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倒反，就是褒词贬用、贬词褒用的一种修辞方式，也可以是正话反说、反话正说（见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具有幽默效果的有如下几类：
倒辞
倒辞是贬词褒用，或正话反说。如赵朴初先生的《反听曲》：
听话听反话，
不会当傻瓜。
可爱唤做“可憎”，
亲人唤做“冤家”。
夜里演戏叫做“旦”，
叫做“净”的恰是满脸大黑花。
高贵的王侯偏偏要称“孤”道“寡”，
你说他是谦虚还是自夸？
君不见“小小小小的老百姓”，
却是大大大大的野心家，
哈哈！
这里的“可憎”、“冤家”都是贬词褒用，这种用法，可在刘绍棠的《日耳曼女子》一文中找到注脚。刘绍棠在该文中记述了他出访德国的情景，他在文艺沙龙朗诵自己的情诗，其中有一句叫“冤家结痴情”，翻译把它译成了“敌人做夫妻”。刘绍棠为了说服翻译改正，列举出许多理由：中国农村妇女骂自己的情人“该死的”、“杀千刀的”，其实却是爱之极，因爱而生恨，因恨而生冤，情人有似仇敌，爱恨集于一身。
现代女作家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这么一段：
“哈”，李宝成忽然成了爱说话的老头，他笑着答道，“可不是，咱福都享够了，这回该分给咱二亩地，叫咱也去受受苦吧。咱这个老光棍，还清闲自在了几十年，要是再分给一个老婆，叫咱也受受女人的罪才更好呢。哈……”
“福都享够了”指在旧社会受剥削受压迫，吃苦受罪。以前没有土地，分给二亩地反说是“受苦”，“老婆”是不可能分配的，这只是李宝成的拈连，表示他这个老光棍也想娶媳妇，享受天伦之乐，说“受受女人的罪”也是正话反说。总之，李宝成的倒辞表现了翻身解放的中国农民无比喜悦的心情。
反语
反语是褒词贬用或反话正说。
一次文艺晚会，姜昆与李谷一合作，演唱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
上台时，姜昆手持话筒对李谷一说：“有超过歌唱家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
李谷一听后，忍俊不禁，观众也会意地笑了。
“超过”指“不如”，姜昆反话正说，显得诙谐洒脱，不拘小节。
李林之、胡洪庆的《世界幽默艺术博览》载：
从前，美国有个倒卖香烟的人到法国做生意。一天，他在巴黎的一个集市上大谈抽烟的好处，突然，从听众中走出一位老人，连招呼也不打，就走到台前。那位商人吃了一惊。
老人在台上站定后，便大声地说道：“女士们，先生们！对于抽烟的好处，除了这位先生讲的以外，还有三大好处哩！不妨讲给大家听听！”
美国商人一听这话，转忧为喜，连连向老人道谢：“谢谢您了，先生。我看您相貌不凡，肯定是位知识渊博的老人，请您把抽烟的三大好处当众讲讲吧！”老人微微一笑，立刻讲了起来：“第一，狗一见抽烟的人就害怕、逃走。”台下一片轰动，商人暗暗高兴。“第二，小偷不敢到抽烟人的家里偷东西。”台下连连称奇，商人更加喜欢。“第三，抽烟者永远年轻。”台下观众情绪振奋，商人更加喜形于色。
老人把手一摆，说：“女士们，先生们，请安静。我还没有说清为啥有这样三大好处呢！”商人格外振奋地说：“老先生，请您快讲。”
“一，抽烟人驼背的多，狗一见到他以为是正要拾石头打它哩，它能不害怕吗？”台下人笑出了声，商人吓了一跳。“二，抽烟人夜里爱咳嗽，小偷以为他没有睡着，所以不敢去偷。”台下一阵大笑，商人大汗直冒。“三，抽烟人很少命长，所以永远年轻。”台下一片哗然，此时大家再一看，商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溜了。
法国老人不直接说吸烟的坏处，而是反其意而用之，大说吸烟的好处，这样既利用了人们的好奇心，又引导人们参悟本意，针对吸烟者容易产生逆反心理这一特点，收到了很好的幽默效果。
倒反是正与反的对立统一在修辞中的运用，它的辞面与辞里相反相成，集于一身，听读者需借助语境去领悟真意，这就给人以回味的余地。
易色
易色是故意改变词语的感情色彩，把它用到通常不用的语境中，从而产生一种不谐调感。这一辞格由倪宝元先生提出。在修辞学界，易色和倒反是两个不同的辞格，两者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倒反可用反义词或句子去替换，易色则不能。
沙叶新的《前面是十字路口》中有这么一段：
赫要斗的吵架是出了名的，量多质优，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一天不吵就难受。他吵起架来，态度认真，充满感情，手舞足蹈，声情并茂。吵到决一雌雄的关键时刻，他捶胸顿足，吼声震天，唾沫四溅，五官挪位，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谁见了谁怕。
“态度认真、充满感情、手舞足蹈、声情并茂”，这些带有褒义色彩的词语用来描写赫要斗的吵架，显得滑稽可笑。
李建的《我是侏儒》中的一段：
至于藏身校园深处的教工宿舍则是另一番景象。一个个窗口全挂满晾晒的衣服或尿布，犹如联合国门前的万国旗，色彩缤纷，香飘四季。楼门口还都用自行车摆了个迷宫，每次进楼总要左绕右绕，令人兴趣盎然。楼前楼后还往往点缀一两堆垃圾，个个形如假山，不但颇见艺术匠心，而且韵味独具。
用欣赏肯定的笔触来描绘教工宿舍的肮脏拥挤，说垃圾堆“个个形如假山，不但颇见艺术匠心，而且韵味独具”，给人一种意料之外的倒错之感。
降用：大词小用的幽默技巧
所谓降用，就是大词小用，把一些分量重大的词语降为一般词语使用（见倪宝元先生的《修辞》）。
降用有如下两种：
表示人或事物名称的词语的降用
如清代游戏主人的《笑林广记》载：
有一家人，特别爱虚荣，说大话，处处以朝廷名色自称。
一天，有朋友来看望，当父亲的不在家，遇到他的大儿子，大儿子说：“父王驾出了。”问他母亲，儿子说：“娘娘在后花园。”朋友听他说话超出本分，冒犯朝廷，就生气地走了。
半路上遇到那家主人。就告诉他经过，主人问：“是谁说的？”仆人在后面答道：“这是太子与庶子说的。”朋友听了大怒，给仆人一记耳光。主人忙劝道：“卿家不要动怒，看在寡人面上。”
从封建等级制度来看，皇帝是一国之主，君临天下，地位高高在上，而老百姓不过是“草民”，处在社会的底层。这户人家把封建社会皇家的一套称谓用到自家身上，这是词语的降格使用，显得十分可笑。
雅颂的《爱情幽默》载：
新郎：“亲爱的，让我们商量一下婚后的生活吧！在我们家里，你想当总理还是副总理？”
新娘：“噢，亲爱的，我可不敢当。不过我想我还是能够胜任一个较小的角色。”
新郎：“什么角色？”
新娘：“当财政部长。”
新郎新娘也是把当今中央政府的行政长官的名称用到自己身上，由于适用对象的失当，显得极不谐调。耐人寻味的是，新娘不当“总理”却要当“财政部长”，表达了要掌握家庭财权的愿望，让人领会到女性在家庭中控制男人的地位，从而产生会心的微笑。
马俊杰的《幽默知识大观》载：
小约翰帮爸爸一起清理花园，费了很大的劲，才拔起一株野草，他很兴奋地举起来给爸爸看，爸爸笑着称赞道：“好小子，真有力气！”
小约翰得意洋洋地说：“可不是吗！它的另一头是地球在拉着呢！”
在成人看来，孩子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小约翰是如何炫耀他的力量的呢？他用“地球”来指小草根部的那一点点土，一下子就使他的力气得以夸张，显示出孩子的幽默和自豪。
表示行为活动词语的降用
如文雅的《世界五千年幽默总集》外国卷载：
一个男人站在街角，双手各拿一顶帽，等待别人布施。有位行人停下来往一顶帽子里扔了个硬币，然后问：“另一顶帽子是干什么用的？”
“最近生意做大了”，那人回答，“我决定开家分公司。”
作为一个叫花子，沿街乞讨，给人的感觉是百般哀求的一副可怜相，谁知这个叫花子竟然能“穷开心”，将“生意做大了”、“开家分公司”这一表示重大经济活动的用语用到他拿两顶帽子讨钱的行为上，大词小用，让人觉得滑稽可笑。
蓝关、卢之慎的《家庭幽默》载：
格林的妻子在女儿的帮助下整理自己的百宝箱，她不断地向女儿炫耀年轻时的结婚礼服、青春玉照以及男友们送的纪念品等。
当女儿看到那一扎叠放整齐的信件时问妈妈：“那都是些什么信？”
妈妈回答：“那是你爸爸竞选我时的誓言。”
“竞选”是西方国家极为常用的政治术语，因为它们的政府官员都是通过这一方式产生的，把这一社会大众广为参与的政治活动术语用到个人的恋爱上，并且蕴含了几个男人竞争一个女人的意思，妙趣就产生了。
李剑锋、霍灿如的《中外幽默集锦》载：
小儿子有一天忽然问我：“爸爸，在你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你爸爸打过你吗？”
“当然，他打过我的。”我说。
“那么，当他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他爸爸打过他吗？”
“当然，他爸爸打过他的。”我笑着回答。
小儿子想了一会儿，然后对我说：“爸爸，假如你愿意和我合作的话，我们可以终止这种恶性循环的暴力行为。”
棍棒教育在“家长制”的家庭里恐怕是司空见惯，我们在这段对话里也可以窥见一斑，要解决这个问题取决于家长而不是孩子，让人觉得好笑的是这个孩子以平等主体的身份来与爸爸进行谈判，令人刮目相看。“暴力行为”是指武力行为，特指国家的强制力。“小儿子”把它用到父亲打儿子的行为上，这也是词语的降级使用。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家庭暴力”一词常常见诸报端、电台、电视台，反映了人们观念的变化，过去人们认为，父亲打儿子、丈夫打妻子是男人的权利，是情理之中的事。今天，平等的意识日益深入人心，为了保护弱势群体，还专门制定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
从某种意义上讲，降用也是把其他领域运用的词语用到日常生活领域，但这一辞格的提出是注重于词语的本义与它在具体的上下文中的语境义由大到小的变化。正因为它有着由大到小的巨大落差，因而具有很强的幽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