场的体制改革也随之展开,并在短期内有了很大改观。政府快速实施了开放性的电影政策,1979年8月文化部电影局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统一归口管理中外合作拍摄事务的专门机构——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简称“中制公司”或“合拍公司”)。从此,广泛吸纳和拓展对外电影合作。特别是内地与香港的电影合作在1980年合拍《绝处逢生》成功后加速推进。

1993年12月,香港电影代表团远赴京城,讨论“内地如何与香港合作”,当时,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还留了维持香港电影发展的承诺,这就是前合拍片时代的首轮正式会晤。

于冬先生(博纳集团主席):“博纳集团在内地的市场经验来谈谈中国电影的改革和发展。从1993年以来,中国电影行业的机制改革不亚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个机制改革主要还原著作权人、制片人的发行权,也就是说,是从发行人这一块开始介入的。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电影都在回答一个问题:电影究竟是不是商品,或者说电影究竟有没有商业属性?”参见2011年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主办的“亚洲电影制作人论坛”。

2002年,内地实施《单片许可证》,大手笔放开民营制片权。并开始推动院线制改革不断深入,30多条城市院线和3500多块银幕资源的优化组合最大限度地提升了市场的容纳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