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帝灭佛，北周政府不仅获得了大量的寺观财富，而且获得了近300万的编民，遂使生产日益发展，“租、调年增，兵师日盛。”从而，为后来隋朝的统一和对突厥的斗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强大的军事实力。
周武帝两次下令禁止佛教，命令和尚还俗，有的和尚吓唬周武帝，说禁佛要堕入地狱，周武帝说：“佛生在外国，我不信这个！”
武帝重儒术
北周继西魏之后，统领关陇地区，这一带从晋代以来佛教盛行，其中长安曾有鸠摩罗什的僧团在此长期译经传教，影响很大。当时，全国的僧尼有200多万人，佛寺有3万多所。北朝的历代帝王，不少都笃信佛教。北周武帝即位之初，也依照先朝往例，礼敬沙门，但由于他励精图治，一心想用儒术平治天下，因此最重儒术。他在亲政前，曾多次召集臣僚、沙门、道士讨论释、道、儒三教的问题。当时，他对佛教并没有特别憎恶排斥的观感。他后来的废佛政策，主要是受到卫元嵩和道士张宾的影响。
黑衣膺王
周武帝废佛的借口就是迷信的“黑衣膺王”谶记说。这种谶记是自周勃兴十数年前流传天下的，而为政者所最关心的国家兴亡的关键。
据《广弘明集》卷八记载，当时民间普遍流传着一句谶语，说“黑衣当得天下”。深信谶纬之学的武帝，对此预言非常忌讳，卫元嵩和道士张宾就乘机毁谤佛教，指沙门身穿黑衣，必为国禁，道士穿黄衣，必为国祥。
另外，卫元嵩著有《佛道二论》，论辩大小乘；《齐三教论》七卷，阐扬会通三教的思想。他认为当时佛道二教崇尚空论，违背大慈为本、安乐众生的立教宗旨，主张应该用古代圣王的治道来矫正这些弊病。他的论点，刚好契合武帝的心意，武帝听信他的话，渐渐重道轻佛。
辩论引发废佛
天和四年（569年），武帝先后四次召集佛、道、儒三教学者，论议教义的高低。武帝的本意，想以儒教为先，佛教为后，道教最上，但因几次聚众议论，三教各执一词，因此悬而不决。后来甄鸾上《笑道论》，道安上《二教论》等书，极力为佛教辩护，斥道教。武帝对于佛道二教互相攻击，极感不快，敕令暂时搁置二教优劣的议论。建德二年（573）十二月，又召集群臣、道士、沙门等，辩论三教先后，结果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最后。如此一来，引起佛教界的激烈反应，先后有猛法师、道积等人的抗旨直谏。
建德三年（574年），武帝已决心毁佛，召集僧道二众在太极殿辩论，张宾极力斥佛扬道，却被智炫法师论破，武帝亲自升座，试图加以论难，不料智炫法师应对安详，陈义甚高，武帝在盛怒之下离开太极殿。次日，下诏废佛、道二教，破毁寺塔，焚烧经像，勒令沙门、道士还俗。当时，被迫还俗的沙门有二万多人，关陇一带的佛法被破坏殆尽。
建德六年（577年），北周灭了北齐，武帝又对北齐之地实行排佛政策，焚毁一切经像，废4万所寺庙，被迫还俗的僧尼达300余万。北方佛教一时之间销声匿迹，史称周武法难。
北周武帝的废佛与北魏太武帝的暴力残杀有所不同，他虽毁坏寺塔，焚烧经像，但并不杀害佛教徒，只是命令他们还俗而已。所以在周武帝废佛以后，部份僧侣混迹民间，或逃匿山林，另有部份僧人则南渡陈朝，因此促进南北朝佛教的交流。
周武帝灭佛的理论根据是“即事而道”，这促使中国大乘佛教哲学“即事而真”的思想成熟。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从武帝灭佛得到转变，灭佛的理论，反而成为中国佛教诸宗的思想渊源。
延伸阅读
卫元嵩奏文
卫元嵩是四川成都人，精通阴阳历算，性情谲诈。年少时随益州野安寺亡名禅师为沙弥，不耐清苦，佯装狂放，以吟诗咏赋来博取声名，并四处向人预卜未来。后来还俗，从四川到长安，结交北周权贵。
天和二年（五六七），他向武帝上奏改革佛教，奏文共列有十五条：劝行大乘、劝念贫穷、劝舍悭贪、劝人发露、劝益国民、劝獠为民、劝人和合、劝恩爱会、劝立市利、劝行敬奉、劝寺无军人、劝立无贪三藏、劝少立三藏、劝僧训僧、劝敬大乘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