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现代主义”和“感官反应场”这两个概念，虽然不能尽随她意解决一切，但确实比较好地解释了电影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如她所提出的电影是如何作为现代性及现代化体验的反身话语、作为表达幻想、未知状态及焦虑情绪的母体而发生作用的等等。同时，用“白话现代主义”和“感官反应场”这两个概念分析上海早期电影与现代城市文化的关系，我们不能不认为汉森先生在文中所表达的看法具有较强的穿透力。上海早期电影的主题和视觉形式在更加通俗和日常的层面上，大规模地对现代化进程作出了有力的回应，在不同的向度上加速着这个大都会的现代化步伐，其作用方式“超越了文学和精英现代主义”，上海早期电影是一种独特的白话现代主义。并且，她对上海早期电影特别对无声电影的评价是：“视觉、叙事和表演的风格——这些为电影特有的品质使这批电影在世界无声电影中跻身于最成熟、最激动人心的作品之列”。参阅米莲姆·汉森《堕落女性，冉升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当代电影》2004、1。
对上海早期电影文化中女明星的作用和她们在白话现代主义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一问题，也是汉森先生着重要谈的问题。出自她门下的张真博士在其《（银幕艳史）—女明星作为中国早期电影文化的现代性体现》张真《银幕艳史——女明星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上海大学学报》2006、1一文专门对这个问题作了更加细致和具体的论述。该文“于1999年获得美国电影研究学会最佳博士论文奖，实为美国研究非西方电影的博士论文的上乘之作。经过几年修改，张真将于2005年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书”。张英进《阅读早期电影理论：集体感官机制与白话现代主义》《当代电影》2005、1这篇获奖文章是她导师汉森先生思路的延伸和扩展，其主要内容和观点，是汉森先生在其文章中已提到过的关于电影女明星与时尚文化的关系。汉森认为上海早期电影中的女性形象既体现了现代都市的诱惑，同时，又往往是现代都市生活中的受害者“在电影终结时沦为一具尸首”；但是，扮演这些女性角色的女演员和电影明星，则通过表演，获得了表现自己的自主权，她们构成了现代都市的时尚文化和消费对象。“明星的身体，包括身体的局部，不管化妆与否，都成为视觉快感和形象展示的特享区域，从而提供了一系列的欲望中转，使人与现代（不管是西方诸国或上海国际都会）的时尚和消费文化认同”。张英进《阅读早期电影理论：集体感官机制与白话现代主义》《当代电影》2005、1。汉森这一思路在张真文章中得到了充分表现，而汉森在这里提到“明星的身体”时还是从视觉形象上讲的，张真的研究则把明星的身体从银幕上拉下来，拉向文本之外的一系列生存体验之中。张真是把中国二三十年代的女电影明星作为现代性的直接体现而考察的，通过对上海明星公司出品的《银幕艳史》中女演员的个案研究以及对同时期其他几位女演员的补充分析，试图建构电影、女性与现代性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探讨中国早期电影的白话性质和它传递出来的有关妇女身体体验的各种信息；寻找第一代女明星的出现及其各自不同的私人生活和电影所给予她们的共同命运；并总结出中国早期电影打破了文白高低等各种界线、是彼此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具有白话性质的现代主义电影。显而易见，这一结论是对她导师的承接。虽然张真是从一个非常具象和物质化的层面进入，但是，在她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太强的演绎成分和太多的电影之外的目的性。
最有资格对汉森和其弟子张真进行评述的，是圣地亚哥加州大学的张英进教授。他的文章及观点被汉森等美国学者多次引用，其对1930年代初期中国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四种划分，也在上文所提到的汉森先生的文章中出现，并且，汉森认为张英进的“这一划分显然比（西方）情节剧对女性的两极对立（纯真的童贞/母性与堕落女性）有所多样化”。在汉森先生的这篇文章中列举了张英进教授在《中国现代文学和电影中的城市》一书中对1930年代初期中国电影中女性形象的四种划分方法，但也认为“这里的问题更为复杂”大多数女主角超越任何形式的分类和标签。而张英进先生发表在《当代电影》2005年第一期上的《阅读早期电影理论：集体感官机制与白话现代主义》一文，则是对汉森师徒二人的专题评论。他认为汉森及其追随者张真的“白话现代主义”体系虽然挑战封闭式的经典电影理论，成功地将电影文化与都市现代性在公共空间领域里紧密结合起来，但其论述的以“动感”为基础的“集体感官机制”“集体感官机制”是张真论文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能引起观众群体性感官反应的诸种视觉形式。并不必然具备“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的意义，如上海早期的武侠电影引起观众对其英雄的想象性认同，可谓提供了集体感官机制，但是“武侠电影技术上的现代性并不能消解其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他认为“早期电影所产生的集体感官机制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单一整体，而是充满了复杂性和矛盾性。这些复杂性和矛盾性来源于电影这个感官—反应场中流动的多种意识形态和话语，因此也影响了在公共场所中的一系列退化、屈服、商讨或抗争等迥然不同的策略”。张英进《阅读早期电影理论：集体感官机制与白话现代主义》《当代电影》2005、1张英进教授批评汉森及其张真对早期电影研究在方法上过分留于描述感官表面的东西，而忽略了历史的具体性和电影话语本身的意识形态内涵。他认为须对集体感官机制作具体的分析、并与意识形态批评做进一步的对话，才能实现对电影文化史的重构。
特别值得提醒的是，张英进教授出示了汉森师徒的方法论背景、也就是目前此种电影研究方法兴起的内在原因。最近几年，在美国史学界发生了两次值得关注的转向，即先是从思想史转向社会史，接下来又从社会史转向文化史。张英进教授认为汉森的“白话现代主义”理论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书所主张的“现代性既是思想又是形象，既是本质又是表象”的观点、及其注重物质表象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并且与这种依次从“精英”到“通俗”从精神层面向感官层面的转移相关。因此，“李欧梵和汉森（以及张真）的研究可以放在近十几年西方学界的方法论转向这一大的语境中来理解”。张英进《阅读早期电影理论：集体感官机制与白话现代主义》《当代电影》2005、1。张英进教授对这一大的学术语境的提示、对李欧梵、汉森和张真在研究方法上的归类，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上海早期电影史研究中，以美国学者为主的“感官文化学派”在方法论上的学术背景，特别使我们看到了电影研究从思想话语向社会经验再向感官层面的由“高”向“低”的走势、与史学界“从思想史到社会史再到文化史”张英进《阅读早期电影理论：集体感官机制与白话现代主义》《当代电影》2005、1。的转移相关。这一背景的交代清楚地显示出汉森、李欧梵及张真他们这一新视野的灵感来源和理论参照。张英进教授对其理论背景的出示消除了感官文化学派在方法论上的突兀之感，其述评方法不但坦诚、明白和彻底，而且也显示出这一学派在治学态度上的严肃认真。
汉森、张真、李欧梵等学者研究思路和方法与美国史学界两次大的学术转向同步，表现了电影研究中的“感官文化学派”，在精神气质上与美国学界整体的时代特征相一致。另外，西方哲学界也经历过两次大的转向，即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再从认识论转向语言学。这两次大的转向均起因于研究的不断深入而迫使关注问题的不断后退。从历史的复杂性和相关性上讲，史学界这种不断下滑的过程也是研究的不断深入过程。具体到对上海早期电影研究来说，从感官文化层面进行探讨，确实开启了一个新的思路，但是，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里面有一个研究目的和限度的问题。感官文化是一个不断被融合的混杂领域，有太多好玩的地方容易绊住我们的视线。如都市街道漫游、百货商店购物、旅游等，对这些感官体验的考察固然和早期电影的视觉活动相关，但跨越电影本身太远。不管怎么说，电影研究还应多进到电影院里边去，以影院内的视觉活动为主，看银幕、看大厅、看票房、看海报、看影片介绍，看观众的情绪和反应，最多也是在影院的周围转转，不能跑得太远。李欧梵先生的《上海电影的都会语境》则是对这种研究方法的一次实践。他从感官文化角度进入对上海早期电影的研究，可以说是对汉森理论的一次回应（在这篇文章中李欧梵对汉森文章观点的引用达9处之多）。如果说汉森先生着重从理论上论证感官反应和视觉快感对现代性的重要性，那么，李欧梵教授则直接从感官反应和视觉表象入手进入“感官文化学派”的核心问题，即：上海早期电影与现代性的关系、与都市文化生活的关系、女明星的艳照和服饰在都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好莱坞对上海早期电影的影响等。
李欧梵的《上海电影的都会语境》选自李欧梵《上海摩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凸显了感官文化研究的特点，即对与视觉相关的事物表象的关注。他从电影院、电影杂志、电影和观众、电影与城市等非常具体的方面，描述了上海早期电影给上海城市生活带来的现代文化语境。他的研究以翔实的材料为我们呈现了二三十年代上海电影文化的都市景观，并以大量可靠的数据出示了那个时期电影及其出版物如何打造和影响这个国际大都市的文化氛围，视觉艺术如何创造着新的、流行的、关于都市现代性的文化想象；并特别指出“看电影”成为这个城市现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欧梵先生的研究，不仅注重对物质表象的呈现和描述，并配以当年的图片，让视觉图式本身显示出电影文化携带的现代信息。他认为，电影及相关的出版物及封面上的女性明星照，影响了中国电影观众的欣赏口味和生活习惯。“这些封面照并没有—或者说除了—在一个父系社会里成为男性的关照物，它们也帮助设计中国女性的新形象—拥有新品质的‘现代’女性将不再羞于当众展示她们的性格”。选自李欧梵《上海摩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他从上海的日常生活和消遣方式上寻找电影与现代性的关系，通过对电影院、电影广告、电影说明书、良友杂志的介绍，展现出电影文化对日常生活的渗透。可能由于他曾经是作家，他的文字能够把读者带回到30年代弥漫着视觉艺术氛围的旧上海。他认为正是视觉表象所营造的这种氛围促进了中国早期电影的发展，同时，也引领了上海的时尚文化和这个新兴的消费世界。“在现代女性的这个新世界里，服饰和时髦似乎占了主流，而中国的电影女明星则是其化身。”选自李欧梵《上海摩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页在研究上海早期电影与现代性关系的文章中，《上海电影的都会语境》是从电影文本的外围，对这一问题做了充分而且非常具体的介绍。汉森和张真用“白话现代主义”概括上海早期电影时，特别强调“白话”所包含的贫富高低等混杂异质的成分，与李欧梵先生在此文中的观点完全相同：“中国早期电影是一种流行的‘杂交’模式，由相异的文化因素构成—这些因素有旧有新，来自视觉和出版文化—它们似乎折射着，或吸引着在性别和阶级上同样‘混杂’的中国电影观众”。选自李欧梵《上海摩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页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看到这批美国学者在上海早期电影研究中有异于我们国内学者的共同特点，他们在考察上海早期电影与现代性的关系上、注重女明星在都市生活中的作用，并且，在对上海早期电影性质的概括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均认为其具有白话现代主义的特点。
此外，上海早期电影与好莱坞电影的关系，是这批美国学人又一个不约而同的话题。但李欧梵先生在分析这个问题时比较冒险，他认为上海30年代的电影处处受好莱坞的影响，“我们观赏30年代的中国电影时，还是不难看出它们处处受好莱坞电影的影响，这是因为好莱坞电影占据了上海的电影市场，而中国的电影人（尤其是那些“戏人”背景的）也无从自他处获得灵感。他们就直接地模仿好莱坞电影的表演风格、灯光设计和摄影机的移动。甚至，他们电影中的有些故事也来自外国电影”。选自李欧梵《上海摩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李先生对上海早期电影的文化研究在海内外电影学界的影响比较大，所以这一看法也流传甚广。汉森先生在她的文章中谈到该问题时讲“这一看法受到了来自不同角度的挑战，这些视角交汇在考察好莱坞电影对中国国产片和本土文化的作用上”。参阅米莲姆·汉森《堕落女性，冉升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当代电影》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