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之间，应是由不同时代的巫觋（男巫）、方士（方术士，后演变为道士）根据当时流传的材料编选而成的，实际上是一部具有民间原始宗教性质的书。
《山海经》全书共分为山经五卷、海外经四卷、海内经五卷、大荒经四卷，内容极其驳杂，除了神话传说、宗教祭仪以外，还包括我国古代地理、历史、民族、生物、矿产、医药等方面的内容，是所有的古代文献中，最具有神话价值的作品。
神话乃文学之母，神话与文学的关系，就像《山海经》神话中所见的盘古与日月江海的关系。话说盘古死后，头化为四岳，眼睛化为日月，脂膏化为江海，毛发化为草木。盘古虽死，而日月江海、人间万物……都有盘古的影子。神话在转换为其他文学形式以后，往往失去了它本身的神话意义，却作为文学中艺术性的冲击力量而活跃起来。
陶渊明的《读山海经诗》句句源自于《山海经》；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具有游仙思想的名篇《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等皆源于《山海经》神话；李贺诗词对《山海经》神话亦多有运用；李商隐更是大量运用了《山海经》神话象征、隐喻的个中翘楚；北宋著名诗人苏东坡《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的祀歌“骑龙白云乡、织锦裳的天孙、讴吟下招的巫阳”，都是直接源于《海内西经》的。
此外，干宝的《搜神记》、唐传奇如《柳毅传》几乎都脱胎于《山海经》；元杂剧《窦娥冤》、明小说《封神演义》、清蒲松龄《聊斋志异》，莫不与《山海经》神话的变化一脉相承；明吴承恩《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猪八戒等人、神、兽杂糅的形象，是《山海经》神话变化的运用；近代戏剧《牛郎织女》、《白蛇传》、《嫦娥奔月》等莫不取材脱胎于《山海经》神话。
古诗词、小说、戏曲等泛取《山海经》神话题材者比比皆是，举不胜举，现代诗文也不乏以《山海经》神话入诗者，比如，杨牧、余光中、郭沫若、覃子豪、吴瀛涛等人的诗中，神话往往成为其讽喻性的解说主题。
总之，《山海经》神话塑造了不少文学母题。神话与文学几乎是一体的两面，是象征的、想象的、朴野的，是叙事描绘的、情感的、富于生命力的文学形式。《山海经》的古神话，比之于西洋神话，稍嫌零碎、简陋，然而虽不是琳琅瑰奇的篇章，但仔细探究，竟是一块一块的璞玉美石，可誉为“中国文学的宝矿”。
《山海经》的神话中，不仅可以看到巫师的活动，也可以看到古代民族的信仰、崇拜等。在《山海经》中，存在着大量的神奇动物的记载，这些动物主要是鸟、兽、龙、蛇之类，它们往往具有神奇的力量，也很有可能就是古人的图腾崇拜。
《山海经》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神话的一座宝库，对我国神话的传播和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山海经》也保留了大量远古时期的史料，为后人留下了探寻历史的根据。
延伸阅读
《山海经》的作者
古时学者大都认为《山海经》是夏禹、伯益所作，今天看来此说纯属无稽之谈。无论是从其包罗万象的内容上看，还是从各篇成书时间早晚不一上看，《山海经》绝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而应是集体编述而成。由于受古时地域、交通条件的限制，即使一个部落也不可能了解到各种纷纭的情况，所以只能通过巫师口耳相传累积，在大一统的后世将其加以整理成书。而早期巫师的职责，决定了他们文化知识的结构，大凡天文、地理、历史、宗教、生物、医药、帝王世系及重大技术发明等等，无不知晓，故《山海经》的内容十分驳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