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认为在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关注人的心灵与精神，或者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差异，本身并不一定是多么新鲜、独特的思考。小说应该表达更为复杂的精神层面，这种复杂未必是在学术观点上向深度上使劲，而是要把心灵和精神看作更为复杂的存在。在这里，最值得关注的恐怕不是题材选择的道德感和理想主义是否能够实现，而是这背后隐藏着的小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否受到损伤的问题。也就是说，不是小说里的“狼”能不能承担起“自由”、“独立”与“英雄”的精神命题，而是在我们紧紧抓住狼性不放的时候，小说形式上的张力和内涵的复杂性是否得到保护与肯定。最基本的，狼如果不是以它自身的独立性而是以人的精神幻影的方式进入小说，狼性本身以及它与人性之对比关系是否得到了完整体现？迈克尔·伍德在《沉默之子》里举到一篇题为《马戏团之夜》的小说，其主题正好相反，在马戏团里被驯服的老虎是一种“屈从的隐喻”，即“野生动物愿意接受所谓文明社会的不合理的条条框框”。更奇怪的是，小说作者“并不是说这种屈从是错误的，或者那些老虎应该立刻回到自然界中去”，据伍德解释，作者“一直在说的是，老虎的服从永远是神秘的，而且是可以撤回的”。其实，这是一种对小说精神复杂性的强调，小说之所以是小说，就在于答案隐藏在故事背后，或者故事在呈现复杂性、相对性的同时，并不给出确定的答案。“神秘性”是一种小说的境界。小说的精神应当是复杂性的精神，它将“不同的情绪空间并置”（昆德拉语）。如果小说里的狼被直接简化为某种固定的精神符号，那么在小说形式上，就有可能和它要反泼的对象归于同类，即放弃复杂性，演绎一个认定了的确定主题。就此而言，我觉得当下出现的写狼性的小说，仍然有许多值得讨论的地方。
杰克·伦敦对狼的描写，表达了对动物及人类那种野性、自然的生命强力和生存激情的讴歌记者：实际上，以狼为主角的文学作品，在中外文学史上并不鲜见。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白牙》、《野性的呼唤》、《海狼》、《雪虎》给我们印象最深。结合中国作家的小说，我们发现这些作品的共同之处，是探究和描述人与动物、自然、历史的关系，探究自然生态与人类文明的关系。但对狼形象及其所代表的精神含义的理解，作家们都各不相同。那么，请你详细展开分析一下，这些作家对狼文化、狼图腾、狼精神的思考分别是什么？他们对狼与人类文明的关系的理解有什么不同？
阎晶明：能在一个动物身上赋予这么多的精神元素，文学里的“狼”的确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个意象。“狼来了”的传统寓言告诉我们，狼从来就是我们对自然保持恐惧的一个象征之物。鲁迅小说《祝福》里，祥林嫂在精神上遭受的最沉痛打击，是她的儿子阿毛被野狼吞吃。以这样的方式丧子，最容易让人产生内心的惊惧。而绝大多数童话里的“大灰狼”，又是一个贪婪、自私、丑陋的形象，它侵略、失败，再侵略、再失败。我就曾经给自己的孩子讲过这样的故事，三只小猪合力让一只凶狠的大灰狼气急败坏，最后被炉火活活烧死。然而在中外小说里，狼从来都是另外一副姿态和形象，凶残变成了勇敢，贪婪变成了进取，形单影只其实是一种独立，出没不定是自由的象征。总之，充满血性的英雄，独立、自由和勇敢的品格，几乎成了小说中狼性的“模式化”、“定型化”的性格特征。这其中的奥秘恐怕需要我们作更深入的思考，但不管怎么说，都体现出小说精神的复杂和独特。
也许是“狼”一直以来都扮演着野性的化身，所以当小说家们思考“工业文明”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人的灵魂的制约时，很容易用“怀念狼性”来反思和抨击现代文明。杰克·伦敦也是痛感资本主义的种种恶性，才要去表达对“野性的呼唤”，他要表达对动物及人类那种野性、自然的生命强力和生存激情的讴歌，要表现动物与人类之间的真情。在杰克·伦敦笔下，狼是奔放热烈、无所羁绊的生命力的象征。由此可见，描写狼性是一种更具道德感的写作，狼性很容易成为一种精神符号，直接与人性发生强烈的对照和纠缠。当然，不同的作家对狼性的理解在自由、独立、勇敢的前提下，也各有侧重，各有自己的释义。贾平凹关心“工业文明发展过程中”人的心灵和精神。姜戎努力证明丧失狼性非但不是一种进步，反而是一种退化。郭雪波的《狼孩》描写人与狼互相寻找和抢夺自己生命后代的斗争与交融，把人与狼放置到生命的天平上平等对待，反思自然、人性与生命的价值。姜戎把狼性和羊性看作精神境界的两个极端，而在雪漠的《猎原》里，人、羊、狼的“混居”生活，使羊性、人性和狼性之间的界线模糊，让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冲突中交融，在交融中冲突。由此可见，同样对于狼和狼性，每个人的理解角度和侧重点都会不同。比如同样是阅读《狼图腾》，企业家张瑞敏读出的是狼在生存竞争中的战法及其对现代企业竞争的借鉴意义；作家周涛看到的是“直逼儒家文化民族性格深处的弱性”；蒙古族的腾格尔却感受到一种“悲壮的勇士面对长天如歌的表达”。小说家们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感受在“误读”着狼性，我们又在“误读”着小说中的狼和狼性。由此，小说里的所谓狼性，其实就是一种非常个人化、抽象化的情绪表达，一种发自人性需要的精神隐喻。让我觉得难以想透的是，这种“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狼性”的表现，又是通过“千狼一面”的定型化的狼性特征来实现的，这里面的学问可是值得深思的，同时也是非常有趣的。
通过狼性表达人性的写作在艺术上有待提高
记者：在你看来，这种通过狼性表达人性的写作是否会形成一个热潮，是否应当让狼回到其本位，让狼性与人性剥离开来，也就是说，让写狼性的小说成为一种“动物小说”、“环境文学”？
阎晶明：谁也不知道未来的情形，我们努力搜集表现狼性的小说，分析这些作品表现出的主题倾向，并不是说已经有一部“狼性”小说的历史可以书写。但随着小说创作日益丰富多样，可供我们进入小说世界的窗户有很多扇。在当下中国，表现都市浮华生活以及欲望化的写作十分流行，文学时尚的流行趣味眼花缭乱。与之相对应的，是直接切入现实生活的文学写作，这种生活包括市民的、经济的、政治的生活。但我们同时也要看到，崛起于西部的文学创作正给我们吹来一股清新之风，它们夹带着荒漠的尘沙、携领着野性生物的活力，吹奏着原始、粗犷的音符，以略带沙哑的呐喊和不可抑制的激情，成为文坛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我对来自青海的杨志军的小说充满了好感，他对自然、历史与人的思考和表现充满了阳刚之气，绝无习见的造作与虚假。九十年代以后，新疆的刘亮程、董立勃，宁夏的石舒清、陈继明，陕西的红柯，甘肃的雪漠，以及出自于草原的郭雪波，还要加上云南的范稳，都以他们执著的创作热情，固执的主题追求，真切的欲望表达，给我们带来一次次阅读的惊喜。他们的成功表明，我们需要真的文学。我仍然相信，西部文学创作的前途不可限量。这些新鲜的、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创作，还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文学景观，值得期待。
至于说小说家们应该如何处理狼性，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文学说到底是人学，既然“纯文学”是个危险的概念，纯粹的动物小说就很难从理论上去探讨。但至少有一点我觉得值得提出，小说家最主要的是去形象地表现，动情地创作，而不一定要对自己所要表现的对象过多过细地作理论上的表述和说明。在这里我愿意提到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里对小说的表述：“小说发现的，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隐藏着的东西。通常对小说的赞扬之一就是这样说：我在书中的人物身上找到了我；我感到作者就是在说我，他认识我；或者以抱怨的形式说：我感觉自己被这小说攻击了、剥露了、侮辱了。”如果有一天，我们不但是从小说的狼性那里感觉到了对人性的比附，而是实实在在地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忘记了狼性与人性的分野，我敢肯定地说，小说里的狼性正在“成熟”，因为它们得到了艺术的、生动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