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两岸三地电影的美学、文化和产业进行直接的比较研究中，一些学者一方面发现到三地电影之间存在的各种不同和差异，但他们也关注到华语电影的共同精彩以及华语电影作为一个文化整体现象面向世界的可能性。焦雄屏《世纪末的华丽时代：华语电影四种传统和突破》将2000年参加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的4部华语电影李安的《卧虎藏龙》、姜文的《鬼子来了》、杨德昌的《一一》以及王家卫的《花样年华》置于同一个平台上考察，详细比较大陆、香港、台湾和好莱坞华语电影的不同气质、仔细分析其状态和传统来源。焦雄屏：《世纪末的华丽时代：华语电影四种传统和突破》，《映象中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上海大学影视学院陈犀禾教授在《大陆、台湾、香港新电影中的“中国经验”》一文中指出：大陆电影、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本出一源，植根于同一文化传统（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和电影传统（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上海电影传统）的历史文化基础，以及由于政治和社会的分裂，导致三地走向不同的方向的事实。同时，他还强调，三地电影尽管在1980年前后兴起的“新潮”中呈现出对传统、现代性和政治等问题的不同态度（大陆第五代的“逆文革情结”、香港的本土意识、台湾的本土经验），形成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但“它们共同的、内在的‘中国文化情结’则又使他们共处于同一个大文化现象之下。”陈犀禾：《大陆、台湾、香港新电影中的“中国经验”》，《电影艺术》2001年第1期。这也正是“华语电影”作为一个批评概念和准产业实体再次吸引整个世界的目光的深层原因。梁良在《论两岸三地电影》一书的合论篇中讨论了三个话题，分别是“中国电影，从默片至90年代”、“台湾、香港、大陆电影的互动关系”、“香港新浪潮与台湾新浪潮”。不仅尝试将三地电影同时纳入中国电影史的叙述话语、坚定支持1990年代以来三地电影界以及学术界取得一致共识：“‘中国电影’是由台湾、香港和大陆三个地区的电影共同组成的，缺少哪一个部分都是缺憾不完整。”梁良：《论两岸三地电影》，第262页，台湾，茂林出版社，1998年另一些电影研究者在进行两岸三地的某一个地区的电影进行研究时，特别注意到把它们置于两岸三地文化、政治和经济的语境和影响中进行探讨。其中一些研究者尽管承认大陆、香港合台湾电影中共同的中华文化基础，但是重点却更强调某一个地区电影中的“本土经验”和“地方性”。台湾艺术大学电影系副教授陈儒修著《台湾新电影的历史文化经验》的主要目的是“与中国大陆电影与香港电影作个区分”，他所呈现的台湾电影史，“重点在于台湾电影里的历史文化经验，特别注重几个概念的表达，如语言、历史、文化认同等”，“试图根据巴巴的说法，开启台湾多元化的面貌，提出台湾不同族群的叙述体系，以说明台湾独特的交错混杂的文化”陈儒修：《台湾新电影的历史文化经验》，万象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尽管陈儒修承认台湾电影与中华文化之间无法割舍的联系，对台湾新电影中本土经验的分析也有一定的深刻之处，但其核心思想却是为“台湾经验”作注脚，试图让台湾的“本土经验”在世界范围内占有一席之地，而无意中淡化了“台湾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将中华文化对台湾本土文化的影响置于与荷兰文化、日本文化以及后来的美国文化同等的地位。伊利诺伊大学历史与电影研究副教授傅葆石在《上海与香港之间：中国电影的政治学》Poshek？Fu，Michael？Marme：BetweenShanghaiandHongKong：ThePoliticsofChineseCinemas，StanfordUniversityPress，October？2003.一书中，考察了1935—1950年间上海和香港的各种通俗电影。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半殖民状态下上海的电影版图”、“在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重写香港电影史”、“娱乐的斗争：沦陷时期电影中的政治学”、“香港电影中的上海”等板块，深入探讨了上海、香港等城市之间的电影资本和人员的流动以及观念的影响。根据美国教授张英进在多次国际研讨会上表达的看法，该书更强调两种电影不同的传统和脉络。张建德的《香港电影：另外一种维度》（伦敦，英国电影研究所，1997年）、傅葆石与德泽合编论文集《香港电影：历史、艺术与身份》（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2000年）等研究中，都强调香港自己的特殊身份，以及香港在与中国文化、西方文化长期互动中形成的某种族群意识，试图在民族主义话语和殖民地话语的“双重边缘性”中建立一种模糊的、杂糅的身份。另外一些研究者在香港回归祖国之前研究香港电影和大陆电影的关系时，着重探讨了香港人在所谓的“九七大限”之前的焦虑心态，并强调了香港电影文化中的“本地性”。西澳大利亚珀斯默多赫大学朱英机博士在《香港电影：殖民国、祖国与自我》一书中考察香港电影自诞生直到殖民时代结束时的历史，并在香港作为特区地位与其祖国之间以及香港与其殖民国英国之间存在深刻联系的语境中来考察“民族电影”概念，认为香港电影只是在一种非完全或者模糊的意义上的民族电影YingchiChu，HongKongCinema：Colonizer，MotherlandandSelf，Taylor&Francis，Inc，December？2002.。其他的研究成果如胡克的《香港电影对大陆的影响》、《社会与形象——从香港电影反观大陆电影》，蔡洪声的《香港电影中的中华文化脉络》、《香港电影80年》也值得注意。
3.语言研究
从语言的角度来研究华语电影，是华语电影研究中一个最特殊的领域。这种研究方式并不像传统的“电影语言学”那样纠缠于电影和语言之间的比况关系，而是根据华语电影中汉语方言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来探索华语电影内部的民族属性、文化逻辑、权力关系、审美趣味等重要议题。本质上仍然是文化研究方式的延伸和拓展。从某种角度说，从语言的角度研究中国电影，正是“华语电影”概念日渐被人们重视的表现和必然结果。虽然相应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但毕竟已经有人朝着这个方向用力了。
鲁晓鹏在《华语电影之概念：一个理论探索层面上的研究》一文中根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强调的语言在民族主义起源与传播中的重要性，推论说“电影已经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家生产过程’中来”，在肯定汉语“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形成了海外华人群体间普遍认同的中华民族性”的同时，强调“它还是一种张力与争论交织的力量”，“国内民间及海外移民当中仍存在着许多种汉语方言，……形成了不同的语言风格，并以多种语言混杂的状态共存着。”对于电影中汉语的功能，鲁晓鹏认为：“方言与口音不仅在银幕上为电影中的角色创造出了亲密和距离，也在银幕下的观众身上取得了同样的效果。借此方式，电影话语试图不断地去表明一个国家在语言、方言、民族及宗教等方面的自我界定。电影对特定的语言、方言和个人语言方式的采用是想象民族社会时必经的一个排除与选择的过程。因此华语就成为国家建设进程中的离心力兼向心力，它至少有助于全世界的华语使用者形成一种不固定的、无地域限制的泛中国的认同感。”鲁晓鹏：《华语电影之概念：一个理论探索层面上的研究》，中文论文载陈犀禾主编：《当代电影理论新走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如果说鲁晓鹏的研究是从宏观的、理论层面上进行的话，美国凡萨大学都文伟副教授则从一种微观的角度、以文本细读的方式把华语电影中的语言研究推进了一步，他在《重写上海：大陆、香港和台湾电影中的沪语》一文中，以电影故事发生的时间为线索，围绕侯孝贤的《海上花》、关锦鹏的《阮玲玉》和李少红的《红粉》来分析上海方言、普通话和其他汉语方言的巧妙并用之于电影表达的贡献。他认为，方言的有效使用使电影的叙述以人们的记忆来重释一段被官方解释过的历史，方言与普通话的对照也揭示了语言、社会和政治层面上的等级制度，同时还将民间、个人与官方、集体区分开来；方言与背景之间的和谐捕捉住了深深扎根于本土文化的人物角色的真实灵魂，也记录下日常生活最本原的模式；本土方言既利于表达隐私与亲密，是地方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也是社会、文化与政治等级的隐秘符号；当代银幕与视屏上对方言的使用使观众逐渐认识到一种同时是地方性又是全国性的文化的存在都文伟：《重写上海：大陆、香港和台湾电影中的沪语》，《上海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另外，鲁晓鹏在即将发表的《二十一世纪汉语电影中的方言和现代性》一文中通过考察台湾纪录片《跳舞时代》、贾樟柯的《世界》、冯小刚的《手机》和《天下无贼》、张艺谋《英雄》和《十面埋伏》中的方言，认为，运用或不运用本土和地方方言，是电影文化想象——台湾的本土认同、大陆中华民族的道德体系、或者历史—文化中国——的重要标志；当代中文电影生产中的方言样式在地方、民族、亚民族、超民族和全球等几个层面关涉到当代中文电影的身份建构。
4.产业研究
如果说以上三个方向大都以美学和文化视角为主的话，那么对华语电影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视角则是产业研究的方法。对华语电影的产业研究既是电影理论化活动的一次巨大转向，也是电影文化研究的一次延伸。国内对华语电影产业的研究也往往是置于文化产业研究的背景下展开的，具体的表现形式可以分为政府出面的电影体制改革研究、企业与研究机构进行的电影作为媒介的研究、中国电影市场与好莱坞的比较研究、亚洲电影与文化合作研究等形式。
中国大陆的电影产业研究实际上是从90年代初期的电影体制改革开始的，十几年来一直拨弄着电影管理者、从业者和研究者敏感的神经。朝产业研究转向是电影研究务实的一种表现。几乎所有大型的电影研究学术会议都会设置“产业研究”专题，每一年年终的总结报告也总会把电影产业状况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去年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主办的“回顾与展望：纪念中国电影一百周年国际论坛”上中的“电影产业化与现代化”单元、青岛亚洲电影文化与合作国际论坛上的“华语电影：产业历史、现状及展望”单元大体反应了大陆电影产业研究的集中趋向：WTO与中国电影产业市场策略研究，杨远婴《WTO与中国电影的转折》透过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在国营与民营、好莱坞大片与华语大片、艺术路线与商业路线等生产创作方面的特征描述，阐释其在“入世”思维推动下从“意识形态之战”向“市场之战”的策略转变；电影产业政策研究，贾磊磊在《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境遇与生机》中呼吁“确立‘用标尺取代剪刀’的分级制度”、“建立电影经济学的评估体系”；产业合作研究，陈犀禾在《文化和经济的两重奏：对中国电影国际化合作历史的思考》中考察1949年以来中国电影产业合作的发展，指出电影产业合作不仅涉及合作各方在经济上的互利性，也涉及合作各方在“文化”和“内容”理念上的兼容性，强调中国电影产业合作必须要协调多方面的利益和要求，才能做到“名利双收”；电影新科技与产业研究，熊澄宇在《从数字化时代电影的形态演变看电影产业的取向》中指出，每一种新的科学技术成果的出现，都推动电影形态发生变化，生产者必须在电影产业和市场上做出相应的调整，他人为中国必须在新媒体的思维下，从电影与数字电视、电影与网络传输、电影与手机的竞争合作关系中把握电影产业的前景；艺术创新与产业研究，比如王兴东认为《文学形象是发展电影产业的核心动力》等。以上观点只是大体反应大陆产业研究的几种趋势，其他具体例证还很多，本文不再枚举。
西方对华语电影产业的研究可以以骆思典为代表。骆思典多年一直致力于华语电影市场和产业研究，他既是美国电影对华扩张的参谋派，也为中国电影产业的调整提出了许多中肯的借鉴意见。从《狼来了：好莱坞与中国电影市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参照美国电影市场看华语电影的市场前景》，以及尚未出版的著作《好莱坞、全球化与亚洲电影市场：中国的教训》，尽管他自己对华语电影产业的认识在不断地变化和深化，但确实为华语电影市场提供了一些准确的观察与评价。骆思典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中指出，华人导演李安执导的《卧虎藏龙》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成功，是华语电影最重要的突破。美国批评界对华语电影的崛起的反应是相当敏感的。2005年5月9日《新闻周刊》刊文说，在过去的9个月内，中国电影/华语电影已经在国际上迅速起飞，甚至正在征服素以狭隘闻名的美国电影市场。事实上，继《卧虎藏龙》的成功之后，西方也曾刮起一阵中国电影报道之风，这是与当时对华语电影的激情相一致的。一些保守的美国批评家甚至担心，华语电影的这些成功是否代表一种突破，将会掀起一阵中国电影或者其他中国文化产品涌入的浪潮。骆思典认为，对于华语电影在市场与产业方面取得的成就，应该保持审慎的乐观：华语电影要想在北美市场和国际市场赶上好莱坞的成就，都是不现实的；但是华语电影就票房业绩而言，至少在国外市场上已经做得不比任何其他国家差了。开拓国际市场、培养“大牌导演”、拍摄成功品牌影片的系列影片、吸引国际资金与技术合作、与好莱坞发行商合作在全球范围内促销华语电影，是今后华语电影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与经验。同时，华语电影的国际化仍然会面临一些限制，首先要对自我成就有一种现实的评价；其次必须适当顺应国际市场对华语电影的某种观影期待；最后是正确处理中国政治及其与电影关系的认识骆思典著（刘宇清译）：《全球化时代的华语电影：参照美国看中国电影的国际市场前景》，载《当代电影》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