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发展正如作家所介绍的：一群热血青年为反抗专制、推翻暴政，在莫斯科谋划着秘密的暗杀计划，准备干掉大公，以实际行动投身革命。以“斯切潘”为代表的革命者意志坚定，主张为成功不惜一切代价；以“诗人卡利亚耶夫”为代表的投弹手做好了心理准备，却认为革命不过是手段而非目的；以“多拉”为代表的暗杀组成员则游移在二者之间，真挚地相信爱对于世界的意义。尽管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卡利亚耶夫却因不忍炸死大公身边的两个孩子而错失机遇，并不幸被捕。卡氏的被捕在小组中引起激烈的观念冲突，斯切潘与多拉各自发出了两种不同的声音：
斯切潘孩子！你们开口闭口只有这个词。难道你们什么也不明白吗？就因为雅奈克没有干掉那两个，在几年当中，成千上万的俄国儿童还要饿死。你们见过饿死的儿童吗？要跟饿死相比，炸死还算是幸运呢！然而，雅奈克没有见过他们，他只看见大公那两个受过训练的狗崽子。难道你们不是人吗？你们只生活在这片刻时间里吗？那好，你们就选择慈善吧，仅仅医治每天的病痛吧，不要选择医治现在和未来所有病症的革命。
多拉雅奈克愿意干掉大公，因为大公之死，能促使俄国儿童不再饿死的时代加速到来。可是，炸掉大公的侄儿侄女，并不能阻止任何儿童饿死。即使在破坏中，也有个秩序，也有个限度。
显然，在这两种冲突的观念背后，涉及的是对革命与生命的不同理解。为了革命应不惜代价，以少数个体的生命换取大多数人的幸福，以未来的美好抵制现实的残缺，而在永恒的革命之后，一个和谐宁静的乌托邦世界终会到来。这是革命者的逻辑，也是20世纪的腥风血雨背后最鼓动人们耳膜的强音。但与此同时，另一种声音，一种几乎微弱无比的声音，其实从未停息过它的振动，这就是本剧中以多拉、卡利亚耶夫等为代表的人性之声音。它们相信革命是一个有着内在悖论的主张，它们相信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背后还应该有美的价值与存在。一句话说到底，它们暗合于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的如下判断：“最起码的公共义务，就是要避免极端的痛苦。革命、战争、暗杀，这些极端的手段在人绝望的境地之下，也许是可以采取的。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它们产生的后果从来都是难以预料的；这种行动能否带来改进，是无法保证的，甚至有时连可靠一点的把握都没有。在个人生活中或指定公共政策时，我们的极端行动可能会冒风险，但是我们始终应该意识到——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也许是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而且，这种手段的后果必然总是让无辜的人遭受本来可以避免的伤害。”以赛亚·伯林：《理想的追求》，《扭曲的人性之材》，岳秀坤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页21。
或许已不用再重复，加缪在此冲突中毫不动摇地站在后者一边。如果我们还能记得他在雅典的演讲，就不能忽视那个令人动容的信仰表白：“有人曾说过，伟大的思想是由鸽子的爪子带到世上来的。那时如果我们张耳细听，可能我们会从嘈杂声中听到像小鸟轻轻地振翅般一种微弱的生命之声和希望之声。”加缪：《在瑞典的演讲》，王殿忠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Ⅱ，页384。是的，生命与希望，这些永恒的话题，在故事之河中缓缓流淌。可以说，在这部剧作里，故事的要害不在于生动性，而在于思想的力度。实际上，这种掩不住的思想性并不是只体现在这两部作品中，它几乎贯穿于加缪的全部写作。换言之，加缪的叙事纬语因其思想之深刻而独具一格，在时过半个世纪之后依然引人注目。
四
总之，尽管加缪的故事不是那么跌宕起伏，但他并不是一个“反故事”的作家。这个结论似乎令人扫兴，但正如他在《西西弗神话》中所说，“荒诞之极乐，就是创作”，而“创作，就是第二次生命”。加缪：《西西弗神话》，沈志明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Ⅰ，页122。也就是说，在加缪心中，艺术，对于一个偏离永恒的现代人而言，是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因为，如果整个存在都被笼罩在荒诞面具之下，那么能够借一口气呼吸的，就莫过于艺术了。实际上，作为作家的加缪无时无刻不感觉到虚无之鬼的追逼，体验到在终极意义上，即使倾力创作其实也无可拯救。但是，与那些把美的哲学仅仅看作生存工具的作家不同，加缪之为加缪，就在于他虽然认识到了这种无奈的宿命，仍然全力以赴地写作。他无比清醒地指出：“艺术作品体现了智力的一种悲剧，但只间接地体现出来。荒诞作品要求艺术家意识到这些局限，要求艺术具体表现自身以外不具备任何其他意义。不能成为生命的终结，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慰藉。创作或不创作，改变不了什么。”同上，页124。我们没法不同意这个看法，仅仅因为死亡的存在，创作的确“改变不了什么”。但是，即使如此，荒诞的人依然顽固地牵念一种方式，即对生命的可能性的追求。雅斯贝斯曾经深刻地描述了人的精神活动的使命：
思维活动就是要超越一切理想——即使仍然要通过它们并以它们为经常的据点——而指明大全这一永恒的空间。作为一个人而存在，就是要争取去意识这个至大无外的空间，因为正是大全，使我们随时清醒地察觉到我们自己的可能性。我们之所以存在，固然全靠我们永远以我们当时见到了的理想为尺度去采取最切近的行动，但是对大全进行思维，既然能扩展这个空间，扩展我们的境界，那就会敞开我们的灵魂，使之察觉本源。卡尔·雅斯贝斯：《生存哲学》，王玖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页25。
通过对“大全”的探询，生命的无限可能性得以展开。由此，艺术与思想在“生命”的意义上达成了统一。正如尼采深刻指出的，“哲学思想，艺术作品，嘉行懿德，登高视之，皆相通为一”尼采：《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年笔记选》，页7。。没有深刻伟大的思想，不可能成为艺术的经典；没有感动人的艺术精神，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思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经典的现代小说体现出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合一，从而将“故事”这一传统的文学要素上升到存在论的高度。借助对死亡的思考而珍惜生命，借助对故事的描摹与实践，现代人在寻觅生命意义的漫漫长途中体验一刻温暖的瞬间。
在《西西弗神话》中，加缪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例，说明伟大的艺术家与哲学家之间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的主人公均自审生命的意义。正是在这点上，他们是现代的，因为他们不怕当笑柄。区别现代敏感性和古典敏感性的，正是后者充满道德问题，而前者充满形而上问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问题提出的强度之大，非得要有极端的解决办法不可。存在抑或是骗人的，抑或是永恒的。假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满足于这种审视，那么他就是哲学家。可是，他把精神游戏可能在人生中所产生的后果表现出来，因此他成了艺术家。”加缪：《西西弗神话》，沈志明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Ⅰ，页128。
的确，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份一直以来都有争论。因为他的著名的感叹流传世间，“上帝折磨了我一辈子”，所以曾有论者据此紧追不舍，称他是宗教学家、神学家、哲学家。“早有人讲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哲人，我们不是没有听见，而是充耳不闻，或者听不懂。”刘小枫：《中译本前言》，见罗赞诺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张百春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页6。在我看来，这种有意识的误读尽管在挖掘陀氏思想时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但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在我看来，这一误读的直接危害是损害了作家思想的丰富性，减弱了其作品的美学光彩。其实，针对这个争论，巴赫金早已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先是个艺术家（固然是属于一种特殊的类型），而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政论家”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白春仁、顾亚铃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页2。。他主要以小说名世，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一个有思想魅力的文学家。同时，假如抛开学科划分而仅仅从时代精神来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现代思想家。从这个角度来说，折磨他一辈子的实际上是一个源自欧洲的幽灵：现代性问题。应对现代性危机也成了这只“刺猬”一生的志业。
加缪在分析《群魔》中基里洛夫的形象时指出，这位标准的荒诞的人，是逻辑自杀的信奉者。但是，在本质上，基里洛夫又是现代性困境的牺牲者：失去了源自精神深层的寄托，他无法找到思想的出口，生命的可能性对于他只能意味着死亡。现代人的虚弱无力，不再表现为没法承担生活的困窘与贫寒，而在于找不到灵魂呼吸的窗口。然而，加缪的洞察力并不止于此。谙熟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加缪指出了一个不易察觉的秘密，“《卡拉马佐夫兄弟》回答了《群魔》”，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作品中，“驳斥荒诞的，不是作品的基督教特色，而是对未来生活的预告。人们可以既是基督徒又是荒诞人”。加缪：《西西弗神话》，沈志明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Ⅰ，页132—133。
因此，正像加缪所认同的，在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角度，被称为“残酷的天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其思想魅力与人格魅力无可估量。奥地利传记作家茨威格用诗一般的语言表达了对他的无限崇敬，茨威格说：“只有这样仰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思想，才能够把我们对他的作品的敬畏变成热爱。只有最深刻地认识他的作品的特点，才能明白这个俄国人深沉的博爱和普遍的人性。”在塑造的诸多形象中，“每个人物的面孔后边，都横亘着永恒的黑夜，都放射出永恒的光明”茨威格：《三大师》，申文林译，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页66—67。。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称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里指的主要是精神现实，因此，作家的目光对准的不是外在世界，而是现代人的精神存在。正是因为只有在生动的案例中，他才会有强烈的内在经验，才能观察到无意识的巨大力量，才可能窥视到人的内在痛苦与心灵的黑暗面。我认为，这也是为什么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一贯的思想核心，却没有选择哲学撰述的主要原因。
同样，在加缪分析的卡夫卡作品中，以及他自己的作品中都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一种思想性与艺术精神的交融。因此，如果我们承认“没有一个不同时也是哲学家的人会有望在艺术领域得到伟大的名声”古斯塔夫·缪勒：《文学的哲学》，孙宜学、郭洪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184。这一说法，那么在我看来，关于诗与哲学之地位的长期争论可以休矣！美国批评家马克·爱德蒙森曾经鲜明地宣称，要“为诗一辩”，他认为，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虽然许多批评家继承柏拉图对诗人的贬斥而表现出对诗的敌意，但是，真正的思想是不可抹杀的，正如真正的艺术不可磨灭一样，所以，“文学批评的功能不应仅仅是把理论应用于伟大的作品，然后就把它放在那儿了事，相反，它应该允许反驳，事实上是创造反驳，以维护相关的作品，允许作品说（想想利维斯）‘是的，然而’。我们并不是要驱逐理论，而是希望有尽可能出色的理论，来向诗歌发出挑战”马克·埃德蒙森：《文学对抗哲学：从柏拉图到德里达》，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页258。。无疑，这一热情的宣言充满信心：在思想的意义上，它不仅对现代困境中哲学的出路表示出信心，而且对现代艺术的发展也充满信心。换句话说，正是因为二者在“思想”维度上达成了一致，才让真正的思想家不再对“逻辑体系的完整性”耿耿于怀，而是把热切的目光关注到真实的生活，在生活的真实中弥合荒诞感带给我们的灵魂裂伤。正如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所说的，在我们的生活中，“重要的是你有能力与他人谈论你以为真实的东西（what seems to you true），而不是实际上真实的东西（what is in fact true）。如果我们保重自由，真理就会保重自己（If we take care of freedom， truth can take care of itself）。如果我们对于我们的终极语汇持着反讽的态度，并且对他人的终极语汇心存好奇，那么，我们不必担心我们是否直接与道德实在接触，是否被意识形态所蒙蔽，或是否赞成轻度的‘相对主义’”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页251。。
因此，“在真实中生活”，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拒绝自闭、反抗极权、走出荒诞，这就是加缪，这位思考了20世纪人类困境的作家给出的答案；走向希腊精神、体验灵魂自由、实现生命的可能性，这就是“荒诞的人”的无畏选择；在艺术的旗帜下思考，在生命的维度中成熟，在故事的慰藉里做人，这就是我得到的思想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