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23日，时年66岁的画家黄苗子给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副主任傅璇琮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黄仁宇先生托我把他的著作《万历十五年》转交中华书局，希望在国内出版。”
黄仁宇已经在国外多方寻求出版这本书。可是，《万历十五年》和他另一本屡屡被拒绝的书《中国并不神秘》一样，并不走运，尽管黄仁宇甚至取得了中国研究权威费正清的支持——一位出版公司的编辑说，出版这样的书，作者必须“靠本身的威望压垮敌人”，但是太糟了，黄仁宇“刚好不是费正清或富路德”。
《万历十五年》所面临的难题是，“大学出版社认为这部书过于文学化，而商业出版社则认为这部书过于学术”，它像小说和历史的混杂体，它太过好读，以至于人们不敢认为这是真的，不敢接纳它，或者不知道接纳它为小说还是历史著作。
从这本书的开头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看出整本书的写作风格和以往历史题材著作的不同。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这本《万历十五年》以这样一个场景作为开头：
这一年阳历的3月2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然而在当日的午餐时分，大街上却熙熙攘攘。原来是消息传来，皇帝陛下要举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轿的高级官员还有机会在轿中整理冠带；徒步的低级官员，从六部衙门到皇城，路程逾一里有半，抵达时喘息未定，也就顾不得再往外表上细加整饰了。
站在大明门前守卫的禁卫军，事先也没有接到有关的命令，但看到大批盛装的官员来临，也就以为确系举行大典，因而未加询问。进大明门即为皇城。文武百官看到端午门之前气氛平静，城楼上下也无朝会的迹象，不免心中揣测，互相询问：所谓午朝是否讹传？
近侍宦官宣布了确切消息，皇帝陛下并未召集午朝，官员们也就相继退散。惊魂既定，这空穴来风的午朝事件不免成为交谈议论的话题：这谣传从何而来，全体官员数以千计而均受骗上当，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这种描述历史的方式让这本书在开始时屡屡被拒，但是一旦出版，旋即引起爆炸性的效果。
“当时的感觉非常震撼，我一下子买了5本，送人、自己看。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但是5本后来还是不够，因为经常有人借了之后就不还了。”历史作家吴思说。
历史作家王树增则将《万历十五年》作为历史写作的范本，“它是第一本引起中国读者注意的历史著作，哦，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
“我是1982年就读到了。用现在的眼光看，它不是无懈可击的著作，也不是黄先生最重要的著作。《万历十五年》不可避免滑入专业，它的后半段进入了黄先生的专业，税收领域。但它引起中国读者的惊讶在于它的开端和叙述方式。《万历十五年》的开头几乎是文学描写，我一下就感觉到，哎呀，历史还可以这样叙述，还可以用这样的语言去调侃。”
另一位以历史为写作领域的作家李亚平也是在1982年的西藏看到了这本据说在北京很火的书。
从此，黄仁宇的作品就成为一种通俗历史写作的范本，它同时具备了专业性和可读性。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人仿佛身染怀旧病一般渴望了解历史。但是这种历史必须被用另一种腔调叙述出来。这种腔调要平易近人，可以使用调侃口吻，也可以用白描手法。这种历史题材的书籍甚至具备了商业价值，在书店的书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对历史的解读，作者的身份也十分多样化，有网络起家的网络作家，有曾经的小说家，有新闻记者，也有职业历史学家。其中，还有人成为新的文化明星，比如余秋雨和易中天。
对于严肃题材的去学术化的描述，使这些作品和作家站在了两条道路的中间。
我们选择了三位以历史为写作题材，同时又已经初步具备了自己独特体系的作家去访问。其中，吴思是一位具备自己独特历史哲学的作家，李亚平则拥有以新角度写作通史的野心，王树增曾经是一位不错的小说家。
吴思：写历史的人
吴思坐在我对面，桌上摆着一条蒸好的鱼和另外两个菜，两人面前的玻璃杯中是燕京啤酒。他号称不能喝酒，但是能够陪人喝酒。他今天陪我喝。
这位北京男人一脸谦和，看不出任何我设想中的犀利——之前我还在跟摄影师说，要捕捉到他神情中的犀利，可见一个人的文字是多么富有欺骗性。他不戴眼镜，但是身上有一股掩饰不住的书卷气，说话慢条斯理，即使是说出最尖刻的话语，也是彬彬有礼。
几杯酒过去，他重新变得健谈。这次不谈历史，不谈“潜规则”，不谈“血酬定律”。我们交换着对大学时代的梦想的看法。当他还是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大学本科生时，他迷上了《推销员之死》的作者阿瑟·米勒和刘宾雁。他想像未来的自己应该是介于两者之间，介于剧作家和优秀的新闻记者之间的一位人物。然后我告诉他我大学时代的梦想。接着他总结道，我们的梦想，不仅需要努力，还需要天分。我们谈论《历史研究》，谈论《第三帝国的兴亡》，谈论《震撼世界的十天》，谈论《李普曼传》，他兴高采烈，说我们之间没有代沟。
他一个人住在北京的西城。一间60平方米的居室内满布着书，一张床很随意地摆在屋内的角落，另一端则放着一台台式电脑。房子的布置过于简单，过于缺乏生活气息，像是一个临时居所。
这间房子的主人身材瘦高，面容英俊，是五本书的作者，其中两本谈论历史的书《潜规则》和《血酬定律》都称得上畅销，与此同时他还是《炎黄春秋》杂志的主编。为此他每周要为杂志工作三个“半天”，每周一、三、五的早上他要编辑杂志稿件。由于很难界定工作和娱乐的界限，因此不能称他为工作狂，尽管他称自己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和一天之中穿插的游泳跑步，就总是在看书、做笔记或者写作。
吴思，1957年生于北京，从小在军队长大。父亲在一份军队杂志《防化学兵》里工作，母亲则是北京工商大学的老师。我说，这是知识分子家庭。吴思笑着摇摇头，说：“‘文革’时都要填家庭出身，父亲让我填革命军人，母亲要我填革命干部，从来没有知识分子这一说。”
22岁，他是一个忠实的共产主义者。他在北京郊区农场插队时，是一个真正的激进分子。他按照列宁在苏联的方法，提倡在周末进行“社会主义义务劳动”，反对自留地，“当时浇水，我就规定说，公家田里的水没有浇完，任何人都不准做自留地里的活儿”。
甚至当1977年恢复高考时，吴思也对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不屑一顾，而更安于在农场的知青生活。他和几个同学立下君子协议，要留在农村。在父母的诸多压力下，他才在1979年高考前两个月回家复习。
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他直接进入了《农民日报》工作。然后一帆风顺地在27岁时就成为了《农民日报》的总编室副主任。但是“每天编稿审稿，因为总编室跟几个主编、副主编关系很密切，我就能看到我到60岁时的生活是什么样。在他们的每日生活中我已经能够看到我人生暮年的景色了。我不觉得充满诱惑力，反而感到很恐惧，于是那时候的生活也跟着一块儿没什么诱惑力了”。
1993年，他离开了《农民日报》，到中国内地第一份有外部投资背景的民间杂志《桥》做执行主编。
在《农民日报》十年记者经历的产物是两本书。一本是关于“1978年个体户的兴起，个体户从哪里来的，个体户出现以后怎么赚钱，怎么花钱，个体户和官员的关系怎么样，个体户自己心目中的未来。那都是社会学的路子，但是用的是记者采访写作的方法。然后是写陈永贵的传记。当时我在机动部，但是报社要解散机动部。刘震云到副刊部做了主任，我赖着哪儿也不去。刘震云就说，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给我们写连载文章，先赖一阵子。你想写什么东西？我说，我正想写陈永贵呢。他说好，那就算我们连载的。就在这个压力之下，我去写了陈永贵。”
《农民日报》之后，他先后换了两份工作，直到1996年，他“真正失业”。
他在家炒股，同时写小说。他用自己炒股赚的钱来养着自己写小说。可是，试图成为小说家的努力显然是失败的。“小说没写好，因为想写的东西太多，写一个不满意，写另一个还是不满意，大概写了二三十个开头，其中一个开头写了八万多字，但是怎么看都不舒服。”
失败的写小说经历让他把精力转移到历史上来，“炒股赚了不少钱，不写小说就读书，看历史看得很上瘾。然后跟别人侃大山，跟梁晓燕侃大山。我说，你看看历史是这样这样的。当时她正在替《上海文学》组稿，她说要不你给我写几篇稿，就你说的这段话，给我写下来，一个星期内给我。我跟她关系那么密切，合作那么久，她又那么强烈地勒索，所以就写了”。
第一篇是讲当贪官的理由，吴思算了一下明朝的官员究竟赚多少钱，然后写这些官员为什么觉得自己应该贪。“写完之后，言犹未尽，我说，再给你写两篇行不行？我觉得写三四篇就可以结束了，结果一下子在《上海文学》上写了七八篇，差不多就成了一个系统。”
后来，梁晓燕要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临走之前，她要为云南人民出版社提供几部书稿，梁晓燕于是建议吴思将他的系列历史笔记编成一本书，这本书，就是《潜规则》。梁晓燕提供给云南人民出版社的书稿中，跟《潜规则》是同一系列的还包括林达的一本书和徐晓的《半生为人》，三本成一个系列，叫“识见”系列。可是最后也只有《潜规则》出版并且一炮走红。在2001年1月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下子就订出了1.5万本，第二年印量就已经上升到了6.5万本。“潜规则”这个词语一下子就进入了中国人的词汇库中。
吴思第二本畅销的历史著作是《血酬定律》。在这本书中，他把“人命”和所谓“血酬”作为计算单位，用经济学的思维来做收益和成本核算。吴思也承认自己受过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但是，他从中发现了自己能弥补的空档，这不仅在于他将历史学和经济学融为一体。他发现：“他们谁都不算人命。这是一大空缺。但是不管干什么，抢银行也好，打工也好，历史上的许多事情也好，不算人命，全都没法弄明白。比如说毛泽东打仗，算法就是一个师投进去，减员五万人或八万人，会带来什么结果。这就是人命的计算。他算得非常扎实，他没有这样的计算，天下就没法打。我的自我感觉是，要把这些东西变成数字，而且开辟出一个新的领域出来，把经济学忽略的这样一个东西引入历史学。只用经济学解释历史是不够的，经济成本的计算是有问题的，如果再加上一个人命的计算，来解释历史，我觉得就有一种开辟新天地的感觉，解释能力也大大增强。”
他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出版两年之后，他才出版了《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后者的出版年份是2003年。他的计划是，用两本书将自己的历史哲学框架搭建起来。速度则是4年写作一本书，一直写到60岁。“尽量把这个框架丰满起来，把明显的空缺都补上。我不知道我这辈子能不能把这件事情干完，要是干完了我就特别满足了。”
他期望自己将要出版和写作的书，每本书都能提出一个类似于“潜规则”这样的新的视角。他正在写作的比如计算长城的成本和收益、计算煤矿工人人命的价钱，都是延续着“血酬定律”的思路下延，这些都是他认为的“利害计算”。接下来，他所能看到的需要补充进行的工作，是描述或论述人们观念的改变、思想史领域的变化对历史和平民生活的影响。
他试图搭建一个新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潜规则是一个局部，血酬定律拉入一个新的逻辑。这些东西都是利害计算。但是血酬定律和潜规则算的都是害，而不是利。利的计算经济学算得相当不错，害的计算我没看到多少，相对来说是个空白。我在努力补这个空白。所谓害，一般涉及的都是人身上的伤害，而经济上的伤害属于经济学的收益、亏损。但是一涉及人身伤害，要钱要命，这个害就是特别原始的、地道的害。然后人身伤害和财产伤害之间还有个兑换关系。
一切计算的逻辑的基础是什么？人们怎么评价这个计算。回归历史，为这些计算找到根据，然后在逻辑上放置到一个特别恰当的位置。因为它是最细小的最原始的逻辑的发展和生长，这就可以给出一个合乎逻辑的框架。
“写到这时候，大的利害框架有了。你会发现，一切计算都是‘人’的计算。而观念则能决定人的行为。比如抽烟喝酒，有人觉得是好事，但是特定宗教就觉得这是坏事，信徒不仅不会掏钱去买，甚至免费给也不会接受。这就是观念对人的影响。不同观念之下，对于同一个利害，人会有截然不同的说法。把观念研究引入之后，原来的框架一下就扩大，变得更加复杂。这就是我设计的、我想像的结构。其中利害计算的部分，可能越写越会觉得枯燥，而最后的观念史部分，则会精彩纷呈。”
李翔：您怎么看待专业历史写作和通俗历史写作？
吴思：我们的通俗历史写作，比如《海瑞罢官》，在“文革”前，有很多这样的小册子。“文革”后，通俗历史写作给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黄仁宇，写得既成功又漂亮又有历史深度。
专业的东西就非常多了。比如谭其骧先生的历史地理、梁方仲先生的历代天赋制度，竺可桢的气候史，这些都很重要，是工具书性质的。我在写作的时候经常要查。这些都是必备的，他们做得很透彻，让你用起来，觉得非常放心。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同时也是非常耗费精力和时间的。但是这些都不是通俗历史作品，都不是一般老百姓能够看懂的。通俗历史写作最成功的，我第一个知道的就是黄仁宇。他的作品是给每一个老百姓看的。但是他的思想见解并不浅薄。
我评价中国的历史研究，建国以来，或者说自从引进西方的路子以来，从19世纪末以来，明显是有一个转折，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度。原来中国的史学就是最牛的一个学科。历代经、史、子、集四大类，史学拿出去在世界上绝对站得住脚。但是路向一转，从梁启超往后，整个视野都开阔了，积累起了大量的经验。我们所看到的像范文澜的通史、郭沫若的历史书，它们刚出来的时候，在解放区和国统区也是一时洛阳纸贵，那时候也算是禁书，但是大家都偷着买。
而我们在这个环境里，从小就看这个，就有很强的反叛的感觉：怎么老是这一套啊。
其实范文澜的分类、他的标准都是非常好的。只是我们觉得烂熟于心或者腻了，就会觉得不精彩。而且有些东西我觉得他没有说透。
马克思史学进入中国之后开辟了新路：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史观。
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违背这个历史观点的，就是历史唯心主义。用这套观点解释中国历史，我觉得是捉襟见肘，漏洞百出。你看，一说阶级斗争，就讲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农民起义反抗地主，但是，农民造反是反抗地主吗？
农民造反，都是官逼民反。官是地主吗？官，有时候是地主。地主要跟官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关系，但是如果他自己有了钱，他就是官僚地主了。平民地主经常被官吏敲诈，小吏就可以敲诈他。中国古代就是这样。你要是用阶级斗争的学说来解释历史、解释中国社会，给人的感觉就是你把一个大头给丢了。把主要的“官”给丢了。
“官”本身就是一个有自己独特的利益、有自己独特的赢利方式的集团。这个集团他本身就是一个阶级，甚至比阶级的地位还要高。他决定谁是什么阶级。他鼓励土地兼并，地主就诞生了。他取消土地私有，地主就没有了。这个阶级是决定阶级的阶级，是一个原阶级，是规定你如何变化的一个阶级。他们的地位这么重，我们之前的历史观却说他们是给地主阶级打工的一个代理人。
至少我要从我开始，不受这个价值观的约束，我不按照这个来看待历史。我觉得我在历史观上，在一些根本的观点上，和正统或者说主流学术界有重大分歧。这个分歧可不是写法通俗不通俗，而是见解的分歧。谈通俗历史写作是不是有足够的分量，我觉得我的作品的分量可是够重的。我觉得我从根本上是在另立框架。
王树增：我是一介武夫
王树增带领着我们在金源购物中心穿来穿去，试图寻找一家咖啡馆。这家庞大的购物中心号称亚洲最大，但迷宫一般让人困惑。它成为一种地标，以至于当我承认不知道它存在于北京什么地方时，王树增在电话中几乎大叫起来。我们跟着他穿过燕莎和贵友，穿过中国移动和中国银行，穿过肯德基和意大利面店。
“我请你们喝咖啡！”他一边说一边大步向前走，步伐又很快，让人难以跟上。我快走两步，跟上去，可是又觉得有些尴尬，因为他身材高大，而且目不斜视地向前走，站在他旁边试图跟他并排向前显得有些可笑。于是就任他以一往无前的架势在前面走，仿佛在穿越战场——他拥有军衔，是大校。
可是“大校”没找到目的地。我灵机一动，指着旁边绿色的仙踪林说：“要不我们去那里？”“那里有咖啡吗？”他有些疑惑，不过转瞬即自我解嘲地说：“这都是你们年轻人来的地方。”
他穿着淡青色的中式汗衫、宽大的裤子，脚上蹬着布鞋，仿佛从画上跑下来的古人，毫不犹豫地推门而入，服务员有些目瞪口呆，看着这个顶着极短的花白头发的壮实中年人。
我们要了两杯冰摩卡，咖啡里过浓的奶油味让人发腻。他毫不在意，在讲话的停顿间或者等候我提问时，拿起上宽下窄的圆杯用吸管吮吸。
他的文字也和咖啡一样，和他存在矛盾。他的写作有些像西方记者的风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大量的倒装句和长句式。“美文”，他总把这个词语挂在嘴边。写出这样华丽句式的人，初中毕业就参了军，全部教育都在军队中完成；英语也不好，在军队中读研究生时，全靠死记硬背外加作弊才能够及格。
我坐在他对面，双臂放在桌子上，清晰地感觉到桌子在震动。不，不是地震，是王树增在讲话的同时激烈地晃动身体，他习惯使用肢体语言。他是军人。成为作家后，他还会给士兵或文艺青年们讲课。他拿眼睛盯着我，因为表情专注而瞪得有些呈圆形。声音不高，但给人的印象很深刻，而且抑扬顿挫。这些，应该都是军队留给他的习惯——从“文化大革命”中期参军开始，除了海军，他各个军种都做过，因此海军的朋友老是开玩笑：“哟，老王，来我们这里吧！这样你的军种就全了。”
1952年，王树增生于北京一个干部家庭。在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他遭遇了那个时代最普遍的不幸，他的父母都是“黑帮”。自身写历史的王树增深知，个人往往都是被历史裹挟着前行的。1968年12月，毛泽东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他说这句话之后的第10天，我走了。”王树增脱口而出，一点没有停顿以计算时间。他走到山西临汾的吕梁山区，去做农民。
王树增在临汾做了两年农民。他声称自己是个非常优秀的农民，踏实肯干，证据是他做过最优秀的农民才能做的工作：生产队的保管员、农村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工作组的组员，还有民兵队长。
民兵队长这个职务最终演变成职业军人。19岁那年，王树增参军。从此在军队中一直待到现在。他在开封做过伞兵，全身上下挂满装备，从匕首一直到短枪和长枪。即使睡觉的时候，这些装备也一直挂在身上。随后又调到陆军，“从事部队文化工作”。
他不经意地说出，他还做过炊事兵。
提到这些，是因为不到20岁的王树增决定烧掉四五本写满东西的塑料皮日记本。那里面全是诗，他自己写的诗。“所谓的诗，都是顺口溜。”王树增吸了一口咖啡，说，“都是一些少年不识愁滋味而强说愁的东西。写出来之后，因为自己政治背景特殊，不敢给指导员看，也无处发表，只能自己偷偷写，偷偷看。”
他决定把它们全放在炊事班的炉子里烧掉，因为他觉得写诗实在是一件娘娘腔的事情，太抒情，“太不男人”。随后他就开始写小说，尽管在军队中很少有空闲时间。而他在21岁的时候就已经发表了他的一部长篇小说。
为什么要写小说？因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热，小说极具社会影响力。“《人民文学》、《十月》、《收获》发行量非常巨大。谁要在那上面发一篇封面文章，就可以一夜成名。”一批军队作家以高昂的热情向这些文学刊物发起了进攻，其中就有一位名叫王树增的身材高大、嗓音洪亮的小伙子。他们扑到小说上，“囫囵吞枣似的阅读各种流派的外国小说，模仿甚至抄袭”。
时间不长，这股热潮在成就了一批人的盛名之后，就开始冷却。王树增说，自己认识到，文学在任何时期都是一个奢侈品，它必然不是大众的。此时王树增开始进入文工团做团长，写话剧。因为是团长，所以不能不带头多写，结果反而把写小说给耽误了。而尽管王树增在《十月》等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不少小说，但他开始认为小说并不是一种好的表述形式。他说自己开始看不上小说，而把眼光投向了非虚构类的作品。
或者说，王树增开始认识到自己并不具备写虚构作品所应有的想像力。“小说家需要天分，”王树增说，“既然你是虚构，必然是但丁的《神曲》，必然你的想像力要给读者制造一种幻象，不然的话，你这个小说家狗屁不是。”
他用他的好朋友莫言作为例子来讲小说，“莫言的小说，我认为就是一种幻觉，莫言在企图搭建一个幻象。他的童年生活在农村中，极其悲惨。而现在莫言生活在城市中，他处于一种矛盾状态。因为这个家伙极端仇视城市，但是又不得不依赖，同时向往城市和城市的物质生活。他对文明尤其是当代文明的敌视和对当代物质生活的依赖，形成非常矛盾的心理。所以，他咒骂、敌视不公，同时他又描写赞美死亡和苦难。这是没有办法的”。
说到这里王树增开始坏笑：“而一个小说家一旦陷入这种两难的精神分裂的状态，他就快成名了。”
他说：“我冷静地想过，我没有这种状态，虽然我特别向往小说家的那种神思飞扬。”虽然写不了小说，但是他发现了自己的另外一种天分，那就是写作非虚构作品的叙事能力。而且，“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和年龄的增长，我还有自己独特的认知能力”。
此外，他还是一个能坐得住、有耐心的人。“和我一起成长起来的这批人中，我见过一些非常有天分的，但是他们缺乏坐下来的本事，太过浮躁。”他写作《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时，成书49万字，而笔记就有160万字。“哪一个作家能做到这一点？”王树增的自信来自于此。
“这孩子，使的是笨力。”他母亲用来形容小王树增的一句话同样适用于已经54岁的王树增。他读书时要做笔记，笔记内容非常丰富，大致两类，一种是按照时间顺序的编年体笔记，所记的并非重大事件，而是非常机巧的历史细节；另外一种则是读史时的感受。
写作时也是如此。他一天工作10个小时，早上起床开始修改昨天写的东西，午饭后写到下午4点，去游一个小时的泳，然后吃晚饭，从晚上8点写到凌晨3点。10个小时的工作通常换来4000字的成文。而不明白的地方，比如对中国军制的一些困惑，就能够耽误一个多月的时间。拿他的新作《长征》来讲，成书时，他放弃了30万字的内容。这相当于作家半年的工作，原因并不是材料运用不好或者结构不好，而是“叙述表情不够生动”。而他认为，当一个作家具备了组织结构和运用资料的能力之后，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叙述表情的问题。
李翔：在内心里，觉得自己是作家还是历史学家？
王树增：充其量是个作家，而且还不是一个新锐的作家，是一个写字的。我是行伍出身，做不了什么学问。我只上了初中就“文化大革命”了，以后一直当兵，读书都是带职读书，从不敢说自己是个学问家。但是近几年我对学问二字不那么崇拜了。因为我发现了太多学问家的浅薄。
李翔：对你的《1901年》的一个评价是：中国最好的历史学著作往往不是由专业历史学家写成的。
王树增：当然也有好的专业历史学家。比如黄仁宇，实际上他的专业是明史中的税收制度。但是他的眼光是中国大历史。他第一次给历史著作注入了人文关怀。我们的所谓的学问家没有几个人有这样的胸怀，也没有几个人有这样的能力。说实话，我们做学问的人，余秋雨这样的人，不是多了，是少了。梵高还是神经病呢，如果我们希望余秋雨是个完人的话，那肯定不可能。
可怕的是，有些人站在大学讲坛上，正襟危坐，数十年就一本讲义，他倒是完人，可是对中国学术没什么作用。
李亚平：游走于商业与历史之间
1987年，李亚平回到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专业读研究生。他从西藏回来，此前他是一名记者。1982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之后，他在《西藏日报》做了五年记者。他回忆起这段岁月，说：“那五年可能是我一生当中最愉快的五年。”他整日奔跑在青藏高原上，西藏自治区的72个县市，他去过71个。
五年记者的成果是一本通讯集，名字叫《人在高原》。而且因为他的记者生涯，他在20多年前就是作家协会的成员了。
当1990年他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毕业之后，却决定要弃文从商。他的朋友和老师都很惊讶。他的导师，中国著名记者，原《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和《经济日报》总编辑艾丰曾经问李亚平，为什么要改行。“他可能认为我在文字上还有些潜力。其实我当时心里面实在很恐慌，五年记者生涯之后，我发现再写东西的时候，经常感觉被掏空或者在重复自己。我不知道那种超越或升华在什么地方，有一种江郎才尽的感觉，找不到人生的拐点。那种感觉特别坏。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很有可能我当记者当了五年时间，这太长了。它虽让我涉及面广，但观察事物都停留在表面，不能深入任何一个领域。后来我说，很有可能我缺少那种对人生的深刻体验，缺少那种在激烈的对抗中对人生的体验。缺乏阅历，所以写不出像样的东西。”
仍然有些书生意气的李亚平对朋友们说：“到40多岁，我在商场上鬼混10年之后，我一定还会回到书斋。”
毕业之后，他就进入了光大集团。1992年年初，他到光大集团美国分公司工作。1995年，因为人事调整，他受到公司政治斗争的波及，在回国述职时，新调任的上司以他任期已满为由将其调回国内。而当时李亚平的太太正好要在美国生小孩，他索性就办了辞职手续，然后返回美国，在美国为不同的公司打工。
当他1999年再次回国时，正好赶上了互联网热潮，他被找去做千龙新闻网的副总编。他不是中共党员，因此不能做名义上的总编。等到2000年9月召开全国互联网会议，国家将包括千龙网、新华网等所谓九大新闻网收归国有时，他从千龙离职，来到TCL集团，做了职业经理人吴士宏的副总经理。
在他工作过的中国国有企业中，他对TCL及其领导人李东生的评价最高。但是他也只待了1年11个月，当TCL决定退出他匆忙涉水的信息产业业务时，李亚平和吴士宏一样选择了辞职。
到那个时候，他已经从商12年。但12年的从商生涯并未带给他多少快感。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确实感觉到自己没有能力在公司里生活。虽然也做过企业高管，有时候还是大企业的高管，但做了10年左右，越来越发现自己没有能力适应这个领域。
“在从事商业的时候，发现自己越来越没有激情，没有那种特别渴望投身进去的冲动。相反，倒是越来越畏惧，因为中国的商场越来越难以把握。我身上那种过分理想化的东西，其实是不太适合这种需要高度计算，而且有时需要一种心灵上的冷漠才能很好地生存的领域。即使你是胜利者，也并没有多少胜利的快感，因为这种快感很快就被你所受的教育所带来的内疚感替代。而如果你是失败者，就更不好受了。”
他思索再三，决定还是回到书斋。另一位历史作家吴思是他的大学同学和此后多年的好友。在《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的后记中，李亚平说他的这本书正是在吴思的刺激之下写出的。
在看完吴思赠送给他的《潜规则》之后，他对吴思说，其实他一直无法忘怀过去的文字生涯。吴思则建议李亚平去读《宋史》。因为在吴思看来，宋朝是中国社会发生大转变的时代，市民化的时代从宋朝开始。同时，吴思也认为宋史方面的大家不多，已有的宋史书籍在解释宋代历史时，显得非常无力。基于此，吴思建议李亚平在二十四史中先读《宋史》。
结果，李亚平到书店之后，惊讶地发现，《宋史》竟有40卷。李亚平激动地打电话给吴思说：“吴思你他妈的这根本就是在草菅人命嘛！”
这场“草菅人命”的结果就是李亚平那本20万字的《帝国政界往事——公元1127年大宋实录》。
两年之后，李亚平出版了他的第二本历史著作《帝国政界往事：大明王朝纪事》。这次他选择了明史，几乎出于同样的原因：因为他认为，已有的明史著作并不能解释他所认为的历史。
李亚平有那种将历史上所有重大朝代重写一遍的野心。“我现在在写秦。最初的帝国是如何确立起来的。”
这是《帝国政界往事》的第三本。选择秦，是因为“秦是帝国的源头，如果不把秦整理出来，很多后面的事情都解释不清楚，都是无源之水”。
这本书让他陷入困境，“我已经推翻七八稿了”。必须理清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必须洞悉七国每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必须找到足够的史料支持……
但是李亚平真正的野心在于写一部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这根植于他大学时期的梦想，两本书奠定了他对记者的认知：《第三帝国的兴亡》和《光荣与梦想》。“你知道，《光荣与梦想》和《第三帝国的兴亡》都是在我们读大学时出来的，那时每天我都特着迷地去读那几本书，当时我自己的想法，一个是想写现实主义的报告文学。还有一个就是想写《光荣与梦想》这样的东西。”
李翔：你怎么看正统的历史写作？
李亚平：历史学家茅海建回头去做考据，是非常值得让人尊敬的。因为那种工作意味着特别专心致志，特别心无旁骛，很细致，很艰苦。他真的是在给这个民族积累文化。这个民族的文化，实际上是靠这些人在传承。我对这种学者特别尊敬，我愿意称这些人为老师。因为这些考证，是在真刀真枪地做事情。
我特别讨厌一些传统史学家，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先入为主，用概念和理论去套历史。
李翔：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视角，还是写法？
李亚平：我觉得是常识。我们判断一个人、判断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应该从常识出发而不是既定的概念出发，要把人还原成人，从常识、从人性、从社会的多种可能去写。
张鸣在写《历史的坏脾气》和《历史的底稿》时反复强调，他仅仅是用常识来写历史。我后来和他聊天的时候，我发现在这一点上我们特别投机。他意识到要用常识来观察历史，我也意识到，中国人的很多东西已经偏离常识甚远，现在需要重新回归常识。这是一个特别简单的问题，但是就是做不到。
我在写朱元璋和朱棣时，历史学家一边倒地说他们雄才大略，说他们推动了历史前进，为什么没有人意识到他们做过只有流氓和恶棍才会去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