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帝国并非是通常印象中的只有残暴的压制，其实当时这个帝国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帝国，在整个蒙古人统治的庞大疆域中，在所建立的几个大帝国中，蒙元帝国是最富庶、最繁华的，而且文化也相当自由，东西方贸易也达到一个巅峰，马可·波罗没有虚构。实际上蒙古人治下的蒙元帝国不比唐帝国逊色。元帝国的蒙古皇帝几乎没有会说汉语的，大多数蒙古地方官也不会，也看不懂汉字，他们从根本上就蔑视汉文化，这在中国所有统治者中绝无仅有，他们把被征服地上的人分为四个等级，汉族为第三等和第四等，蒙古人完全用一种奴隶主的态度来统治中国。
蒙元也有辉煌的一面
蒙元帝国并非是通常印象中的只有残暴的压制，其实当时这个帝国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帝国，在整个蒙古人统治的庞大疆域中，在所建立的几个大帝国中，蒙元帝国是最富庶、最繁华的，而且文化也相当自由，东西方贸易也达到一个巅峰，马可·波罗没有虚构。实际上蒙古人治下的蒙元帝国不比唐帝国逊色。
应该承认，蒙元帝国不但疆域广阔，而且以历史的标准来衡量，这也是一个繁盛的社会，而不是一个黑暗时代。因为作为征服者的蒙古人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他们无论走到哪里，征服到哪里，他们总会选择适应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制度，当然他们也有他们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游牧式的野蛮，这个在后面再说。蒙古人征服伊斯兰地区后就遵从伊斯兰教的特点，甚至很多蒙古人也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征服了欧洲基督教地区后也是如此，征服了儒家文化区后也同样继承了宋帝国、金帝国、辽帝国的儒家文化和其他文明的传统。自然，在东方儒家文化是最强势的，因此蒙元帝国仍然是一个儒家帝国。在经济上，蒙元帝国也继承了宋帝国的主要经济制度，而且由于蒙古人打通了欧亚大陆，因此丝绸之路变得畅通，唐宋时期兴起的远洋贸易此时也更加发达。
蒙元帝国在当时的世界中不但是最大的经济体，而且也是最先进的经济体，当时纸币交钞是蒙元帝国的主要货币，并且也是一种国际货币，整个欧亚大陆都承认这种货币。而且，众所周知，今天的美元是一个依靠政府信用发行的货币，而交钞实际上也是一种依靠政府信用发行的货币，其本身并没有与黄金、白银或者铜质货币挂钩，在忽必烈时期，由于蒙元政府的强大，也由于蒙古人征服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因此，交钞是当时已知世界中的坚挺货币，其地位与今天的美元不相上下。在历史上，也只有蒙古时代，出现过这种在已知世界通用的货币。当然，蒙元货币既然是一种政府信用货币，也就具有这种货币的天然弊端——一旦政府有意失信，那么就立刻变成掠夺民间财富的工具，这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出现，也就不必多说。
蒙元时期另一个经济盛世就是国际贸易的大规模展开，蒙古人狂风暴雨般的征服战争也带来了一个显著的需求，就是交通和物资的大规模流通。客观来说，战争虽然不是好东西，但人类的文明一脚是和平，另一脚就是战争，和平是一种积累，那么战争就是一种迈进，没有战争，恐怕人类至今还生活在石器时代，顶多是新石器时代。大部分的科学技术都可以寻找到战争根源。蒙古人的大规模征服战争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举打破了欧亚大陆千百年来的屏屏障障，什么边界、城墙、关税，一律都要给蒙古人让路。蒙古人打碎了他们见到的一切屏障、阻碍后，他们成为主人，他们就重建了一套交通系统，由于原来重重阻隔被打得粉碎，因此东西方的交通从来没有这么畅通过，在蒙古人所建立的各个帝国内掀起了一个交通建设高潮，蒙元帝国的交通业因此也是当时最热的行业，帝国政府对交通的投资也可以说不遗余力，驿站、道路、漕运在蒙元时期都得到大发展。
蒙元时期的文化也可以用辉煌来形容，所谓唐诗、宋词、元曲并称中国三大文化，关汉卿也被抬高到了“中国的莎士比亚”的地位。
其实，蒙古人之所以能以不足20万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策，那就是卓越的用人机制——蒙古人真正做到了唯才是举，这是成吉思汗最大的特点，中国，或者是世界上任何一个统治者虽然嘴上喊着要唯才是举，但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做到这点，唯有成吉思汗和蒙古其他统帅。在忽必烈尚未继承大统前，他攻略南宋，主要部队并不是善战的蒙古骑兵，而是降服的北方汉人，其中既有军事素质不错的将领，也有谋臣政客，如帮助蒙古人灭金、灭宋的著名汉将张弘范。忽必烈也曾下令“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而蒙元时代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文字狱的时代，谢枋得在他的著作中经常使用“胡虏”一词，而且对蒙古人也多有不满和嘲讽之言，如果放在清帝国那可就是文字狱了；郑思肖也把蒙古人说成是“犬羊”，也没什么事。耶律楚材这个人也很有名，堪称一代名相，是我的偶像，但我觉得他还不够有名，至少柏杨先生没有把他列入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蒙元时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盛世，与最富盛名的唐帝国相比也毫不逊色，就连造反的朱元璋也对元朝的盛世大加赞赏，在《明太祖实录》中他赞叹道：“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凡达达、回回诸番君长尽平定之。太祖之孙以仁德著称，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蛮海外番国归于一统。百年之间，其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朱元璋不同与中国历史上所有造反成功的皇帝，他是一个真正的农民起义领袖，明帝国也是唯一一个农民起义成功的帝国，朱元璋对底层生活是由切身体会的。当时来到元帝国的欧洲人对元帝国的祥和安定十分惊讶和赞叹，那个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就大赞元帝国，还有法国传教士鲁布鲁乞，他对元帝国的社会有过一段很细致的描写：“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礼貌、文雅和恭敬中的亲热，这是他们社交上的特征。在欧洲常见的争闹、打斗和流血的事，这里却不会发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样的。忠厚是随处可见的品质。他们的车子和其它财物既不用锁，也无须看管，并没有人会偷窃。他们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会帮着寻找，很快就能物归原主。粮食虽然常见匮乏，但他们对于救济贫民，却十分慷慨。”
在农耕时代当奴隶主很野蛮，很失败
元帝国的蒙古皇帝几乎没有会说汉语的，大多数蒙古地方官也不会，也看不懂汉字，他们从根本上就蔑视汉文化，这在中国所有统治者中绝无仅有，他们把被征服地上的人分为四个等级，汉族为第三等和第四等，蒙古人完全用一种奴隶主的态度来统治中国。尽管蒙古统治者统治中国上百年，但其实仍然是一幅“游牧心态”，即根本没有把中国当成是自己的国家，而是当成了一个敛财的地方，几乎每一个蒙古官员都是高利贷者，1两纹银十年后的收益1024两，这就是一本万利的“羊羔儿息”。蒙古人还把居民每20家编为一甲，由蒙古人当甲主，这20家实际上就是这个蒙古人的家奴。
徐大焯在《烬余录》中说，“鼎革以来（元灭南宋），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主要是蒙古人和色目人）。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至于现在流传蒙古人享有初夜权一事在正史中从未被提到，明代编撰的《元史》中也未见提及，不过，占有女人这事估计蒙古人也没少干。
元末士人叶子奇在其笔记《草木子》中，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元末社会的图景：“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各目，新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为何事也。”虽然中国历史上贪官遍地都是，但元帝国的官吏并非简单的贪，而是出自浓厚的奴隶主心理，也就更加野蛮。元帝国政府也继承了以往宋、辽、金各政府中一切野蛮无耻的政策，如官田（指死于战争的人，其田地被充公）、公田（从汉人手中夺取的土地，因各种原因被罚没的土地），这些土地被蒙古政府获取后很快就被重新分配给蒙古王公贵族，而蒙古王公贵族手中除了有赐田之外，还享有分地管辖权，因此很多土地都集中在蒙古人手中，其中有的蒙古王公享有的土地面积能达到二、三千平方公里。这些来自草原的蒙古人刚刚入主中原的时候竟然仍然喜欢游牧生活，因而故意将大片的土地闲置，使之荒废，为的是让他们在此找到草原生活的感觉，重温草原上放纵驰骋的日子，其面积有时达到数万公顷。
在蒙古统治者的下层，还有一大群被称为“驱丁”的人群，他们的地位相当于牛羊，对他们而言，是完全回到了奴隶社会。在初期，蒙古人将大批南方汉人送往北方，然后当作奴隶变卖。元帝国的佃户制度和之前朝代不同地方是将奴隶制度和农耕制度结合到了一起，形成了独特而野蛮的奴隶-佃户制度，也就是说，佃户全家和所有土地都是管辖他们的蒙古人的私有财产，男人是这个蒙古人的奴隶，女人是这个蒙古人的婢女，所以，蒙元帝国是中国历史上自秦以来最野蛮的帝国，是一种用奴隶制的方式管理下的农耕社会。
蒙古人奴隶主般的统治方式导致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奢华的蒙古贵族和各族官僚，另一方面是大多数平民百姓在温饱线和贫困线之间长期徘徊，一个很好的证明就是在蒙元时期涉及民生的产品的生产工艺出现了大幅倒退。本来，蒙古人是最需要两种人的，一个是宗教人士，一个就是技术人员。他们在征服战争中经常大屠城，但总是不杀这两种人，宗教人士是蒙古人最尊敬的，各种技术人才则是蒙古人最需要的，但最尊敬的和最需要的这两个词在这里不能颠倒使用——蒙古人需要技术人才，但并不尊重他们，而是仍把他们当作奴隶使用。在蒙古军队四处征战的时候，总是有大批技术人才或者跟随军队行动，或者在后方进行各种技术生产。蒙元帝国时期，蒙古贵族和其他官吏的家中拥有大量的奢侈品，而普通民众的生活用品则显得很粗糙，其生产工艺要求已经达到了最低点：能用就不错了。
蒙元帝国最不得人心的政策就是民族隔离政策了。在今天看来，种族隔离制度是一个法西斯制度，遭人痛恨，但在工业革命以前，种族隔离制度算得上是一个正统的政治制度，欧洲有贵族制度、印度有种姓制度、中国有世族制度，蒙古人的制度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会分层制度。但人们是不会因为历史上一直存在过，或者其他国家也流行过而原谅这种制度，容忍只是因为无奈，或者说还能活得下去，而一旦生存成了问题，那就必须纠正平衡了。蒙古人这种制度与中国传统的世族制度相比，蒙古人的制度还是显得太赤裸裸、太野蛮了，世族制度有着根深蒂固的经济原因，而蒙古人的这种制度则是来源于冷酷无情的征服。作为最低等的南人，即使做了高官上朝时也必须做出一个姿势，就是双手背后，“南人仕于朝者，每当参礼既毕，必交手于背，作反接之状，虽（南人）贵官亦然，以示归顺之意”（曹春林《滇南杂志》）。即使是在忽必烈使用汉人较多的时代，也只有史天泽和贺惟一两个汉人出任宰相一职，而这也是以汉制汉。忽必烈甚至还曾下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永为定制。”
蒙元帝国的种族制度使得社会也出现很多分层，谢枋得在其《叠山集》中有一篇《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其中说道：“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尽管儒家思想仍是蒙元社会的主体思想，但儒生的社会地位却非常低，按照谢枋得的说法，仅仅比乞丐强一点。元帝国也曾因蔑视汉人而一度中止了科举考试，直到元仁宗的时候才恢复科举。
蒙古人一向只注重武力，而对精神统治不那么在乎，因此也没有像满清那样因为辫子问题而屠城，也没有要求被征服地服从蒙古习俗，倒是蒙古人会入乡随俗，接受当地的文化——不过在中国的蒙古统治者对汉文化很蔑视，因此蒙古统治者始终在说蒙语、使用蒙文，而不像在伊斯兰地区的蒙古人很快就成了伊斯兰教徒。
普鲁士的腓特烈说：“如果你喜欢别人的领土就把它拿过来，辩护律师总是请得到的。”蒙古人是喜欢别人的土地就拿过来，根本不请律师，因为蒙古人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抢了别人的东西还需要法理辩护这个概念，蒙古人其实很简单，抢劫就是抢劫，战胜了我们就是主人，我们就开始享受，如果发生暴乱，那就镇压，镇压不了，军事上失败了，那就撤回蒙古草原继续过游牧生活。蒙古人其实把全世界都当成了劫掠场，他们根本没有想过征服了之后要治理，被征服地从此就是自己的家园了，根本不是这回事。
前面一节说蒙元帝国如何是一个盛世，这一节又说蒙古人如何野蛮，如何建立一个野蛮的奴隶帝国，这好像很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就是因为蒙古人如此简单才使得元帝国很特殊：既有盛唐一样的繁荣，也有奴隶国家般的黑暗，原因和汉帝国文景之治时相似——蒙古人只注重对钱财的获取，至于国家管理则不那么关心，因此也就是在实际上实行了一种无为而治，蒙古人甚至懒到了把税收这样的国家大事都承包出去，因此，蒙元帝国很繁荣是真的，很黑暗也是真的，因为国家的基本面是自由的，经济是自由的，国际贸易是自由的，但蒙古人普遍的贪婪也是真真切切的，只不过在前半期，基本面起主要作用，后半期，蒙古人的贪婪其主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