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世界地图，看看东方，很容易就发现，原来中国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北方是大漠和戈壁，南方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西南是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西北是阿尔泰山脉、天山和昆仑山，东边则是浩瀚的大海，中间是两条大河长江和黄河，这就是中国的地理局限。这种地理局限有一个好处和一个坏处，好处是将一些可能的外侵挡在了山那边，如雅利安人向东迁徙曾经毁灭了从希腊到印度的古文明，但被喜马拉雅山挡住了脚步；又如，由于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的阻隔，传统中国和印度从未发生战争。坏处也很明显，这就是严重阻碍了东西方的交流，这使得东西方的交流始终很困难，玄奘法师取趟经成了神化，到罗马去贩卖点丝绸要经过多少沙漠和强盗，再就是绕道海路了。在这样的环境里，中国人大多数时候只能是自己人和自己人玩。
立鼎青铜
不论我们的历史专家多久才能搞出个所以然，我们的第一次崛起应该是在青铜时代的周朝，以往，人们总是把秦看成是中国的第一次崛起，其实这是个睁眼瞎的错误——秦是完成了大一统，但中国的文化奠基仪式却是在青铜时代，到周朝时周礼基本形成，而百家争鸣时期则达到一个文化盛世，如果以文化来断代，那么周礼无疑是第一个崛起的时代，而中国偏偏就是一个依靠文化才生存下来的国家。
中国人的空间
伽利略有一个很著名的试验设想：“设想把你和你的朋友关在一只大船的舱板下最大的房间里，里面招来一些蚊子，苍蝇以及诸如此类有翅膀的小昆虫，在拿一只盛满水的大桶，里面放一些鱼；在把一只瓶子挂起来，让它可以一滴一滴把水滴出来，滴入下面的放着的另一只窄颈瓶子中。于是，船在静止不动时，我们看到这些有翅膀的小昆虫如何以同样的速度飞向房间各处；看到鱼如何毫无差别的向各个方向游动；又看到滴水如何全部落到下面所放的瓶子中，而当你把什么东西扔向你的朋友时，只要你和你的朋友距离保持一定，你向某个方向扔时，不必比向另一个方向要用更大的力。如果你在跳远，你向各个方向会跳的同样远。尽管看到这一切细节，但是没有人怀疑，如果船上情况不变，当船以任意速度运动时，这一些应照样发生。只要这运动是匀速的，不在任何方向发生摇摆，你不能辨别的出上述这一切结果有丝毫变化，也不能靠其中的任何一个结果来推断船是在运动还是静止不动。这种等价关系产生的原因是，船的运动是船中一切事物也包括空气在内的所有的，我的意思是假定这些事物都被关在房间里……。”
人都有一个家，这个家所在的地方就是家园，国家也一样，首先得有一方土地，中国就有这么一个传统的地域。这个地域的范畴就是大海、高山、沙漠环绕的这么一个广大区域，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阿尔泰山和喜马拉雅山、北面是隔壁和草原、南面是云贵高原，就是这么一个范围。而有的家园是开放的，有的家园则是封闭的，就象伽利略设想的船一样，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在这个范围里，从文明出现一直到鸦片战争，始终就是中国人自己和自己在玩，我说“自己和自己”，也就包括的是这个范围内的所有人、所有民族，所谓开宗明义，我首先就界定一下，这个范围内的所有民族和所有人都是中国人，而不仅仅是指汉族，所以我说这几千年历史里就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在玩。
当然，这里有一个“中国本部”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所属土地，这是中国的发源地。其实很多国家也都有“本部”，如俄罗斯的本部就是莫斯科大公国、英国的本部是英格兰、美国的本部是十三州、德国的本部是普鲁士一样。在这个“本部”之外很多国家都会扩展，这和侵略还不一样，是一种历史的扩展，有的国家的扩展史中充满了血腥和侵略，比如美国和俄罗斯；有的国家的扩展则是历史自然的延伸，比如中国。
古代的中国主要是指中原，但这已经是第二次扩展之后的中国，中国最初的本部只有黄河中下游的一块土地，面积也就3、4万平方公里，经过夏商两代一千多年的缓慢扩展，到了周朝建立之时已经是一个东到大海、西到青藏高原、北到后来的长城一带、南到广东广西，也就是大体相当于北宋时期的地域。
首先从地理入手，是因为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根本生存环境，也就决定了中国有什么样的矛盾，而这又决定了中国会有所什么样的文明。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地理决定论者。
孟德斯鸠、黑格尔、马克思也都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不过这三者还有分歧。孟德斯鸠用启蒙思想的原始办法分析说，地理环境先决定了人的性格气质，然后再通过性格气质决定了这群人的法律和政治制度；黑格尔是先按照地理类型分为三个地理环境，即高原草原、大平原、海岸地带，不同地带的人会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总体来说，黑格尔比孟德斯鸠想的要多、要深；至于马克思嘛，就是把地理环境当作一个人类生活的要素了，老一套。我还是对黑格尔的说法比较赞同，中国有句话叫做因地制宜，首先就有一个地理条件的限制，这就形成了一个框架，你要发展，就必须在这个框架内，比如，长城以北是传统的游牧部落地域，你偏要在这地方发展农耕文明，那根本不可能；长城以南是传统的农耕地区，你偏要改造成牧场，那不就是在破坏农业基础吗？
从地理上说，历史是有宿命论的。
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稳定地运行了二千多年，汉族为什么成为中国的主体民族？中国为什么形成了单一的农业经济？小农思想为什么一直流行？这些都有一个地理元素，其实这和一个世界性问题有着同一个答案，为什么非洲除了埃及以外其他的地区都长期处在石器时代？为什么西方殖民者抵达美洲的时候，美洲也是处在石器时代，只不过要比非洲的石器时代发达的多得多，但就是一个轮子也造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地理让这些地区相互隔绝，他们在西方人到来之前都处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非洲、美洲资源丰富，竞争程度很低，东方竞争程度和西方差不多，但比较而言，东方是封闭的，西方是开放的，这就意味着开放的竞争进化的更快，封闭的竞争进化较慢，所以，西方在16世纪虽然在经济规模、帝国规模、人口规模上还没有超过中国，但其竞争的内核早已超过了东方，《中国不高兴》拿计算机做比喻，那这里也借用一下，在16世纪，西方已经是386了，东方还是286，17世纪，西方已经是486了，东方可能还是286，结果到了18、19世纪西方科学大发展的时候，西方已经开始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果中国还是286，顶多就是清朝规模比明朝扩大了些，这个时候当英国舰队打上门来的时候，胜负岂不是早成定论了吗？
也就是说，由于地理因素，在大中国范围内就存在两种基本的文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由此也就种下了两种发展模式的矛盾，确切点说，这是一个对立统一矛盾。
游牧民族有地盘概念，但没有领土概念，相反，农耕民族有着强烈的领土概念，因为耕种需要相对稳定的土地资源，游牧需要的则是水草，而不是固定土地。农耕文明为此死守每一寸土地，游牧文明则经常数百公里、数千公里地游动；农耕文明是守地获利，游牧文明则是逐利而行，两者演化的结果就是一个要造长城保护家园，一个就要跃马扬鞭进行劫掠，这就是地理给我们定下的基调，决定了中国历史中的一个基本矛盾从周时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就存在一条天然边界，看看中国北方传统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就会明白，这大体是沿着等降水线分界的。关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矛盾以及大中国问题，在后面还会说，这里就不赘言。
第一次崛起是起源于周时代
我说中国的真正崛起，或者说是第一次崛起是起源于周时代，而不是秦统一中国后，也是与中华民族的形成紧密相关的。通常认为，中国是崛起于秦帝国，也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其实这是个根本性的错误，中国的第一次崛起应该是是在周朝，因为四点：一，周朝奠定了中国的基本文化；二，周朝奠定了中国基本版图；三，周朝奠定了中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四，周朝奠定了中国的基本国家形态。有这四点，谁还能说中国第一次崛起是在秦帝国？那他该去找块豆腐撞死了。
中国在青铜时代有三个王朝：夏、商、周。很早以前，西方人就否认夏、商的存在，理由就是这两朝的历史过于含糊不清，掺杂了太多的传说和神话，不值得一信，直到1958年，在河南偃师，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二里头文化遗址，这才证实了夏朝的存在。接下来，中国在青铜时代已经成为世界领先大国，标志就是司母戊大方鼎——那是青铜时代的铁证，重达875公斤的大铜鼎在当时的世界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制造，冶金技术的成熟也就表示当时工业水平的程度，这点无可非议；另外，在殷墟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那就是甲骨文，十多万片甲骨文足以证明，商朝中国已经进入成熟的文字时代，这表明，中国人此时已经有了成熟的社会制度——没有成熟的社会制度就不会有冶金工业，而成熟的社会另一个标志就是文字的大规模使用，且稳定的传承，但这时候，还缺少一个重要的社会轴心，那就是统一的社会文化，那还说什么呢？
到了西周的时候，一切都齐全了。
西周实行的是分封制，这其实奠定了中国基本的权利分配结构，自此以后，中国历代的权利分配基本是按照这个模式进行的。西周的分封制地方分为两级：诸侯和大夫，诸侯的封地叫国，大夫的封地叫邑；在天子和诸侯的直属领地内，城区划分为几个乡，农村地区划分为多少遂。农村大一些的邑也称为县，由大夫或者宰去管理。少数民族地区还另外设道，但与县同级。
汉代继承了秦的地方分封管理制度，秦帝国执行的也就是郡县两级制，只不过情况要复杂些——不过就是把地方被分割得很小，各地方官的权力也相应地变小了很多。但在汉武帝时又设立了十三州，级别在郡之上，这主要是监察区，这种州的长官设刺史一人，后来这个官位名称几经变换，如西汉时改称为牧，东汉初期又称刺史，后来又改称牧，刘备就曾被封为益州牧，但这种十三州的格局基本未变。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地方行政也分为州、郡、县三级，三国之后道和邑改称为县；隋代把东汉以后的州、郡、县三级改为州、县两级，只不过这时州和郡同时使用，并且是平级；唐朝时把全国分为十道，唐玄宗的时候又分为十五道，其实和汉武帝把全国分为十三州是一回事，道也是监察区，每道派一个皇帝的代表，称观察使，也称按察使、采访使。
中国古代政府官职演变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是夏商时代；第二个是西周到春秋时代；第三个从战国到清末时代。夏商时代的国家领地很小，而且实际上夏商时代的所谓国家更像是部落联盟，而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所谓的天子、君主更像是部落联盟的酋长，如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样最初的形态一样。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率兵讨伐商纣王，他所联合的诸侯多达800个，中国古代的数字往往不那么可信，很多时候都有夸张的成分，说周武王联合了800多个诸侯显然是想表明商纣王多么不得人心，如果再算上支持商纣王的诸侯，那怎么说也有1000多诸侯，可见那时诸侯之多，实际上，此诸侯非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准确地说是部落。所谓的政府机构也很简单原始，甚至都没有明确的分工，国家的君主这时还被称为“后”、“王”，而“后”这个称谓就是沿用氏族部落时期的称号。当时，在王的下面，最主要的官吏就是“史”，也就是甲骨文中所称的“卿史”、“大史”，而在古代典籍里，这个“史”的官常被称为“巫”。很明显，夏商时代是中国的僧侣政体时代——世界历史中，各文明中都曾存在这样一个阶段。这时候的“巫”主要职责就是沟通人世与上天，然后把上天的旨意传达给王，再由王下令实行。甲骨文中的卜辞就是商代巫史们向上天卜问的历史记录。夏代的主要官职有“羲和”、“大理”、“遒人”、“官师”等，“羲和”是负责历法的；“大理”是掌管诉讼的；“遒人”是王的传令官；“官师”是负责教育贵族子弟的，这些官都是由巫史们来担任的。当时，巫史们如同古埃及的祭祀，已经形成一个阶层，《尚书·甘誓》篇中的“三正”就是那些掌管政权的集体称号。这些巫史和王自然沾亲带故，这时候的王早已习惯搞裙带关系，用来加强自己的力量，所以当时很多巫史其实也都是王的亲戚，例如那位有名的冤臣比干就是王的亲戚。
夏商时期的王国还不能算是国家，但西周时代则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时候的君主已经正式被称为“天子”、“天王”，显然，已经高出了夏商时代的王，已经直接与天挂钩了，也就是说，这时候君主已经修炼的差不多了，不再需要巫史们与上天沟通，他自己就是上天之子，巫史们也该谢幕滚蛋了。
由于天子位置已经是一个核心，因此就需要稳定的继承制度，以便一个天子死后有另一个天子可以合法继位，因此，西周时代已经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这也是国家形成的标志之一。王位的继承人被称为“太子”，或者“东宫”，王的正妻也被正式称为“后”，这时也就有了“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概念，也就是说，王是最高的，天下所有的土地和人民都是他一个人的私有财产。
当王成为高高在上的唯一主宰之后，他就把从巫史们手中没收来的权力分给六部大臣，西周也由此奠定了中国政治机构的基本结构。西周政府机构的部门划分为六个主要政类，设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大行人、宗伯六大官职，掌管六大部门。司徒、司马、司空被称为“三有事”或者“三事大夫”，司徒主要负责土地和役徒；司马主要负责掌管军赋和军用设备；司空主要负责工程；司寇主要负责管理庶人和农奴，也就是司法官；大行人主要负责招待宾客、外交；宗伯主要负责祭祀。在六部之上还有最高一级的行政官员，那就是卿士，他们一般只有两三人，主要负责军事、外交、行政的大事方针的政策确定，相当于政治局常委。另外，周朝还有主管历法、起草文书的太史，主管任命事务的内史，掌管档案的御史，主管占卜的太卜，主管音乐和教育的乐师，辅导君主礼仪的相等，也就是说，周朝已经建立了完整、系统的政府组织机构。甚至，皇家内务也都完整地建立起来了，谁该管理马匹、谁管理君主的饮食起居，谁负责宫廷的警卫，谁负责跑腿，而且，西周已经开始用“寺人”、“巷伯”，就是阉人——《诗经·小雅》中就有一篇《巷伯》的诗，那愤恨之心就已经彰显，“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后来阉人为害其实也是西周人种下的种子。
秦汉时形成“九卿”，虽然政府部门作了较大调整，但也仅仅是调整，后来各朝各代也都有所变动，但基本的政府结构却是始终在这个框架内，一直到清代，直至清末才仿照西方的政府组织结构，设立责任内阁，分设十部。
周朝实行分封制，这首先就有一点应该成为常识：有大量的土地，这才能分封，否则，像夏商那样就屁大个地方，他还分封个什么？
周朝的版图
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事，那就是周朝时就已经有了中国的第一部《西游记》，这就是小说体的《穆天子传》，说的是周穆王有着秦始皇一样的雄心壮志，他的一生中很多时候都是在马背上东征西讨的，为此周穆王时期的周朝的版图大大扩展。《穆天子传》中就有说他前往瑶池会见王母娘娘。瑶池在哪里？在西藏，尽管周穆王曾亲自到过西藏这不大可信，但至少表明周穆王时期周朝已经对西藏有很深的了解，因为能对瑶池详细了解的话，那么就不会对西藏陌生。
从周朝的分封制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周朝能够统治的疆域东边抵达了海岸线，北边抵达了后世的长城一带，西边抵达了四川、陕西一带，南边则一直到了云南、广西，这个版图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周朝已经奠定了中国的基本版图。
另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能说明西周就是中国崛起的起点，那就是西周时农业已经广泛采用了熟荒耕作制与休闲制，也就是说，农耕经济已经成熟，而这才是中国崛起的最有价值的证据。
儒家的真正创始人是周公旦，不是孔子说周朝奠定了中国的文化基础，这也是历史事实。《易经》是中国最古老的典籍，其地位远比《圣经》要重要，但很可惜，今天中国人了解《圣经》要超过《易经》。《易经》是中国的万经之首，周文王曾经被纣王投进监狱，他没事干的时候就研究《易经》。文学上，《诗经》的地位完全堪比《荷马史诗》，而且《诗经》成了中国文化的奠基之作。
西周甚至已经为后世中国建好了金字塔模型：社会被划分为几个阶层，“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经济上也建立了与之配套的制度：“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还有各种思想，也为后世准备齐全了。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其实没有多少知识，只是在空喊，在贬低西方的时候当然要抬高自己，但用谁抬高自己呢？中国儒家文化影响最大，于是孔子被抬了出来，孔子的确是儒家的大师，当之无愧，但他并不是儒家鼻祖这件事知道的人却并不多，儒家真正的创始人是周公旦。周朝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礼仪制度甚至经济制度，主要是周公旦制定的，后世所尊崇的“周礼”就是他一手缔造的。《周礼》在军事、国家制度、组织体系、民间基层管理、农耕制度、官吏体系、官员考核、国家精神建设等等都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因此，《周礼》实际上是一部“国家建设指南”，后世齐国管仲的改革建立了一整套制度，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实际上管仲所制定的制度和采取的措施很多都在《周礼》中能找到，也就是说，管仲的改革实际上更像是把齐国重新归位到周公旦时期。
孔子的言论并非是他一个人独自思考出来的，实际上他只是一个集大成者，集什么大成？就是孔子出生前两千年的夏商周三代文化，这些文化的核心就是《周易》，诸子百家的思想也是集合了先人的种种思考，涓涓细流最后汇聚成百家思想。孔子应该可以说是《周礼》的最大继承者和发挥者，因此，中国文化的真正奠基不是孔子，也不是诸子百家，而是《周易》，忘了《周易》而独谈孔子、诸子百家其实是数典忘祖。
纷繁的周礼为后世中国定下了的等级基调，“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各种典章制度实际上就是确定了分级文化，进而变成权力金字塔，就如同巫师拥有了“绝地通天”的能力，也就有了话语权，也就有了实权，西方的宗教就是这么来的，结果弄出个黑暗中世纪，中国没有宗教，但有宗法，周礼、儒家只比西方宗教厉害而绝不差，周礼、儒家绝非宽松的道德，而是一种浸透人心的法律。周礼是中国的文化崛起，礼乐、宗法制、诸侯分封制，这些缔造了后世的中国，直到清朝，这个庞大帝国的核心还是周礼、宗法、诸侯这些东西。
有鼎无兵的悲剧
夏周时代奠定了中国朝政文化的雏形，但也给后代中国留下了最深的一个教训，那是中央与诸侯王国处在对弈之中，中央的稳定决定于中央是否有足够的兵压制各地诸侯，这个矛盾贯穿中国始终，直到现代才算告终。
西周分封制的结果就是诸侯渐渐做大，到了春秋时期，周朝的中央权威荡然无存，诸侯们就开始疯狂扩张，强大的诸侯不断兼并土地，扩张地盘，许多诸侯手里都掌握了很多县，结果通过春秋时长期的土地兼并整合，到了战国时已经形成了郡县制，也就是说由于诸侯林领土的大规模扩大，诸侯国已经像当初的周王朝一样，开始在自己的王国内实行郡县两级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当时是以郡统县，郡的长官称为守或太守，县的长官称为令，秦统一后，万户以上的县官称令，万户以下的县官称长。
汉武帝时设立的十三州，州长官本来是代表皇上监察各区，但很显然，渐渐的州长官的权力越来越大，以致形成了诸侯。唐朝后来又按照魏晋以来的习惯在全国各军区设置都督府，都督加使持节就成为节度使。最初，唐朝只是在边疆地带才设立这种节度使，但后来普及到了内地。节度使是以中央大员的身份派驻各地，同时身兼观察使，又兼所驻之州的刺史，还可以指挥调度所辖区域内各州，也就是说，节度使是拥有军事、行政和监察三种权力，这权力可就大了，也就是成了封疆大吏，其所拥有的权力和诸侯也就差不多。
宋代时的路和唐朝的道差不多，但宋时代地方权力比唐朝时要小，路的长官权力既不集中，甚至也没有统一的机构和长官；辽把全国划分为五京，称五京道，下面再设州、县；金的最高行政区也是路，路以下的设置与辽一样。
元代地方行政分为省、路、州、县四级，这时候元朝实行的行省制度，正规名称是行中书省，全国除了西藏归属宣政院管辖外，其他地方被划分为十个行省。明朝的时候换汤不换药，只是把行中书省改称为承宣布政使司，但习惯上还称为省，全国中京师和南京直属六部，分别称为北直隶和南直隶，其他地方划分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到了清代，行政体制也是大体沿袭明朝，只略有不同，只不过是在省之上另设一个级别，设立了总督，一个总督掌管一个省或者两、三个省。
周公旦为周朝订立了等级制度，分封各地的诸侯要效忠周天子，这种效忠的方式就是朝贡制，也就是诸侯要向中央缴纳贡赋，诸侯定期进京朝拜述职；在诸侯国，卿大夫这一阶层要向诸侯王效忠，在卿大夫的采邑内，平民和奴隶要向他们效忠，这就建立了完整的四级等级制度，层层效忠。在军事行动方面，中央没有现代社会这种常备军——平时养这么多白吃饭的兵显然不合算，因此，平时并没有多少武装力量，充其量有些内卫部队和警察系统，士兵平时就是农民或者奴隶，战时诸侯发布动员令才会聚集起来，这样的结果就是，诸侯完全是一个独立的王国，而周王朝的中央也主要依靠朝贡制度和周礼制约天下诸侯，另外，就是诸侯很多，各自力量都不强，因此任何一个或者数个诸侯都无力挑战周中央的权威。周朝用的就是这种简单的制度和礼数，这就如同基督教世界中各国都效忠教皇一样，但教皇却并没有军队直接管束欧洲各国，他依靠的是教皇的权威和号召力。
但一旦诸侯逐渐强壮起来，教皇的威信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因此，教皇的存在是制止不了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的，周天子也一样。西周时，分封制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军政方面，王侯公卿大夫既是行政长官也是军事首领，他们是国王，因此，他们手中握有实权，周天子自己分封了天下，自己却无法直接从天下征召军队，只能通过各地的诸侯，这时候就的看诸侯的脸色了。最后，当周厉王为了褒姒一个女人而失去中央信用之后，诸侯们也就看透了再不会有谁支持周天子，也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畏惧的了。
实际上，周朝立国仅仅半个世纪后就出现了这种诸侯反叛危机，周武王一死，年幼的周成王就差点被他的叔叔们赶下王位，这时，几个诸侯一联合就能发动一场威胁中央的战争。到了周昭王的时候，楚国就已经有能力单独挑战中央政权，周昭王为此死在南征的路上。周王朝800年，除了周武王立国时的半个世纪是安定的以外，其他的时候就叛乱迭生，从来就没停止过。到了东周时代，已经只有春秋和战国了，谁还认什么周天子。公元前606年，楚庄王来到周天子的宫殿里，直接就问那象征周天子地位的大鼎有多重，这时候的周天子真是威信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