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文化进军中国似乎是在无意中完成的，最早是服装，随后是流行音乐，紧接着就是“韩剧”，一个典型的例证是，来自韩国的漫长电视连续剧进入中国时，“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这样的过时人物总是在大白天或后半夜出场，没想到“垃圾时间”的安排并不能阻挡人们对他们的交口称赞，韩国人“家长里短”的肥皂剧开始在黄金时段出现。随着“石佛”李昌镐的金身不败、韩国足球的疯狂成长以及“野蛮女友”的新鲜刺激深入人心，文化上的“韩流”已经热袭中国，成为新世纪中国大众文化景观中最耀眼的光泽之一。在这一悄悄进行的文化潮流中，纸质文化也开始参与其中，韩国小说一本接一本地被译介到中国，引起了文学界的关注。韩国青年女作家殷熙耕的长篇小说《汉城兄弟》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汉城兄弟》是对当代韩国城市边缘人物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他们成长史的描写。小说的韩国味道体现在，故事始终黏着于俗生活中，四个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属狗”青年，从少不更事到参与社会，直至在社会中四处寻觅、历经磕绊。亨俊、升洲、斗焕和祖鞠四个“汉城兄弟”的成长史，他们的青春骚动表现在小说里，主要是他们在学校、部队以及加入社会生活过程中的挫折和磨难，他们的心理烦恼和精神困惑没有以抒情式的、宣泄式的方法“井喷”而出，作者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他们的行动和言语。这些青年的精神叛逆并不是“愤青”式的夸张，也不是诗人式的忧郁，而是有点庸常的凡人琐事，比如友情的保持，和老师的关系，同上司的斗法以及找个女友谈婚论嫁，等等。这可能是韩国文学的一种基本特征，爱情绝唱和玩世不恭都不离开生活本身，从庸常中探寻诗意，在俗生活里散发情趣。
《汉城兄弟》的阅读让我想起了王朔小说，仔细琢磨，二者的可比性（不是同质）的确不少。大都市、城市青年、边缘化，行为的挣扎与享乐，精神的自省与放逐。他们一方面在社会的现存秩序中找不到应得的位置，一方面又以审慎的眼光打量着周围发生的一切。在对社会潮流的顺应与对抗中，这些城市青年寻找着表现、展现、发泄自己的途径，这些都构成了“北京顽主”与“汉城兄弟”的基本生存状况。王朔的“北京兄弟”与殷熙耕的“汉城顽主”几乎是可以对译的名词。王朔的小说格调被划定为“躲避崇高”，殷熙耕则声明自己不想通过关注英雄，而是通过关注底层小人物来看取所处的社会和时代（作家本人在北京研讨会上表达的观点）。不过，在行为和精神上，王朔的“顽主”和殷熙耕的“兄弟”还是有明显的不同。相比较而言，王朔骨子里视他笔下的人物为自己时代的文化英雄，尽管他们是以边缘的身份、不承担责任的姿态出现，但他们自视可以用无畏的坦直击垮以“文化人”为符号的道德虚伪，用行为的洒脱嘲笑秩序的拘谨，以调侃的市井语言让规距的文化成规显露出尴尬。在不知不觉中，“顽主”不但成了城市漂泊者的偶像，甚至也让知识者动摇了心理根基。顽主们无所事事，牢骚满腹，却可以“不劳而获”地出入宾馆酒店，征服女大学生的爱心（王朔经常让他的人物从男大学生那里夺爱成功），成为一个时代的幻象式的“文化英雄”，王朔小说也因此引来众多争议。
殷熙耕似乎没有那样的野心，也不想设下如此圈套。她的人物一直想顺应社会潮流，以谋取自己的生活，但他们往往不能成功。他们的成长和遭遇都在印证着小人物及其灰色生活的磨难与不易。社会的主潮，政治的动荡都在小说里以某种背景显现，但人物的行为从来都不曾离开自己的俗生活。执著于小人物的身份，借此表达一种社会历史的变化，是作家想要实现的目标。很明显的不同是，“汉城兄弟”们的确没有想过做自己时代的英雄，他们追求女友就是为了娶妻生子，而远无中国“顽主”们的潇洒。他们自觉地把自己同那些英雄区别开来，强调差异，但并不评价高下。小说的结尾有一段话，我认为可以视为是整部小说的主旨表白，也是理解全书的关键。这段话借人物之口得以表达：“知识分子好杞人忧天，总爱把自己所处的时代说成是‘危机四伏’；爱国人士好忧国忧民，则把自己所处的时代说成是‘国难当头’。这两类人的口号是，为国为民甘愿粉身碎骨，肝脑涂地。当然，用自己的肝胆和脑髓去染红大地的也不乏其人，但我们几个没有那样的抱负和志向，也不希望过那样的人生，只希望有吃有喝地活着，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能蹦跶多高就蹦多高，尽量让日子过得好一些，活得舒服一些。我认为，我们这些人是无可厚非的。仁人志士有他们的理想活法，我们这些人也有自己的追求。”
至此，我们就可以理解这群“汉城兄弟”带给我们的新鲜感觉。与王朔小说人物相比，他们似乎不那么鲜明，不够辛辣，也不够洒脱，不过，他们却似乎更加贴近真实的人生，欢乐和苦涩更接近于芸芸众生的感觉。在我看来，我们的阅读视线里，王朔及其模仿秀们的精神幻象渐失光泽之后，《汉城兄弟》这样的小说倒是一个有趣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