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实际上是将野蛮、粗犷、血性的秦游牧文化和中原守规矩、听指挥、温顺的文化进行了杂交。由于秦是一个开放的游牧文化，所以可以大刀阔斧地改革，没有中原国家改革的拖泥带水、最后还弄个半成功不成功的，秦是一举完成了改革，后世的日本明治维新其实就是模仿商鞅变法，也就是保留精髓的全面改革。汉继承了秦，建立了集权制，但集权也有它的失败因子。
秦强，秦殇
“商鞅变法”强了一个秦帝国，但商鞅本人最后却因为秦国人人人守信，个个遵法，最后当他逃跑的时候却被秦国人按照法律上报，他感叹地说：“唉，真想不到律法的弊害竟然这样厉害！”他最后被五马分尸。陈胜、吴广的揭竿而起也是因为他们延误了到达日期，要被处斩，所以干脆反了。这告诉我们，当人们发现横竖是一死的时候，那就不一定谁先死了。严刑历法是秦崛起的原因，也是秦覆灭的根本缘由。
商鞅变法大幅度改变了秦国，首先在秦国建立了国家信用，实际上就是建立了法律信用，说白了就是只要有法可依，就一定会有奖有罚。商鞅变法的另一个变革就是给秦国引进了中原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这一套东西，结果秦国从性开放变成了性禁锢，骠悍的游牧勇士被改编成了正规军，秦国从此一切行动听指挥，整个国家变成了秦始皇一个人就能操纵的战争机器。无疑，效率跃升第一。另外，秦国人和外围的各戎狄不说天天打也差不多，因此秦国人早就和习惯了战争，可以说一直就是在战争状态中过日子，就像是今天的以色列人一样，因此秦人战斗素质相当高。而商鞅的改革保留了游牧人作战勇猛、战斗素质高的特点，所以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军队如同二战发动前的德国国防军。
商鞅变法实际上是将野蛮、粗犷、血性的秦游牧文化和中原守规矩、听指挥、温顺的文化进行了杂交。由于秦是一个开放的游牧文化，所以可以大刀阔斧地改革，没有中原国家改革的拖泥带水、最后还弄个半成功不成功的，秦是一举完成了改革，后世的日本明治维新其实就是模仿商鞅变法，也就是保留精髓的全面改革。
商鞅的变法太成功了，秦国从此变得强大起来，整个国家机器高效运转起来，所有部件严丝合缝，没有一点遗漏，结果，当商鞅被士大夫迫害逃亡的时候，来到一个旅店，但店小二说，你得登记，然后我的上报政府，因为法律规定，必须要查明住店人的身份才能入住，否则就是违法。商鞅这回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感叹地说：“唉，真想不到律法的弊害竟然这样厉害！”最后，他还是没能逃出秦国，被仇敌们弄了个五马分尸，商鞅用自己的鲜血为这场改革画上了一个圆圆的句号。
几年前，看香港一个法律题材的电视连续剧，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法律不外乎人情”，这话什么意思？贪赃枉法也是一种人情，玩法律空隙减刑少判也是一种人情，制定法律的夫子们给法律留出弹性空间也是一种人情，说白了，就是法律要有人性，以人为本，不然就成了铜墙铁壁，人只能在这中间走，没有一点回旋，但这还是人吗？蚂蚁社会还有一种“蚁性”，在这种被称为“没有制度的理想社会”中，没有一只蚂蚁会被要求去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一个东西太重的时候，会有两三只蚂蚁前来帮忙，但是当陈胜、吴广被征调渔阳戍边时，路上遭遇大雨，延误了期限，按照秦法律，这就要被砍头，换了谁，这时候都会说，反正是死，那还不如反了呢！结果，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秦国大地顿时星火燎原，可惜秦始皇就这一点上不太明白，人总不是蚂蚁，蚂蚁不会闹革命，人逼急了可就什么都干得出来了。
说到这，就该明白另外一点，西方法律堆起来肯定比秦国法律多得多，细得多，可是为什么西方就没诞生陈胜、吴广呢？因为西方除了法律之外还有律师，律师是干什么？维护人情的。
帕斯卡关于人类有一个伟大论断：“什么是本性？也许本性即第一个习惯，正如习惯即第二本性。”不说别的，就说好色这点，连孔家店老祖宗都说，“食、色，性也”，胡亥这小子继承了他老爸为所欲为的本性，生下来就开始享受，所以享受就成了他的习惯，沙丘之变后，胡亥当上了第二任皇帝，上任伊始，他的三把火是：一，他对赵高说，人生这么短暂，我今天有了权，有了地位，所以我要享尽天下艳福。赵高说，这是最明智的人生态度，那些蠢货是想不到的。于是胡亥大玩特玩起来；二，他不喜欢听到任何让他不高兴的话，所以谁也别来告诉他任何让他不高兴的事，起初有几个没懂他意思的人告诉他有人反了，结果被胡亥扔进了监狱，此后，再有反叛的消息，官员们就改口说，我们这里出现一点骚动，但只不过是些社会闲杂人等干些打家劫舍的事，早已被我们摆平了。于是，胡亥继续玩乐；三，他和赵高搞分工，他负责照看宫里的美女，赵高负责管理朝政，结果，赵高弄了一出指鹿为马，不傻不呆的胡亥愣是弄不清鹿怎么就变成马了。
老子一生忙碌打江山，儿子一生忙碌玩女人，这规律从此立下，此后的中国王朝，除了清帝国九个皇帝都称得上是贤君外，其他历朝历代都遵从这规律。
在中国有个说法，叫富不过三代，一代创业，二代享受还能混，三代就去沿街讨饭。前几天看报纸，说海外华人年轻人中，有很多“啃老族”，这些人不是个别现象，而是遍地开花，欧洲许多华人子女都这样，而且还抱团，找不到工作，整日凑在一起，买名牌、开好车、及时享乐——中国人就这德性，刚有几个臭钱就到处装牛逼，其实西方人不比你有钱，可西方人为什么就没有“啃老族”？因为西方人从小就不惯儿子女儿这毛病，18岁一成年立马滚蛋，自谋生路去，所以西方人是真正的牛逼，中国人是装逼。
这就是教育观念的差别，人性就这毛病，懒惰、享受是天性，你越惯着，他就越往这方面发展；你越给他压力，他就越有能力，胡亥的及时享乐主义玩完了一个帝国都轻松，何况有几个臭钱的小家。
沙丘之变赵高就立即为亡秦埋下了种子，串通李斯，改了秦始皇遗嘱，改立胡亥为帝，看似能成为贤君的扶苏就被他和李斯一脚踢开。接下来赵高干的三件事就是把秦帝国最主要的三根支柱给砍了，一个就是杀了在军队中拥有极大威望的蒙恬，另一个就是腰斩了政府总理李斯，再有就是把秦始皇的儿孙们差不多杀了个精光，只剩下胡亥和看似软弱无能的子婴。
秦始皇死在沙丘后，赵高立即和李斯达成协议，共同对付军队派的扶苏和蒙恬，以秦始皇的名义发布命令，命令扶苏和蒙恬自杀，扶苏很乖，干干脆脆地自杀了。蒙恬被抓，囚在代地，他的兄弟蒙毅也被抓，关在阳周。秦始皇灵柩运回咸阳，胡亥登基后，赵高立即就派人前往代地和阳周，以“先帝欲立太子而卿难之”为由杀了蒙恬、蒙毅兄弟。
除掉了军队派的蒙氏兄弟，下一个目标就是政府派的丞相李斯了。李斯不是一般人，但精于算计的赵高可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不跟李斯正面对抗，而是用了一个四两拨千斤的办法，他对李斯说，现在关东反叛，盗贼横行，但皇上只知道玩，只知道修宫殿，我劝不住，只好请丞相出面了。李斯位高权重，朝中大臣，这也算是他分内的事，于是，他前去见胡亥，三番五次来等于是在给胡亥的三把火泼冷水。赵高这时对胡亥说，李斯自持是沙丘之谋的策划人之一，现在是觉得获益太少了，还听说他和陈涉还有密信来往。胡亥立即下令调查李斯，最后李斯父子被腰斩于市。
在杀蒙氏兄弟和李斯之间，胡亥还干了一件事，那就是大规模捕杀秦始皇的兄弟姊妹，给胡亥的理由很简单，他的位置来的不正，他的兄弟姐妹们必然不满，早晚会谋反，所以，这些人都要杀。结果，赵高在咸阳一次杀了胡亥的12个兄弟，在杜邮碾死了胡亥的6个兄弟和10个姐妹。另外，还有一批大将，此时，秦始皇的儿孙们差不多都被杀光了。
胡亥干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将章邯逼反。
当胡亥最后知道陈胜的大将周文已经打到距离咸阳只有30公里的戏水时，还算明智，总算这次没把人扔进监狱，而是来了一次奴隶大解放，把在骊山作苦工的数十万人改编成军队，交给章邯统帅，结果周文败退。章邯一路追到巨鹿，许多造反者来支援，但却来而不打，秦军的威望还在，所以没有谁敢和章邯作战，最后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项羽一阵狂冲，解了巨鹿之围。但也就是解了围，章邯没受多少损失，然而他却投降了，因为赵高却正在计划除掉章邯，所以他一气之下投降了，否则，无论项羽多勇猛，刘邦多狡猾也根本推翻不了秦帝国，他们还没有那个实力。
有了胡亥这个皇帝，有了赵高这个权臣，什么样的帝国能抗得住？
汉武帝玩出了官本位
刘邦、萧何那批人死的差不多后，曹参对刘盈说，你不如你老爸刘邦，我不如萧何，所以他们定下的规矩我们就别动了。窦太后主政后，这个信封黄老哲学的女人告诉儿子刘启等人都要读《老子》、《庄子》，所以文帝、景帝期间皇上基本不做什么事，任由经济自由发展，结果形成了“文景盛世”，但当武帝继位后，这个强势皇帝要干他想干的事，要打击匈奴，发动战争，结果汉帝国的经济转上了战时经济，为了筹钱，官方介入市场，盐铁成了国家专营，结果从此形成了国家垄断。
《史记·循吏列传·公仪休》中有一个“拔葵”的故事，说得是战国时鲁国相国公仪休提出“使食禄者不得与下民争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担当了公职，那么无论他的官职是大是小，就都不应该再经商，因为他已经“受大”，就不能再“取小”。有一次，他吃了老婆种的蔬菜后觉得味道很不错，于是拔光了自家园子里所有蔬菜，不让家人拿到市场上去卖；又有一次，他发现家人织的布很好，就立刻把家里的织布机一把火给烧了，他说，我已经做了高官，家里再种蔬菜，和靠种菜为生的人抢市场，那他们还怎么活啊；家里再织布，那靠织布为生的人又怎么获利啊。
可是实际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才是真理，而且还附带有另一个真理，那就是人会得陇望蜀，越来越贪，越富有越贪婪，越有权越沟壑难填，这既是人类生存的真理也是经济学的真理，还是政治学的格言。平民百姓为了一己之私不得不艰苦度日，想办法逃税，汉武帝为了一己之私，不惜用立国70年的国家资本实现他的宏图大志就是这两条真理的经典案例。
陈胜有句名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说出了人的本性：世界上到处都有种族论、阶级论、种姓论、贵族论，不管你是什么论，有一个道理地球人出生后很快就能发现：不管你是贵族、国王还是神汉巫婆，大家脱光了都一样，都是人，所以从夏商周两千多年的宣传还是没改变这一真理，最后还是被陈胜一语道破。但陈胜又说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谁是燕雀？平民百姓，那些服苦役的人，谁是鸿鹄？鸿鹄之志又是什么？陈胜揭竿而起为的是什么？造反，造反的最后目的是什么？他当皇帝，所以，他的鸿鹄之志就是风水轮流转，该他陈胜当皇帝了，跟着陈胜的一批人该当王侯了。所以，陈胜的两句格言可以归结为一个道理：贵族论是胡扯，人只要有机会就要造反，就要争取当皇帝。
当了皇帝的人不是达到了最高目标，有的人就是那种永远都有“鸿鹄之志”的人，秦始皇就是这样的人，汉武帝也是这样的人，陈胜也是这样的人，不过陈胜的起点是苦役，秦始皇和汉武帝的起点是皇帝。如果把全世界的古今中外的皇帝、总统、元首整理一下，也会发现，在这一群体中也和普通社会一样，有为所欲为的，有奋发图强的，有安于享乐的，有野心勃勃的，商纣王、尼禄就是为所欲为的；孙中山、越王勾践就是奋发图强的；刘备的儿子阿斗、南唐后主李煜就是安于享乐的；成吉思汗、亚历山大、秦始皇、汉武帝、希特勒就是野心勃勃的。皇帝、元首这一群体总人数占人类总人数的比例极小，但整个人类历史就是被这一小撮人牵着鼻子走。
韩非子在《五蠹》中曾说“私行立而公利灭”，他用矛盾对立的手法说，私利和公利是对立的，其实这话真是真理，私与公就是对立统一的一对矛盾，但关键就看怎么处理这矛盾了，换句话说就是你是要私还是要公？对于秦始皇这类野心勃勃的皇帝来说，他需要实现他的鸿鹄之志，这就需要掌握大量的资源和力量，所以，他当然要公。韩非子接下来就说了，要实现皇帝的国家政策，那就只能“抑私就公”。
秦始皇给刘邦做了一件很好的嫁衣，那就是《秦律》。《秦律》为什么是好嫁衣？因为这部法律有200万字，非常详细，极其缜密，不要说行业法令，就是人们的言行举止、穿衣戴帽都被规定的很详细，司马迁就说：“秦法密如凝脂”，有了这样一部法律，刘邦建国后就只需要简单修剪一下，适当放宽松就可以用了，所以，汉朝的典章制度、法律法规基本是继承了秦朝，这时候刘邦、吕后、窦皇后等人就可以把黄老的“无为而治”思想当成国家治理思想，所以，从刘邦到汉武帝未掌权前这70年里，汉朝的臣民是最幸福的，“轻徭薄赋”的环境大大地让一部分人富了起来，大部分人享受到了甜头。
一句“轻徭薄赋”可能很多人没有感受，那么换作现代数字很多人就会惊叹了，那是什么概念！汉文帝时国家已经欣欣向荣，财政收入年年有结余，因此，文帝来了一次大减税，税率由原来的十五抽一减到三十抽一，也就是说这大减税可真是大减，税率一下下调了整整50%！今天，人们已经很了解，美国一遇到经济低潮、经济危机什么的，减税就是重要的调节手段。
司马迁在他的两个经济学专论《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中早就表达过他的经济学观点：“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趋利避害是动物的天性，这就是自由经济的基本出发点，所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很多人都知道黄河在历史上多次改道，但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现象：黄河在东汉以前经常泛滥成灾，尤其是在西汉时期，但在东汉及以后长达一千年的时间里却有了相对很稳定的安流期，为什么？因为东汉的连年战乱导致黄河中游地区变农为牧，或者干脆农牧具废，结果是黄河中游地区地表植被得到恢复，黄河由此在东汉时期形成了稳定的河道，此后的一千年里基本稳定下来。这说明什么？中国在西汉时农业已经相当发达，导致黄河中游地区由于大量耕种破坏了地表植被，黄河由此泛滥。农业是社会的基础，因此，农业的发达也就表明商品经济能够发达。
因此，汉惠帝奉行“复弛商贾之律”，汉文帝、汉景帝时候实行“网疏而民富”的政策，所以，文景之治的时候诞生了一大批富豪，卓文君她爸就是一个四川矿业集团的董事长，手下雇佣着数千打工仔，所以司马相如千方百计讨好卓文君。另外，文景之治期间还产生了一个中产阶级，整个汉王朝社会虽然没有形成今天美国那种“纺锤型”社会，但也形成了优良的“子弹头型”社会。另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非常繁荣的商业局面，《汉书》说当时有很多行业都相当繁荣，“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这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很多行业的利润率都在20%，想想看，如果行业的利润能达到20%的利润率，那文景之治时的商业的繁荣与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繁荣还有什么区别？“以获利为目的的交易行为”这时候已经成了社会的普遍行为，也就是说，文景之治时的社会已经是一个标准的商业社会，而且规模巨大，大宗商品交易在这时也已经屡见不鲜，如卓文君之父的矿业企业集团，数千工人的一个大型企业，这在四川还不是唯一的，像卓家这样的大型企业还有不少，在全国就更多了，这时的商品交易规模就可以用庞大来形容了。另外，当时各分封地还有一项很重要的权利，那就是货币发行权。当时，发达的商业需要大量的流通货币，文景期间的经济政策规定，只要各封地发行的货币成色达到法定程度就可以进入市场流通。而且，政府并不是货币发行的唯一单位，一些有资质的大商业企业也可以自行发行货币，也就是说，这时已经有了早期金融企业。因而，甚至可以说，如果文景之治得以继续，并稳定地持续一段时间，汉朝很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王朝——这不是一时头脑发热的臆测，汉初这70年的经济自由程度在此后再也没有出现过，连后人啧啧赞叹的宋、唐、明也没有这样发达的商业，因为后世无论是宋、唐、明都再也没有实行过真正的“清静无为”，黄老之道再也没有成为国家政策，因此，从根本上就不存在真正的自由经济环境。
然而，从刘邦到汉景帝几代人养的鱼被汉武帝一网打尽，为了实现他的鸿鹄之志来了个涸泽而渔，自由经济时代宣告结束，从此中国走向了另一条道路：官本道路。
汉武帝的大转弯使得政府从亚当·斯密所说的“守夜人”角色变成了贪婪的“大管家”，甚至直接变成了“打劫者”，原本和谐一体的官民社会变成了对立的官民矛盾，这就为中国定下了一个基调。
在汉武帝登基初期，窦太后还健在，因而汉武帝手里没多少实权，黄老哲学这时还是国策，但窦太后一死，汉武帝掌握了一切权力，他也就可以实现他的鸿鹄之志，那就是彻底击败屡屡进犯的匈奴。就当皇帝来说，汉武帝不但尽职尽责，而且还有开疆拓土、征服来犯之敌的大志，可以说是一个好皇帝，但他严重偏科，就是“武功”很好，“文治”很差，说得直白些，这是一个好大喜功的皇帝，只知道向外征服，不但不知道内部需要安定自由的环境，而且还大肆破坏，一切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以个人意志取代国家政策，结果，70年的成绩毁于一旦。
在秦统一六国的时候，冒顿单于也在统一北方的大漠和草原，东胡和月氏国相继被他消灭，所以，当刘邦刚刚建立汉帝国的时候，就不得不亲自率领大军挥师北上，结果，挟楚汉相争之威的汉军被冒顿单于一夜之间围于白登山，能打败以勇猛著称的项羽的部队在匈奴面前却不堪一击，汉帝国差点葬送在大漠里。白登山一战让汉帝国看到了匈奴的厉害，此后70年里只能依靠不断地送女人、忍受匈奴隔三差五的抢劫度日。汉文帝的时候匈奴骑兵长驱直入杀了北地郡都尉，又一把火烧了汉皇帝的行宫，文帝急调10万兵马拱卫长安，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匈奴骑兵来去自如地洗劫一番后大摇大摆撤回草原。
汉文帝为了能与匈奴骑兵对抗，开始了全民养马，整个汉朝北方几乎到处都在养马，这成了国策，不过这也的确收到了效果。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匈奴骑兵再次侵入上谷、鱼阳，卫青率领数万骑兵出云中，一举收复河套地区，在这设立了朔方郡，长安算是有了一个屏障。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卫青率领汉军主动出击，这标志着汉匈对阵已经发生了逆转，汉朝由守转攻。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再次向草原深处发起攻击。此后，汉军又数次远征，霍去病在狼居胥山设坛祭拜；汉武帝也曾御驾亲征。在汉武帝远征匈奴的同时，还向西征讨过大宛、向南征讨过南越。自元光二年马邑之战开始至征和三年最后一次燕然山远征，前后40多年，共计与匈奴进行了15次战役，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匈奴发生分裂，一部分臣服汉朝，一部分向中亚腹地迁徙。但这只是战争的一部分结果，另一部分结果就是汉朝以及整个中国都因为这场战争而转向另一个轨道。
汉武帝发动的这场战争规模十分浩大，动辄数十万的军队上千里的远征，所需要的财力、物力、人力是无法想象的，所以，没过多久，汉武帝之前汉朝所储备的钱财就已经消耗光了，但战争却刚开始，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想办法筹钱。最初，汉武帝的一班谋臣还没想到要对经济进行大改革，因为“无为而治”的经济政策是刘邦、吕后、文帝、景帝几代的既定国策，而且收效明显，因此，刚开始还没人敢动这脑筋。但钱总的要筹，于是，第一个办法就是卖爵位和纳钱赎罪，这可以说是个立竿见影的好办法，既快又省事。在刘邦时期，商人们尽管有钱，但社会地位还不高，当听说朝廷公开卖爵位的时候，他们当然立刻蜂拥而至，因为有了爵位就相当于有了进入贵族社会的门票，另外，有爵位也有不少的好处，最有利就是可以少缴纳不少苛捐杂税。至于纳钱赎罪，谁也不愿意呆在监狱里，只要有钱都会想办法把自己弄出去。
但卖爵位和纳钱赎罪两项所筹集的钱款对于战争消耗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根本就支撑不了多久，接下来还得想别的办法。偏偏这个时候很多地方连年遭受洪涝灾害，地方政府不得不开仓赈济，这顿时让汉王朝雪上加霜，入不敷出。这时，汉武帝从他的谋臣中选用了三个经济能人，一个是孔仅，一个是东郭咸阳，一个是桑弘羊，正是这三个人，把大汉帝国的自由经济转向了战时垄断经济。首先粉墨登场的是孔仅和东郭咸阳，这两人所出的主意就不是卖爵为、纳钱赎罪那么简单了，而称得上是祸国殃民，因为他们直接从货币入手，也就是用通货膨胀的办法大规模掠夺民间财富。现在，谁都知道通货膨胀是一种掠夺财富的手段，因为西方国家屡次用这种办法掠夺财富，现在美元的大幅贬值就遭全世界的痛骂。而孔仅和东郭咸阳一出手就显得特别凶狠——他们把白鹿皮剪裁成一尺大小，然后规定这一尺见方的白鹿皮就是新货币，而其等价于40万钱！40万钱是什么概念？当时，一般的中产阶级家庭所拥有的财产总额大概为20万钱，所以，这一尺白鹿皮就相当于两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全部财产额！为了保证新货币的推行，汉武帝配合孔仅、东郭咸阳，下了硬性规定。当然，光是推行这种超大额的货币还不够，这种超大额货币毕竟只能在狭窄的范围内使用，而真正普遍性地掠夺民间财富的办法就是彻底改变货币的通货价值，也就是说常说的一句话：把一分钱掰成八瓣花，但这是平民百姓节省的意思，到了货币阴谋家这里，其意义就大了，那就是重新发行货币，同时把新货币分为三品，这就等于说，政府公开发行真币、半伪币和伪币，其结果就是政府花费一个原货币的价值，就能换回来两个或者三个价值的民间财富，就这样，如果简单点说，孔仅和东郭咸阳转眼间就为汉武帝席卷了民间一半的财富。
发大水的人最终也免不了被水淹，全面通货膨胀的结果很快就殃及政府，而这时桑弘羊主义发挥了作用，那就是实行“平准均输”，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只能我用通货膨胀席卷民间财富，不能民间用伪劣货币欺骗我政府。所谓的“平准均输”就是以实物充租税，这就是说，政府可以用伪劣货币购买货物，而民间则必须用相当于真金白银的实物缴纳租税，两头的好处都归了朝廷，两头的坏处都落到了民间。
如果说卖爵位、纳钱赎罪是捞了一笔块钱，发行白鹿皮、三品货币是大赚了一笔的话，那么这些还都是战争所迫，是一种战时经济的典型表现，地球上很多处在战争期间的政府都干过这种事，这些如果在战后被消除也就算祸害一时，但这些钱还是不够汉武帝的战争支出。这时，桑弘羊三人又为汉武帝出了一个彻底的主意，那就是不再间接从民间、从商人企业主那里分享利润，而是将一些获利稳定又丰厚的行业直接改为官营，并且利用政府有权发布政令的权力，规定其他人不得再经营此行，这样就能够将全行业利润滴水不漏地全部转入政府手中，这就是“盐铁专营”。
“盐铁专营”政策不仅为汉武帝筹集到了大笔军费，而且完成了一个大转变，汉帝国从此走上了官本位之路，后世的朝代也就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盐业、冶铁业、矿业、仓储业等这些都是当时支柱性行业，关系国计民生，因此收入稳定，获利丰厚，官营的好处是垄断，没有竞争，因此利润可以最大化，这最大化可是饱含血泪的最大化。有那么点讽刺剧意味的是，董仲舒仁政思想的一个论点就是不“与民争利”，但儒家思想恰恰却是维护“与民争利”这个潜规则最好的工具。
仁义礼信成了潜规则
其实不应该骂孔丘，文化大革命骂他骂得够多了，其实他很冤枉，儒家的仁义礼智信都是好东西，错就错在用它的人压根就不信这一套，反而用这一套要求别人，他好从中渔利。这就好像一个人把张大千的画挂在厅堂上，然后美其名曰邀人共赏，实际上来看的人都要交钱。儒家学说作为道德要求可以说完美无缺，但作为官场政治的理论基础，那就等于是在为社会树立了一套潜规则游戏：表面上奉行礼教，实际上遵从厚黑学。这就像是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在欧洲和世界的遭遇一样。
孔仅出身自南阳郡显赫的冶铁企业家族，东郭咸阳出身自齐国盐业大亨之家，桑弘羊也是一方豪富，他们在推行新货币政策、盐铁专营政策时候，实际上也是在谋一己之私——显然，他们可以从这些政策中获得巨额利益，而汉武帝此时正在将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置于高堂之上，准备顶礼膜拜，一方面大肆席卷民间财富，一方面将一套仁义说辞供奉起来，似乎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打击匈奴。是，不错，卫青、霍去病是驱逐匈奴于千里之外，但实际上，匈奴只是被打击了一时，没过多久又卷土重来，而汉帝国及后世子孙却从此成了官本位的奴隶，真可谓“功在当代，害在千秋”。
桑弘羊等人还有另外一招，那就是针对中产阶级征收“算缗钱”政策，规定凡是家中有轺车的，就需要缴纳一笔税，如果是商人则要缴纳一倍。这项政策最初规定，这些家庭要自觉申报家产，然后按照这个数额缴税。政府当然清楚没人会那么自觉如实申报，所以紧接着就出台了另一个配套法令：“告缗钱”法令。也就是说，鼓励广大人民互相揭发、互相告密，谁隐瞒了财产数额、谁私藏了多少财宝，结果是什么？有点岁数的人都知道，这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割资本主义尾巴”差不多是一回事，结果就是只要有点钱的人家没有不被告发的。汉政府不会不清楚，这项政策的后果必然会掀起一场互相告发的风潮，但仍然置之不顾，除了急需敛财外，儒家的仁义哪里去了？儒家的信用哪里去了？政府明知道这样做会引起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引起民间的互相不信任，仍然这样做，难道一场战争就可以置国家所有利益于不顾了吗？汉武帝的所作所为其实就是培养了中国人的背信弃义精神，而政府发行劣币等掠夺民间财富等做法也等于失信于民，但台上国家的政策却是尊崇仁义礼信的儒家哲学，台上，那大大的儒字旗高高地飘在朝堂之上，台下，那一群群的酷吏正在横征暴敛，这种景象就是一个“克己复礼”的社会？骗鬼呢！
这种社会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等于官方宣布了一条原则性潜规则：我们嘴上、台上要时时刻刻念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条，但台下我们会另外实行一套。所以，潜规则不是今天才有的，是2000年前就有了。如果说儒家哲学从周公旦时就有了，难道说西周已经有了潜规则这套东西？肯定有，但有两点与汉武帝时不同，一，周公旦所制定的周礼及一整套国家制度很纯粹，很纯朴，而且国家没有实行汉武帝这样的明抢暗骗，所以，西周政府的信用还是很不错的——周天子为了褒姒一次行骗就毁了国家信用，但直到东周灭亡前的一刻，周天子仍然是周礼的典范；二，周礼是西周、东周的一贯政策，并没有说一套、做一套，所以即使有潜规则，也不是遍及全民，成为一种全民心照不宣、共识性的社会行为规则。
在经济领域实行统一的计划经济，那必然要在政治思想领域得到支持才行，所以，汉武帝也需要树立一个单一思想，就像秦国需要法家思想一样。有些人认为汉武帝并没有罢黜百家，这一切都是班固在造假，班固虽然是修史的，但一个班固还造不出这么大的假。到底班固造没造假暂且不去争论，有一点肯定就行了，那就是汉武帝之后儒家是被独尊了，这点是千真万确的。董仲舒有一段名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分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话说得很明白，也很直截了当，“统纪可一”、“民之所从”，汉武帝要的就是这个，这就够了，至于孔子学说中的那些高尚无比的道德信条究竟能有几样成为现实无关紧要。
儒家学说本身就不仁不义，“皆绝其道，务使并进”，这和官营盐铁没什么区别，官营盐铁是搞经济垄断，儒家是在搞思想垄断；儒家思想要“以德治国”，而它本身就缺德，虽然王符在东汉时才写出《潜夫论》，才说出“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但兼听则明的道理早就存在，是个常识，这点汉武帝不会不明白。但汉武帝非常需要董仲舒的文化独裁主义，因为他的军事远征战略需要大量的军费，需要大幅改变汉高祖以来的既定国策，所以，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支持，他是无法统一思想的。
在汉武帝之后，儒家学说占据了主统地位，但儒家学说中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宽勇和这些信条却没有成为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更没有成为官场的行为准则，相反，中国历史真正的主流文化是权谋之术——很讽刺的是，尊崇儒家信条2000年的中国，却只诞生了包公、海瑞这样屈指可数的几位“青天大老爷”，其实看看包公和海瑞作的那些事，不就是身处其位做了他应该做的事吗？可是他们却成了榜样，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满朝官员眼中的“迂憨”，如果按照儒家思想的标准，这些官员不说全部都应该是充满智慧的高人，至少也应该是清官吧。包公、海瑞这样的人成了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那不就是说满朝文武官员都是淤泥吗？也就是说，奉行儒家思想的结果就是培养了大片的淤泥，这样的结果到了社会那里，到了民间，就成为一句话：“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聪明点的人，“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这才是读透了六经，不想在这淤泥里打滚的人，就学陶渊明归隐了。要不就一边当婊子，一边立牌坊，苦心钻营，往上爬，这是混文化。混文化的高级境界就是郑板桥的那句名言：“难得糊涂”，不知道孔老夫子在天之灵如何评论郑板桥这句话。
其实，儒家最精妙之处不在于那些绚丽多彩的仁义礼智信这些字眼，而在于尺度可宽可松，也就是由在其位者自行掌握，也就是橡皮筋管理方式。这看似宽松大度，实际上奥妙就在于此，也就是说儒家学说是和人治最配合的，是人治最需要的工具，也是最能体现人性的——人性本贪，但社会又需要秩序，所以，制定一套“宽松”的制度法令，而由人来具体掌握，而不是刚性的成文法，如果像荆轲刺秦王时那样，台上刺客追着秦王跑，台下的武士就是不敢登台救驾，只能干看着，因为秦朝法律规定，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带着武器登上皇帝的台子，这样的话，谁还敢贪污？谁还敢潜规则？儒家思想的好处就是造成一种潜规则：外儒内法。所谓的外儒内法，就是表面上大家都遵守儒家教义，都很正人君子，但实际上每个官员实行的都是内法，也就是每一个官员都有一套自己的潜规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每一个校长都是一套潜规则，新官上任三把火也是潜规则。自秦汉以来，当盐铁官营之后，官本位就成了社会的核心，而吏治文化也就早已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而潜规则也就成了中国真正的文化。从中国社会中最大的官开始，层层潜规则，一直到社会的最底层。韩非子早就用法家的语言将人治社会的真谛讲述的清清楚楚，他说：“设法度以齐民，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不能辞，勇者不能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看起来是在说法律，但实际上，这是一种“势”，人心真正惧怕的就是这种势。同时，韩非子也明确说明，除了要有“势”之外，还要有“术”，帝王应该“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朝臣也”，也就是说，帝王应该不露真相，心中的所思所想要藏起来，用暗中的力量驾驭朝臣，说得很明白，管理人要依靠人所惧怕的势，而这种势不能摆在桌面上，而是要藏起来，暗中发力。韩非子的意思是，既要有明明白白的法律放在那里，无论权贵贱民违法了都要追究，但作为帝王，要能绝对驾驭人还需要诡异的心术。
法家思想是真能治理人的，但中国人聪明就聪明在这儿了，把真管用的法家思想用于潜规则上，而把冠冕堂皇却不起实际作用的儒家思想放在朝堂之上，于是，这个社会就形成了这样的规矩：有一套表面的儒家高尚道德思想系统，用来粗线条地规范社会；还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潜规则，用来完成利益的再分配，保障底层利益通过暗渠道向上流动。于是，这个社会就变成了一个杯子社会——透明的玻璃杯装水，里面则暗流涌动，热水向上升，冷水向下走。
英国的一个法官对国王说，国王在任何人之上，但在上帝和法律之下。而真正的中国社会是这样的结构：皇帝在任何人之上，但在儒家圣明和法律之间，而黎民百姓则在法律之下，儒家圣明最高，所以中国历代君王莫不尊拜三皇五帝、孔圣人、孟圣人，皇帝居次，法律体系在第三层，最下层是百姓。
汉武帝确实有雄才大略，如果他和秦始皇调换一下位置，那么他也能统一中国。但那场对匈战争，中国实际上是大败特败了，匈奴人最惨的时候也不过是向西、向北迁徙，但汉帝国和此后的中国的悲惨则持续了2000年，这场战争到底谁赢了？
不说后世，就说这场战争的危害在汉武帝后期就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内穷侈靡，外攘夷狄”，结果是“天下萧然，财力耗尽”。其实，仅从军事上来说，汉武帝到底打没打赢匈奴还有争论，《汉书》作者班固对汉武帝取得战争的胜利这点倒是赞成的，但他最后说了一句话：“如武帝之雄才大略，若不改文景之恭俭，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
这场汉匈战争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把纯朴的中国社会变成了尔虞我诈的圈子，孟德斯鸠在其大作《棍棒统治下的专制帝国》说过：“在中国，欺骗是允许的，一切用暴力获得的东西都是禁止的，一切用术数或狡诈取得的东西是许可的。”他又说：“向中国人买东西的每个人都要自已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中国人信誉不好尤其是在贸易中，这是因为中国人生活不稳定，使他们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异乎寻常的贪得欲。”
在《西游记》中有一个场景颇让人感到震撼，唐僧师徒一路除妖斩魔，最好到了西天，但突然被佛祖身边两个家伙要挟，索要钱财，好像佛祖身边也有贪官，这一下否定了全书所有的美好、正义，原来佛法无边的佛祖也制止不了身边的贪官，这他妈真伟大。原来一路上的正义全都是虚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