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以来，为迎合票房市场，部分韩国宗教题材电影转向通俗叙事，强调宗教元素的抒情渲染、视觉营造、喜剧处理和国际化拼贴，而其核心主题却与宗教义理庶几无关，散发出浓烈的商业气息。
如同《为什么菩提达摩到东方去》的当代通俗版，影片《童僧》着力于刻画三位僧人的俗世烦恼。小和尚都宁陷入对女香客的恋母想象和徒劳的思念，最后离开寺院寻找从未谋面的母亲；青年和尚耐不住春情萌动，打算还俗；住持老和尚面对弟子的离心离德，只能讲些枯燥无味的佛偈或者进行粗暴的“当头棒喝”，却依然打压不了寺庙中泛滥的凡俗杂念。由此，影片在温情脉脉的叙事中完成了对宗教神圣主题的世俗化解构。
在《童僧》中饰演寺庙住持的YeongsuOh也出演了《春来冬去》的老年僧人。这部影片按照四季划分段落，转场画面精心设置了与佛教相关的视觉意象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展开影片如何利用宗教符号构筑意境的分析，相关论述参见聂伟《全球化语境下的“后东方”影像——韩国电影〈春来冬去〉解读》，北京：《当代电影》2005年第2期。，富于强烈的表现主义特色。无处不在的空门是影片中最具代表性的视觉元素，没有围墙的山门和没有隔墙的庙中拉门构成佛法戒律的外观指代。而木地板上镌刻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在故事中也分三步完成：老僧人用猫尾巴蘸墨汁书写，青年僧人用凶器刻画，警察用矿物颜料染成五颜六色，构成绚烂缤纷的视觉奇观。金基德导演还特别设计了冰佛造型，在翌年春水的消融冲刷下，塞入冰佛额头的舍利子坠入湍急的溪流。类似奇思巧智的视觉符号在《春来冬去》中俯拾皆是，然而这些形式唯美的宗教符号仅仅在视觉感官的意义上提高了影片的观赏性，却无意于构成富有宗教意味的象征系统。在情节设置方面，童僧虐杀小动物，青年僧人犯色戒，报复杀人后逃回寺庙，服刑后进入中年开始修道，此后收养弃儿冷眼旁观他虐杀小动物。影片采用环形叙述完成对宗教轮回的自然对应，显示出导演高超的电影技巧，但片中主人公面临的宗教难题与人生困惑却没有得到真正解决。究其原因，宗教元素赋予这部通俗电影以陌生化的美学效果，但在整个文本的情节结构中却不承担实际的功能性意义。
《神父教育》以天主教神学院两位见习神父毕业前夕的艳遇为主要情节，克隆了青春娱乐片的轻喜剧套路。影片着意展现风光如画的教区景色，不惜工本复原天主教的赐名仪式，然而真正侧重的还是偶像派演员的杂耍式表演。制作者原本顾虑影片涉及宗教题材，特别为女主角设计了较为保守的长裙装束，但在拍摄过程中裙子的长度被不断剪短，以至于制片方最后自嘲每当女主角的裙子缩短1厘米，票房就能多吸引10万名观众。《神父教育》的音乐风格刻意模仿《修女也疯狂》（SisterAct，1992），在婚礼庆典段落让一群身着教会长袍的修道士载歌载舞地演唱《请给我女人》。最终男主人公为了爱情毅然放弃神职，脱下长袍完成了青春喜剧片的大团圆结局。
为迎合大众通俗文化的市场需求，加之韩国已具备完善的电影分级制度，一些宗教题材电影还会在情色领域打擦边球，如反映僧尼恋情的《残花》。影片篇首征引佛教经典《法句经》“佛陀品”中的警句——“热无过淫，毒无过怒，苦无过身，乐无过灭”，刻意营造全片的宗教氛围。但是除了女尼妙魂和男僧钦海表现出对佛祖的崇拜和对佛理的颖悟之外，其他参修的僧尼都显得粗蠢而迟钝，一道简单的佛门公案题目就将片中众人统统难倒。随着剧情发展，影片的宗教包装被情色暗示消解殆尽，取而代之的则是美貌的妙魂之于老少僧众的女性魅力。一众青年僧人争相表示爱慕，老年僧人禁欲一生，最后的遗愿竟然是观看她的裸体。《残花》的电影海报上，老僧与裸女对视，小和尚在窗外偷窥，暗影涌动的情色吸引观众的眼球，绝非用“人性战胜佛性”的简单论断能够解释得了。
同样带有情色意味的还有《撒玛利亚女孩》。很难说这部影片的宗教背景是基督教还是佛教。影片设计了两位援交少女洁蓉和倚隽从十字架左右两侧现身的镜头，片名“撒玛利亚”（Samaria）则直接出自《新约·约翰福音》，而第一章节的标题却是Vasumitra（婆须蜜多），再次重复了韩国佛教电影中有关女性的叙事母题，即女性（特别是妓女）在赋予男性极度愉悦的交合中最终完成欲望释放与灵魂拯救。《曼陀罗》、《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华严经》和《残花》都不同程度地重复了这一母题。不过，《撒玛利亚女孩》试图建构起一个更具国际化风格的多元宗教叙述。倚隽的父亲先后向女儿讲述三个西方宗教故事，观众如果把故事的发源地、故事内容和讲述故事的文本语境联系起来看就会发现，曾在法国接受艺术教育的导演金基德娴熟地借用了西方宗教小故事来阐明片中父亲的内心波澜。在元语境中只是寻常闲谈的宗教寓言，移植到韩国的当下生活中，变成一位父亲对女儿的日常教育箴言，也印证了基督教在亚洲语境传播过程中的意义增殖。西方基督教传说和教义在经过东方化的阐释和复述之后，不仅扩大了宗教故事意义的指涉范围，而且加快了基督教信仰在亚洲地区的传播速度。参见R.DearPeterson，TheConciseHistoryofChristianity，ThomsonLearning，1999，p331.
教廷特丽莎修女救助病人被教廷钦定为奇迹
第二章节的基督教故事和第一章节的佛教母题构成相互排斥的两段。洁蓉按照佛教密宗教义赞美自己在援交中能够彼此给予对方快乐，却没有事先铺垫说明她对警察的恐惧。所以洁蓉在警察面前跳楼的情节就构成了两个章节之间生硬的转折点。接下来倚隽在基督教的原罪与救赎主题下，接替洁蓉试图以身体感化嫖客，将前者的援交收入一一返还。这个戏剧性情节具有强烈的艺术表现力，但在基督教教义中缺乏可资对应的解释。更值得注意的是片中断裂的宗教叙事被主人公的媚外情感所填补。两位少女网络援交的初衷是攒钱买两张去欧洲的机票。当宗教救赎主题无法推动影片的叙事逻辑，韩国少女的欧洲梦想就成为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救赎途径。同样，三则来自欧洲的宗教小故事也以文化范本的意义依次出现在三段章节中。每当父亲准备善待倚隽时，就会在她耳边放响法国玄秘派作曲家萨蒂的音乐《裸体歌舞》。欧洲一次次成为迥异于眼前丑陋粗鄙现实的伊甸园。这固然源于导演一贯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金基德接受访谈时明确宣布“我不太关注韩国的情况和反映，我关注的是欧洲市场。”参见《低预算导演金基德》，北京：《新京报》，2003年11月15日。，同时也使影片呈现出国际化拼贴的美学特征。
泛亚语境中的国民反思
“开港期”以降的韩国社会生活中，基督教作为最“先进”的宗教扮演了现代性启蒙者的角色参见张锡万著，苑英奕译《在韩国现代性语境中的“宗教”的位置》，广州：《开放时代》2007年第6期，第73页。。进入当代，基督教越来越多地深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成为韩国民众神学（MinjungTheology）习五一《全球宗教多元化的趋势与基督教新保守势力的扩张》，北京：《科学与无神论》2007年第1期，第31页。的主体。1991年基督教徒占韩国总人口的15%，1999年升至40%，2002年在韩国426个宗教法人团体，基督教占了近50%。朴仲锦《韩国宗教的多元共存与韩国的宗教政策》，北京：《当代韩国》2004年秋季号，第78页。上述现象引起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密切关注，认为“韩国的情况对基督教在这个地区的未来十分重要”。麦格拉思著，马树林、孙毅译《基督教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356页。一些韩国宗教题材电影不仅见证了基督教在韩国民主化进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同样也不讳言民众对于这种庞大的新意识形态的反思与批判。由此，西方宗教与韩国社会政治发展之间复杂多变的互动、博弈关系，已成为韩国历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于整个泛亚地区如何面对西方宗教文化输入的现实性命题，也具有典型的症候意义。
影片《华丽的假期》正面讲述了1980年“五·一八”光州事件。史料记载韩国教会在光州民主化运动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独裁政府军队开枪镇压市民之后，基督教组织为伤者提供了及时的人道主义救助。参见詹小洪《韩国光州5·18事件26周年祭》，北京：《炎黄春秋》2005年第7期。影片主要人物都与教会存在密切联系，护士申爱和中学生振宇虔诚地参加教堂聚会，虽然没有任何镜头直接表现他们在教会中的活动，但在斗争开始之后，他们身上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情怀和献祭精神，无言地赞颂宗教精神如何化为勇敢的力量，帮助他们实现从平凡人到英雄的超越。而决战前夕一位白发神父平静地告别教堂，自愿加入战斗。总指挥问老神父为什么来，他回答说“我来见主了，我在去天堂之前好好战斗。”与技巧化或符号化的宗教题材电影不同，《华丽的假期》以现实主义手法真实地再现了基督教在韩国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巨大贡献。“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能直接向军事独裁极恶势力进行斗争的力量，只包括信仰新教的基督教徒和学生。”崔俊植《从韩国宗教的现实及其透视镜观察到的韩国文化》，北京：《当代韩国》2006年秋季号，第65页。稍作比较可以发现，对具有深厚民族传统的中国社会而言，基督教的传播只是西方势力实现文化殖民的思想载体参见《日本强行合并韩国与朝鲜人的反抗》，《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而对遭到日本长期殖民的韩国社会来说，代表西方文明的基督教一开始并非压迫性的，而是解放性的力量麦格拉思著，马树林、孙毅译《基督教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356页。。这恰恰与韩国民主化进程中民众要求自由的诉求合拍，进而在思想政治领域形成了巨大的现代性合力。
基督教融入平民世界形成民众神学，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到这一庞大群体的知识理念体系、精神结构和日常言说方式。在影片《薄荷糖》横跨二十年的七个故事段落中，1984年的段落标题是“祈祷”。当年轻的女招待与情人金永浩走进钟点旅馆时，口中念诵“上帝啊，我感谢您。您是万能的，您的意志支配着人类，您给予我们今日的粮食，原谅我们的过失。”1994年故事标题为“人生是美丽的”段落中，金永浩夫妇各自出现外遇。妻子痛苦地祈祷上帝“宽恕我们家庭的不足之处，就当作是可怜的小羊，帮我们过充实的生活”。如果说十年前的祈祷只是随口念出的格式文本，源自个人面对未知生活的畏怯，那么十年后的忏悔就显得虚妄无力。影片《薄荷糖》残酷而温情地讲述一个人从青年到中年的命运悲剧，表现20年来急遽动荡变化的韩国社会带给个人的心灵戕害。此间宗教一度成为人格软弱者转移心灵痛苦的媒介，但最终还是被现实粉碎。当主人公无所信靠的时候，转而背离宗教，直面呼啸而至的死亡。
迄今为止，《亲切的金子》和《密阳》成功地将宗教信仰困惑、国民性格探讨以及社会现实反思有机结合起来，代表了当代韩国宗教题材电影目前所企及的美学高度与精神深度。《亲切的金子》艺术手法相当前卫，影片炫目的形式感甚至会干扰观众对其宗教反思主题的理解。服刑13年的金子狱中皈依基督教，像天使一般帮助身边的女犯们。影片采用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在金子脑后添加圣徒光环。故事前半段似乎延续基督教如何教化罪犯的叙事套路，然而出狱后的金子却选择复仇来洗刷罪恶。最后的场景类似《东方快车谋杀案》，所有苦主集体手刃元凶。作为基督教的象征符号，牧师被丑化成一个伪善的告密者和罪恶的合谋者。按照逻辑发展，影片如果再往前追问一步就会触及“上帝已死”的哲学命题，然而随着女儿珍妮的出场，重新将故事引回“赎罪”主题，为这一群“复仇天使”的犯罪行为找到了充分的现实理由，在教义和法律的夹缝中轻易获得解脱。接下来，一个受害家属关心当年被勒索走的钱财是否能够马上得到偿还，并悄悄推过去写有自己户口账号的字条。这个貌似信手拈来的细节极具韩国本土意味。韩国国民性格中具有明显的现世主义思维，他们更习惯“以现实生活中获得的集体经验、知识为依据进行归纳性的判断”，重视实际利益的民族性格导致了实用主义的宗教态度，选择信仰宗教归根结底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不是为了追求死后的超越。朴仲锦《韩国宗教的多元共存与韩国人的国民性格》，北京：《世界民族》2004年第6期，第61—62页。
与《亲切的金子》一样，《密阳》也是关于绑架、救赎和复仇的故事。儿子遭到撕票，原本不相信宗教的李申爱在撕心裂肺的嚎哭之后皈依了家庭教会。这种皈依与其说是宗教意义上的心灵净化，倒不如说是一次广场式的心理疏导。李申爱在集体的泄愤仪式中将内心长久积郁的“恨”宣泄出去，获得了暂时的麻木与平静。在教友的鼓励下申爱访问监狱，准备当面宽恕杀子仇人。影片《密阳》中李申爱到监狱当面宽宥凶手的情节，在宗教史上有本可依。1981年天主教教宗保罗二世在梵蒂冈遭到枪击，几乎殆及生命。转危为安之后，保罗二世马上对公众宣布他已经宽恕了刺客，还亲自到监狱中探视，当面对凶手说“我已经原谅你了。”由此来体现信仰中宽恕的力量。但是，当她得知罪犯已经皈依上帝并获得自我解脱的时候，“恨”的情感力量再次迸发，淹没了基督教的宽恕精神。脆弱的宗教信仰顷刻崩溃，申爱迅速转变报复矛头，向基督教会的虚假性发出挑战。这场针对教会的非理性报复从一开始就显得偏激而狭隘，而对于这场注定不会有结果、更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宗教挑衅，影片自始至终保持冷静中立的叙述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