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盛世基石:姚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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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姚崇入京,登上政治舞台(1)

武则天的称帝,不仅改变了李唐王朝的命运,也让姚崇进入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姚崇后来成为元明相,与武则天的发现、重用和培养具有很大的关系。

载初元年(690年)九月初九,适逢重阳节。67岁的武则天终于接受皇帝及群臣的劝进,在洛阳则天门楼上宣布,改唐为周,改元天授,称“圣神皇帝”,立睿宗李旦为皇嗣,赐姓武氏,原皇太子为皇太孙。同时下令在洛阳建武氏七庙,追赠周文王姬昌为始祖文皇帝、姬武为睿祖康皇帝。她的五代祖、高祖父、曾祖父、祖父、父亲,都被追尊为帝。此外,封侄儿武承嗣为魏王,武三思为梁王,武攸宁为建昌王,堂侄武懿宗等十多人被封为郡王。连普天之下姓武的人也受到优待,可以免服劳役。带头劝进的傅游艺大得封赏,被封为驾台侍郎、平章事,跻身宰相之列,并赐姓武氏。傅游艺在一年中由九品官升到了三品官,连续换了青、绿、朱、紫四种官服,被人们称为“四时仕宦”。

武则天还在垂拱而治的时候,为了实现政治野心,需要培植自己的一帮势力,她的手段之一是发展科举,让大量的平民百姓加入官僚队伍中来。

在唐朝初年,做官的首要途径仍然是贵族们通过世袭特权来把持官职,这种世袭特权在历代都存在,但在初唐以前尤盛。按《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凡根据出身授官,各种爵位都有相应的品阶,嗣王、郡王可授从四品下等的官阶;亲王诸子封郡公,授从五品上等的官阶;国公授正六品上等官阶,郡公授正六品下等的官阶;县公授从六品上等的官阶;侯、伯、子、男爵位,授七品官阶;皇帝、皇后的远近亲族也都授一定品级的官阶,只要一出生,就是七品以上的官阶。而凭地位荫袭,子弟也都可授九品以内的官阶,如一品官之子,就可托荫庇授正七品上等的官阶;二品官的儿子,可托荫庇授正七品下等的官阶。但通过科举,发愤攻书,皓首穷经,从几千人中被选拔出来的人才,所授的官阶却低得多。考试秀才,考中上上等,授正八品上等的官阶;试明经,考中上上等,授从八品下等的官阶;考进士,考中甲等,授从九品上等官阶,乙等,授从九品下等官阶。因此,贵族子弟也可以凭其出身而立刻得居高官,庶族子弟通过艰苦的努力而崭露头角的,也只能居较低的官阶,然后像爬梯一样升迁。

做官的另一条道路就是科举,也就是分科考试选拔人才。科举制起于隋朝,当时已经创设了临时的科目和进士、明经、秀才等常选科目。考试的时间周期、内容和方法尚未形成固定的制度。唐太宗积极推行科举制,其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使科举制形成经常的制度,开科举取人之风气。虽然贵族衣衫子弟能够通过门荫、勋爵而入仕途,可以较为迅速地上升到显要位置,但他们也开始羡慕和推崇科举考试,感到做官“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科举入仕途逐渐成为一种时髦,代表着一种时代的趋势。

科举制的推行,使庶族地主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参与政权。如李义府出身寒门,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他由于门第低微,很自卑,曾赋诗说:“上林许多树,不借一枝栖。”唐太宗回答他说:“吾将全树借汝,岂惜一枝。”李义府受到鼓舞,百般钻营,在武则天最初辅政时位至中书令。武则天时期的许多宰相如魏元忠、裴炎、郝处俊、狄仁杰、魏玄同、张柬之等人都是举进士、明经而进入官场逐步被提拔到枢要位置的。

唐初,科举制度逐步完备。考试的时间是每年的二月,地点在首都长安,武则天时期则在神都洛阳。考生的来源主要是两部分,一部分是来自国子监各学馆,学有6种,包括:国子学,文武官三品以上子孙、从二品以上曾孙等才有资格入学,学生有300人;太学,从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孙有资格入学,学生有500人;四门学,共有学生1300人,文武七品以上的子弟有500人,庶人中的优秀子弟800人。此外还有律学、算学、书学等。另有二馆:门下省的弘文馆,有学生30人;东宫的崇文馆,有学生20人。两馆学生都是皇亲国戚以及宰相、散官一品、功臣有食封者、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与黄门侍郎之子。另一部分是全国各州推荐的贡生,这些贡生先由从事各业的吏民子弟持写有籍贯、姓名、简历的名牒在州县报名,再经由州、县考试选拔推荐,按选举制度规定的人数报送吏部。在两种生源中,国子监学馆的生徒名额最多,大约占全国1000人的考生总额的30%,这说明科举也是非常优待贵族子弟和高官子弟的。

考试科目,常设科目有进士、明经、秀才等科,秀才科目在高宗永徽二年(651年)废。考试的具体内容,唐初进士科考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春秋左传》、《礼记》为大经,任选其一)。两项全优为甲第。如果时务策答好四题、帖经答对十分之四者为乙第。明经科主要考试《九经》,即对经书的记忆和理解,同时也考时务策。

由于进士科更重策论,比较务实,录取也比较严格,所以进士及第以后升迁较快,逐步取得优势,而明经科则处于劣势。因此进士科受到时人的重视,士人竟趋,应诏而参加考试的有时多达2000人。进士及第者,被人称为“白衣公卿”或“一品白衫”,其艰难程度,人称“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也就是说,30岁考中明经科已经很老了,而50岁中进士还算年少。所以唐代诗人赵嘏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进士科录取人数很少,参加考试者虽多,但只录取几人、十几人,最多三四十人,即所谓“桂树只生三十枝”。

武则天辅政时期,对科举制就进行了一些改革。龙朔三年(663年),特设书学(学书法)、算学(学计算)、律学(学法律)等专门学校,培养专门人才,并设明书、明算、明法等科举专门科目,考生优秀者送入专门部门任职。进升虽很慢,但满足了实际需要。上元二年(675年),武则天又建议在国子监设“大成”20人,取已经在进士、明经科及第而又特别聪明的人充任,进行进一步的培养进修,学成后,补其俸禄,直接任用,同其他及第听从通常的调遣者相比官位要高,升迁更快。永隆二年(684年),武则天又调整考试内容,加试诗赋各一篇,通文律者,然后才进行策试。这种奖励诗文的制度被后代皇帝所采用,对于唐诗唐文出现高峰及后世文学的发展都有积极作用。

武则天执政以后,更注意广泛罗致人才,对科举制做了更多的改革。在天授元年(690年),她亲自在洛阳南门内的洛城殿策问贡人,数日才策试完,以后盛行了1000多年的贡士殿试的制度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殿试能增强考生的光荣感,使科举取士更受社会的重视。考生对皇帝也会更加忠诚。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又创立武举科,专门选拔军事人才,由兵部主持考试。考试科目有三种:一是用一石弓(要用担130斤重的力气才能拉动的弓)和6钱重的镞射箭;二是用8斤重的长矛刺枪;三是举重。合乎标准者及第,任命为武官。武举适应了当时频繁的边疆战争对军事人才的需要。武举制度也被历代统治者采用,一直到晚清时期才废除。武则天还提高各州县贡士的身份地位,在此之前,贡人排在各地贡物之后,到长安二年则改在贡物之前,让皇帝阅视。在高宗时,她就开设“南选”,即从边远落后地区选用人才,在她称帝以后,“南选”更成为经常的制度,并且推行到岭南、福建等地。

她还扩大了科举录取的人数,在她辅政执政的50年里,进士及第人数共有1013人,每年平均录取的人数是唐太宗时的两倍多。

由于从科举取得人才的数目还是很有限的,武则天为了进一步打击士族势力,赢得广大庶族地主的支持,以官位来收取天下人之心,她还在科举制度之外来寻求搜罗人才的途径,以弥补其不足。垂拱元年(685年)三月,武则天下诏命九品官以上以及平民百姓(包括工商等社会各阶层)有才学者自举以求进用。因此只要有某一方面特长,不论出身地位,都可以自荐,特别是有文学才干的人更受欢迎。她还派使者到十道举人,使天下没有考上进士、明经的知识分子以及乡村里教育学童的教师,不经考试、训练,就授给官职,从而使未经考试而起家至御史、评事、拾遗、补阙等官职的人,不可胜数。在乾封年间以前,吏部选人每年不过数千,垂拱以后,每年常达到5万。

由于怕选人太滥,她又创立试官制度,即暂时授给官职进行试用,这既增加了官位,提供了更多当官的机会,又便于从中发现人才。在长寿元年(692年)一月,武则天把派往十道的存抚使所选的人特予召见,一概加以任用,原来有官的试用为凤阁舍人、给事中,其他的试用为员外郎、侍御史、补阙、拾遗、校书郎等官。这一度引起现任官员特别是贵族人士的不满,有人编打油诗说:“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耙推侍御史,椀脱校书郎。”有人还加一句:“糊心存抚使,眯目圣神皇。”当时左肃政台御史纪先知查出了后两句是儒生沈全交写的,就把他抓来,要以诽谤朝政的罪名惩罚他,提出先在朝堂当着百官打他几百板子,然后交刑部处置。武则天笑了笑,说:“算了吧。只要你们选人不滥,还怕别人胡说八道?”明代哲学家李贽读到唐书的这一记载,拍案叫绝,批十个字说:“胜高宗十倍,中宗万倍矣!”

武则天还增加名目繁多的临时考试,这种考试是根据临时需要下令开设的,所以叫制科。由于选人方法多样化,选人的程序简单化,寒微出身而有才识者进入仕途的人数迅速上升,有一天武则天就选了130多人做官,使朝廷不断增加庶族地主出身的有识之士,增添新鲜血液。

她还多次下诏求贤,命各级官员推荐各种人才,表示自己求贤的决心。同时在诏书里面,她又一再强调要推荐有真才实干的人,如果借机徇私舞弊,她可要严加惩处的。在一次求贤诏书中,她写道:“上之临下,最重要的莫过于求贤才。朕虽然殚思竭虑,不辞辛苦,思考治国之术,但九域这么广大,靠一个人是搞不好的,必须广蓄贤才,作为羽翼。今天虽然群英在位,朝廷已有不少贤德之臣,但朕还是怕像姜太公那样的人会遗漏在草泽,心里总不舒服。我这话永远有效,文武百官都有责任举荐所知道的贤才。或者是梁栋之才,可以丹青神化;或者很有韬略,可以在军事上振耀国威;或者道德高修,可以奖训风俗;或者很孝顺友爱,可以劝化生灵;或者是饱读经书,可以教育下一代;或者文思敏捷,可以振兴文字;或者心明如镜,可以忠言直谏;或者节操清白,可以守职不渝。凡是这些人,都可以举荐,有关部门要规定期限,务要各官员行使这一职责,也不负朕求贤之意。”

她在其他的求贤诏书里告诫文武官员说:“凡是十家之村邑,必有忠信之人存在;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官员务要访求,不要老说没有贤良。如所荐不虚,举得其人,必然不拘一格地提拔,荐者也给予记功。但如果妄相推荐,也不会不严加惩处。”武则天既不愿贤才不为她所用,也不希望庸才充斥朝廷,真可谓是殚思竭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