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金门大桥的不远处还有一座桥，其实和金门大桥差不多，但人们只知道金门大桥而不知这座桥，这就是第一和第二的区别。秦始皇是第一，杨坚是第二，隋帝国和秦帝国一样伟大。唐继承了隋，就像汉继承了秦，中国由此进入第二个循环。
隋炀帝和秦始皇是难兄难弟
隋帝国与秦帝国出奇地相似，都统一了中国，都进行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都很短命。
没有隋炀帝的中国很难说是一个什么样子，当然，按照恩格斯“他人替代论”，肯定会有隋炀帝第二出现，但按照我的相对论历史观，这个隋炀帝第二哪怕延后一分钟出现，历史也将大为改观。可惜我们无法证伪，除非出现历史平行空间，而且这个平行空间还得可控，以便进行模型观察。
不过其实历史也就是一场游戏，游戏里面的人物可以投掷骰子做出选择，但无论你怎么折腾，你也跳不出游戏设计者的掌心，在西方，这个游戏设计者叫上帝，在东方，这个游戏设计者被称为辩证历史观。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东方封闭环境中的必然规律，800年周王朝早已分崩离析，之后早晚要被某一个国家统一，但究竟是谁统一、什么时间统一、怎么个方式统一，那就是游戏玩家的事了，而不是游戏设计者的事。隋炀帝就是一个历史牛人，他的作用就是大大地影响历史进程，或者说加速某种制度、体系的毁灭，加速某种制度、体系的新生，不过隋炀帝肯定没学好辩证历史这门课，他的历史表现证明他这门课挂了，不过他其他课程不是优秀的一塌糊涂就是糟糕的一塌糊涂。
隋代的伟大，就是大量打破了旧制度，创立了很多新制度，这让中国又完成了一次蜕变，所以说隋帝国虽然短命，但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长期各民族混居，这客观上是给中国输入了新鲜血液，北方的蛮族文化与传统的中原文化大规模交融，使得重新统一的中国有了改革的沃土，隋帝国的各种改革没必要细说，关键就是隋帝国用各种新制度为中国重新建立起一个平衡的社会，当然，在改革中产生的火花却产生了爆炸，结果隋帝国把自己个葬送了，唐帝国和当年的汉帝国一样坐享了前朝丰硕的成果。
自东汉以来，中国实际上是由于失去了平衡而四分五裂，重新回归平衡本来应该在晋帝国时期完成，但司马家族的无能导致这个动作又延后了数百年。隋帝国的改革非常全面，不多说，以门阀制度和科举制度看看隋文帝、隋炀帝怎样将中国复归平衡。
高颍和苏威并称“开皇明相”，两人配合得也很默契，高颍负责拟定改革政策，苏威负责维护实施，这小子颇有后世魏征的胆大直言的风格，敢拦着怒气冲天、想要持刀杀人的杨坚。
高颍改革的主要方面就是几个，一个是对政府职能进行了大改革，建立“五省六部”制度，也就是让政府职能部门更加专业化，另外也有利于分权制衡，不让权力过于集中，这个机构改革很合理，因此一直沿用到清朝。另一项改革是地方行政，西周建立了分封制，秦汉时改为郡县制，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混乱，地方管理制度也混乱不堪，官僚队伍也很臃肿，到了“十羊九牧”的地步，高颍就来了一次大瘦身，把三级的州郡县改为州县两级（后改为郡县两级，其实一样）。另外，把地方官的各级任命权全部收归中央，这样就大大削弱了地方官扩展自己的势力，并且，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坐大，隋朝改革还规定必须“异地为官”，任何一个官员也不能两度担任同一个地方的官员，任期也调整到只有三、四年，后来又规定官员上任不能带父母或者15岁以上的儿子。进京述职的规定也是这时候开始正式实行的，被称为“朝集使”。经济上隋帝国实行了“均田法”，这是带有农业文明理想主义色彩的田亩制度，虽然因为过于理想化而实行起来没有到位，但怎么说也以前要好得多，最起码基本保证了人人有田，这就很不错了。徭役方面也实行租庸制度，这样农民的负担也轻了不少。
隋帝国的改革其实收效明显，《隋书》把描写盛世的词汇都用上了：“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
汉武帝的独裁专制产生的另一个社会毛病就是门阀制度，当时这还不是一种制度，但根源却是在汉武帝这里。汉武帝推崇儒学，于是政客官吏们纷纷改弦更张，抛弃以往的黄老哲学和其他各种学说，开始研究儒家经书，学问大的就开始开业授课，在官场里开业授课是什么后果，小学生也懂，于是，门徒就成了派系，到了刘秀时候，这小子当上了皇帝，于是广加封赏，重新出现一批政客。这时候门阀就渐渐成了社会的主流，到了魏时期，就已经设计出了九品中正制度，这也就是门阀制度的正式确立。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倒是和欧洲的贵族人才选拔制度较为相近，有个门槛就是出身一定要是世族，于是，世族占据了所有的官吏位置，而低层的人就根本没有了多少上升的渠道，除非你有特别的功绩，比如战功什么的，但这样的机会也很难的，因为别说将军级别，就是中层军官也都是世族子弟。
世族成为主流对皇帝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对统治者来说，任何势力过大都不是好事，皇帝其实是个势单力薄的角色，他主要是通过平衡各种势力来取得优势，这就需要高超的操控能力，所以说皇帝也不是谁都能干的。世族势力太大，皇帝自己也就难免受其影响，这对皇帝来说是个巨大的压力，因此，到了隋帝国，杨氏家族就要想办法改变这种世族力量过大的局面，怎样改？那就是打破门阀制度，换一种新的人才选拔机制，从底层引入一股新的力量上来，用来平衡世族势力，所以，我后面说科举制度实际上并完不全符合世族的利益，甚至可以说是世族的对立力量。
每一种制度的确立都是为了解决旧体制难以解决的问题，但又会产生新的问题，不过历史也就是这样前进的。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产生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此后渐渐形成了一个文官社会，武官的地位只有在战争期间才超越文官，大多数时候文官是政治和官僚队伍的主流，国家大政方针主要是文官决定的，社会风气也渐趋阴柔，战国时的尚武精神基本上销声匿迹。因此，中国在文化上越来越高深，但在武略方面就常常让人扼腕叹息了。不过，中国文化的所谓高深也不是向高级阶段迈进，而是一直在倒退，这在以后的篇章中再说。
隋帝国和秦帝国一样辉煌，但也一样短命
因为两者都有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不应该频繁地发动战争、开建大工程，远征高丽、扩建洛阳、开凿御道、修造运河，这些都和秦始皇修建阿房宫一样，闹得民怨沸腾，虽然杨广这些工程远比政绩工程强，很多都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是造福子孙的大实事，但严重透支一代人的幸福去为子孙造福，结果必然适得其反。
当一代帝王成就了他的霸业的时候，他接下来的思考就是如何保持这一权力和如何使它不断地扩大。
隋帝国的改革虽然相当成功，但隋帝国也犯了和秦帝国一样的错误，那就是大型工程太多了，对外的征服战争也实施的早了些，再加上这么大动作的改革肯定会有不小的社会矛盾，这三者同时作用，任何帝国都承受不了。
隋帝国与秦帝国出奇地相似，都统一了中国，都进行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都很短命。他们灭亡的原因也有相似之处，其中明显的一项是都有大工程。农耕时代的大工程在今天看来也是规模不小，比如隋帝国建造宫殿、修建大运河等，这些工程都相当于现在修建奥运场馆、南水北调。在现代，这些工程虽大，主要依靠机械力量，并且有专业的建筑承包商，而在秦、隋农耕文明时期，这样庞大的工程就非得征调几十万、上百万人才行，这对农耕文明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这么多的劳动力全都去修工程了，农业生产必然要受到影响。而且，这不仅仅是直接修工程的人，还要有配套服务，因此，一个宫殿工地上假设有10万人的话，那么后勤、原料、运输、管理等就有几倍的人在为其服务，因此，一个大工程的牵涉面很广、很深，往往是牵动整个国家的，隋帝国灭亡的两大直接导火索就是两项：一个是庞大的工程，一个是对外战争。隋炀帝曾三次远征高句丽——这里也看出，秦帝国是以统一六国为完成统一大业，而随帝国则以不满足于统一中国本部，而是谋求向外扩展，将朝鲜半岛纳入中国范畴。其实，更准确点说，应该是把朝鲜半岛归属中国固定下来，或者叫做收复朝鲜半岛，因为在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就在朝鲜半岛设立了乐浪郡和带方郡两个行政机构，朝鲜半岛大部分就归属这两郡管辖，在东汉末年，也就是三国时期，由于军阀混战而给了中国边疆和周边地区闹独立的机会，朝鲜半岛也就是在这时候分离出去的，高句丽在313年终止了乐浪郡和带方郡的行政管辖权。
隋帝国是一个升级版的秦帝国，但随帝国不如秦帝国的是，它没能将中国的统治圈成功扩大。隋统一中国后显然认为自己负有更大的使命，就是将中国传统的统治圈再次扩大，并稳定下来。除了秦汉帝国时期的统治地域外，隋帝国显然认为可以将周围一些小国、或者原番薯地纳入中国直接统治之下，变成中国的一个个行政区。看看《隋书》、《资治通鉴》就明白，隋帝国不仅仅是想征服高句丽，而是在向四面八方扩张。在南方，大业元年（605年）一月，隋炀帝就任命刘方为罐州道行军总管，征服越南，占领交趾（今河内）后，接着刘方就进军林邑，也就越南南方地区。刘方和部将宁长真兵分两路，宁长真率领步兵和骑兵从陆路攻击，他自己率领舰队从海路前进，然后在海口登陆。当时林邑王曾在阇黎江设防堵截，没成功，当隋军渡河之后又在南岸进行一次决战，并且使用了东南亚地区惯用的战术，即使用战象，但这些大象被隋军的弓弩一阵射击之后掉头冲垮了自己的部队，结果，林邑王再次战败，这场战役很像是在印度河曾发生过的几场战役，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定式：使用大象作战的一方，经常会被自己的大象冲垮。但这个东南亚地区的人似乎总也没有总结出这个危险。刘方率领的随军此后连战连捷，最终占领整个林邑王国。攻占林邑，是中国历史上除元帝国时期外，陆军攻击的最南位置（明郑和海军还曾在东南亚岛国作战），也是一次正统王朝的主动征服战争，在历史上很少被人提及，如果越南现在是中国的一个省，那么这就是一次统一战争，反之，这就是一次侵略战争，历史的正义非正义也就这么回事。
其实，征服交趾也是一次收复，越南北部在历史上早在秦统一六国之时就顺便一起统一了，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灭了南越，建立交趾行政区。但越南和中国很多边疆地带一样，都曾有过多次征服又多次反叛的经历，征服本身就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征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几次征服几次反叛这都是常有的事，尤其是要将某地长期归属，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培养被征服地区的归属感。
也就是在刘方进军越南的时候，即大业元年，北方的契丹人习惯性地又来劫掠，地点是营州。隋炀帝一点没犹豫，立刻下诏命令韦云起与突厥启民可汗一起率领突厥2万骑兵征讨契丹。与汉武帝声势浩大而又战果平平的对匈战争不同，韦云起与启民可汗来了一次漂亮的突袭就解决了问题。因契丹与突厥本来都是游牧民族，此时关系尚好，因此突厥骑兵的出现并未引起契丹人的警觉，所以，在黎明时分发起的突然袭击一举摧毁了契丹人。隋帝国这一战役打得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北伐战争都干脆利索，汉武帝如果知道此事不知是否感到羞愧。
在南征北伐之后，隋帝国在东面的大海上也同样有所作为，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派朱宽下海探路，看看大海里有什么还没被征服的国家，结果发现了琉球，就抓了一个人，拿着他的盔甲返回。在历史中，《隋书》中就有了《琉球传》，这时琉球还被称为“琉虬”。隋炀帝于是来了一次先礼后兵，先派人去招降，琉球拒绝了，隋炀帝就命令组建远征舰队，这场远征打得也很顺利，几次战斗下来就占领了琉球。
在解决琉球的第二年，即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又把目光转向了西域。这次隋炀帝命令他的爱将薛世雄再次和突厥启民可汗合作，一起出兵西域。但启民可汗却未能出兵，薛世雄于是单独出玉门关，与征服契丹一样，薛世雄也是以一次漂亮的突袭一举占领伊吾城，并在汉代伊吾城旁另建了一座新伊吾城，设伊吾郡，开始行使行政管辖权。伊吾城和柔远城此后成为中央政权在西域的两大战略支撑点。
但在后期隋炀帝征高丽却失败了，高丽国将隋军阵亡者尸体筑为京观，631年唐太宗派遣使者到高丽交涉，拆毁京观，收拾隋军骸骨，祭而葬之。什么是“京观”？就是战争中战胜一方会将战败一方阵亡士兵的尸体堆积在大道的两旁，堆筑起来，再覆土夯实，于是一场战争过后，大道两旁就会多出很多“金字塔”，以炫耀武功。高丽国就将阵亡的隋帝国士兵尸体筑成京观炫耀胜利。战争失败和大工程积累矛盾，最终使得积压已久的底层怒火爆发。
在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必然会激化出很多矛盾，所以，改革的前提是要有充分的稳定能力，一旦矛盾出现，要有能力应对，否则，轻则改革失败，重则国家倾覆。其实，所谓的改革就是一场利益重新分配，所以，利益被削减的人自然要闹事，秦帝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完成，是因为有秦帝国统一六国强大的威势，无论是秦帝国内部还是被征服土地都明白无法与强大的秦兵对抗，所以，改革得以完成，但改革中积累的矛盾、征服战争庞大的需求、统一后巨大的工程、还有没有一丝弹性的法律，这些使得社会底层积聚了太多的怒火，所以，当秦始皇一死，在没有一个人能压住民间怒火。隋帝国的改革、战争和工程也起了同样的效果，但隋炀帝不是秦始皇，所以，他根本就压制不住民间和官僚队伍中的反对。
唐再盛也跳不出游戏之外
李隆基之后的李氏皇帝就没有几个像样的人了，李纯曾有过重振中央权威的努力，但他既没有这个才能也没有多少支持者，这样，李氏王朝一帮笨蛋皇帝和一群心怀叵测的宦官、一群拥兵自重的藩镇将领，这些人叠加起来，整个帝国也就离分崩离析不远了。
要干好一件事，就必须要具备充要条件，初唐就是最幸运的，因为这个时候有李世民这样的明君、有魏征这样的能臣，有尉迟敬德这样的武将，还有科举这类良好的制度，可以说有了封建王朝所需的最好的人和制度，并且各得其位、各谋其政，配合默契，因此唐帝国是最繁盛的，在它276年的生命期内，一半的时间都是黄金岁月。
唐帝国其实是一个胡汉混合政权，在唐时期，最盛行的就是“胡风”，当时各种胡乐、胡服、胡食大行其道，因此胡文化在当时是非常吃香的。很多人都知道白居易的《长恨歌》但今天很少人知道他曾写过很多“毡帐诗”，更少人知道，白居易晚年是居住在帐篷里的。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白居易辞去了刑部侍郎的官职，离开长安来到洛阳，居住在洛阳履道坊宅，但从他住在这栋宅子里后，他实际上就没再在房子里住过，而是一直住在宅子里的一顶青毡帐里，直到他死去，他竟然在这个帐篷里住了18年。就在这18年里，在这个帐篷里，他写了很多诗，这些诗就被后人称为“毡帐诗”，如《别毡帐火炉》、《池边即事》、《府酒五绝》、《雪夜喜李郎中见访兼酬所赠》、《青毡帐二十韵》、《风雪中作》、《酒熟忆皇甫十》、《初冬即事呈梦得》等，很多，宋朝程大昌对唐人的也曾有过研究，他说：“唐人昏礼多有百子帐，特贵其名与昏宜，而其制度则非有子孙众多之义，盖其制本出塞外，特穹庐、拂庐之具体而微者。棬柳为圈，以相连琐，可张可阖，为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总之，亦非真有百圈也。其施张既成，大抵如今尖顶圆亭子，而用青毡通冒四隅上下，便于移置耳。”
唐人喜欢帐篷，长安、洛阳等大城市内经常能看到帐篷，尤其是大户官宦人家，经常会在院子里发现大帐篷，如果那时有卫星地图，那就会像是今天用谷歌地球看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一样，会发现很多很多小圈点，那就是帐篷。唐人不仅喜欢在帐篷里举行酒宴，而且当时也流行在帐篷里举行婚礼，《唐会要》这本书对此有很多记录。其实，不仅是帐篷，当时游牧民族的很多习俗都在唐朝流行，比如唐征服突厥后，突厥文化也曾流行一时，唐太宗的儿子李承乾就非常喜欢突厥文化，《旧唐书》中的《太子诸子》就对李承乾的爱好描述了一番：太子“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选左右貌类突厥者五人为一落，辫发羊裘而牧羊，作五狼头纛及幡旗，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敛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啖。又尝谓左右曰：‘我试作可汗死，汝曹效其丧仪。’因僵卧于地，众悉号哭，跨马环走，临其身，剺面。良久，太子欻起，曰：‘一朝有天下，当帅数万骑猎于金城西，然后解发为突厥，委身思摩，若当一设，不居人后矣’。”
唐风其实很彪悍，体现在国家政策中就是有一股对外狂野的表现。唐明皇废除府兵制，改用募兵制，经常对周围游牧部落发起攻击，这倒是一改往日游牧民族经常侵袭内地的传统。
李世民在边疆地带实行了民族和平政策，允许北方各族内附，这虽不能说从根本上解决了北方纷争，但基本上消除了北方的战乱，所以，和汉高祖之后一样，也迎来了一个70年和平繁荣期。其实，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就是东方的天生矛盾，谁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汉武帝倾全国之力无法彻底消除匈奴，只能用继续用和亲的办法维持和平；唐太宗改用以胡制胡的办法，允许大批胡人内迁，这显然要比汉朝的和亲政策高明，但后人也因此指责李世民导致河朔胡化，如果从汉族的角度来看，的确河朔胡化是李世民的功劳，但从大历史东亚民族融和的角度来看，这是在促进民族融和。从当时现实主义政治的角度来看，不用以胡制胡、引胡内迁的办法还能有更好的办法吗？打？汉武帝已经证明了，打是解决不了的，那就只能和？用什么办法和？还是继续送女人？那也只能是维持大体和平，或者说表面和平，其实汉朝的和亲政策只是掩盖了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匈奴劫掠边境，历史资料早就有过统计，大约每隔十年，北方的游牧民族就会有一次大规模的侵掠，这和北方人口增长需要大量的资源一致，北方的游牧方式养活不了这么多人口，只能采取劫掠的办法，因此，小规模的劫掠几乎年年都有，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资源需求加剧到一定程度，北方游牧民族必然要进行大规模劫掠来解决问题。这和西方需要经常用战争解决市场和原料问题是一回事。李世民本身就是胡人，因此，他十分清楚怎么才能更好地解决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矛盾，那就是允许游牧民族和平地获利，因此，李世民时代的北方问题处理的是很不错的，当然，最好的元代，清代还有葛尔丹的问题。
但有句话叫“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这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恩科会试时候的试题，全名为“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失论”。这场恩科会试的状元刘春霖在答卷中就此论题第一句写道：“天下之患无常处也、惟善谋国者、规天下大势之所趋、揆时度务、有以制其偏倚之端、则不至于变起而不可救。”正所谓水无常形，谁也无法预料到哪一国会在那一天、因为哪一件事而走向灭亡，但总能看到大势的变化趋向，就像预测地震，现在已经能知道那里是地震多发区，但究竟哪一天会具体在什么地方发生地震就无法预测了。不过统治者可以通过多建坚固的房子、多采取预防措施来减小地震损失，这样也就不至于因此亡国了。
有些大势是很早就能看出来的，杜勒斯在冷战初期就预言说，要把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希望寄托在第三、四代人的身上，果然，1989年柏林墙倒塌，立国70多年的强大苏联轰然倒塌，而且不是通过猛烈的战争，这在历史上非常罕见。从冷战的铁幕落下到1989年，也正好就是三、四代人的时间。
唐帝国的毁灭始于藩镇制度，因为这和周王朝时期的分封建国很类似，实际上都是导致了权力分散，中央政权衰落，而诸侯、藩镇权力得到加强，而秦魏则是相反，是中央集权的盛世时期，秦的郡县制让地方权力变得十分分散而弱小，无力挑战中央。中国的三大矛盾就是农牧矛盾、中央和地方矛盾、官民矛盾，中国的改朝换代也都是因为这三个矛盾，要么被异族征服，要么被割据王侯取代，要么被农民暴动推翻，从周至清都是如此，只不过中国本身在发展，各朝各代也各有不同，所以具体会有所不同，但基本矛盾就是这三个。
藩镇割据看似是唐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安史之乱似乎又证明以胡制胡不可靠，唐明皇改用募兵制，奖励胡人将领创立军功似乎是鼓励了胡人征战，结果最后唐帝国毁于自身的制度，其实不然，以胡制胡早在李世民时期就存在了，但为什么李世民时期没有发生安史之乱呢？因为他治理的好，就像一艘船，进行优良的设计提高安全性是一方面，配上老道的船长是一方面，不是说有了优良的设计和坚固的船体就高枕无忧了，“泰坦尼克”号的就说明，再宏伟坚固的船如果航行失误也会有沉没的危险，小心航行才能驶得万年船。
藩镇割据其实不是民族问题，也不在于是否是胡人当统帅，根本原因还是中国内部无法解决的老问题，那就是诸侯割据问题。安史之乱其实不是简单的胡人反叛，安禄山的部队中他本族部队不到1万人，大部分都是汉兵，后来各割据藩镇中，曾经建立政权的沙陀人本族的兵力也不过2、3万人，大部分还是汉兵，所以，这并非是汉胡问题，而是地方诸侯争权的老问题。
如果说错，那唐明皇把府兵制改为募兵制应该是个错误，用来戍边的部队以往都是来自府兵，几年一轮换，这样虽然削弱了部队总体的作战力，但对帝国安全的威胁也要小一些，因为士兵轮换会导致将领难以深入控制部队，士兵的家眷都在内地，并不愿意参与反叛，因此反叛难度增大；相反，改为募兵制后，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士兵接收训练的时间长，战术素养提高，但也增强了对将领的忠诚度，将领与士兵更容易融为一体，因此反叛难度大大降低。募兵制应该只能在国家遇到强敌的时候才实行，并且战后立即恢复府兵制。
历史上的选择其实不是往往不能用正确或者错误来定论，绝大多数政策实际上都冥冥之中注定的，也就是唯一的选择，或者说历史那个阶段的必然性，我就觉得，如果没有希特勒，德国仍然会发动二战，甚至没有纳粹党，德国还是会发动二战，因为当时只有战争这一条路可走，只有战争才能解决西方世界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