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这个意义上回到《奥德赛》时，就会自然地发现，文学经典并非一个凝固不变的器物，而是常常在历代读者的阅读视野中显现出不同的面相。换句话说，“前理解”的存在使得任何一次走近经典的努力都变成了探险之旅——在具体的阅读活动中，一个人与一部作品相互发明，相互辩难，相得益彰。正是基于“我们从不空着手进入认识的境界，而总是携带着一大堆熟悉的信仰和期望”的前提，我们才确信，“每一代人都必须以新的方式阅读文本，都必须从自己的角度来质询文本，并以自己的方式通过作品提出的问题来发现与自己有关的东西”。罗伯特·姚斯：《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顾建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页7—9。实际上，这就是文学经典永远不会被耗尽的原因，也是我们必须深入走向它们的另一个理由。有学者在评论《奥德赛》时指出，“荷马努力使自己的世界具有一种柔和的光泽，他使自己的事件摆脱了平庸的世界，而进入到一种美丽高贵的‘过去’的世界。但他笔下的人所经历的一切都来自于永恒存在的人的经验，并会进入任何一个时代的中心”古斯塔夫·缪勒：《文学的哲学》，页8。。这的确说出了经典的一个存在真相：是阅读的力量促成了这个辉煌的文学星群。且不说曾有无数作家以此为母题继续自己的创作，也不说曾有亿万读者从这部史诗里得到阅读的快乐，单单是著名思想家对它的解读就足以令人感叹文学的魅力。毋庸置疑，围绕《奥德赛》而展开的解读文本浩如烟海。但这里我只想以亚里士多德、尼采与卡尔维诺为例介入，尝试勾勒出一个粗略的线索。
众所周知，作为西方美学史上第一篇最重要的文献，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地位举足轻重。在这部以史诗与悲剧为主要论述对象的著作里，作者深入探讨了诗的起源与功用、诗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史诗与悲剧的关系等文艺理论领域的核心问题，从而开启了一个伟大的诗论传统。其中，对于《奥德赛》的论述散见于其角角落落。比如，在指出一切艺术均源于人的摹仿天性之后，作者高度肯定了荷马的成就，认为他“是个真正的诗人，因为唯有他的摹仿既尽善尽美，又有戏剧性”亚里士多德：《诗学》，页12—13。。并进一步指出，《奥德赛》中“乳母为奥德修斯洗脚”的场景恰当地说明合情合理的“发现”是一种富有艺术性的表现，是在读者心中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的重要因素。此外，亚里士多德还论及了史诗的“制作”本质，将“作诗”与人类的政治生活联系起来，隐晦地探讨了“诗”的政治哲学涵义。比如，他不仅指出“把谎话说得圆主要是荷马教给其他诗人的”亚里士多德：《诗学》，页89。，而且还暗示我们，作为与“理性的知识”（数学、物理学、形而上学）、“实践的知识”（政治学、伦理学）相对应的“制作的知识”（诗学、修辞学），具有更加深刻的人性基础，是将贵族青年训练成诗人或政治家的必要前提。在这里，我们似乎能隐隐读出与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兴观群怨说”等诗论的遥远的精神呼应，其内涵发人深省。
《奥德赛》对于尼采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以“梦”为特征的日神精神的艺术典范。正如他在《悲剧的诞生》中所谈到的，鉴于希腊人对色彩、轮廓与布局的真诚而明快的爱好，“我们有理由把做梦的希腊人看作许多荷马，又把荷马看作一个做梦的希腊人”尼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页7。。在这个意义上，“荷马的崇高是不言而喻的，作为个人，他诉诸日神的民族文化，犹如一个梦艺术家诉诸民族的以及自然界的梦的能力。荷马的‘素朴’只能理解为日神幻想的完全胜利，它是大自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经常使用的一种幻想”；换句话说，“希腊人的‘意志’用这种美的映照来对抗那种与痛苦和痛苦的智慧相关的艺术才能，而作为它获胜的纪念碑，我们面前巍然矗立着素朴艺术家荷马”。同上，页13。因此，不是柏拉图笔下的理念王国，而是荷马吟诵的艺术世界，才是值得我们追寻的生活。如果说在永恒的虚空面前，真理并非最后的价值标准。那么，为了生存，我们必须学会用艺术的“谎言”来掩盖某些可怕的真理。而归属于艺术的这一功能最后决定了它的形而上学意义。显然，对于尼采这位现代哲人而言，《奥德赛》的本来内涵并非需要着力关注的焦点——在借鸡生蛋式的论析中，他颂扬的是一曲永生不息的生命赞歌。
在关于《奥德赛》的阅读史上，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读者是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毫无疑问，鲜明的个人口味是这位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作家的阅读特点。在一篇相关论文里，他首先引导我们思考这个问题：《奥德赛》里究竟有多少个奥德修斯？比如，在《奥德赛》的开头，海伦与墨涅拉俄斯在回忆特洛伊战争时描述过一个狡黠的奥德修斯；在《奥德赛》的上半部，费埃克斯人宫廷里一位失明行吟诗人歌唱过一个英雄的奥德修斯；在《奥德赛》的下半部，已回到家乡的奥德修斯对自己的妻子佩涅洛佩虚构过一个苦难的奥德修斯；而整部史诗又全是诗人荷马所吟诵的“奥德修斯的故事”。那么，在所有这些复杂的面相中，究竟哪一个奥德修斯代表了最后的真实？卡尔维诺没有回答。或许，在他看来，这并非问题的关键。真正的关键在于，学会在阅读中留意故事的不同讲法，进而体会语言织体的巨大魅力。正如他曾指出的：“也许，《奥德赛》是所有航程的神话？也许，对奥德修斯—荷马来说，真与假之间的界限并不存在；他只不过是在忆述同一经验，这经验一会儿存在于现实的语言中，一会儿存在于神话的语言中，如同哪怕是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每次旅程都依然是一部《奥德赛》，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奥德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页20。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阅读航程远没有结束，或许它才刚刚开始。
显而易见的是，哪怕仅仅是这一番匆忙的巡礼，已足以让我们领会到一个复杂、多义、歧变的《奥德赛》。推而广之，这也恰恰说明了阅读在所有文学经典的形成与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可以认为，正是这些阅读经验与诠释维度最大限度地扩展了经典的存在阈限，构筑了一个以经典为中心的文学星群，并继续吸引着我们永不止息的关注目光。或许，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印证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如下结论：“我认为，为了服膺意识形态而阅读根本不能算阅读。获得审美力量能让我们知道如何对自己说话和怎样承受自己。莎士比亚或塞万提斯，荷马或但丁，乔叟或拉伯雷，阅读他们作品的真正作用是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深入研读经典不会使人变好或变坏，也不会使公民变得更有用或更有害。心灵的自我对话本质上不是一种社会现实。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的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死亡的相遇。”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页21。是的，“善用自己的孤独”，“和自己死亡的相遇”，在孤独的阅读中完成对自我的发现，在坦诚的对话中焕发生命的别样光彩。
三
显然，我们已经触及了自由教育的本义。或者说，在这番以《奥德赛》为例展开的分析中，我们分明发现，在经典阅读与自由教育之间存在着一种本然性的关联。事情的确如此。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理想，自由教育的内涵与前景曾让我们激动。正如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在题为“什么是自由教育？”的短文里所阐述的，“自由教育是文化教育，或以文化教养为目的的教育。它的成品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人（a cultured human being）”列奥·施特劳斯：《何为自由教育？》，《古今自由主义》，马志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页1。，而“致力于塑造完美品格，实现人类卓越的自由教育在于唤醒每一个人自身卓越和伟大的气质”。列奥·施特劳斯：《何为自由教育？》，《古今自由主义》，页5。说到底，这个“唤醒”的过程就是培育心灵、发展文化的过程，它能够依靠的媒介虽然有很多，但最主要的莫过于——阅读。由于“‘文化’的主要衍生含义是培养智力，按大脑的特性照料并提高其先天智能。就像土壤需要耕种者，智力则需要教导者”，因此，自由教育就“在于‘足够谨慎地’（with the proper care），研习那些最伟大的思想家留下的经典著作”。列奥·施特劳斯：《何为自由教育？》，《古今自由主义》，页1。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略显夸张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由教育就是经典阅读，而经典阅读就是自由教育。
必须承认，在这个似乎语义重复的结论背后，是对高等教育现状的忧思，是对大学生中普遍存在的快餐式阅读的反驳。简单地说，只有重新回到类似于《奥德赛》这样的文学经典，只有在充满敬畏的阅读与细致入微的诠释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发现自我、理解生活，才能真正感受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大学精神。的确，深刻地发现自我无疑是青年人要完成的第一件工作。而对处于高等教育阶段的大学生而言更是如此。这是因为，“大学里面的教育”，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话说就是，“就其本性来说，是一种苏格拉底式的教育”。“在这种模式之下，教育被认为是一门‘助产术’（midwifery），目的是扶持引导学生发掘他自身的潜能和力量。他被唤醒来意识到自身的潜力，他的前进动力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源于自身。真正起关键作用的不是飘忽不定的经验个体，而是在我们自我觉醒的过程中浮现出来的真实自我。”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邱立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页80—82。换句话说，只有经历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才能最终确立我们的个体意识，才能体会到生命的不朽价值。
可是，究竟该如何理解人的生命？我们通常以为的身体与心理这两重维度能概括人的全貌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这是因为，如果说强健的身体是对感官特征的把握，健全的头脑是对心理世界的总结的话，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维度常会被我们忽略，这就是诉诸个体情感世界的精神。可以想象的是，失去了对无限高远的精神山峰的攀登，失去了对无比丰富的情感世界的体验，我们终有成为诗人艾略特笔下的“空心人”的危险。只有身体、心理与精神的恰当结合，才能构成一个完整而立体的人。此外，不容忽视的是，在后现代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原本确定无疑的普世价值的存在也成了一个问题。“上帝死了，一切皆有可能”，这种玩世不恭的说法不仅随处可见，而且已对我们的价值系统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在这个口号的指引下，消解崇高、解构神圣似乎变成一件光荣的事情，不加任何限制的怀疑主义成为一些学者奉行不贰的学术圭臬。生活，这个多头的线团，显示出更加复杂的面相。
因此，经典阅读就不仅仅是一个阅读方向的转变，更是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它不仅引导我们领略那些古远心灵的伟大，而且帮助我们尽可能地拓展自我生命的边界。事实上，文学经典从不回避对世俗人生的透视，因为正是后者构成了生命的基础土壤，使我们得以驻足于一个更加切实而具体的领域。但它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对“世俗”的超越，一种从现象出发而又穿透现象的精神提升。可以说，在文学经典中包蕴的是一个情感的汪洋大海，一个以生命的真、善、美为终极理想的浩瀚宇宙。因此，回到经典就意味着回到永生不息的生命本身，回到以艺术为载体的自由的精神。在这里，让我们依然借用施特劳斯的表达：“（自由教育）同时也是勇气的训练：它要求我们与知识分子及其敌人喧嚣、浮躁、轻率和低劣的浮华世界彻底决裂。它要求我们鼓起勇气，把普遍接受的观点仅看作是某种意见，或者当成至少与最陌生的和最不受人欢迎的观点一样，可能是错误的极端观点。自由教育就是为了把人从庸俗中解放出来，有一个希腊词很巧妙地表达了‘庸俗’这个意思，他们称之为apeirokalia，意为缺乏对美好事物的体验。自由教育就是给我们提供对美好事物的体验。”列奥·施特劳斯：《何为自由教育？》，《古今自由主义》，页7。总之，在这个“体验美好”的过程中，文学经典帮助我们建立起一个微弱却坚韧的屏蔽系统，一个抵御世界的虚无、呵护人性的良善的价值标尺。或许，这才是理想中的大学与理想中的“人”，也是经典阅读之所以显得如此必要而迫切的根本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