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第九次崛起》
32990900000002

第2章 封闭的东方空间,自己人和自己人玩

翻开世界地图,看看东方,很容易就发现,原来中国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北方是大漠和戈壁,南方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西南是青藏高原和喜马拉雅山,西北是阿尔泰山脉、天山和昆仑山,东边则是浩瀚的大海,中间是两条大河长江和黄河,这就是中国的地理局限。这种地理局限有一个好处和一个坏处,好处是将一些可能的外侵挡在了山那边,如雅利安人向东迁徙曾经毁灭了从希腊到印度的古文明,但被喜马拉雅山挡住了脚步;又如,由于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的阻隔,传统中国和印度从未发生战争。坏处也很明显,这就是严重阻碍了东西方的交流,这使得东西方的交流始终很困难,玄奘法师取趟经成了神化,到罗马去贩卖点丝绸要经过多少沙漠和强盗,再就是绕道海路了。在这样的环境里,中国人大多数时候只能是自己人和自己人玩。

立鼎青铜

不论我们的历史专家多久才能搞出个所以然,我们的第一次崛起应该是在青铜时代的周朝,以往,人们总是把秦看成是中国的第一次崛起,其实这是个睁眼瞎的错误——秦是完成了大一统,但中国的文化奠基仪式却是在青铜时代,到周朝时周礼基本形成,而百家争鸣时期则达到一个文化盛世,如果以文化来断代,那么周礼无疑是第一个崛起的时代,而中国偏偏就是一个依靠文化才生存下来的国家。

中国人的空间

伽利略有一个很著名的试验设想:“设想把你和你的朋友关在一只大船的舱板下最大的房间里,里面招来一些蚊子,苍蝇以及诸如此类有翅膀的小昆虫,在拿一只盛满水的大桶,里面放一些鱼;在把一只瓶子挂起来,让它可以一滴一滴把水滴出来,滴入下面的放着的另一只窄颈瓶子中。于是,船在静止不动时,我们看到这些有翅膀的小昆虫如何以同样的速度飞向房间各处;看到鱼如何毫无差别的向各个方向游动;又看到滴水如何全部落到下面所放的瓶子中,而当你把什么东西扔向你的朋友时,只要你和你的朋友距离保持一定,你向某个方向扔时,不必比向另一个方向要用更大的力。如果你在跳远,你向各个方向会跳的同样远。尽管看到这一切细节,但是没有人怀疑,如果船上情况不变,当船以任意速度运动时,这一些应照样发生。只要这运动是匀速的,不在任何方向发生摇摆,你不能辨别的出上述这一切结果有丝毫变化,也不能靠其中的任何一个结果来推断船是在运动还是静止不动。这种等价关系产生的原因是,船的运动是船中一切事物也包括空气在内的所有的,我的意思是假定这些事物都被关在房间里……。”

人都有一个家,这个家所在的地方就是家园,国家也一样,首先得有一方土地,中国就有这么一个传统的地域。这个地域的范畴就是大海、高山、沙漠环绕的这么一个广大区域,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阿尔泰山和喜马拉雅山、北面是隔壁和草原、南面是云贵高原,就是这么一个范围。而有的家园是开放的,有的家园则是封闭的,就象伽利略设想的船一样,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在这个范围里,从文明出现一直到鸦片战争,始终就是中国人自己和自己在玩,我说“自己和自己”,也就包括的是这个范围内的所有人、所有民族,所谓开宗明义,我首先就界定一下,这个范围内的所有民族和所有人都是中国人,而不仅仅是指汉族,所以我说这几千年历史里就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在玩。

当然,这里有一个“中国本部”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所属土地,这是中国的发源地。其实很多国家也都有“本部”,如俄罗斯的本部就是莫斯科大公国、英国的本部是英格兰、美国的本部是十三州、德国的本部是普鲁士一样。在这个“本部”之外很多国家都会扩展,这和侵略还不一样,是一种历史的扩展,有的国家的扩展史中充满了血腥和侵略,比如美国和俄罗斯;有的国家的扩展则是历史自然的延伸,比如中国。

古代的中国主要是指中原,但这已经是第二次扩展之后的中国,中国最初的本部只有黄河中下游的一块土地,面积也就3、4万平方公里,经过夏商两代一千多年的缓慢扩展,到了周朝建立之时已经是一个东到大海、西到青藏高原、北到后来的长城一带、南到广东广西,也就是大体相当于北宋时期的地域。

首先从地理入手,是因为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根本生存环境,也就决定了中国有什么样的矛盾,而这又决定了中国会有所什么样的文明。也就是说,我是一个地理决定论者。

孟德斯鸠、黑格尔、马克思也都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不过这三者还有分歧。孟德斯鸠用启蒙思想的原始办法分析说,地理环境先决定了人的性格气质,然后再通过性格气质决定了这群人的法律和政治制度;黑格尔是先按照地理类型分为三个地理环境,即高原草原、大平原、海岸地带,不同地带的人会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总体来说,黑格尔比孟德斯鸠想的要多、要深;至于马克思嘛,就是把地理环境当作一个人类生活的要素了,老一套。我还是对黑格尔的说法比较赞同,中国有句话叫做因地制宜,首先就有一个地理条件的限制,这就形成了一个框架,你要发展,就必须在这个框架内,比如,长城以北是传统的游牧部落地域,你偏要在这地方发展农耕文明,那根本不可能;长城以南是传统的农耕地区,你偏要改造成牧场,那不就是在破坏农业基础吗?

从地理上说,历史是有宿命论的。

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稳定地运行了二千多年,汉族为什么成为中国的主体民族?中国为什么形成了单一的农业经济?小农思想为什么一直流行?这些都有一个地理元素,其实这和一个世界性问题有着同一个答案,为什么非洲除了埃及以外其他的地区都长期处在石器时代?为什么西方殖民者抵达美洲的时候,美洲也是处在石器时代,只不过要比非洲的石器时代发达的多得多,但就是一个轮子也造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地理让这些地区相互隔绝,他们在西方人到来之前都处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非洲、美洲资源丰富,竞争程度很低,东方竞争程度和西方差不多,但比较而言,东方是封闭的,西方是开放的,这就意味着开放的竞争进化的更快,封闭的竞争进化较慢,所以,西方在16世纪虽然在经济规模、帝国规模、人口规模上还没有超过中国,但其竞争的内核早已超过了东方,《中国不高兴》拿计算机做比喻,那这里也借用一下,在16世纪,西方已经是386了,东方还是286,17世纪,西方已经是486了,东方可能还是286,结果到了18、19世纪西方科学大发展的时候,西方已经开始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果中国还是286,顶多就是清朝规模比明朝扩大了些,这个时候当英国舰队打上门来的时候,胜负岂不是早成定论了吗?

也就是说,由于地理因素,在大中国范围内就存在两种基本的文明: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由此也就种下了两种发展模式的矛盾,确切点说,这是一个对立统一矛盾。

游牧民族有地盘概念,但没有领土概念,相反,农耕民族有着强烈的领土概念,因为耕种需要相对稳定的土地资源,游牧需要的则是水草,而不是固定土地。农耕文明为此死守每一寸土地,游牧文明则经常数百公里、数千公里地游动;农耕文明是守地获利,游牧文明则是逐利而行,两者演化的结果就是一个要造长城保护家园,一个就要跃马扬鞭进行劫掠,这就是地理给我们定下的基调,决定了中国历史中的一个基本矛盾从周时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就存在一条天然边界,看看中国北方传统的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分界线就会明白,这大体是沿着等降水线分界的。关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矛盾以及大中国问题,在后面还会说,这里就不赘言。

第一次崛起是起源于周时代

我说中国的真正崛起,或者说是第一次崛起是起源于周时代,而不是秦统一中国后,也是与中华民族的形成紧密相关的。通常认为,中国是崛起于秦帝国,也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其实这是个根本性的错误,中国的第一次崛起应该是是在周朝,因为四点:一,周朝奠定了中国的基本文化;二,周朝奠定了中国基本版图;三,周朝奠定了中国基本的政治制度;四,周朝奠定了中国的基本国家形态。有这四点,谁还能说中国第一次崛起是在秦帝国?那他该去找块豆腐撞死了。

中国在青铜时代有三个王朝:夏、商、周。很早以前,西方人就否认夏、商的存在,理由就是这两朝的历史过于含糊不清,掺杂了太多的传说和神话,不值得一信,直到1958年,在河南偃师,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二里头文化遗址,这才证实了夏朝的存在。接下来,中国在青铜时代已经成为世界领先大国,标志就是司母戊大方鼎——那是青铜时代的铁证,重达875公斤的大铜鼎在当时的世界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制造,冶金技术的成熟也就表示当时工业水平的程度,这点无可非议;另外,在殷墟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发现,那就是甲骨文,十多万片甲骨文足以证明,商朝中国已经进入成熟的文字时代,这表明,中国人此时已经有了成熟的社会制度——没有成熟的社会制度就不会有冶金工业,而成熟的社会另一个标志就是文字的大规模使用,且稳定的传承,但这时候,还缺少一个重要的社会轴心,那就是统一的社会文化,那还说什么呢?

到了西周的时候,一切都齐全了。

西周实行的是分封制,这其实奠定了中国基本的权利分配结构,自此以后,中国历代的权利分配基本是按照这个模式进行的。西周的分封制地方分为两级:诸侯和大夫,诸侯的封地叫国,大夫的封地叫邑;在天子和诸侯的直属领地内,城区划分为几个乡,农村地区划分为多少遂。农村大一些的邑也称为县,由大夫或者宰去管理。少数民族地区还另外设道,但与县同级。

汉代继承了秦的地方分封管理制度,秦帝国执行的也就是郡县两级制,只不过情况要复杂些——不过就是把地方被分割得很小,各地方官的权力也相应地变小了很多。但在汉武帝时又设立了十三州,级别在郡之上,这主要是监察区,这种州的长官设刺史一人,后来这个官位名称几经变换,如西汉时改称为牧,东汉初期又称刺史,后来又改称牧,刘备就曾被封为益州牧,但这种十三州的格局基本未变。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地方行政也分为州、郡、县三级,三国之后道和邑改称为县;隋代把东汉以后的州、郡、县三级改为州、县两级,只不过这时州和郡同时使用,并且是平级;唐朝时把全国分为十道,唐玄宗的时候又分为十五道,其实和汉武帝把全国分为十三州是一回事,道也是监察区,每道派一个皇帝的代表,称观察使,也称按察使、采访使。

中国古代政府官职演变实际上可以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个是夏商时代;第二个是西周到春秋时代;第三个从战国到清末时代。夏商时代的国家领地很小,而且实际上夏商时代的所谓国家更像是部落联盟,而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所谓的天子、君主更像是部落联盟的酋长,如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一样最初的形态一样。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率兵讨伐商纣王,他所联合的诸侯多达800个,中国古代的数字往往不那么可信,很多时候都有夸张的成分,说周武王联合了800多个诸侯显然是想表明商纣王多么不得人心,如果再算上支持商纣王的诸侯,那怎么说也有1000多诸侯,可见那时诸侯之多,实际上,此诸侯非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准确地说是部落。所谓的政府机构也很简单原始,甚至都没有明确的分工,国家的君主这时还被称为“后”、“王”,而“后”这个称谓就是沿用氏族部落时期的称号。当时,在王的下面,最主要的官吏就是“史”,也就是甲骨文中所称的“卿史”、“大史”,而在古代典籍里,这个“史”的官常被称为“巫”。很明显,夏商时代是中国的僧侣政体时代——世界历史中,各文明中都曾存在这样一个阶段。这时候的“巫”主要职责就是沟通人世与上天,然后把上天的旨意传达给王,再由王下令实行。甲骨文中的卜辞就是商代巫史们向上天卜问的历史记录。夏代的主要官职有“羲和”、“大理”、“遒人”、“官师”等,“羲和”是负责历法的;“大理”是掌管诉讼的;“遒人”是王的传令官;“官师”是负责教育贵族子弟的,这些官都是由巫史们来担任的。当时,巫史们如同古埃及的祭祀,已经形成一个阶层,《尚书·甘誓》篇中的“三正”就是那些掌管政权的集体称号。这些巫史和王自然沾亲带故,这时候的王早已习惯搞裙带关系,用来加强自己的力量,所以当时很多巫史其实也都是王的亲戚,例如那位有名的冤臣比干就是王的亲戚。

夏商时期的王国还不能算是国家,但西周时代则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时候的君主已经正式被称为“天子”、“天王”,显然,已经高出了夏商时代的王,已经直接与天挂钩了,也就是说,这时候君主已经修炼的差不多了,不再需要巫史们与上天沟通,他自己就是上天之子,巫史们也该谢幕滚蛋了。

由于天子位置已经是一个核心,因此就需要稳定的继承制度,以便一个天子死后有另一个天子可以合法继位,因此,西周时代已经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这也是国家形成的标志之一。王位的继承人被称为“太子”,或者“东宫”,王的正妻也被正式称为“后”,这时也就有了“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概念,也就是说,王是最高的,天下所有的土地和人民都是他一个人的私有财产。

当王成为高高在上的唯一主宰之后,他就把从巫史们手中没收来的权力分给六部大臣,西周也由此奠定了中国政治机构的基本结构。西周政府机构的部门划分为六个主要政类,设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寇、大行人、宗伯六大官职,掌管六大部门。司徒、司马、司空被称为“三有事”或者“三事大夫”,司徒主要负责土地和役徒;司马主要负责掌管军赋和军用设备;司空主要负责工程;司寇主要负责管理庶人和农奴,也就是司法官;大行人主要负责招待宾客、外交;宗伯主要负责祭祀。在六部之上还有最高一级的行政官员,那就是卿士,他们一般只有两三人,主要负责军事、外交、行政的大事方针的政策确定,相当于政治局常委。另外,周朝还有主管历法、起草文书的太史,主管任命事务的内史,掌管档案的御史,主管占卜的太卜,主管音乐和教育的乐师,辅导君主礼仪的相等,也就是说,周朝已经建立了完整、系统的政府组织机构。甚至,皇家内务也都完整地建立起来了,谁该管理马匹、谁管理君主的饮食起居,谁负责宫廷的警卫,谁负责跑腿,而且,西周已经开始用“寺人”、“巷伯”,就是阉人——《诗经·小雅》中就有一篇《巷伯》的诗,那愤恨之心就已经彰显,“彼谮人者,谁适与谋?”——后来阉人为害其实也是西周人种下的种子。

秦汉时形成“九卿”,虽然政府部门作了较大调整,但也仅仅是调整,后来各朝各代也都有所变动,但基本的政府结构却是始终在这个框架内,一直到清代,直至清末才仿照西方的政府组织结构,设立责任内阁,分设十部。

周朝实行分封制,这首先就有一点应该成为常识:有大量的土地,这才能分封,否则,像夏商那样就屁大个地方,他还分封个什么?

周朝的版图

有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事,那就是周朝时就已经有了中国的第一部《西游记》,这就是小说体的《穆天子传》,说的是周穆王有着秦始皇一样的雄心壮志,他的一生中很多时候都是在马背上东征西讨的,为此周穆王时期的周朝的版图大大扩展。《穆天子传》中就有说他前往瑶池会见王母娘娘。瑶池在哪里?在西藏,尽管周穆王曾亲自到过西藏这不大可信,但至少表明周穆王时期周朝已经对西藏有很深的了解,因为能对瑶池详细了解的话,那么就不会对西藏陌生。

从周朝的分封制也可以清楚地看出,周朝能够统治的疆域东边抵达了海岸线,北边抵达了后世的长城一带,西边抵达了四川、陕西一带,南边则一直到了云南、广西,这个版图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周朝已经奠定了中国的基本版图。

另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能说明西周就是中国崛起的起点,那就是西周时农业已经广泛采用了熟荒耕作制与休闲制,也就是说,农耕经济已经成熟,而这才是中国崛起的最有价值的证据。

儒家的真正创始人是周公旦,不是孔子说周朝奠定了中国的文化基础,这也是历史事实。《易经》是中国最古老的典籍,其地位远比《圣经》要重要,但很可惜,今天中国人了解《圣经》要超过《易经》。《易经》是中国的万经之首,周文王曾经被纣王投进监狱,他没事干的时候就研究《易经》。文学上,《诗经》的地位完全堪比《荷马史诗》,而且《诗经》成了中国文化的奠基之作。

西周甚至已经为后世中国建好了金字塔模型:社会被划分为几个阶层,“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经济上也建立了与之配套的制度:“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还有各种思想,也为后世准备齐全了。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其实没有多少知识,只是在空喊,在贬低西方的时候当然要抬高自己,但用谁抬高自己呢?中国儒家文化影响最大,于是孔子被抬了出来,孔子的确是儒家的大师,当之无愧,但他并不是儒家鼻祖这件事知道的人却并不多,儒家真正的创始人是周公旦。周朝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礼仪制度甚至经济制度,主要是周公旦制定的,后世所尊崇的“周礼”就是他一手缔造的。《周礼》在军事、国家制度、组织体系、民间基层管理、农耕制度、官吏体系、官员考核、国家精神建设等等都有非常详细的说明,因此,《周礼》实际上是一部“国家建设指南”,后世齐国管仲的改革建立了一整套制度,采取了很多措施,但实际上管仲所制定的制度和采取的措施很多都在《周礼》中能找到,也就是说,管仲的改革实际上更像是把齐国重新归位到周公旦时期。

孔子的言论并非是他一个人独自思考出来的,实际上他只是一个集大成者,集什么大成?就是孔子出生前两千年的夏商周三代文化,这些文化的核心就是《周易》,诸子百家的思想也是集合了先人的种种思考,涓涓细流最后汇聚成百家思想。孔子应该可以说是《周礼》的最大继承者和发挥者,因此,中国文化的真正奠基不是孔子,也不是诸子百家,而是《周易》,忘了《周易》而独谈孔子、诸子百家其实是数典忘祖。

纷繁的周礼为后世中国定下了的等级基调,“礼不下庶民,刑不上大夫”,各种典章制度实际上就是确定了分级文化,进而变成权力金字塔,就如同巫师拥有了“绝地通天”的能力,也就有了话语权,也就有了实权,西方的宗教就是这么来的,结果弄出个黑暗中世纪,中国没有宗教,但有宗法,周礼、儒家只比西方宗教厉害而绝不差,周礼、儒家绝非宽松的道德,而是一种浸透人心的法律。周礼是中国的文化崛起,礼乐、宗法制、诸侯分封制,这些缔造了后世的中国,直到清朝,这个庞大帝国的核心还是周礼、宗法、诸侯这些东西。

有鼎无兵的悲剧

夏周时代奠定了中国朝政文化的雏形,但也给后代中国留下了最深的一个教训,那是中央与诸侯王国处在对弈之中,中央的稳定决定于中央是否有足够的兵压制各地诸侯,这个矛盾贯穿中国始终,直到现代才算告终。

西周分封制的结果就是诸侯渐渐做大,到了春秋时期,周朝的中央权威荡然无存,诸侯们就开始疯狂扩张,强大的诸侯不断兼并土地,扩张地盘,许多诸侯手里都掌握了很多县,结果通过春秋时长期的土地兼并整合,到了战国时已经形成了郡县制,也就是说由于诸侯林领土的大规模扩大,诸侯国已经像当初的周王朝一样,开始在自己的王国内实行郡县两级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当时是以郡统县,郡的长官称为守或太守,县的长官称为令,秦统一后,万户以上的县官称令,万户以下的县官称长。

汉武帝时设立的十三州,州长官本来是代表皇上监察各区,但很显然,渐渐的州长官的权力越来越大,以致形成了诸侯。唐朝后来又按照魏晋以来的习惯在全国各军区设置都督府,都督加使持节就成为节度使。最初,唐朝只是在边疆地带才设立这种节度使,但后来普及到了内地。节度使是以中央大员的身份派驻各地,同时身兼观察使,又兼所驻之州的刺史,还可以指挥调度所辖区域内各州,也就是说,节度使是拥有军事、行政和监察三种权力,这权力可就大了,也就是成了封疆大吏,其所拥有的权力和诸侯也就差不多。

宋代时的路和唐朝的道差不多,但宋时代地方权力比唐朝时要小,路的长官权力既不集中,甚至也没有统一的机构和长官;辽把全国划分为五京,称五京道,下面再设州、县;金的最高行政区也是路,路以下的设置与辽一样。

元代地方行政分为省、路、州、县四级,这时候元朝实行的行省制度,正规名称是行中书省,全国除了西藏归属宣政院管辖外,其他地方被划分为十个行省。明朝的时候换汤不换药,只是把行中书省改称为承宣布政使司,但习惯上还称为省,全国中京师和南京直属六部,分别称为北直隶和南直隶,其他地方划分为十三承宣布政使司;到了清代,行政体制也是大体沿袭明朝,只略有不同,只不过是在省之上另设一个级别,设立了总督,一个总督掌管一个省或者两、三个省。

周公旦为周朝订立了等级制度,分封各地的诸侯要效忠周天子,这种效忠的方式就是朝贡制,也就是诸侯要向中央缴纳贡赋,诸侯定期进京朝拜述职;在诸侯国,卿大夫这一阶层要向诸侯王效忠,在卿大夫的采邑内,平民和奴隶要向他们效忠,这就建立了完整的四级等级制度,层层效忠。在军事行动方面,中央没有现代社会这种常备军——平时养这么多白吃饭的兵显然不合算,因此,平时并没有多少武装力量,充其量有些内卫部队和警察系统,士兵平时就是农民或者奴隶,战时诸侯发布动员令才会聚集起来,这样的结果就是,诸侯完全是一个独立的王国,而周王朝的中央也主要依靠朝贡制度和周礼制约天下诸侯,另外,就是诸侯很多,各自力量都不强,因此任何一个或者数个诸侯都无力挑战周中央的权威。周朝用的就是这种简单的制度和礼数,这就如同基督教世界中各国都效忠教皇一样,但教皇却并没有军队直接管束欧洲各国,他依靠的是教皇的权威和号召力。

但一旦诸侯逐渐强壮起来,教皇的威信就显得苍白无力了,因此,教皇的存在是制止不了欧洲各国之间的战争的,周天子也一样。西周时,分封制的一个特点就是在军政方面,王侯公卿大夫既是行政长官也是军事首领,他们是国王,因此,他们手中握有实权,周天子自己分封了天下,自己却无法直接从天下征召军队,只能通过各地的诸侯,这时候就的看诸侯的脸色了。最后,当周厉王为了褒姒一个女人而失去中央信用之后,诸侯们也就看透了再不会有谁支持周天子,也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畏惧的了。

实际上,周朝立国仅仅半个世纪后就出现了这种诸侯反叛危机,周武王一死,年幼的周成王就差点被他的叔叔们赶下王位,这时,几个诸侯一联合就能发动一场威胁中央的战争。到了周昭王的时候,楚国就已经有能力单独挑战中央政权,周昭王为此死在南征的路上。周王朝800年,除了周武王立国时的半个世纪是安定的以外,其他的时候就叛乱迭生,从来就没停止过。到了东周时代,已经只有春秋和战国了,谁还认什么周天子。公元前606年,楚庄王来到周天子的宫殿里,直接就问那象征周天子地位的大鼎有多重,这时候的周天子真是威信扫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