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获得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我刚好在读他的中译本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红》。小说中那种紧张的故事情节，浓烈的艺术氛围，精妙的历史传奇让人耳目一新，深为折服。我没有在意诺奖评委们如何用诗意的语言夸赞这位陌生的作家，因为自己只读过他的一本小说，不足为评。但读帕慕克让我有了写一篇题目如上的文章的冲动。在当今时代，优秀的小说家应该让小说读上去只像小说而不是电视剧本的“初稿”，让小说的意义、作家的才情不可抑制地溢出小说的范畴，而不是抓住一个人所共知的主题使劲演绎。小说的道路在其他艺术形式的挤压下越来越窄，但小说艺术的可能性却因此变得更加不可捉摸，更多出人意料。每一种小说写法和艺术形式似乎都具有合理的存在理由，但我们对小说仍然有许多不变的“基本要求”。
我愿小说气势如虹。小说应当具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作家激情与读者期待之间的共鸣，是福楼拜为包法利夫人的死失声痛苦的真情，是托尔斯泰不由自主让安娜·卡列尼娜在寻找沃伦斯基的途中卧轨自杀的冲动；是贾宝玉对林黛玉的生死爱情，也是李逵对宋江的绝对效忠。小说家对人物命运有预感，但他们常常对故事结局“失控”，正是在这样一种朦胧的预感下展开的逐渐“失控”的故事，让小说读上去给人气势如虹的感觉。现代小说可以改变传统小说的一切，但传统经典令现代小说家最不可能颠覆、也似乎难以找到的，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冲动得以通过“他者”的故事，而不是“自我”独白达到的境界，令人欲罢不能。
我愿小说气势如虹。当代小说家应当具备把才情转化为激情的能力。读奥罕·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让我联想到米兰·昆德拉的《不朽》。他们从事的都是知识分子写作，在小说故事中寄予了更多“人文关怀”，他们的作品都是“文人小说”，绝不拘于一个人物、一个时代来叙述故事。无论是帕慕克围绕“细密画家”展开的历史传奇的追索，还是昆德拉借助“不朽”之名进行的文化思索，时常让人忘记自己读的是一本小说。但应当承认，小说家借助一个“话题”所做的叙述，给我们强烈的冲击。《我的名字叫红》是“谋杀推理”、“历史哲思”、“爱情诗篇”的奇异杂糅。小说中如“我的名字叫黑”、“我是一棵树”、“我的名字叫红”等章节，其实已经不是故事逻辑的有序串接，而是激情四溢、文笔精妙、意象奇特的散文诗。小说中关于“风格与签名”、“绘画与时间”、“失明与记忆”的历史故事，传奇的力量读来让人有拍案惊奇的冲动。而那个当代的爱情故事，却似一个故事框架若隐若现，它并非无足轻重，但无疑，小说故事枝蔓丛生，小说意义多向繁复，小说家穿梭于古今之间的洒脱之风，让整部小说有一种气脉贯注始终的整体感，一种摧枯拉朽的冲击力。《不朽》同样是一部把“古今”历史“无厘头”地勾连到一起的小说，拿破仑要见歌德，歌德和海明威在地狱里相遇，虚构的小人物贝蒂娜与“不朽”的歌德相爱，任意转换的视角，古代和现代的空间并置，让小说产生魔幻般的情境。和帕慕克一样，昆德拉有效地把才情转换为一种激情，现代思想有如古典爱情，在小说里激情四溢，不可扼制。就我的印象而言，帕慕克的笔法更富诗意，因为杰出的小说家兼批评家昆德拉太过控制笔下人物了，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损伤小说的质感，那种回肠荡气的充沛力量仍然时时打动阅读者的心。
我愿小说气势如虹。一部小说不可能尽述人类多重的复杂感情，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情感状态、心理感受、情绪氛围囊括其中。小说家往往有自己的感情基调、心理色彩和情绪倾向。这种基调、色彩、倾向进入小说之后，会寄托于人物身上，附着在故事上面，体现在艺术形式当中，成为某个特定作家的风格标签，当然，在不同的小说中会在浓度上有所不同。气势如虹的小说挥发的不光是热烈、灿烂、向上、喜形于色的感情，悲情、哀伤、凄婉甚至更为奇特、尖锐的感情、思想，都有可能成为一股穿越故事的力量。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怀疑、惊惧的气势，《伤逝》是忧郁、哀伤的气势，《在酒楼上》是阴冷、灰暗的气势，《铸剑》是孤独、执著的气势，有时候，我们真的不记得小说的故事情节了，但那种环境气氛、感情基调、故事色彩却仍然难以忘怀。当代小说里，许多优秀的小说家以他们小说中那种一以贯之的、风格化的气势留给我们深刻的印象。莫言的来自“高密东北乡”的紧张怪异，贾平凹小说中“商州”的散漫不经，苏童的南方的潮湿与阴霾，残雪小说里的苍老与荒诞，这些说不清楚的质地常常决定着小说的叙述基调、人物命运、主题走向，甚至成为作家运用自如、调遣有方的形式技巧。一旦这种基调能够给人一种笼罩、统摄的印象，小说的那种贯注生气就会鲜活地跃动其中，成为其小说生命活力的重要保证。
我愿小说气势如虹。昆德拉说：“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追求复杂性是当代小说的潮流，这种复杂性基于当代世界人类情感、社会生活繁复多变、色彩纷呈的现实而被人接受。与这种复杂性相对应的，是小说思想的相对性与暧昧性。迈克尔·伍德说：“小说是系统，也是与系统对立的东西；小说是意义，也是逃脱意义的东西。”这里的“逃脱”不是对意义的放弃，而是强调小说在追求思想与情感的复杂性方面的多样可能。为了表达这样的复杂与多样，当代小说把“思索”引入到小说中，与人物的感情一起成了叙述、描写的对象，成为生发小说意义的重要成分，如昆德拉所追求的，“让思索（沉思、推测）成为小说的自然构成部分，同时创造一种小说所特有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它不是抽象的，而是与人物的情境紧密相连；不是绝对肯定的、理论的、严肃的，而是反讽式的、挑衅的、怀疑的，甚或是滑稽的）。”
这样的小说潮流下，强调小说的气势如虹似乎有点不合时宜。的确，当代小说的写作难度增加了，故事的戏剧化和情节的系列化似乎不再是小说独有的特征，在这一点上，它与别的艺术形式相比并无优长可言。当“思索”的进入和情感的复杂性成为小说的主要气质时，“气势如虹”的想法就更加难以依托。与此同时，传统小说对典型化的追求可能正是现代小说最早放弃和失去的东西。“托尔斯泰的内心独白并不像后来乔伊斯的一样，去探视普通、日常、平凡的一天，而是相反，探视他女主人公生命中具有决定性的时刻。”（米兰·昆德拉）也因此，传统小说的专注与集中在现代小说那里丢失了，不经意的、漫步式的情感抒发，碎片式的、时空错乱的故事叙述成了一种被接受甚至被公认的小说笔法。在我看来，当代中国小说正处在一种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交融并存的时期，所以才有我们的批评界和小说界对小说本身的认识时常出现抵牾和反复。比如对“故事”在小说中的地位问题，就总是出现种种不同的说法和态度，人们对看上去如此简单明了的小说学问题莫衷一是，其实正暗示着我们正处在一个多样、过渡、“转型”的小说时期。在此情形下，我们能够说的只是，任何一种小说都有存在的合法理由，即使那些为电视肥皂剧写下的“初稿”也照样能找到自己的读者。而一些“现代派”的小说表现的毫无精气神、缺少可读性、没有感召力，也让人从根本上产生质疑。但我们都希望读到气势恢弘的小说，读到一气呵成、血脉涌动的小说，都希望小说阅读是一次激动人心的审美愉悦，而不是在昏昏欲睡中想象小说家创作时的百无聊赖。说到底，“我愿小说气势如虹”，不是对小说理论的探讨，甚至也不是对小说精神的整合，而是一个阅读者的审美期待，是不顾一切小说理论而提出的一次文学请求。
当代小说所处的“历史方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已不是小说的“社会地位”的呼吁与挽救，而是在艺术创作的层面上，追寻小说独立存在的理由。这是一个更为致命的问题。“作者死了”、“小说死了”、“小说历史的终结”等等结论都不会改变小说继续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势头，但当代小说的确有一个从整体上有力地证明自己的问题。如果让我面对这个话题，我愿抛开所有的小说创作理由，希望小说阅读能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冲动。我愿小说气势如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