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直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电影的历史发展中，电影技术基本上是被引进的。电影传入中国，揭开中国电影发展史序幕并推动其继续发展的，都是电影技术的不断引进以及电影艺术的不断借鉴。这是中国电影艺术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电影创作者一直扮演的都是电影的技术引进者和艺术摹仿者的角色。这一角色和身份的转变的历史任务要求中国电影人在电影技术和电影艺术上，都具有锐意进取和冒险犯难的英勇无畏精神。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自己的世界名牌轿车，如奔驰、宝马；没有世界名牌手机，如苹果手机、三星手机；没有世界名牌电视机，如索尼电视机、三星电视机。有人统计，世界著名品牌前一百名，没有一个是中国的，但却有六十个是美国的。我们也还没有自己的如《泰坦尼克号》和《阿凡达》那样在全世界都产生重大影响的影片。但笔者仍然相信，这只是暂时的现象。中国电影一定会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当然，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先进经验，不等于不要有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中国电影要建立自己的技术团队，要有自己的梦工厂、数字领域、工业与光魔公司、维塔工作室，等等。走出去和请进来是需要的，自主研发和自主创新，技术创新和艺术创新，是更为重要的。电影的技术创新、艺术拓展和产业开发，有着极大的空间，等待着中国电影人去努力和奋斗。
4.中国电影在美国的口碑
李亦中赵菲
全球化时代是中西文化交融、竞争、共存的时代。季羡林先生曾说过：“文化交流要强调一个‘交’字，出入应该基本等同，入超和出超都不恰当。”中美两国电影交流，历来呈现严重的不对称。在市场层面上，影片交流“入多出少”；在信息层面上，中国电影在海外传播的反馈远未做到“知己知彼”，有不少基础性的研究亟待深入展开。尤其那些已经“走出去”的中国电影，究竟在美国收获了怎样的口碑评价？从跨文化传播上又可以引出哪些有益的启示呢？
一
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骆思典是有名的“中国电影通”，他撰写的长文《“狼来了”：好莱坞与中国电影市场1994—2000》提及了两个事例：其一是零点调查公司和《北京青年报》在1995年做的“中国人眼中的世界”问卷调查，有五个大城市1050名受访者就“最喜欢的外国电影明星”给出答案，名单上前十位美国明星占了七位，显示了好莱坞影星对中国青少年的号召力；其二，他关注书摊上“销路极好”的两本电影杂志（长春出版的《电影世界》和成都出版的《看电影》），发现这类通俗杂志用大量篇幅介绍美国电影及出版物，由此证实多年来受好莱坞强势冲击，中国电影观众的视听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美国化，好莱坞电影文化直接影响中国年轻一代的观赏口味了。
与之相比，我们针对海外观众所做的调研远远不及美国，我们对美国电影市场和美国观众的了解相当隔膜。迄今为止，国内所能见到的美国人对中国电影的评价，基本上是“一鳞半爪”的碎片，大致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由主流媒体提供的信息，一般以正面报道居多，转述美国人的原始评价往往语焉不详。例如，1981年石方禹率团携《喜盈门》（无英文字幕）访美，在华盛顿美国电影学会招待各界人士。观者认为，该片表现中国家庭内部的矛盾，提倡晚辈子女尊敬失去劳动力的老人，并承担赡养义务，“这是世界性的主题”。再如，1985年由美国世界娱乐公司策划，组织《茶馆》、《邻居》等10部中国影片在旧金山莱姆利文艺院线上映，“受到美国知识界观众的好评”。这类信息实际上属于新闻报道，对研究者来说，有效信息大大欠缺。
第二种来自中国人在美国亲历的观察与感受。例如，作家张辛欣深入美国电影圈，写出纪实性作品《我的好莱坞大学》，书中提供了不少真实见闻。她发现，“语言障碍是外语影片进入美国市场的大问题”，所有不讲英语的外国电影都被打发到设施很差的艺术电影院上映，观众局限于知识阶层。张辛欣感慨道：“美国的年轻人远比追着外国新碟片的中国年轻人狭窄小气。”她还发现，美国青年受不了东方电影（包括中国）的沉闷和诉苦倾向，“在电影艺术想象力方面，中国题材的电影经常给美国观众缺乏飞升幻想的苦闷感。中国电影多是写‘大历史’，作为故事中心的‘人’，很少给观众留下个人激情”。此外，还有一种“借题发挥”的言论。例如，2004年某杂志召开“张艺谋和中国电影艺术研讨会”，针对在美国热映的《英雄》与《十面埋伏》，有位知名作家以不屑一顾的口气发难：“不要认为张艺谋在美国成功就怎么怎么样，美国那些观众是什么观众？一个大胖子坐在那里嚼着爆米花，你飞来飞去，打来打去，他觉得挺好看。我们不要为这些东西过分的感到骄傲，我们应该有自尊，应该有自己的人格。”不知此君所述究竟是目击还是臆断，凭一句辛辣调侃，一下子抹杀了国产片海外首发之旅的努力。
第三种出自美国权威影评人笔下。例如，美国著名影评人罗杰·伊伯特发表过《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影评，他认为该片“充满肉欲之美和愤怒之情”，评价说：“这一次，张艺谋又用了和《菊豆》一样大胆明亮的色彩，影片使用经典的‘特艺色彩’三色拍摄工艺，产生红黄两色特别丰富的艺术效果。由于这一工艺好莱坞早已无人再用，我们在美国电影里已经不可能再看到这样的效果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大红灯笼高高挂》仅仅是为了我们的眼睛而存在着的，将全部情节抛开，剩下的就是由建筑物、织物、色彩对比和女演员们的面孔带给观众的感官愉悦。不过，在这美丽的底下，是那种生活的残酷现实，就像是这大宅里的生活，表面的舒适底下是奴役的罪孽。”必须一提的是，这篇影评写于1992年3月，而中国读者接触此文已经是二十年后，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在2012年推出的罗杰·伊伯特影评精选集《在黑暗中醒来》，时效性大大滞后。
二
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要实现国际传播的目的，离不开对海外受众的认知与研究。为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我们以美国《纽约时报》刊载的影评为切入点，着重探究美国影评人视野中的中国电影，以便更好地把握中国电影“走出去”的实际成效以及遭遇的“文化折扣”。
洛佩特在《美国影评人文选》一书前言中，高度肯定美国媒体影评的整体成就，称其继承了“美国非小说类杂文中最具文学性的写作传统，可能比其他任何一种艺术评论都凝聚了更多的精力投入、写作激情和分析智慧”，已经“形成一个扎实的美国电影评论流派”，是美国“电影接受史的重要部分”。由于各家媒体性质不同，读者对象不同，美国影评人之间也存在着差异。一般分为：大型日报（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全国性新闻周刊（如《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区域性小众周报（alternativeweekly，如《村声》、《芝加哥读者》）；人文类杂志（如《纽约客》、《大西洋月刊》）；行业性媒体（如《综艺》、《好莱坞记者》）；大众娱乐杂志（如《娱乐周刊》、《首映》）；学术性期刊（如《电影评介》）。就受众影响力而言，大型日报的权威性地位无疑是最高的，其中以《纽约时报》首屈一指。某些较特殊的“小众电影”，不少小城市院线只有看到《纽约时报》发表了正面评价之后才敢排片上映。片商也喜欢在广告上引用《纽约时报》这样覆盖全国的重量级报刊的赞语，以此触发观众观影欲望。
基于《纽约时报》影评人在美国社会的特殊地位与影响力，我们从相关数据库、图书馆和互联网等渠道，收集了《纽约时报》影评版自2001年1月到2011年10月间刊发的有关中国电影的89篇影评，从中获得中国电影在美国上映的口碑评价。首先按内容分析法对89篇文本进行分类，按影片类型、导演、影评人、影评文章字数、发表年份、影评人评价态度等逐一梳理；其次以文艺片、社会片、动作片、历史片、爱情喜剧、纪录片等六个类型进行文本细读；最后归纳影评的重点、态度及导向，把所有评论联系在一起作比较和分析。
从历时性来看，《纽约时报》影评人对中国电影的关注度呈逐年上升趋势。从2001年度发表4篇，增长到2011年度发表17篇。在影片类型上，影评人对中国电影的关注视野也越来越宽，起初仅仅关注文艺片/社会片，到后来几乎囊括所有在美国公映的中国电影，涉及功夫片/动作片、历史片（主旋律电影）、纪录片/纪实片等。根据影评数量分布，《纽约时报》影评人关注的重点依次为：文艺片/社会片影评37篇，占总数的42％；功夫片/动作片影评24篇，占总数的27％；纪录片/纪实片9篇，占总数的11％；余下历史片有6篇，爱情喜剧片有3篇。据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是美国影评人评价中国电影的主要动机。文艺片/社会片加上纪录片/纪实片的影评数量，所占的比例达到53％，超过半数，清晰表明《纽约时报》影评人关注中国电影的主观倾向。
（2）功夫片/动作片是美国影评人最熟悉的电影类型。
（3）从单篇影评字数来看，《纽约时报》影评人愿意花最多笔墨首推中国纪录片和文艺片。
上述六位影评人中，评论中国电影最多的两位作者分别是A.O.Scott和ManohlaDargis。前者1966年出生，毕业于哈佛大学，其职业生涯是从在《纽约书评》担任助理编辑开始的；著名影评人JanetMaslin2000年退休之后，加盟接任《纽约时报》艺术版，2004年成为首席影评人。后者1961年出生，曾在《洛杉矶时报》和《洛杉矶周报》担任过影评人及编辑，在《村声》杂志上发表过电影评论，现亦为《纽约时报》首席影评人，具有鲜明的评论风格。
文本挖掘是一项全新的信息检索与知识发现技术，主要应用于从大量非结构化文本数据中挖掘有效信息，特别适用电影评论这样的自然语言文本的定量分析。本文主要使用墨尔本大学StevenBird教授主持开发的自然语言处理开源工具集NLTK，对《纽约时报》影评人十年间评论中国电影出现的高频词进行频率统计。经过统计发现，文艺片这个类型的影评中出现较高频的词有“城市（city）”、“人民（people）”、“生活（life）”、“人类（human）”、“社会（social）”、“文化（culture/cultural）”、“政府（government）”、“政治（politics）”；在历史片和纪录片影评中较高频的词有“人民（people）”、“生活（life）”、“城市（city）”、“社会（social）”、“经济（economic）”、“政治（politics）”、“家庭（family）”等。从这项分析中，可以看出美国影评人所持的社会学批评维度。
通过进一步分析归纳，我们得出《纽约时报》影评人对中国电影的基本态度：在被评价的中国影片中，影评人对68.5％的影片持肯定态度；对16.9％的影片持否定态度；对其余14.6％的电影持中立态度。换言之，《纽约时报》影评人对中国电影的基本态度是积极的。具体来看，美国影评人持中立态度的文艺片有《美人依旧》、《和你在一起》，行文基本上是对影片剧情的直白介绍，以及对影像风格的客观描述。影评人持否定态度的影片有《周渔的火车》、《雪花秘扇》和《寻欢作乐》。《周渔的火车》被指“建立在细节和碎片上，像是一些经典电影的回忆而非一部影片，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为了填补市场上已认知的缺口而诞生的自我毁灭的商业怪兽”。
《纽约时报》影评人对历史片的评价比较极端。获肯定性评价的影片有《唐山大地震》和《南京！南京！》，认为这两部影片从微观角度人性化地刻画了一个历史悲剧；获否定性评价的影片是《横空出世》，在美国影评人看来，“具有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输出”；获中立评价的历史片有《建党大业》和《辛亥革命》，“以群像化表演支撑起中国革命宏大历史叙事”。在对功夫片/动作片的评价中，持肯定态度、否定态度和中立态度的篇目基本持平。作为中国商业电影的热门类型，美国影评人对“中国功夫”有更多的期待，在题材细分上，包括古装功夫片、香港动作片、功夫喜剧三个类别，其中古装功夫片数量最多，包括《英雄》、《十面埋伏》、《天地英雄》、《功夫之王》、《战国》等。
《纽约时报》影评人对《英雄》给出了“经典得就像中国的《红楼梦》”这一美誉，并高度评价李连杰，称他是“华人世界屹立在好莱坞的最后一名武士”。影评人归纳《英雄》成功背后有几大原因。其一，《英雄》给西方观众带来了东方视觉奇观：“当国王对这个故事不买账时，无名讲述第二个、第三个和最终第四个版本。张艺谋和他出色的制作团队，以惊人的色彩作为故事之间交替变化的信号，色彩如洪水般在银幕上变幻，一会儿像一本小红皮书般生动，一会儿是一尘不染的白色，一会儿变为微妙的蓝色，一会又变成一种淡草绿色，令人垂涎想舔银幕。”其二，《英雄》对美国观众来说不存在意识形态价值的冲突，“如果你不觉得各种人物以统一中国的名义所做出的牺牲过于辛苦和漫长的话，虽然《英雄》总体上小于其所有精彩片断叠加的总和，这仍是一部总体令人满意的作品。”影评人还强调，“《英雄》是一场视觉盛宴，但是故事的过多分段使之无法聚集足够的气势，而且过度的艺术化处理，很难传递情节的紧迫性。至少从观者角度来看，中国第一王朝的建立远比不过梁朝伟忧伤的眼睛、张曼玉惊天动地的魅力、章子怡从盛怒到脆弱优雅迅急如蜂鸟般的变换能力”。究其深层原因，《英雄》在北美的成功有意无意迎合了“9·11”事件过后美国霸权主义意识形态的需求，“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电影密切关注国际事务及其与世界的接触，已经影响和改变了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解释，开始去拥抱一个新的国际维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