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使领导者与下属座谈时取得满意的效果，根据上述基本要求，在语言上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要引导，不要训导
领导者与下属座谈，是为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走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办事。因此，领导者在座谈中，既不能放弃领导，又不能摆官架子，应该尊重群众、理解群众、依靠群众、信任群众，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即使是对需要引导的问题，也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能采取训斥、指责的神情和口吻。
但是，生活中也确实有这样的领导者，他们往往采取“命令式”、“训导式”、“吓唬式”、“讽刺挖苦式”的方式谈话，群众很不买他们的账。普列汉诺夫是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工人们十分钦佩他的才华和知识，都想来同他谈谈工人的理想和俄国的前途。他似乎也愿意跟工人说话。但是，不知为什么，工人们见到这位出色的理论家之后总感到有种“隔膜感”和“距离感”，当工人不同意他的见解，试着陈述自己的意见时，他就会“交叉着双手”，显出高傲的样子：“你的爸爸妈妈还在桌子底下爬的时候，我就……”这样官腔十足、盛气凌人的语言，终于使他逐渐失去了听众，失去了人民。
大话、空话、官话，说到底，都是不实事求是、不解决问题的废话。领导者在座谈中如果说大话、空话、官话，必定使自己脱离群众，助长官僚主义，难以做好工作。
（2）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辞
在座谈中，群众往往要向领导及领导机关提出建议、提出要求，或提出批评，而且接着又往往有这样一步：我们想听听领导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态度，要求领导给予答复。可以说，这些做法，都是正当的，绝大多数群众是从关心革命事业出发的。领导者对群众的这种热情要给予肯定和保护，对群众提出的问题，态度要虚心，观点要明确，不能遇到问题绕着走，躲躲闪闪。在语言中，切忌模棱两可，含糊其辞。群众所提的问题，能够马上解决的，应给以肯定明确的回答，不能马上解决的，把道理和情况讲清楚；自己不了解情况需事后做调查才能下结论的，也如实讲出。对于根本是非问题，更不能支支吾吾，不置可否。在语言表达上，少用“说不清”、“不好说”、“大概”、“也许”、“可能”等词语，也不能绕弯子，绕了半天，不接触实质问题。当然，有的问题，不好直截了当地说“好”与“不好”、“行”与“不行”，有时也无妨巧妙回避，但这毕竟是极少出现的，尤其在同群众的谈话中应更少地出现，切忌用“外交辞令”搪塞群众。只要领导者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向党、向国家和向人民负责的精神，群众是会通情达理的。
（3）不能东拉西扯，言不对题
文章有主题，座谈也有议题，有一个中心。写文章有“切题”的讲究，座谈也有围绕议题来进行的要求。领导者在座谈中的语言，应是有感而发，有的放矢，具有鲜明的针对性、诱导性，启发大家围绕中心探讨问题，切忌把话说散了，东拉西扯，言不对题，甚至把座谈会搞成了像茶馆一样东拉西扯的“神仙会”，古今中外，海阔天空，传闻轶事，道听途说，全部扯进来，却把主要议题丢在一边，把群众要求解决的重要问题丢在一边。领导者应该注意避免这种失误。除了事先明确议题，多做准备之外，会上要注意在语言运用上正确发挥导向作用。
（4）不能把空气搞得太紧张
领导者与下属座谈，目的是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集思广益，走群众路线，群策群力，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就需要发扬民主，有一种民主的气氛，让大家畅所欲言，把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领导者切忌高高在上，一副威严相，弄得会场气氛紧张，人人谨小慎微，生怕说错半句话。为了打破沉闷气氛，消除沉寂状态，领导者可在表情上、语言上表现出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来，带头创造出一个生动活泼的氛围。1958年9月的一天，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新民晚报》总编赵超构。一见面，毛泽东就向在座的人介绍说：“宋高宗（赵构）的哥哥来了。”这句幽默诙谐的话使得气氛顿时活跃起来，赵超构当然也就不感到拘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