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所任职的司刑寺，本称大理寺，主持刑狱，是唐代最高审判机关。唐高宗李治时改大理寺为详刑寺。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又改为司刑寺。姚崇上任来到洛阳，无心欣赏神都大邑胜境神韵，却只为他即将面临的“谋反案”而劳心费神。此时正是武则天改朝换代、改唐为周的年月，“谋反案”居多，积案如山，被酷吏罗织罪名、屈打成招、无辜蒙冤者众。
天授年间，在朝廷任职的姚元崇，鉴于“时王公大臣多以言语不慎密为酷吏周兴，来俊臣等所陷”，为规戒时人和自己的言行，写了一篇“口箴”作为座右铭。其文曰：
“君子欲讷，吉人寡辞。利口作戒，长舌为诗。斯言不善，千里违之。勿谓可复，驷马难追。惟静惟默，澄神之极。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声繁则淫，音希则大。室本无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为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时之首。无掉尔舌，以速尔咎；无易尔言，亦孔之丑。敬之慎之，可大可久。敬之伊何？三命而走。慎之伊何？三缄其口。勖哉夫子，行矣勉旃。书之屋壁，以代韦弦。”
姚崇的这篇《口箴》，对当时及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口箴》被刻于碑石，代代相传。大中元年（公元847年）二月，唐武宗名相李德裕被贬至东都洛阳时，到慈惠坊拜访了姚崇的玄孙姚勖，还特意瞻看了姚崇的《口箴》石刻。
在武则天时期，告密之风和酷吏政治非常严重。鼓励告密（当时叫“上变”，意思是密报阴谋），这是武则天临朝以后所做的一项历史上空前的创举，是武则天一系列革新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她向当时的官僚制度进行冲击的一个有力武器。
在平定徐敬业之乱以后，太后为了便于表达民意和有利于揭发那些贪官污吏以及搞阴谋的人，曾在朝堂东西两侧，公开设置了登闻鼓和登肺石。有下情上诉的人，可以到那里击鼓和呈递状子，有专人管理和接受。
但公开上诉，毕竟人们有所顾虑。后来就设立了铜匦。这铜匦是用铜做的箱子。事情起源于侍御史鱼成晔的儿子鱼保家，曾与徐敬业交往很深，但没有受到处罚。他为了感谢太后的特赦之恩，表示自己忠君爱国，提出铸造铜匦的建议。为的是便于天下的老百姓，把自己的意见、建议，通过铜匦密奏，充分表达出来。
这铜匦的构造，是在它的内部设东、西、南、北四个格。东面的格是“延恩”格。凡是感谢、颂扬太后和朝廷的政绩、功德的奏文，都放在这个格里边。也包括要求任官和升迁的奏文。
西面的格是“伸冤”格，有关伸冤告状的信函，都投入这一格。
南面的格是“招谏”格，顾名思义，这是专门容纳评论朝政，提出建议的信函。
北面的格是“通玄”格，主要是容纳通告天灾地变和有关军事机密等方面内容的信函。
信函一经投入铜匦的各个格，只有专管的人才能打开。
从上述内容看，说是用于“告密”的铜匦，实际上相当于现在设立的人民来信的信箱和检举箱。
太后认为这是个好办法，它便于使普天之下的百姓，把自己的意见、建议直接上达，而不必经过各级官吏。它有利于检举那些欺压、鱼肉人民的贪官污吏，同时也可以从中发现人才。
她立刻采用了鱼保家的建议，并给了他不少赏赐。
垂拱三年（687年）三月八日，铜匦开始设立在宫门外面。
为充分发挥铜匦的作用，太后以圣旨的形式通告天下：“铜匦之设，在求民意畅达于朝廷，正义得于天下。”
太后还向全国各州县发出通知，让人民知道铜匦的用途，以便充分利用。类似内容的布告，也贴满了洛阳市内的各个角落。
太后命谏议大夫、正五品上，补厥、从七品上，拾遗、八品上各一人，专门负责对铜匦的管理。
太后规定，凡是在职的九品以上官员，直到地方的低级官员和衙门里的差役，均严禁投书。目的主要是让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庶民，说出自己心里的话，也有利于他们监督各级官吏和公职人员。
第一封告密信，就收到了效果。告倒的不是别人，正是铜匦的发明者鱼保家，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来信列举事实，指控他为徐敬业制造叛乱用的武器，给徐敬业作乱的军队提供方便等。这些，他都作了隐瞒。鱼保家因此被捕下狱，经过审讯核实，以参与叛乱罪，在市场上处以极刑。
这件事哄动了洛阳市民，也风闻各地。老百姓受到了鼓励，感到铜匦真有作用。太后对这件事的处理，也很满意。太后又下令，对进神都洛阳来密告的人，给予赏励。凡是“告密”者，不分职业和身份，都给予五品官才能享受的食宿待遇。在路上可以乘公家的马3匹，1匹由本人骑，另2匹是护送的人骑。在途中，可以住各驿亭的官舍。到神都可以住在平时供外国使节住的司宾寺。五品官的膳食标准，据《唐六典》的记载：每餐可吃七个菜，每日细米二升，面二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两颗，此外，还有盐、豆豉、葱、姜、韭、葵和酱菜。
到京师以后，最低的给予赏赐，高者还可以封给爵位。
这些措施，深得民心。广大城乡庶民，莫不拍手称赞，欣喜若狂，奔走相告。那些身受贪官污吏损害、地方豪门压榨、受尽苦难的贫苦庶民，觉得有冤能诉、有苦能言的机会到了。一时之间，全国各地的“告密”庶民，蜂拥到神都。
另一方面，这阵大旋风，却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刮得头晕目眩。他们大有朝不保夕之感、末日来临之忧。
对告密者的直接对话，是由太后的秘书上官婉儿出面。太后也不辞劳累，对上告的重要事宜，迅速裁决，有时还直接召见“告密”者。可见她对“告密”者直接面告的重视程度。
虽然“告密”者由于害怕地方官吏、土豪劣绅的打击报复，有的不愿抛家舍业、长途跋涉，有的被怀有鬼胎的人用各种办法所收买，以及其他原因，到神都的“告密”者毕竟有限，实际效果如何，也无统计资料可查。但是，武则天对“告密”的鼓励，仍不失为有社会进步意义的一项政策和措施。它是在封建社会里，一个开明君主实行的有民主象征意义的一个创举。但从实质上看，不管是让老百姓通过这种方式直接表达意见也好，检举官吏的不法行为也好，发现那些搞阴谋的人也好，归根到底，主要还是为了有利于对政敌的斗争，以巩固掌权君主的统治。当然，对老百姓来讲，也不是一点利益没有的。
武则天实行这项政策，圣旨中公开讲的是：畅达民意，得义天下。但她还有一个心底里的秘密没有道出。她的主要目的之一还在于，要在那些告密者中，发现一些既狡诈有智慧，又敢于向李氏宗室和官僚贵族挑战的心狠手辣的人物，作为她手中的锐利武器。这些人，也就是后来让朝廷上下闻之色变的酷吏。
在《旧唐书》中，关于武后使用酷吏，有一段概括性的评论，可供读者参考：
则天以女主临朝，大臣未附，委政狱吏，剪除宗支。于是来俊臣、索元礼、万国俊、周兴、丘神勣、侯思止、郭霸、王弘义之属，纷纷而出。然后起告密之刑，制罗织之狱，生人屏息，莫能自固。至于怀忠蹈义，连颈就戮者，不可胜言。武后因之坐移唐鼎，天纲一举，而率笼八方，酷之为用，斯实也已。
这一段话对武后使用酷吏的起因、目的，主要酷吏的姓名，他们使用的手段和造成的后果，都概括出来了。
武则天从告密者中筛选出来的“精华”共11个，除了《旧唐书》前边那段评论中点出来的8个人以外，还有傅游艺、来子珣、吉顼。这11个人中，最出名的是索元礼、来俊臣、周兴三个人，前两个时人合称为“来索”，就是来搜捕的意思，已成为酷吏的同义语。这三个人都是酷吏们的首领。尤其是来俊臣，更是“魔鬼中的魔鬼”。
先介绍索元礼。他是武则天从告密者中第一个挑选出来的。此人是个胡人，那时叫波斯人，是后归化过来的。出身贫穷，也没有多少文化。但他的长相具有胡人血统的特点，个子高而健壮，卷发黑而硬，鹰鼻、深目。他眼里时常闪射着凶光，令人望而生畏。
在徐敬业之乱平定以后，武则天实行威慑政策以稳定地方。索元礼猜度形势，就利用肃清叛乱残余、整治涉嫌者的机会，进行告密。在他面告的时候，武则天在帘后观察。他信誓旦旦地说：“我忠心为国，只要为了太后，什么样的敌人，我都能够把他干掉。”
武则天对他很满意，认为这个人符合自己选择的标准。所以破格使用，把这个无名之辈，一下子提拔为游击将军，掌管制狱审案的大权。这种提拔，真令朝臣们目瞪口呆。
不过，索元礼没有辜负武则天的期望，上任之后，就发挥残忍的特长，稍有嫌疑，立即逮捕，每捕一人，就有数以十计百计的人连坐被捕，而且施以酷刑。这使朝臣们十分畏惧，见他犹如见虎狼。武则天却对他的表现很满意，常常召见，并多次给他赏赐。此后，他的手段也就越来越残忍。《旧唐书》对索元礼这个人的评语是“性残忍，甚于虎狼”。
比索元礼还凶恶的是来俊臣，这个人简直是魔鬼的化身，虐待、杀人，成了他生活中最大的乐事。他像饿狼一样，没有猎捕的对象，就活不下去。
此人本性残忍，这与他的出身经历有关。他生于长安西边的万年县。父亲来操，是长安有名的市井无赖和赌徒。这个人不务正业，心术也很坏。他朋友蔡本的妻子长得姿色比较出众，他跟这个女人发生了两性关系。他不满足于暗中偷情，想要公开地长期地占有这个女人。于是他想出了一个鬼点子。他引诱蔡本和他一块赌钱，设法赢了他一大笔。蔡本还不起债，就把老婆用来顶债了。她俩正式结婚不久，就生了来俊臣，也不知他究竟是来蔡两个人谁的儿子。
来俊臣长大以后，偷盗、诈骗、赌博、强奸……无恶不作。在游荡到和州（现安徽省和县）时，因抢劫而被捕下狱并被判处死刑。
当时，全国兴起告密风。他想反正是个死，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去“告密”，也许还能找到一条活路。他决定不能坐以待毙。
按照规定，死刑犯要告密也是不受限制的。他利用这个特许条件，大喊大叫要去“告密”。狱吏和州官怕有不准告密之嫌，只好同意他去神都洛阳去面告。
接待他的是上官婉儿。由于死刑犯要告密，是极为少见的，太后出于好奇，在帘后观察。
来俊臣心想，告不成也是死路一条，就索性诬告和州刺史东平王李续。他根据当时的风向来判断，告他很可能有利。因为李续是唐太宗第八子纪王慎的长子。他选准了目标就一不做，二不休，竟信口雌黄，颠倒黑白，随意捏造，夸大其词。把自己说成是个好人，和一个杀人犯曾同住一室，把他误当成杀人犯，然后被捕入狱，严讯逼供，屈打成招……还数说出李续的许多苛政来。他口若悬河，说得有条有理、绘声绘色、活龙活现，连自己也觉得好像真有这么回事。
这个无赖，虽然心里如蛇蝎般的狠毒，可长相还算英俊。文化不高，但由于在三教九流里混的时间长了，还懂得些礼节和规矩，而且他的靶子选的也准，正中武则天的下怀。
本来这类普通的案子，武则天可以不管。这样来俊臣回去也就必斩无疑，他也就不会继续作恶了。哪想到武则天竟然看中了他一有胆识，二能言辞。死囚犯来告密，这是把死置之度外了。敢于冒死，胆量可想而知。他诉起状来条条有理，有根有据，令人信服，而且言辞流利，很有辩才。
结果，来俊臣不但没回去重投入监狱、问斩，反而被提拔为司刑评事。评事的职权是调查被告，起草判决书和管理监狱，是从八品以下的职务。这就是他当上酷吏的经过。不久后，他又被提升为御史中丞，成了肃政后的主要角色。
三大酷吏之一的周兴，是新州长安人。和前两人比，他是唯一的一个在职官吏。他年幼时聪明好学，很有学识和才华，特别熟悉法律知识。开始任职为尚书都事，后来很快升任孟州河阳县令。
周兴很有才干的消息，不久后传到朝廷和高宗耳中。高宗曾召见过他，并且很赏识，准备提拔他。周兴听说后觉得很有把握，就去京城里等待正式任命的消息。没想到竟遭到有的内流官的反对，理由是他非内流官出身。
唐朝的制度，官吏大体分内流、外流两种。内流官包括三五品以上的公卿，四五品的大夫，六至九品的士，和任官的贵族子弟。在这以下等级的就是外流官了。周兴当时就是属于外流官。
由于高宗没有坚持提拔他，所以，这件事就告吹了。但是，也没有谁想告诉他这个消息。
宰相魏玄同出于同情心，看他可怜，可是又不能泄露朝廷的机密，就暗示他说：“周明府（明府是唐朝时对县令的一种称呼），你该回县里去了。”
岂知，好心没有好报。周兴这个官瘾很大，嫉妒心、疑心又很强的人，竟怀疑起魏玄同来，以为是这位宰相从中作梗，反对提拔他。
从此以后，他决心有朝一日，向这位宰相报复，并向那些瞧不起他的内流官进行挑战。这也是不得志、出身贫贱的小官，对那些压抑他们的门第高贵的大官一种很容易引起的反感、不满和怨恨心理。不过，对周兴这个心胸狭隘的人来说，就更为突出了，怨恨变成了仇恨，报复转化成残酷。所以，在他成为酷吏以后，就专门把那些享有特权的大官作为他的主要打击目标，而且手段极其残忍。
他加入酷吏的行列与前两人不同，不是白手起家，平步青云，但有一点是和来俊臣一样，就是有“冒死”精神。朝廷明令，官吏是不准投书告密的，他受索元礼突然高升的鼓舞，冒着很大的风险，写了一篇有关监狱方面的文章，投了进去。太后欣赏他这种勇气，不但没降罪于他，反而任用他掌管狱制，后来又由司刑少卿提为秋官侍郎，成为酷吏之首。死前数月，还位居尚书省左仆射，是酷吏中为数不多的佼佼者。
如果说索元礼是以罪恶昭彰的第一个告密者著称的话，那么，周兴则是处决唐室王公和官僚贵族的第一名刽子手，而来俊臣还要超过前两个人，他是谋杀人最多、时间最长，手段最毒辣的酷吏中的元凶。
来俊臣在酷吏中是最有创造才能的。《罗织经》就是他和他同是告密者出身、又同时任司刑评事的好友万国俊，共同“创作”出来的。
所谓《罗织经》，就是专门阐述如何罗织罪状的教科书。它把如何刑讯逼供和互控合法化并升华为一部“学术著作”。告诉酷吏们怎样促使人告密，怎样使无辜者有罪，怎样编织成反状等。该书章节清楚，条理分明，携带又方便，是当时训练酷吏的一本优秀教材。
来俊臣另一创造性才能，就是他发明了许多酷刑，比如：从鼻孔灌醋，往耳朵里灌泥，然后再熏耳朵，使之变聋；把头发悬在梁上，或者让罪犯戴上有齿的头箍，然后加力压缩，直至将头盖骨劈开。
把犯人单独关在漆黑的牢里，让犯人发狂。
把犯人放在流脏水的地方，使他皮肤糜烂。
以上这些，统称为“狱持”。
还有一种刑法，叫“宿囚”。就是白天不给犯人饭吃，晚间又不许他睡觉，直到让他活活饿死。甚至疲劳审讯，折磨得犯人发狂而死。
这些刑罚，就已经够水平了。可是，以杀人为乐事的来俊臣还嫌不够，又发明一些更新的刑讯法，让犯人招供。来俊臣这个人真是把虐杀当作一种“美学”，他还把这些刑法冠以诗一般的名称呢！比如：
“凤凰展翅”，形象该多美。可实际上是将犯人的手脚捆绑起来，然后又把他在地上旋转起来。
“仙人献果”，是令犯人跪在碎砖瓦上，手举重物，这样，就可以使碎瓦片刺入胫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