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昭不是政府正式官员，但在汉和帝以及和帝之妻邓太后的大政决策中，发挥过重要影响。班昭所以能发挥政治影响，一是她的品行学识深得汉和帝、邓太后夫妇的敬重信任，二是她政治素养水平高，对当时政局有深刻认识。
班昭第一次发挥重要政治影响，是在汉和帝时期，她主动上书促成了汉和帝对班超辞呈的批准。汉和帝除了命班昭踵成《汉书》外，还曾多次召班昭入宫充任皇后、诸贵人的教师。在宫中，班昭被尊称为“大家”，这里的“家”，音义都与“姑”同。每当有异物贡献时，和帝就诏令“大家”写赋作颂。当和帝在考虑是否批准班超辞去西域都护职务时，读了班昭的上书，采纳了她的建议，批准了班超的辞职请求。班超是班昭的仲兄，班昭上书请求和帝批准班超辞职，固然是出于友悌亲情，但并非仅仅限于友悌亲情，其中还有对国事的关怀。她的上书，也是她本人对政见的一次郑重表述。因为班超当时身系西域安危，西域的安危涉汉与匈奴斗争的胜负，班超的去留，是一件政治大事。汉朝所称西域，指今玉门关以西、巴尔喀什湖以东及以南的广大地区。这个地区，位居汉与匈奴西侧，在汉匈斗争中，是双方必争之地。汉武帝时，西域有30多国（后经分化，在班超时是50多国），明帝永平17年，即公元73年，明帝派窦固出击匈奴，班超在窦固部任假司马，窦固派班超出使西域。从此班超开始了西域生涯，与汉击北匈奴斗争互为呼应。和帝永元元年，大将军窦宪大破匈奴，登燕然山，刻石纪功。永元二年，窦宪遣将掩击匈奴于伊吾（今哈密地区）。永元三年，班超经长年机智勇敢顽强奋斗终于平定西域，汉以班超为西域都护。永元九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临波斯湾而还。永元12年班超上书请求辞职以东还故土，（至此，班超在西域已进入第28个年头。）和帝没有立即批准。于是班昭随后便上书请求批准班超辞职。班昭提出，班超在西域已服务30年，今已衰老，出于人情，出于对班超本人及其家人的关怀安慰，应允许他辞职返乡。同时又指出，这不仅是个人情感问题，实际与汉在西域的事业有关。西域情况复杂，若继续让衰老不堪的班超留任，“恐开奸究之源，逆乱之心。”班昭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卿大夫咸怀一切，莫肯远虑。”“一切”即权宜应付。班昭这是委婉说法，“咸怀一切，莫肯远虑”的实际并不是什么卿大夫，主要就是和帝本人。班昭指出，这样苟且应付下去，早晚就要出事，很可能就会再次断送掉与西域的联系，弄得前功尽弃。“如有卒暴，超之气力不能从心，便为上损国家累世之功，下弃忠臣竭力之用，诚可痛也。”事关重大，班超坐卧不宁，而朝廷则置若周闻。“超万里归诚自呈苦急，延颈逾望三年于今，未蒙省录。”班昭怜悯兄长，忧虑国事，才有了这次上书。她是盼望朝廷能有远虑，能派出恰当的人选去接替班超，去继承班超事业，去扼守汉朝西门，去开拓西向外交（象班超那样稳定西域，象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那样把欲野延展向更远的西方）。和帝为班昭上书所感动，准了班超辞呈。班超于永元14年回到洛阳。但和帝派去接替班超的任尚，并不是恰当人选，为汉朝的西域事业惹了重大麻烦。看来，和帝并没能充分理解班超班昭兄妹的宏图远略。
班昭的上和帝书，载《后汉书·班超传》从中既可看出班昭的浓郁亲情，也可发现班昭的政治卓识，无论为了理解班昭思想感情，还是为了研究东汉与西域关系，这份上书都值得阅读。现将其全文抄录如下：妾同产兄西域都护定远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重赏，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绝，诚非小臣所当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躯命，冀立微功以自陈效。会陈睦之变，道路隔绝，超以一身转侧绝域。晓譬诸国，因其兵众，每有攻战，辄为先登，身被金夷，不避死亡。赖蒙陛下神灵，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积30年。骨肉生离不复相识，所与相随时人士众皆己物故。超年最长，今且70，衰老被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虽欲竭尽其力以报塞天恩，迫于岁暮犬马齿索。蛮夷之性悖逆侮老、而超旦暮入地，久不见代，恐开奸究之源，生逆乱之心，而卿大夫咸怀一切，莫肯远虑。如有卒暴，超之气力不能从心，便为上损国家累世之功，下弃忠臣竭力之用，诚可痛也！故超万里归诚自陈苦急，延颈逾望三年于今，未蒙省录。妾窃闻古者15受兵60还之，亦有休息不在职也。缘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万国之欢心，不遗小国之臣，况超得备侯伯之位？故敢触死为超求哀，丐超余年一得生还复见网庭，使国永无劳远之虑，西域无仓卒之优，超得长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诗》云：民亦劳止，讫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超有书与妾生诀，恐不复相见。妾诚伤超以壮年竭忠孝于沙漠，疲老则便捐死于旷野，诚可哀怜。如不蒙救护，超后有一旦之变，冀幸超家得蒙赵母卫姬先请之贷。妾愚想不知大义，触犯忌讳。
班昭与邓太后的关系比与和帝的关系更为密切。邓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后汉书·和熹皇后列传》）。和帝死，继任皇帝幼小，由邓太后秉政。命班昭“与闻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关内侯，官至齐相”（《后汉书·列女传》）。从“出入之勤”，以至于因而子蒙封侯之赏，则班昭所与闻政事之多，之重大，贡献之卓越，可想而知。其中，班昭参预处理邓鹭请求辞官守制一事的情况，范晔在《后汉书·列女传》中作了记载：永初中，太后见大将军邓鹭以母忧上书乞身，太后不欲许，以问班昭。昭因上疏日：“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辟四门而开四聪，采狂夫之警言，纳当芜之谋虑。妾昭得以愚朽身当盛明，敢不披露肝胆以效万一。妾闻谦让之风德莫大焉。故坟典述美神只降福。昔夷齐去国天下服其廉高，太伯违邢孔子称为三让，所以光昭令德扬名于后者也。《论语》日能以礼让为国，于从政乎何有哄由是言之，推让之诚，其致远架。今四舅深执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静拒而不许，如后有豪毛加于今日，诚恐推让之名不可再得。缘见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虫蚁之赤心。”太后从而许之，于是鹭等各还里第焉。
和帝死，皇子刘隆继位，这就是殇帝，诞生才一百多天，由邓太后临朝听政。邓鹭被拜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不到一年，殇帝又死，邓太后与鹭等定策立13岁的刘佑为帝，即安帝，仍由邓太后临朝听政。邓鹭之弟惶、弘、间也都身居要职。班昭疏中所说“四舅”，即指莺、惶、弘、间四人。邓鹭以外戚身分进入政权中枢，邓太后以邓鹭为秉政治国的主要助手。安帝永初元年邓鹭被封为上蔡侯。二年，被拜为大将军。邓太后、邓鹭兄弟之母新野君去世，因而邓鹭兄弟呈请辞官守制，是永初四年九月的事。当时政局动荡，邓鹭出任大将军，力加整顿，局面有所好转，邓太后不愿邓鹭离职守制，可能与此有关，这就是班昭疏中所说的“以方垂未静拒而不许”。而班昭提出“谦让”，则是就更重大的问题作了考虑，这就是在国家大局中如何恰当摆放外戚以免因摆放不当而致国家政治中枢发生混乱的问题。班昭所说“谦让”，实际是说外戚对皇权要随时自觉谦退礼让，不但事实上不应侵权，而且不应人以权重震主的感觉。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外戚本身须有自知之明，要随时随事去傲去骄。
邓鹭这个人，有时能“追观前世倾覆之诫”（《后汉书·邓鹭列传》），能礼让谦退，但有时又会骄气逼人。例如他出任大将军时情况，《后汉书·邓鹭列传》云：（永初元年）夏，京部叛羌摇荡西州，朝廷忧之。于是诏鹭将左右羽林北军五校士及诸部兵击之车驾幸平乐观饯送。鹭西屯汉阳，使征西校尉任尚从事中郎司马钧与羌战，大败。时以转输疲弊百姓苦役，冬，征鹭班师（鹭于元年冬屯汉阳，二年冬败于平襄。洪适云《帝纪》班师在二年十一月，《传》有脱字也）。朝廷以太后故，遗五官中郎将迎拜鹭为大将军。军到河南，使大鸿胪亲迎，中常待责牛酒郊劳。王主以下候望于道。既至，大会群臣，赐束帛乘马。宠灵显赫光震都鄙。（王先谦《集解》于此处引《通鉴胡注》曰：“王主，诸王及诸公主也。邓鹭西征无功而还，当引罪求良贬以谢天下，据势持权冒受荣宠，于心安乎？君子是以知其不终也。”胡氏这个看法，当为邓鹭当时有识者所共有，班昭当为有识者之一，她劝邓太后答应邓鹭乞身行服请求，主要原因，大概就是想在骄心已显而乱象未成之际因势利导，要“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子》）。
东汉一朝，频有因外戚与皇室冲突而引起的政治危机，邓太后执政以前有窦宪与和帝的冲突；邓太后以后有闰显与顺帝的冲突，梁冀与恒帝的冲突，窦武与灵帝的冲突。邓太后执政16年间没有外戚皇室权力冲突导致的政治危机，究其原因：一是邓太后以“安刘氏”为己任（《后汉书·和熹邓皇后列传》），随时警惕大权旁落；二是邓鹭等终于能抑制住骄傲倾向而使谦让倾向占居思想主导方面。退职守制，是践履孝道。孝道，在古人，是看作抑制以至消除犯上作乱思想行为的精神力量。孔子弟子有子曾说过：“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论语·学而》）。不好犯上作乱，也就是在政治权力面前的谦退礼让。班昭劝邓太后批准邓鹭等守制请求，其用意也是在于要帮助邓鹭等在思想中发扬礼让谦退因素，抑制骄傲因素。联系当时情况，可以推想，班昭的上疏，对邓太后“安刘氏”宗旨的落实，对邓氏外戚的谦退自持，对消除朝廷中枢权力冲突，对稳定当时政局，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范晔《后汉书·和熹邓皇后列传》记载邓太后秉政后，勤于政事勤于诵谈，还曾组织学者校书，开办官人教育、皇室和外戚子弟教育。而在这些记载之前，先记载了邓太后早年受教于班昭的事：太后自入宫掖，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昼省王政，夜则诵读，而患其谬误，惧乖典潭，乃博选诸儒刘珍等及博士议郎四府椽史50余人，诣东观排校传记。事毕奏御，赐葛布各有差。又诏中官近臣于东观受读经传，以教授宫人，左右习诵，朝夕济济。……太后诏征和帝弟济北、河间王子男女年五岁以上40余人，又邓氏近亲子孙30余人，并为开邸第，教学经书，躬自监试。
早年所受教育对人的影响颇大，班昭这位史学家、这位东汉时期没有正式官衔的政治家对邓太后的政治思想、文化教育政策，确实不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