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水墨青花,刹那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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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4

洋务运动开始的时候,任庆泰10岁。他出生于辽宁法库,祖上是缙绅。据说清朝末年,肃王耆善来到沈阳时,曾经住在他家。也就是说,他的家庭曾经是殷实的,有头有脸。他完全可以继承祖业,走一条稳妥的人生路。可是,他偏不。他的人生观很“洋务”,他说:“愤志士多趋学、仕两途,乃锐意经营实业。”很显然,在动荡屈辱的晚清,任庆泰已经决定放弃高于万般的“读书”入仕途之路,而选择“实业”。这真的很有勇气。干实业,或许也只是他后来给予自己人生的一个“解释”,因为他的起点并不高。他从私塾辍学,投身的“实业”,并非洋务派看重的军事工业,也非与军工相关的邮电、铁路、矿务等行业,而是中国传统木匠行业。

1865年,任庆泰15岁,还只是一个初入木匠行不久的毛头小子。他像一只刚刚入海的小船,不知道自己的人生将会朝哪个方向漂去。对于当时的任庆泰来说,世界也不过就木匠房那么大,他显然没有加官晋爵或是战死沙场的兴趣。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世界乱了,天翻地覆地乱了。大清国内,太平军、捻军的起义加上英法联军的侵略,已经让清政府疲惫不堪。在连年的战乱中,一个叫僧格林沁的蒙古贵族清军大将,曾经依靠力克北伐的太平军而功晋亲王,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与英法联军对抗时,痛失大沽和天津,后来又在剿杀捻军的过程中,于山东菏泽西北的吴家店的一处麦田里,被一个十几岁的小捻军张皮绠斩杀。民间有歌唱:张皮绠,真正强,麦稞地里杀僧王!雄霸一世的亲王,最终死于一个不起眼的小捻军之手,这固然是另一段传奇的历史故事,但对于任庆泰来说,这些似乎都不是那么重要,这些故事,也许仅仅是他茶余饭后从长辈那里听来的谈资,他真正醉心的,是他选择的木工事业。

任庆泰根本想不到一个蒙古族大将的死,会对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民产生什么影响。不过,同治帝却可以。僧格林沁是为国捐躯的皇亲国戚,理应大大表彰。为了纪念勇猛的僧格林沁,同治帝下了一道圣旨,要给他建陵园、修牌楼。相应的,能工巧匠的征集,也就成了必须。朝廷选人才,千载难逢,任庆泰偏偏有这个命,跟在大工匠后头,成了一名修陵园的小伙子。

谦虚、刻苦、好学,这几乎是每一个手艺人成功的基本素质。任庆泰很有心,他看到北京来的师傅们个个身怀绝技,不禁暗叹,特别是金福堂的师傅,那手艺真不是盖的,用巧夺天工四个字形容毫不为过。任庆泰有了学艺之心。想学艺,很好,可人家凭什么教你?同行是冤家,人家吃饭的本事,当然不能外传,而且说白了,你不过就是一起修陵的一个小同事,萍水相逢,素昧平生,两不相欠,完全没有倾囊相授的理由。任庆泰为此苦恼不堪。

1865年的秋天是个流行病多发的季节,金福堂的师傅不幸染上了痢疾。这可急坏了任庆泰。人在他乡最怕的就是生病,何况那又是个相对缺医少药的年头,得个痢疾就一命呜呼不是没有可能的。金福堂的师傅病着,一天又一天,任庆泰呢就忙着,端茶倒水,煎药端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遍访名医。终于,巧手师傅病好了,任庆泰和师傅的情感距离拉近了。作为报答,师傅主动收任庆泰为徒。金福堂师傅的危机,成了任庆泰的转机。

有高人指点,任庆泰学得很快。没过几年,他在法库一带就已经是颇有名气的手艺人。搞工艺,得出名才行。因为出了名,活儿自然就来了。法库县有个纨绔子弟叫于子扬,家里很有两个钱。一有钱,虚荣心上来了,他索性捐了个官,长住在北京城。当了官,发了财,哪能锦衣夜行?为了炫富,他又在法库县老家盖了豪宅,等到要装潢的时候,他把任庆泰请了过来。这对任庆泰来说,当然是手到擒来。于家举家欢喜,不提。

1870年,任庆泰20岁。他来到沈阳,在一家照相馆中当伙计。很快,他又跳槽去上海,给一家外国人开的照相馆做镜框,偷学了一些照相的技术。毫无疑问,照相这个西洋玩意儿紧紧地抓住了任庆泰的好奇心。任庆泰敏锐地觉得,这门“实业”日后在中国一定大有可为。为了早日学到技术,1874年,他远渡日本,自费学习照相。而后,在京城,他继续服务于家,从于家搞到了一台德国照相机,代价是用做工抵偿。有了属于自己相机,任庆泰摩之挲之,反复研习。他深深知道,这才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