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加缪的思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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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反抗的诗学:《局外人》及其他(2)

在死亡逼近之时,加缪对在监狱中的默尔索最后的心理描写堪称经典:“那边也一样,在一个生命凄然而逝的养老院的周围,夜晚就像是一个令人伤感的间隙。如此接近死亡,妈妈一定感受到了解脱,因而准备再重新过一遍。任何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哭她。而我,我现在也感到自己准备好把一切再过一遍。好像刚才这场怒火清除了我心里的痛苦,掏空了我的七情六欲一样,现在我面对着这个充满了星光与默示的夜,第一次向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我的心扉。我体验到这个世界如此像我,如此友爱融洽,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加缪:《局外人》,柳鸣九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小说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页62。

这段文字被人引用得太多,以至于已经显得过滥。但我仍然挡不住诱惑抄写在此处,是因为它实在太美。从中可以看出,默尔索的和解不是与他曾抗拒过的虚幻宗教的和解,而是和真实生活的和解,他彻悟的是这样一个事实:“生活是这样具体实在,一切抽象都结束了。宇宙的基本实在就是‘我的生活’。”加塞尔:《什么是哲学》,商梓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页114。同样,默尔索的和解也不是与虚伪社会的和解,而是对自然之美的认同,对朴素生活的回归,因为,正如德国现象学家胡塞尔所说,“在一种高于生活的素朴性的反思中,向生活的素朴性的真正回归,是唯一可能的一条可用来克服那种处于传统的客观主义的哲学的‘科学性’之中的哲学素朴性道路,这条道路将逐步地得到说明,并终将得到澄清,同时,它将为曾经反复被提到过的新的维度打开大门”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倪梁康、张廷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页249。。

显而易见的是,默尔索,这位被命名为“无意义的烈士”的死亡,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显出了意义。这就是体现在作家身上的如下结论:对于勇敢担当荒诞与虚无、毕生探求人类生存状况的加缪来说,他“从不曾容忍人类本性的这种堕落,他称此为虚无主义。也许由于出身卑微,他不得不拼命奋斗去争得享受文化的权利,因此他并不满足于当一名艺术家。他身上没有丝毫猎奇者、怀疑论者和犬儒主义者的味道。他致力于为自己把世界塑造成一个和谐的形象,一种道德即生活的法则将会由此产生。如果说他初步的分析使他得到了荒谬这个结论,那么他并不是为了自得其乐,而是为了寻找出路,为反抗,为爱”罗歇·格勒尼埃:《阳光与阴影:阿尔贝·加缪传》,页1。。

二形而上的反抗

1957年,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答谢致辞中,加缪饱含深情地说:“作家的职责,是在于团结大多数的人民。他的艺术不应该和一切的谎言和奴役妥协。因为,不论谎言与奴役在什么地方得势,都会产生孤寂。不论我们个人的弱点是什么,我们作品的高贵处,永远是植根在两项十分艰于遵守的誓约:对于我们明知之事决不说谎,并且奋力去抵抗压迫。”卡缪:《卡缪致答辞》,见陈映真主编:《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第34卷,(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1年,页9。这份艺术宣言显然是作家的夫子自道,因为正是在其继《西西弗神话》(1943)之后的第二个系列作品中,加缪开始了自己以“反抗”为标志的写作之旅,并最终“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卡缪:《卡缪致答辞》,见陈映真主编:《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第34卷,页1。。这个系列的作品,包括小说《鼠疫》(1947)、戏剧《正义者》(1949)与理论著作《反抗者》(1951)等。综合来看,它们以现实为题材、以“反抗”为旨归,回答了“荒诞之后”的价值选择问题。可称为是从孤独到团结的进步,从个人意识到集体斗争的发展。总而言之,在一个严峻的时代里如何生存,是这一系列作品的共同主题。

正如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所指出的,荒诞是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离开了人,荒诞也会随即消失。而所谓“荒诞的人”,是“伟大的享受人生的人”,是既能行动又能静观的人。

但认识到荒诞只是作出判断的前提,是思想的出发点。而对于这个严峻的时代而言,重要的已不再是认识,而是需要采取的态度。或者说,在荒诞的条件下,人该如何行动:是以自杀来结束荒诞的人生状态,还是以反抗来赋予人生以某种意义?加缪的回答是:“生存,就是使荒诞存活。使荒诞存活,首先是正视荒诞。与欧律狄刻相反,荒诞只在人们与其疏远时才死亡。这样,唯一前后一致的哲学立场,就是反抗。所谓反抗,是指人与其自身的阴暗面永久的对抗。”加缪:《西西弗神话》,沈志明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Ⅰ,页99。由此,在维护人的尊严的意义上,加缪为“荒诞的人”选择了肯定人生的“反抗”之途。

既然“反抗”是人的必然姿态,那么,在加缪的概念里,“反抗的人”是个怎样的形象呢?在不同的场合,加缪曾反复指出,人是唯一拒绝像现在这样生活的生物,换句话说,“不满足”是人的真正本性。不过,他又强调指出,这种“不满足”并非漫无边际的抗拒。虽说“荒诞的人”不必沉湎于对神的幻想中,因为他不需要某种至上的存在赋予自己生活的意义;但也不必迷失在“自在的自由”之中,因为他不需要某种先验的东西来“为自己设立栅栏”。人的唯一的骄傲是,他发现了自己的自由,惟其如此,他才能穷尽现实;惟其如此,他才称得上是一个“反抗的人”。

但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旨在获得自由的反抗,还是旨在摆脱荒诞的反抗,真正的反抗者都是一个有底线的人。加缪说:“何谓反抗者?一个说‘不’的人。然而,他虽然拒绝,却并不放弃:他也是从一开始行动就说‘是’的人。”加缪:《反抗者》,吕永真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Ⅰ,页157。(本章后文凡引该著,直接在文中标注页码)这是因为,生存的底线,是反抗者表明自己生命姿态时的前提。这一底线,就是做人的尊严感。对尊严感的渴望使得反抗者在一切行动中,都能坚定地捍卫自我本己的某种意愿,从而形成一种发自本能的价值判断,在危难时做到不屈与不移。因此,反抗者往往是一个长期沉默的人,他缄默地沉浸于自己心灵的天地,似乎呆若木鸡般地被世界所遗忘。“然而,他一旦开口说话,即使是说‘不’,便表明他在判断与渴求。反抗者,从该词词源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在主人的鞭笞下昂然行进,进行反抗,以自己所赞成的一切对抗自己不赞成的一切。并非一切价值观念都会引起反抗,但是一切反抗行动都不言而喻地以一种价值观念为依据。”(页158)

在加缪看来,具有一种普遍性,即足以理直气壮地适用于一切家族、种族或民族的普遍性,是这种能作为“依据”的价值观念最突出的特点。也就是说,只要是属于人的价值,只要是人所渴求的权利,都应该在所有人身上得到体现,即使受到损伤的是我们的对手。在这里,加缪充满激情的表白让我们领会到一个人道主义者的伟大:“当我们看到自己视为对手的人们遭受不公平时,也会产生反抗的情绪。这仅仅是由于有共同的命运。个人所捍卫的价值因而不仅属于他个人。这种价值是由所有的人所形成的。人在反抗时由于想到他人而超越了自己。”(页159)实际上,可以简单地得出结论:这种能促使人自我超越的力量,就是作为人之本质的对自由的渴望。

的确,正如别尔嘉耶夫曾指出的,“作为主体的存在是个性的生存,是自由,是精神”。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张百春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页92。只有葆有对自由的渴望,才会有对生命的肯定与赞美;也只有葆有对自由的渴望,才能敦促“荒诞的人”抬起“反抗”的眼睛。因此,与奴隶反抗其生存状况相类似,形而上的反抗者同样不满于自身的状态;但是,他又不止于此。用加缪的话说,“形而上的反抗是人挺身而起反对其生存状态与全部创造。它之所以是形而上的,是因为它否认人与创造的目的。奴隶反抗其生活状况内部的条件,而形而上的反抗反对的则是作为人的存在状态。造反的奴隶肯定了他心中有某种东西不能接受其主人对待他的方式,而形而上的反抗则宣称创世本身便令它失望”(页164)。这也意味着,后者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上揭竿而起时,要求的其实是一种根本的改变,即希望通过追求自由实现生活的幸福与圆满。

可见,形而上的反抗是比奴隶的反抗更为深刻而全面的,它不肯接受的是世界本身。从这个角度来看,加缪的思想有着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反抗,与其说是对荒诞的反动,毋宁说是其思想逻辑的正当结果。这同时告诉我们,在加缪的写作中,并不存在判然有别的由荒诞到反抗的两个阶段,后期出版的《反抗者》也绝非是对《鼠疫》与《西西弗神话》的否定。实际上,这三部在加缪创作中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只有写作阶段的不同,而没有思想方向上的差异。正如有研究者曾恰切地指出的,“加缪的全部作品的中心思想,实际上是如何对待荒诞的问题”郭宏安:《阿尔贝·加缪》,见柳鸣九编选:《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页485。。通过作为一种思想态度的“反抗”,加缪力图建立的是一种新的人道主义,一种驻足于理解、博爱、节制与平衡之上的人道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新的人道主义不仅是对维克多·雨果式的人道主义的继承,更是对古希腊民主精神的描摹与追怀。在一个腥风血雨的时代里,它别具一种发人深省的力量。

那么,对于形而上的反抗者而言,他所着力反抗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要实现的目标又是哪些呢?实际上,早在《西西弗神话》中,加缪已经用毫不迟疑的语气这样说过:“所谓反抗,是指人与其自身的阴暗面永久的对抗。”加缪:《西西弗神话》,沈志明译,见柳鸣九、沈志明主编:《加缪全集》散文卷Ⅰ,页99。如果细致审理这些话语背后的逻辑,尤其是联想到加缪曾将“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判定为“荒诞”的三个结果,那么显然可以还原出一个值得信赖的分析思路:理智而清醒的现代人认识到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巨大张力、认识到“自身的阴暗面”之后,他所面临的必然选择是:自杀还是反抗?如前所述,加缪在这里旗帜鲜明地选择了“反抗”而拒绝自杀。而一个选择反抗的人进一步将“荒诞”推进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于是在“自由”中触及了生命的激情。毫无疑问,终极的“激情”正是能够借以挥洒生命的创造。可以认为,只有通过创造,荒诞的人才不仅实践了对自由的追求,而且真正回答了“如何做人”这个现代性困境中的终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