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是由西方人按照西方的游戏规则打造的，这是现实，这就是铜墙铁壁，如果硬撞，肯定头破血流，慈禧也曾一怒之下向八国宣战，结果落荒而逃。融入世界，参与全球化，这才是明智之举，才是顺势而上之策。中国人最擅长的不是直接的对抗和征服，而是顺服的表面下由弱变强，最后再修改规则。
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模式会推倒重来
很多人把现在的金融危机等同于1997-1998年的那次金融危机，也就是把这次金融危机看作是一个单纯的金融危机，其实这是一种短视眼光，这次因次贷危机实际上是一场美国大阴谋，美国的目的很清晰，也很简单，但是很宏大，那就是推倒现在世界的经济发展模式，然后重建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新经济体系。
伟大的经济学家、在电视上夸夸其谈的证券分析师为什么都是穷鬼？因为他们只会马后炮，对冲基金、量子基金这些头头为什么富得流油，因为他们能提前算出货币变化，不过这只是知其一，其二是，实际上经济学家只是操控者用来影响经济走向的工具，就像电视上的证券分析师只是庄家雇来的鼓吹手，用来左右股市，亚当·斯密为什么被奉为经典，因为那时候是西方的工业社会，西方需要自由经济倾销工业品，赚取原料；凯恩斯为什么被追捧，因为20世纪西方已经进入到了金融社会，需要发行依靠政府信用的货币，用虚拟经济赚取发展中国家财富；那么，现在，又为什么大骂凯恩斯是混蛋，因为西方社会正在向能源社会转变，金融那一套已经过时了，所以用次贷危机搞了一次定向爆破，相信不久就会有新的经济学大师出现。
有人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美国金融界玩的“七个球”玩砸了，其实这是，也不是，说是，因为的确到了时候了，高速旋转的七个球总有停下来的一天，说不是，那是因为玩球的人心里最清楚，这球不可能总这么转下去，结果是要么他怎么玩起来的怎么收场，这也就什么事也没有了，要么就会出现“玩砸”的场面。美国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怎样才能让利益最大化——雷曼有人自杀是一个极其有利的证据，我今天敢说，这事背后一定隐藏着巨大的阴谋，将来如果有人还记得我说过的这句话，可以印证。
很多人把现在的金融危机等同于1997-1998年的那次金融危机，也就是把这次金融危机看作是一个单纯的金融危机，其实这是一种短视眼光，这次因次贷危机实际上是一场美国大阴谋，美国的目的很清晰，也很简单，但是很宏大，那就是推倒现在世界的经济发展模式，然后重建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新经济体系，美国将在这个新经济体系中占据核心位置，就像20世纪上半叶美国是世界的工业核心一样，这一次，美国将以新能源和太空产业为主，领导整个世界的产业结构。
中国的很多企业主、工厂主还梦想着金融危机块点过去，过去了就可以重新开工，重新回到过去靠从事低级产业赚钱的老路上去，其实，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美国发动金融危机真正目的是要推翻现有的世界经济发展模式，也就是要进行一场浩大的产业结构大调整，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逃不过，中国现在讲什么经济危机已经触底，中国经济形势正在好转，其实这是中央执行宽松货币政策，用几万亿的资金进行刺激的结果，银行大量发放贷款，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经济回升，而是依靠货币剧增出现的假繁荣，当然，这种经济刺激政策就像是医院急救病房里的电击，很有可能就此挽回一条生命。
这场金融危机早晚会见底，早晚会过去，但中国人会发现第二天的世界会不一样，以往，这个世界的基本经济发展模式是：发达国家发挥技术、金融和消费优势，发展中国家发挥人力、低成本优势，而发达国家再从虚拟经济中吸取发展中国家财富，这就形成了一个循环。在这其中，中国主要依靠比较优势来赚钱。但经济危机摧毁了很多东西：发达国家的一些制造业损失惨重，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更是一片萧条，由此会产生的变化是贸易保护主义会重新大规模出现，世界贸易组织形同虚设，最终会产生国际分工会重新分配这个结果。
GDP这个东西其实真正搞经济的没人看重它，因为要是用经济学的角度来看，GDP是个只会算加法的经济学数据，根本没多大意义。而我们却经常用这个东西来表示我们的经济成就，比如经常说我们的GDP已经超过了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马上要超过日本，一开始，我们很兴高采烈，欢呼雀跃，但最近说我们即将超越日本已经没有多少人感到兴奋了，因为我们天天超这个、超那个，但我们的实际生活却依然如故，那还有什么可欢呼的呢？今年遇到经济危机，但是却仍然强调要保8，似乎完成了GDP的8%增长就算完成了任务，其实这究竟有何意义呢？
美国会重新回到实体经济中，并保持优势，世界其他国家也就不得不做出调整，顺应美国的新经济模式，这时中国的广东模式就已经难以为继了。中国要想在未来的国际分工中保持新的优势，那就必须作两方面的大改变，一个是要把中国转为消费主导的经济模式，另一个就是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对于前者，很多人会觉得这不大可能，因为中国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很低，消费水平更低，要改变为消费模式，那就必须要大规模增加居民收入，这可能吗？不论可不可能，不转变，中国就没有优势，所以这就是一种革命——革命都是被逼出来的。要想转变为消费国家，那首先就要改变中国的财富分配模式，不要让财富过分集中在少数富豪手里，应该让大部分富起来了——改革了30年，还是少部分人富起来，难道大部分人还要再等30年，感谢美国，感谢这次金融危机，否则既得利益者是不会主动割让财富的。另外一个要走创新之路，这就老生常谈了，但中国人就习惯于老生常谈，从改革之初就有人说不要重复西方的改革之路，先工业、先污染，然后再技术立国，再治理，结果中国还是走了这条路，现在到了国际重新分工的时候，也就不得不重提技术立国了，这一次，恐怕就要是真的了。
其实，伴随美国成长的科技之路首先就是因为在这块未曾有过文明培育的土地上，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一切都要人们从身边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因而也就产生了科技的实用主义。在早期美国人对技术更青睐，而不是纯科学，尤其是基础科学，如物理学家约瑟夫·享利就曾研究过把磁力转变为电力，但他的发现未能同时发表，因此，这个发现的荣誉就归了英国的迈克尔，法拉第。
记得有一句话这样说，“不会住在太阳上，也不会在月亮上，也不会驰驱在慧星屋巴上”。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国家不需要太多的天文学家，有几个就可以了，人们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实用的地方，如托克维尔所说“今后应将习惯于把有实用看得重于美观，而且他们也会要求美观的理念应该有用”。有些发明看起来颇为古怪，但却都实用。《纽约时报》曾定期公布一些发明，在1942年的某一周中，就有这样的一个发明，一件是可以从窄口瓶子中夹出东西的夹子，一件是可装在框架板条上的太阳镜，一件是为支架式电话的通话又进行消毒的东西，尽管这些都是小东西，但却体现着一种普遍的精神。后来美国人这种发明也逐渐从开始的实用主义向全方面的科学发展，在二战后，西方的重大科技发明，有65%是从美国开始的。这种开始实用主义发明很适和初期的美国建设，它即大大利于各方面的技术提高和完善，也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更为美国后来的科学发展打下了精神和技术的基础。
同样，如果以媒介划分时代的话，则从爱迪生时代开始到互联网一样，美国也是一手主导了电影、电视等新闻、娱乐的主导权，不仅电影、电视是美国创造的，好莱坞NBC时代一华纳兄弟公司等，也同样是世界影视、传媒的老大。好莱坞不仅创造世界的票房记录，也同样将美国成的文明传播到世界每一个角落。和麦当劳的汉堡包一样，《星球大战》的影情一样在世界各地广受欢迎，它其中包含的个人主义、开创精神和科技为主的一系列思想也就同样种植在每个人心中，这样，会有一个潜移默化，会在每个人心中遍织一个美国梦。实用主义——促进经济生产实效，这就是专利制度的好处。
技术立国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赚钱的问题，也是解决国家利益的问题。为什么台湾的台独倾向越来越明显，因为在台湾台独分子和西方军事情报的判断，即使中国从俄罗斯进口了大量现代化武器，如飞机、舰艇和潜艇，但对西方军队来说，这些东西仍然是落后的，整个俄罗斯军事技术和军事工业已经停滞了十多年了，而这十多年正是美国和西方在军事技术和军工制造方面突飞猛进的一段时间。
欧洲人不卖军火给我们，我们就不得不忍受美国侦察机在海边的噪音，不得不听见阿遍先生（即陈水遍）夜里的吵闹声，不得不忍受俄罗斯人的敲诈。
我们也是贪婪的，但我们取财有道
鲁褒的《钱神论》说，“钱之为体，有乾有坤，内则其方，外则其圆……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又说：“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德而尊，无势而热……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
尽管世界每一个角落里的人都对财富有着同样的贪婪欲望，但中国人与欧洲人却对财富的获取有着不同的看法，受儒家教育和大土地耕作的影响，中国人认为财富应该诞生于土地，诞生于辛苦劳作，而且作为东方体系的核心帝国，它的周围被认为是一片蛮荒之地，根本也不可能从这里依靠掠夺获取大量财富，因此，大一统帝国除非要进行大规模征战，否则极少有仅仅为了掠夺财富而大规模用兵，这种现象并不仅仅是中国独有，而是大帝国的必然。如罗马帝国时代，当罗马帝国帝国从一个罗马城成长为一个大帝国后，它也不会为了掠夺财富而进行征战。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次远征，而跨海远征则更罕见，大规模的海上远征只有在元帝国是出现过。元十八年（1281年），元世祖忽必烈派遣由4400余艘舰船和14万水师组成的庞大舰队东征日本，至元二十九年又派出由千余艘舰船和2万余水师组成的舰队远征爪哇。而这种远征显然是出于蒙古人的征服思想，而并非出于传统中央帝国的心愿。相反，在中国封建统治者看来，中国周边这些小国，“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明太祖实录》卷六八）。
但这不等于说中国人历来是钱财如粪土，正相反，中国人对钱财的贪婪与欧洲人毫无二致，区别只在于中国人认为抢劫来的财富既不能永恒也无法保障，而只有通过贸易和自我生产所获得的财富才能持久。因而，中国历史上历代政府均鼓励农业，当然，在商业经济，尤其是对外贸易兴盛以来，中国也同样十分看重贸易利润。当唐帝国陆路贸易受阻于阿拉伯帝国后，海上贸易兴盛起来，因而，中国沿海一带逐渐成为经济和商业重心。自唐宋以来，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以及部分沿海守军，纷纷靠贩海经商赢得厚利，有些从中牟取暴利成为一方富豪霸主，而海外诸国商贾与他们进行贸易，盈利也很可观。在元末纷乱时期，沿海商贾及居民贩海经商更不受官方的拘束管制，盈利丰于往时。然而，中国的传统矛盾是官方对一切的垄断，中国自汉武帝以来就形成了政府参与经济的体制，这明显会产生政府垄断，而这等于从民众口中夺食，是与民争利，因而明朝海禁自然激起海商和居民的反抗。
中国应该和日本、印度建立同盟
我不否认，我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是是一个大中华民族主义者，也是一个大亚洲主义者，我曾写过一本《2049，相信中国》，在其中我提出过中国和日本、印度联合起来，统一市场，统一立场，那么亚洲将有能力对抗美国，与欧盟平起平坐，一个真正的亚洲才会形成。
失落的游牧文明、支离破碎的伊斯兰文明、变异的印度文明、崛起的中华文明，这就是亚洲传统四大权力中心现在的状态。在中国崛起的未来时代，中国也必将面临大外交难题，即如何将亚洲国家团结在一起？
中国很多民族主义者实际上是汉族主义者，我这个民族主义者实际上是大中国主义者，把整个亚洲视为我族类；我曾对那些汉族主义者说，你这个民族主义者的走向是分裂、内战，我这个民族主义者的方向是团结整个亚洲，把亚洲看作是我们的势力范围；你这个民族主义者实际上最后的结果是产生了中国威胁，我这个民族主义者最后的结果是团结了亚洲，就像今天美国团结了盎格鲁-新教集团一样。
中国这一东亚中心的陷落导致了整个东亚的失败，因为等于说东亚的传统政治结构崩溃了，美国、欧洲、俄罗斯都不可真正成为亚洲的朋友，他们都是殖民者的后代，都是白种人，他们从内心深处就和亚洲人有着敌对之心，美国的原子弹很难想象会落到德国人的头上，却很有可能落到日本人的头上，如果中国是一个一流国家，朝鲜和越南不会受到日本、法国、美国的威胁、东南亚各国也不会。这是历史假设，但假设的合理。
我们的眼光应该着眼未来。
中、日、印三国本是亚洲三雄，但这三国之间却直到现在也缺乏基本的信任，不但是信任，反而是竞争关系。中国和日本之间就不必说了，那场侵华战争毁了日本和中国之间所有的信任，中国和印度本来历史上没有多少争端，但英国人撤出南亚次大陆的时候故意留下了一条麦克马洪线，还把印度一分为二（后来又变成一分为三）。我既是一个大中国主义者，也是一个大亚洲主义者，因为有句话叫做家和万事兴，家里要是整天打打闹闹，那肯定什么事都做不好，我在《2049，相信中国》这本书里也提到，要建立一个大亚洲同盟，也就是与日本、印度建立同盟，中日之间可以建立一个类似于现在法德那样的轴心，中印之间可以建立一个稳定的联盟，这样，亚洲也就有了一个稳定的铁三角，那么亚洲事务谁也不能忽视这个铁三角，忽视了那也就什么也让它干不成。
我这个目标很宏大，也很遥远，而且在今天看来不大可能，因为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太深了，看起来这个结是很难解的；中国和印度之间虽然战争不大，但领土问题也很难解决，另外就是三者在实际上处于竞争地位。
我所提出的中、日、印联盟有一个规划，就是先建立一个以谋求共同利益为主、淡化彼此矛盾为辅的，在这个阶段，三国没有中心，互相依靠；在第二步中，当中国经济实力跃升到世界第一的位置之后，日本和印度就必然成为三角中的次要地位，这时候铁三角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以中国为中心、以日本和印度为两翼的腾飞型联盟，这种关系就像今天美国的战略，即以美国为中心，以大西洋对岸的英国、德国为一翼，以太平洋对岸的日本、澳大利亚为另一翼的阵型。这看似有点夸夸其谈，但我觉得很理性——在二战前，德国和法国是宿敌，很难想象他们会成为轴心；英国与法国在历史上也是经常打打和和，当二战结束后，欧洲就意识到，在美国和苏联争霸的时代，团结才是力量，所以，欧洲在二战一结束就急急忙忙开始筹备欧洲共同体。当然我所提的中日印大联盟不会一帆风顺，欧洲从二战结束到今天建立欧盟不还是在吵吵闹闹吗？欧洲人总想“用一个声音讲话”，但到现在也是经常不和谐，不过，欧盟到底还是建立起来了，欧洲议会也出现了，统一钞票也印出来了，欧元现在也成了世界主要储备货币，欧洲人虽然过惯了四分五裂的生活，但总算还能认清形势，总体上还是趋于团结的，所以欧盟会越来越强。
有人只看到了中国、日本、印度三者之间的矛盾，所以就想也不想地一口否定了这个想法，其实这样的人很没脑子——亚洲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地区，说它矛盾重重一点也不过分，但总体上亚洲还是有一个趋向的，这就是团结。这不是说亚洲人素质高了，觉悟高了，亚洲人还是亚洲人，素质还是那个素质，觉悟也还是那个觉悟，但会变得越来越团结，因为有一个普遍的亚洲利益正在悄悄形成。
我刚才说中国、日本、印度首先形成一个没有中心的铁三角，就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先形成一个统一市场，之后就自然有了统一立场，这也就是我在《2049，相信中国》中所提到的中日印三者建立联盟的基础：统一市场、统一立场。
中国没有必要照搬欧洲模式，先建立形式上的煤钢联营，在走向统一，完全是自上而下地推行统一，在中国、日本、印度建立同盟的过程中，完全没必要这样搞，而应该从下而上，也就是自然而然地实现同盟，首先实现统一市场，只要统一的市场形成了，大家也就有了共同利益，所以到时候建立同盟就是整个亚洲民众的呼声了。
有些人说我，你这个大亚洲主义恐怕整个亚洲也就你一个人在吵吵吧，你看根本没人理你，再说，就算中国有这个意思，那也是一厢情愿吧，日本人有这意向吗？印度人有这意向吗？一个巴掌拍不响，所以你这套东西兜售不出去，没人理你这茬。
我说，在反苏修的年代，如果说日后有一天中国回和俄罗斯结盟组成上海合作组织，恐怕几亿中国人都会说这是白日做梦，但几十年过去了，什么就都有可能了。今天的世界就像是二战前的世界，等待着被重新瓜分，不过那时候要靠战争，现在不需要战争，大家现在讲究的打资本战、贸易战，文明多了，不需要大规模地杀人。靠谁杀人多谁说了算的时代过去了，现在是谁钱多谁说了算，一场金融危机下来，西方各国普遍成了霜打的茄子，这也就是一个重新瓜分世界的时候。那个8国集团过时了吧，几年前还耀武扬威的8国集团现在成了一堆烂茄子菜市场——在2009年7月8日的8国集团峰会上，8个发达国家只是在开会的第一天半天凑在一起，其余的时间都是和中国、印度这些国家在一起，这不明显的本末倒置吗？想想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还为了能进8国集团使出了吃奶的劲，这才几年，8国集团就风光不再了。这次会议上，美国还明确表示，明年的8国集团峰会会邀请30个国家参加讨论全球核安全问题，这也就意味着8国集团已经在两大领域无能为力了：金融领域和核安全领域。德国总理默克尔更直接了当，她说，8国集团已经不能适应形势了。法国总统萨克齐也赶紧表示，法国打算创建一个14国集团，因为法国在2011年是8国集团轮值主席国，他要在那时候把8国集团扩大为14国集团，如果这样，8国集团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这个概念也就要被取消了。
没人理了，所以西方国家赶紧搞了个20国集团，布热津斯基还在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了G2集团，把中国捧到了和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不过，今天的中国人不吃这一套，这叫“捧杀”，我们懂，别拿我们开涮了。
不过，在可预见的未来二、三十年里，将出现美国、欧盟、东亚-南亚三大经济区这个分析还是得到普遍承认的。在这三大经济区中，东亚-南亚经济区将是规模最大的，美国和欧盟很可能平分秋色，换句话说，东亚-南亚经济区将成为世界的中心，只不过这只是经济规模上的中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中心，但肯定会向全方位中心转变。
在这三大经济区中，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国家，欧盟内自然还是传统的英法德三驾马车，东亚也是中日印，但变化就出在东亚这三个国家中——日本已经停滞了长达20年，中国却增长了30年，印度虽然进步缓慢，但却很稳，所以，谁能成为这个世界规模最大经济区中的领袖谁也就自然成了世界的领袖之一——所以，我说，一定要形成中日印大市场，否则，东亚-南亚经济区就实际上分割为日本、东南亚、印度、中国四个经济区，那就力量分散了。在这期间，只要中国再稳定地增长20年，那就实现了跃升，那时候中国的经济能力就进入另一个境界了：中国会超越日本，当然也超越印度，这样东亚-南亚经济区也就有了稳定的核心。
亚洲的传统重心仍将是中国，中国曾一直是亚洲的经济、政治、军事中心，历经了数千年，仅仅是在最近的200年中断了，但这绝不意味着从此失去，如在前几章中所述，中国的短暂中断不是就此象其他文明一样成为历史遗迹而是相反，是思想大思考后的再生，中国内忧外想的时代过去了，那就是说，中国重新成为亚洲之心的时代又开始了。亚洲没有中国就不能称为亚洲，一个没有中国的亚洲就如一个没有生命的森林，毫无价值，日本，它从没有成为过亚洲的中心，近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同样不能令它承担这个角色，它还没有学会怎样承担主角，印度也不行，它与中国相比总是略逊一筹，况且它的重心在南亚，从地缘上来讲也不行。当然，中国要想恢复亚洲之主的地位也绝非简单事。在亚洲人心里，互相之间的制约、防范是一种传统，它源于亚洲相对封闭的地域，和由此而形成的历史。这不同于白种人之间的开放、但拥有共同的种族利益，更无法和英美那种盎格鲁-萨克孙人之间“同种同文不动枪”的原则相比拟。对周边国家而言，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趋势——中国太庞大了，它完全可以吞噬整个亚洲。全球化的好处是一切都是流动的，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经济规模和日益增长的财富吸引周边国家不得不加入到中国体系中。
对中国来说，边界内的统一既是历史命题，也是实际战略的需要，但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地域统一，如果在全球化的范围内解释地域统一的话就是要建立以中国为核心的包括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地域联盟。他的第一个模型就是欧盟，但中国有中国的优势和现实，这个地域就是指大中华和东南亚、南亚、东北亚和中亚，日-中-印是这个地域联盟的轴心，而中国则是领导者和实际利益的操纵者。
中国现在有了一个上海合作组织，但这个很不够，也很局限，最重要的是俄罗斯并不可靠，这个伙伴一向三心二意，而且每当它遇到利益选择的时候，它就会毫不犹豫地出卖中国和其他伙伴，就是现在中俄为上海合作组织轴心的时候，俄罗斯也是经常干些不那么光彩的事，比如，中俄能源合作方面，这本来是加强中俄合作的好事，但俄罗斯偏要搞平衡战略，在修建石油管线上搞出来两个方案，也就是前几年热炒的安纳线、安大线；在出售武器给中国的时候，也是总要留一手，再不就是出售给印度的武器总要比给中国的好一些。大事上如此，小事上就更多了，比如俄罗斯警察隔三差五地扫荡一次中国商贩，今年这事也不少，还有今年上半年发生了俄罗斯海军击沉香港货船的事，这些都是不和谐的因素。
联盟如果有裂隙，那么还不如不建立这样一个联盟。非洲统一组织在形势上非洲的合作统一组织，但谁都知道非洲的矛盾此起彼伏，根本就坐不到一起，实际上还不如单独建立各种更为有效的现实组织，如非洲各部族组织，或者钻石联盟等。非洲统一组织在非洲部族矛盾中所起的作用十分微弱，甚至都不如一些非洲以外的西方国家对其成员国影响大。
日本只希望后者——如果不能阻止中国的繁荣，那就最好让中国满足于做一个没有多少野心的富翁吧。
在中国没有强大到足以将日本吞并之前，中国只能充分尊重日本，只能采取联合的策略而不是潘属国的形式。在未来的数十年里，中国只能在尊重的同时联合它，而绝不能再藐视为潘属之臣。
无论如何，最终会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一个泛亚州大政治体——如同欧盟需要德-法轴心一样，亚洲联盟同样需要一个核心。蒙古人和满清建立的帝国只有在征服了中国之后才成为东亚的主人，并且这必须是建立在中国固有的权威之上的，没有中国持续不断的权威存在，无论是蒙古人还是满清几乎都不可能这样顺利地取得对整个东亚的优势地位。最终会形成这样的事：最终敲定一切的可能只需要三个人，一个美国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中国人。
现在，中国要做的就是促成一个巨大共同利益的形成，如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大市场的形成，和由此而形成的面向世界的巨大利益，那么日本必然要寻求参与，此时中国就可以提出构建日-中-印的构想，条件就是：中国必须是游戏规则的主要制定者，旁无他人。
国际无政府状态与大和谐世界
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成为美国那样自私自利的霸主，而是一个能普度众生的领袖，中国的远大目标就是构建一个和谐世界。
1959年，当冷战正酣的时候，肯尼斯-瓦尔兹出版了一本名为《人、国家与战争》的书。他同样将战火、国际矛盾、社会不公归罪为霍布斯的无政府状态，认为这是人类罪恶起源的自然状态。他归纳为人性、国家内部结构和国际体系三者共同编织了现代国际矛盾，其中特别论证说国际冲突的根本结构性原因就在于无政府状态的普遍存在。20年后，他又出版了《国际政治理论》一书，肯尼斯-瓦尔兹更系统地论述了结构现实主义。他认为，国际关系体系实际上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国际社会的基本状态，即无政府状态；二是各个权力实体间所拥有的权势不均衡。各个权力实体的行为是由外部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环境决定的，这种行为与这个国家是奉行何种制度并无多大关系。如果作为一种理论研究的话，国际社会的基本环境和权势分布就是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了。
从1562年到1598年，不到40年的时间里，法国就爆发了9次内战，这实际是新教与天主教争夺天下的结果。这场宗教战争蔓延到整个欧洲，法国是欧洲的核心，几乎一切欧洲矛盾都首先在这里表现出来。这场宗教战争更深的背景是由于资产阶级的兴起，他们需要重新缔造一个国家秩序，以便更有利于他们的发展。对他们来说，教皇已经管得太宽了，上帝应该有自知之明，只管好人们的精神就行了，而不需要他老人家插手更多的世俗事务。这对法国国王来说是一个机会，他应该从上帝手中收回更多的权力了。内战破坏了一切，欧洲国家间的竞争也给每一个国家带来巨大的压力。资产阶级的财富使世俗思想家的言论得到宣传。这是一场王权与神权之争。几乎是黑暗现实主义的代表马基雅弗利提出的一个名词——“国家理由”（raison detat），也可以翻译成国家利益，这个概念最早开始得到贪婪成性的资产阶级的赏识。内心中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传到国王那里就变成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冠冕堂皇也好，事实如此也好，国家利益的确关乎到国内民众的命运，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结合就导致了王权至上的需要。以往在欧洲，教皇的权威遍布整个欧洲，这显然不利于欧洲各个国家间的竞争，这对没有得到教皇偏袒的国家来说就显然是一种令人讨厌的东西。而当权力回归到自己国家的国王那里的话，国家的发展就不必受到任何制约。这尤其在缔结盟友、发动战争上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必顾及教皇在这一地区的利益和干涉。让-博丹的理论在那时最得人心。他首先提出主权概念来论证国王威权的至高地位，国家是一个完整地系统，国王如果需要对这个群体内的所有人负责的话，那他就应该拥有绝对的权威。国王对上帝依然是尊敬的，但仅此而已，国王仅仅在精神上与上帝保持一致，但在国家利益上应与他的子民保持一致。博丹认为国王仅在基本信仰上信奉上帝就够了。博丹获得了成功，他的论调得到民众、国王和资产阶级的支持。而法国的红衣主教黎塞留则在努力不背叛上帝的同时，也在用心良苦地用“纯国家利益”这个理论来去除博丹理论中的国王谋求私利的权利，后来的历史证明，这实际上是对上帝的欺瞒，王权终于赢了神权。
当然，前者是在王权取代神权的名义下，而现代的这场革命也许是在人权大于主权的名义下，或者直接是在金钱的直白陈述下进行的。
主权国家的权限对我们来说已经十分清楚了，但现代人类社会日益演变为一个整体，单纯的民族国家或者说主权国家已经变成一种阻碍财富、知识和人员交流的樊篱而不是保卫家园的城墙了。
与其说国家主权的不可侵犯不如说主权就是一种政治口号而永远不是现实利益。因为国家间本来就只有利益而没有原则，自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建立以来整个国际体系不就是这样的吗？对国际体系而言，民主还是专制根本无所谓，只要民族利益最大化就可以了，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不就是欧洲三十年战争的结果吗？在现代的阿拉伯世界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没有一个大一统的阿拉伯政权或者一个强有力的阿拉伯大国作为领袖了，这直接导致了阿拉伯的四分五裂，也就等于说其他大国都有机会利用阿拉伯世界的矛盾。这种利用又进一步促进了阿拉伯世界的矛盾和分裂。自近代，这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基督教世界一个共识的阴谋——永远让这些异教徒分裂下去，无论基督教世界谁是老大，都要让这个阴谋的戏剧演下去。
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与现代国际社会并无二致，各国角逐了数百年，其间一国干涉另外一个的内政几乎是家常便饭，中国的史书并没有因此谴责其违反什么法则，只是谴责干涉手段上有些文人的迂腐气息而已。如三国演义通篇也没有谴责过任何一个国家干涉他国内政。
我说这些，就是想说明：现在的国际社会是一个无政府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其实并没有一定之规，一切都是依靠智谋和实力说话，中国没必要用中国儒家那一套仁义礼智信来自我约束，这些东西只适合做宣传材料，归结为一句话，要有霸主之心，要有霸主之谋，无政府的国际社会就是一个丛林社会，一切皆可利用，当然，我们还要有大慈大悲之心，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不是成为美国那样自私自利的霸主，而是一个能普度众生的领袖，中国的远大目标就是构建一个和谐世界。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祈祷，天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