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始原名叫袁缉燕，父亲袁家融，是袁克定的独生儿子。袁家融与袁克定的父子关系有点僵，但是孩子们感觉不出来，袁始幼时的印象中，那个想当“皇太子”的爷爷袁克定不怒自威，每天从外边散步回家，坐在书房里，孙子们吃完早点还得进去给他请安。袁克定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用鼻子哼一声，仍然继续看他的书。有时候他也会放下手上正看的线装书说一声：“好，你们去玩吧。”
对于历史中的袁世凯，袁始感到十分陌生。有人议论袁世凯这样那样，他觉得仿佛是在议论一个不相干的人。和袁氏家族所有留在大陆的子孙一样，袁始也害怕上历史课。讲到晚清戊戌变法这一节，他低着头手足无措，眼睛不知该往何处看。有一次放学回家，听到爷爷袁克定似乎在自言自语：“袁世凯有些事也不像外界传说的那样子。”袁始用奇怪的眼神看着爷爷，这才隐约感觉到那个遥不可及的历史，和他的命运息息相关。
袁始有七个兄弟姐妹（二男五女），他是二儿子，比哥哥小8岁。因为他父亲那一辈子女特别多，因此他的表兄妹堂兄妹不少，仅在天津一地就有上百人之多。袁始说，生活在大家族中，兄弟姐妹的关系比较淡，就像巴金的《家》《春》《秋》中所描写的那样，体会不到多少手足之情，不像一般小家庭，家人之间彼此牵肠挂肚。
小时候袁始跟随父亲到处漂泊，先后在北京、武汉、天津等地读书。1959年，袁始考取了河北省美术学院专攻油画。早期受前苏联画风影响大，如苏里科夫《近卫军临刑的早晨》、列宾《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等，都曾经是他的最爱。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展览馆，后来调到北京市第二轻工业局装潢设计室。虽说工作性质和他所喜爱的油画相去甚远，但是那些产品的包装设计，也还属于创造性劳动，能从中找到乐趣。
“文革”时期，扭曲的政治登峰造极。以前填政审表，袁始谨慎地在家庭出身这一栏填上个“职员”，后来被人发现了，训斥他说：“你这种臭名昭著的家庭，怎么好意思填职员？”只好改填成“官僚资产阶级”。到了“文革”后期，单位决定遣送“黑五类”家庭出身的袁始回原籍—实际上是他从未见过一面的老祖宗袁世凯的原籍河南项城。袁始当时年轻气盛，索性不再上班，从此算是自动辞职了。
后来袁始干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临时工，烧过锅炉，当过搬运，最让他感到自我满足的是发挥专长，在墙壁上写红字标语、画巨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等。既过了美术瘾还有一笔收入，这个临时工的技术含量足，他比较乐意干，心中有成就感。袁始说，真得好好感谢一下他的太太，在他最困难的时候，那个名叫罗蕴华的女子悄然来到他的身边，在一个冬天的早上，帮他系好脖子上的围巾，冲他点头微笑，那一刻，袁始心中感觉特别温暖。为了这份爱情，她放弃了中学教员的职位，降格当了小学老师。
家庭生活虽说过得寒碜，但是精神上却感到快乐。小两口靠罗蕴华百来块钱工资生活，最大的开支是买颜料、画布、调色油。每逢周末，一起骑上自行车，带着画板、干粮和水壶出去写生。1968年他们家添了个孩子。在要不要这个孩子的问题上，他们思想上曾斗争了很久。生活如此拮据，社会环境又是这样压抑，生个孩子只不过又多了个“袁世凯的孝子贤孙”，何必让新的生命到这个世界上来受罪呢？后来在罗蕴华母亲的一再催促下，总算把孩子生了下来，取名叫袁仿吾。
袁始后来的经历也和国家的政治走向有关。“文革”结束后，经朋友介绍，在国防工业系统主办的《神剑》文学月刊当美术编辑。1982 年，袁始与他太太辞职下海，成立了一家“原始装潢设计室”。从这个时间起，他改名袁始，意思是要有个新的开始。旅美作家高伐林曾经对袁始进行过采访。袁始说，自己对钱财并不太看重，生在那样一个大家族中，又见过了太多的世事无常，多少富丽堂皇转眼成泡影的例子，使他对人生看得很透彻。袁始有个舅舅，以前是天津著名的实业家，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文革”中独自一人死在一个地下室里，想到那个凄惨的景象，袁始说他有种刻骨铭心的痛。
上世纪80年代末，袁始夫妇俩到加拿大定居，与一个合伙人开了家公司，从事外贸方面的业务。不过他最爱的还是画画，以前喜欢过印象主义的作品，现在画风上更向中国古典泼墨写意方面靠。他评价自己的油画风格时说：“表面上看起来粗糙，但是需要把握从下笔到收笔的连贯性，精神始终饱满，无论大幅小幅都力争一气呵成。”袁始的画曾参加过北京、纽约、香港、日本、加拿大、新加坡等地的画展，有较大的影响。他在接受采访时再三表示：希望读者更多关注他本人艺术追求历史的山重水复、创作造诣的优劣得失，而不是把他只当做袁氏家族余脉中的一环。作家高伐林在采访结束后感慨地说：“历史上越著名的人物，光芒会越长久地投射于其后人身上，其阴影随之也会越长久地笼罩于其后人身上。有志气的后人，往往要用很长的岁月去挣脱这种光芒和阴影，开拓属于自己的人生。”（参见高伐林《百年迈不出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