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过，由于李鸿章自己的地位，他对戈登的嫉妒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而然的。但是他所流露的方式暴露了一种狭隘的性情，和所有在中国服务的欧洲人打交道时他几乎都具有这样的特征。只要太平天国的军队还没有被击败，李鸿章就要依靠“常胜军”作为大清军队的脊梁，而一旦太平天国的瓦解指日可待，他的主要目标就是减少外国人应得的报酬和荣誉，尽可能用廉价的条件摆脱他们，而仅留下几个专家在马格里博士（后来成为哈里戴爵士）手下的金陵机器局供职。
戈登在记载中说当他即将结束在李鸿章手下服务时，后者表现出有意阻挠和令人不快的态度。巴夏礼爵士也描述了同样的印象，李鸿章在给予阿思本上校狡诈和不礼貌的待遇时也没有减少这种印象。这个性格坦率的水手因为李鸿章对待戈登的态度而感到不满，所以拒绝让他的舰队作为一支地方力量去服务政府，并进一步宣称，任何一个有自尊心的英国军官都不可能再在李鸿章手下工作。很多次当李鸿章和戈登出现激烈分歧时，尤其是在杀害太平军首领后，赫德先生（后来的鹭宾爵士）用他聪明的技巧让两人重归就好。此后李鸿章间接地让赫德代替了李泰国先生担任海关总税务司一职，因为正是李鸿章明确拒绝接受李泰国-阿思本舰队而导致李泰国先生被取而代之。
只要事关外国人，李鸿章通常会容易忘记所接受的好处，但绝不会忘他给予对方的好处。所以在后来的日子里，大概赫德在国外的名声达到了偶尔盖过自己名声的程度，当这个总税务司在政策问题上被迫和他意见矛盾时，李鸿章往往强调古代知恩图报的传统，并埋怨这个爱尔兰人自作主张。说句公道话，赫德爵士在1900年因危机而被削弱权力之前，他一直都是一个可靠的朋友，他把自己在爬摸滚打中学得的好方法如数教给了李鸿章，但他将其半独立性的权力伸到了中国的各种内外事务中，这足以让李总督感到妒忌的恐惧。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大清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如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和义和团运动中），他们之间的矛盾就不足以危害到他们以亲密友善的合作方式在一起共事。
除了对身居高位的外国人心存嫉妒性的怀疑外，李鸿章和那些一起共事或在其管辖之下为中国服务的外国人相处时，双方的关系都是让人满意的。的确他和慈禧太后一样有着难以形容的个人魅力和和蔼的样子，这让为他服务的那些人保持对他的忠心。他还具有敏锐的判断力，能够看透别人的性格；他选人首要的标准是看人品，其次才看技术素养。他通常不以一个人的专长为标准来安排职务，但结果往往证明了他对人性方程式适应力的看法是正确的。
有几个事例表明李鸿章和外国雇员之间的关系接近于亲密的友谊，这缩小了东西方思想之间深不可测的鸿沟。两个英国人、一个美国人和一个的德国人得到了李鸿章的尊重和信任，作为回报自愿为其服务，他们四人分别是欧文博士、亚历山大·密吉先生、毕德格先生（李鸿章的私人秘书）和天津海关总税务司德璀琳先生。除了依靠德璀琳先生从各国公使团那里获得有关京城人事方面的精确消息外，李鸿章还委托他负责许多微妙的谈判。欧文博士（有关他的任命尽管李鸿章的家族强烈反对，但他还是担任了李鸿章的私人医生）和毕德格先生也许比其他欧洲人在他身上观察到了更多的人性，而少一些官僚作风。据他们所言，李总督在私人生活中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物，他按照东方家长制的方式去热爱家庭，即慷慨又和蔼。尽管俄国采用了种种外交手段试图让人取代欧文博士，但他后来还是陪同李鸿章到欧洲巡游；国务方面的紧急事件和女眷们的强烈抗议都没能让李鸿章割断他和这个爱尔兰人的亲密关系。
在许多场合，当那些为中国服务的欧洲人成为外交牺牲品或是被选为在京城进一步发展成高级政策的替罪羊时，李鸿章对他们都会表现出公平、真诚的爱。正是这样的品质，让李鸿章在天津的外国居民中受到了欢迎和尊敬。
在李鸿章前往莫斯科的前天晚上，天津当局为他举办了盛大的欢送宴会，这些欧洲人对他表达了看法。当时，宴会主持人祝贺这个老人“成功地度过了公众侮辱的风暴时期，这反而成了这位政治家的最大荣誉”。在天津的人非常明白中国惨败的真正原因，也完全清楚李鸿章对海陆军管理中的腐败行为所负有的责任，他们在表达这种看法时，有意或无意地描述了他们对李鸿章作为一个按良心来做事的优秀官员的欣赏。
这位老人在逆境中表现出的坚韧、刚毅和优雅、从容中，毫无疑问有些东西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同义和团运动证明的那样，这种美德一般从儒家哲学的良种中生长出来，而和土壤的质量没有关系。对宫廷政治和政党政治来说，李鸿章如果没有太后的保护，他的巨大财富不会是防御而会成为危险之源。他完全了解太后冲动和多疑的性格；他也知道如果她听信了端郡王或其他政敌的劝告而与他为敌的话，他的命运和生活将陷入危机。然而他虽然清楚这些，仍然从容地稳步向前，不愿为了大众的呼声或个人的阴谋而牺牲掉他那些不多的做事原则。
关于勇气，李鸿章有着更为引人注目的道德品质。这是因为李鸿章往往因为其成功的冒险而为人所知。在他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与捻军的对抗中，他通常不会在炮口下追求虚名，或者带领部队亲自上战场。他坦言钦佩曾国藩、左宗棠和戈登身上的勇气，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他心里对笔的喜爱远远超过了对剑的喜爱，他认为在战场上的苦难经历对一个优秀的人来说是不值得的。他意识到必须有人去面对这些苦难，他知道军事上的荣耀或许是掌握权力的最好捷径，但在他的整个军事生涯里，他最为关心的是如何为国家为自己保住性命，因为生命在他看来是如此宝贵。在政治和公共生活领域，让个人遭受危险的因素总是存在，但他并没有表现出妥协或逃避的倾向。他用沉稳的勇气玩着治国之术的游戏，好像去冒险一般，即使这些危险有着激怒慈禧太后的可能性。
李鸿章在事业的发端时期，站在所有既得利益者和文人学士的对立面做了一件事，这引人注目地表现出了他的道德力量，这件事即1867年他给朝廷呈上了一份著名奏折，其中讨论了中国对外关系（已在此前引用过）。另一个同样引人注目的事情发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在奏折中公开谴责了太后并警告她说不要再和义和团做疯狂的事情。这篇文章的已经在《皇太后统治下的中国》一书中被翻译过来，但它值得在这里再次引用，因为这有助于我们弄清李鸿章的性格，以及他在国家危难时表现出的高尚勇气：
“自古制夷之法，莫如洞悉虏情，衡量彼己，自道光中叶以来，外患渐深，至于今日，危迫极矣。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入都，毁圆明园，文宗出走，崩于热河，后世子孙，固当永记于心，不忘报复；凡我臣民，亦宜同怀敌忾者也。自此以后，法并安南，日攘朝鲜，属地渐失，各海口亦为列强所据。德占胶州，俄占旅顺、大连，英占威海、九龙，法占广湾，奇辱极耻，岂堪忍受？臣受朝廷厚恩，若能于垂暮之年，得睹我国得胜列强，一雪前耻，其为快乐，夫何待言！不幸旷观时势，唯见忧患之日深，积弱之军，实不堪战，若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之邦，从此已矣。以卵敌石，岂能幸免？即以近事言之，聚数万之兵，以攻天津租界，洋兵之为守者，不过二三千人，然十日以来，外兵之伤亡者，仅数百人，而我兵已死二万余人矣。又以京中之事言之，使馆非设防之地，公使非主兵之人，而董军围攻，已及一月，死伤数千，曾不能克。
现八国联军，节节进攻，即得京师，易如反掌。皇太后皇上即欲避难热河，而今日尚无胜保其人，足以阻洋兵之追袭者。若至此而欲议和，恐今日之事，且非甲午之比。盖其时日本之伊藤，犹愿接待中国之使，如今日任田拳匪，围攻使馆，犯列强之众怒，朝廷将于王公大臣中，简派何人，以与列强开议耶？以宗庙社稷为孤注之一掷，臣思及此，深为寒心！若圣明在上，如拳匪之妖术，早已剿灭无遗，岂任其披猖为祸，一至于此？历览前史，汉之亡，非以张角黄巾乎？宋之削，非以信任妖匪，倚以御敌乎？
臣年已八十，死期将至，受四朝之厚恩，若知其危而不言，死后何以见列祖列宗于地下？故敢贡其戆直，请皇太后皇上立将妖人正法，罢黜信任邪匪之大臣，安送外国公使至联军之营，臣奉谕速即北上，虽病体支离，仍力疾冒暑遄行。但臣读寄谕，似皇太后皇上仍无诚心议和之意，朝政仍在跋扈奸臣之手，犹信拳匪为忠义之民，不胜忧虑！臣现无一兵一饷，若冒昧北上，唯死于乱兵妖民，而于国毫无所益。故臣仍驻上海，拟先筹一卫队，措足饷项，并探察列强情形，随机应付，一俟办有头绪，即当兼程北上。”
李鸿章在事业中取得成功的秘诀就在于这两份奏折之中。其中一份表现了他的先见之明，另一份表现了他高尚的道德和勇气。此外，赫德也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说运气和环境在其中和智力一样，是重要的因素。这种观点有对的地方也有不妥之处，但普遍就是这样的。李鸿章的成功取决于环境因素，在于他意识到了（尽管这种意识非常模糊却是真实存在的）他的同胞们看不到的严峻现实。他人的盲目可以被看作他的运气，但他非凡的远见足以让他成为伟大的人物。李鸿章身上虽然有很多缺点，但在近30年中，他的影响被认为是一个希望的迹象，代表着中国期待很久却未到来的觉醒。
在上海的外国租界郊区的徐家汇，树立着李鸿章的铜像，这是克虏伯公司为纪念他而建造的，以此表达对过去所获帮助的感激之情和对未来继续受益的期望。这个外国产品很好地表现了李鸿章复杂性格中贪污、冷漠和虚情假意的一面，表现出贪婪的李鸿章生活在一个污秽的氛围中，里面充满了妥协让步、条约协定和榨取钱财。但是为了纪念他在京城和安徽老家建造的庄严的祠堂，也一样很好地表达了他性格中高贵的一面，即坚定的爱国之心、非凡的勇气和富有远见的智慧。在这些祠堂里，每年特定的日子中，他的后代们便会向他鞠躬敬礼，威严的官员们执行着传统的祭祀活动；哪怕在今天这样共和主义如雨后春笋般成长的时代，儒学仍然对人们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这位学者式的政治家已经获得了“文忠”的谥号，这把那些头戴高帽、身穿长衫的官员心中所怀有的敬意引向了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