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主题同样是加缪屡屡涉足的领域。除了笔者曾分析过的那个“不忠的女人”的浪漫情怀（《流亡与独立王国·不忠的女人》），走出神界的西西弗同样是个“流亡”的典型。只不过，他的“流亡”更多地表现为对一个甚至是虚无的目标的坚守，即在不停歇的脚步中保持一份永恒的壮美。“在反躬审视自己生命的时刻，西西弗再次来到岩石跟前，静观一系列没有联系的行动，这些行动变成了他的命运，由他自己创造的，在他的记忆的注视下善始善终，并很快以他的死来盖棺定论。就这样，他确信一切人事皆有人的根源，就像渴望见天日并知道黑夜尽头的盲人永远在前进。岩石照样在滚动。”加缪：《西西弗神话》，沈志明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Ⅰ，页139。这同时也意味着，流亡并非是一次纯然悲怆的长征，其背后是心灵深处那个稳固而温馨的独立王国。
阳光与阴影，作为无法分割的自然统一体，显然也是无数作家心仪的写作主题。加缪的独特意义在于，他进一步将这一主题具象化，并赋予其一种生存论的深度。且不说我们曾着力评论过的《鼠疫》，哪怕单看那部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婚礼集》（1939），也足以发现充沛的例证。比如，作品中那个充满诗意的开头：“春天的提帕萨是神灵的居住地，他们交谈着，处处阳光明媚，洋溢着苦艾的清香，海面上银波起伏，天空湛蓝耀眼，古迹上鲜花似锦，乱石堆里光影斑驳。在某些时刻，原野被阳光反衬成黑黝黝的一片。睫毛边上闪烁着光影和色调，除此之外，似乎都不能收进眼帘。芳香植物气味浓郁，刺激着喉管，在酷热中令人窒息。我在远景深处勉强辨出舍努阿山的庞大身影，它植根于村庄四周的丘陵中，稳健地迈着沉重步伐，终于端坐在海洋之滨。”加缪：《婚礼集》，丁世忠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Ⅰ，页41。其文字之典雅、修辞之美丽，哪怕是借助译文的传递，我们也足以感受得到。但更重要的是，还在于其思想的庄严、正派。如果说阴影预示着世界的荒凉，那么阳光则是温暖的代名词；如果说阴影削弱着生命的勇气与力量，那么阳光则鼓舞起存在的智慧与坚毅。尤其是当我们联想起爱琴海边的璀璨时，阴影几乎不再是该被拒绝的对象，而成为一个异样的象征、一份别致的礼物或世界给予人类的独具匠心的提醒。
至于孤独与团结、死亡与生命、苦难与幸福，这些我们无时不面对着的主题，在加缪的世界里实在触手可及。默尔索的孤独、西西弗的孤独、里厄医生的孤独，医疗队的团结、舞台上演员的团结、为追求独立而战的民族团结，交织着、纠缠着，汇成一曲个体对群体之间的大合唱。贫弱老人之死、无辜儿童之死、对未来之希望的破灭，无垠之大海的再生、人类内在精神的永恒、无处不在的审美主义的复活，更替着、运动着，组成一幅开阔壮观的大景致。而它们的合流，则共同构成了作家对苦难与幸福的真诚思考。值得再三强调的一点是，在加缪的思想世界里，人，永远是核心中的核心。这个有着古典情怀的现代人，不由自主地在希腊文明的边缘界定人的存在、思考人的光荣、畅想人的未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加缪的希腊想象不仅绝不遥远，而且就在我们的伦常日用之中。
总之，正如我们曾多次强调的，所有这些对抗与平衡，均与其思想处境直接相关。换言之，感应着时代精神之虚无的加缪，自觉不自觉地吸取了存在哲学的思想，并从希伯来文化出发走到希腊文化之中去。这一思想路线也标示着巴雷特所谓的由“信仰的人”到“理性的人”的过渡。因此，加缪作品中那种内在的混杂与矛盾、阳光与阴影的交织实际上无可避免。换个角度来说，加缪的思想特质也正在这里：在两极对抗中，努力实现两希文化的融合。其实，这同时也意味着加缪与克尔凯郭尔等人的重要区别：后者走向宗教，他则走出宗教迷雾。而他与萨特等无神论存在主义者的不同则在于：后者相信历史进步论，加缪却从现实出发无法接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肯定地说，加缪是个单纯的人，他身上有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他天真地相信个体对群体的反抗能够奏效。用对美、对阳光的热爱来冲淡生存的虚无与困窘。在“两希文化”中找到平衡，在文学中找到力量，这就是作为一个人和一个思想家的加缪所具有的模糊性和丰富性。加缪在这里找到的关键词是：生活。可以肯定地说，从抽象的逻辑、周详的理论体系中挣扎出来，用“生活之幸福”这个标准去衡量一切，这是加缪的收获。
没有人可以抗拒对幸福的渴望，只要他在生活。柏拉图在其经典文献《普罗塔戈拉》中，讲述了苏格拉底对知识所作的分类：一是实利性的、涉及实用和利益的知识；二是涉及人的德性的知识，或者说关于道德的知识。其中道德的知识不“实用”，如俗话所说，不能当饭吃。但道德的知识也不是那么的不“实用”，因为所谓道德的知识就是实践的知识，是关于人的行为自身的知识。德性教育并不提供“实用”知识，它的目的在于通过德性知识的习得，让人懂得什么叫作“幸福生活”，从而成为自由的人。而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指出：“多数人把快乐等同于善或幸福，所以他们喜欢过享乐的生活，第二种是有德性的生活，第三种是沉思的生活。一般人显然是奴性的，他们宁愿过动物式的生活。”加缪所倡导回归的生活，显然并不简单地是其中的某一种，而是它们的综合与完善，是充满着美之光芒的真实生活。我们还记得，在洋溢着和煦阳光的《婚礼集》中，加缪描述了一个与大海自由自在嬉戏的人的感受：
在人世间只有一种爱情。紧紧搂抱一个女人，这也是留得由天界下凡入海的那种异趣。等一会儿，当我投身于苦艾丛中吸收其清芬时，我将不顾一切偏见领悟到自己正在完成一项真理：阳光的真理，也将是我弃世而去的真理。在一定意义上，我在这里嬉戏的，无异于我的生命。这生命散发着炽热石块的气息，洋溢着大海的呼啸和刚刚放喉歌唱的蝉鸣。和风清新，天空湛蓝。我深深热爱这生命，并且要自由自在地谈到它，它使我对自己人的境遇感到自豪。加缪：《婚礼集》，丁世忠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Ⅰ，页43。
实际上，当1960年1月4日，加缪在自卢马兰返回巴黎的途中出车祸身亡后，阿尔及利亚友人在蒂帕札给他竖立纪念碑，其铭文就选自此段不朽的文字。雕刻的铭文如下：
在这儿我领悟了
人们所说的光荣：
就是无拘无束地
爱的权利
阿尔贝·加缪
左图：坐落于法国小镇Villeblevin的阿尔贝·加缪的车祸纪念碑
右图：坐落于天蓝海岸省卢马林农场加缪的墓地
回到生活，或者说“为生活而生活”，不是回到蛮荒的原初状态，而是真正拥有在此生此世爱的能力。正如加缪所一再强调的，“追求幸福不必羞愧”，在我看来，这一墓志铭恰当地体现了加缪匆忙的一生，概括出了加缪的追求目标。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他一直拒绝“存在主义者”这个哲学标签。可以说，加缪无时不在文字中表达时代的荒诞感。正是为了摆脱这种荒诞感，加缪从不讳言自己对美与爱的向往，是因为他只愿意做一个幸福的人。通过审美，加缪找到了一条弥合灵魂裂伤的途径；通过审美，加缪找到了“无拘无束地爱的权利”。或者说，正是在爱与美的统一中，加缪寻觅到了荒诞的人的精神出路。
由此，长期困扰着加缪的流放、孤独、绝望等等情结得以缓解，即一种无所不包的统一性能够给荒诞的世界带来温暖。但是，加缪的清醒在于，这种统一性并非来自于一种人为构造的理论体系，而是来源于活生生的真实生活。只要每个人都能够运用自己的感觉与理智去观察与思考，“荒诞的人”与“审美的人”一定能够达成真正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加缪不仅强调了对古希腊艺术的追思与描摹，而且，在精神上延续了18世纪启蒙运动的伟大传统。正如1784年康德作出的精辟解释，“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页22。。
康德（1724—1804）
遗憾的是，不迷信于权威，不拘执于陈见，对于这种早该是常识的理念，在20世纪的天空却寥若晨星，更多的理论家倾力于后现代主义的建构，往往是解构了崇高与神圣，躲避了强权与暴力。他们正像古希腊那位夜观天象的泰勒斯一样，忘记了脚下的生活。准确地说：“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后现代对一切‘宏大叙事’的终止和对所有权威判断的解构，使它自觉不自觉地投入了怀疑论和相对主义的阵营，缺乏真正的建设性。虽然这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受了现代主义‘重估一切价值’的影响，但性质完全不同：在现代主义的怀疑背后依然存在着对真理的期待和寻求，而后现代对真理的冷漠则是一种根本性的排斥和拒绝。”徐岱：《美学新概念：21世纪的人文思考》，页219。因此，可以说，加缪的古典情结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热情，更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对自己的时代的清醒。没有作为个体的人对理智的运用，就没有人类整体对理智的运用；没有作为个体的人对美的享受与追求，就没有一个时代对美的享受与追求。这一洞见在伟大的康德那里有如出一辙的解释。在谈到人的理性与大自然母体相解脱时，康德说：
这是一场十分可敬的、但同时又是非常危险的变化；因为大自然把他赶出了那种儿童受保育的安全无恙的状态，有如把他赶出了一座无需他自己操劳就得到供养的乐园那样，并且把他赶到了广阔的世界上来，那里有如此之多的忧患、艰辛和未知的灾难都在等待着他。未来生活的艰难困苦往往引诱他去希望一个天堂——这是他自己想象力的创造物——在那里面他可以把自己的生存寄梦想于、或者是就消磨在宁静的无为和永远的和平之中。但是在他和那座想象的福地之间，却横踞着永不安息的而又不可抗拒地在驱使他身上的能量获得发展的理性；它不允许人再返回到把他已经从其中吸引了出来的那种野蛮与单纯的状态里面去。它要驱使他非常之有耐心地去把自己所憎恶的那种艰辛加之于自身，去追求他自身所不屑的种种廉价的装饰品，并且关怀着他目前更其害怕丧失掉的那一切身外琐物而忘却他所恐惧的死亡本身。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页67。
这种状态，被康德直截了当地命名为“自由状态”。因此，如果说单独地运用理性在令人觳觫的同时也让人神往，那么，可以肯定地说，这也是一种在日常经验基础上的生活状态，是荒诞的人必须通过审美达成的自由状态。这种与历史崇拜相对立的自然崇拜，与未来希望相对立的现世享受，与各种形式的神相对立的血肉之躯的人，正是加缪所着力追求的南方思想的要素。
总而言之，作为精神家园的希腊，对于加缪来说，是阳光与大海，是欢笑与嬉戏，是被20世纪无穷无尽的战争所折磨的灵魂休憩之所。加缪真诚地设想着，在那个遥远的地方，美能够不再被污染，自由能够真正实现。我不忍心指责加缪的天真，因为正像尼采所说，“伟大的诗人都是孩子”，无限生成的世界亦然，
尼采（1844—1900）
生成和消逝，建设和破坏，对之不可作任何道德评定，它们永远同样无罪，在这世界上仅仅属于艺术家和孩子的游戏。如同孩子和艺术家在游戏一样，永恒的活火也游戏着，建设着和破坏着，毫无罪恶感——万古岁月以这游戏自娱。它把自己转化成水和土，就像一个孩子在海边堆积沙堆又毁坏沙堆。它不断重新开始这游戏。它暂时满足了，然后需要又重新抓住了它，就像创作的需要驱动着艺术家一样。不是犯罪的诱力，而是不断重新苏醒的游戏冲动，召唤另外的世界进入了生活。孩子一时摔开玩具，但很快又无忧无虑地玩了起来。而只要他在建设，他就按照内在秩序合乎规律地进行编结、联结和塑造。……只有审美的人才能这样看世界，他从艺术家身上和艺术品的产生过程体会到，“多”的斗争本身如何终究能包含着法则和规律，艺术家如何既以静观的态度凌驾于艺术品之上，又能动地置身于艺术品之中，必然与游戏、冲突与和谐如何必定交媾而生育出艺术品来。尼采：《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页70—71。
加缪以生命实践了他深深敬佩的尼采的思想。可以说，在“荒诞之思”的起跑线上，他早已埋下了一颗童真的种子：为无神的现代人寻找信仰，为孤独的荒诞人点燃温暖，这就是他的使命。而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不懈奔跑的他给了我们一个不懈追求的身影——作为“荒诞的人”的加缪最终让我们用充满敬意的目光将他看作一个“审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