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城袁家能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崛起，成为中原望族中的耀眼新星，主要靠的是小时候并不怎么出众的袁甲三。
袁甲三不是特别聪明，但是也不笨。关键一条是他有个既严厉又慈爱的优秀母亲，一手举着鞭子，一手拿着香馍馍，诱导儿子们静心读书，走科举之路。袁甲三一连参加了九次乡试，均与举人头衔擦肩而过，可他毫不气馁，反而愈挫愈坚，终于在道光十五年（1835）考中进士，授官礼部主事。
这是袁氏家族发迹的开始，也是袁甲三人生旅途的第一步。
在由皇帝直接主管的六部中，每个部的一把手均由满人担当。首为尚书；下设左、右侍郞，相当于副部长，分别由满人和汉人担任。礼部主事是仅次于尚书、侍郎的官衔，类似于今天的秘书长。在袁甲三任礼部主事期间，担任礼部左侍郎的曾国藩是他的顶头上司，这两个汉人出身的官员气味相投，成天凑在一起研讨宋儒之学，结下了深厚的私人情谊。没想到后来一场太平天国起义，硬是将曾国藩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成了支撑大清王朝的栋梁之才。袁甲三在官场有这么一个过硬的内援，他的发达之路便指日可待了。
袁甲三的迅速蹿红，与太平军的兴起有重大关系。苦命天子奕在皇帝的龙椅上屁股还没有坐热，就有人来抢夺他的位置。洪秀全、杨秀清在广西紫荆山区起事，仅仅用了两三年便夺走了清朝的半壁江山。咸丰皇帝接连派出多名钦差大臣，试图止住大清崩溃的颓势，然而那些暮气沉沉、贪鄙庸懦的八旗武臣所带领的绿营兵根本不堪一击，纷纷望风而逃。既然正规的军事机构和力量不能对付，这就驱使皇帝寻找新的救助办法。于是，地方性的团练武装应运而生，迅速形成一股能够左右清王朝局势的重要力量。
这一时期，曾国藩、李鸿章、胡林翼、左宗棠、江忠源等文职出身的官员纷纷走出书斋，返回乡梓筹办团练武装，成为著名的团练首领。袁甲三闻风而动，连夜给皇帝写了奏折，主动请缨杀敌，他的愿望很快得以实现。道光三十年（1850），袁甲三被调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兵科给事中，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咸丰三年（1853），袁甲三奉朝廷之命，前往皖北帮办团练，防剿捻军。
在这之前，负责安徽团练防剿事务的是周天爵。提起此人，大有一番来头，他是山东东阿人，起家于县令。早在洪秀全、杨秀清起事之初，周天爵就以广西巡抚的身份参与对太平军的围剿，与上司李星沅、同僚向荣之间的关系相处得极不融洽。他是个有名的酷吏，为政刚烈暴戾。据李伯元在《南亭笔记》中说，他在担任湖广总督时定下了几条严酷的规矩：做讼师的，砍手指；行盗窃者，挖眼睛；抽鸦片烟的，剪嘴唇。真不知道人被剪了嘴唇以后会是什么模样。周天爵还独创了许多刑具，如逍遥桥、太平凳、安乐床、英雄架等等，名字听起来美妙，其滋味想必不是一般的难受。
这么一个难相处的老官僚，袁甲三却同他相处得十分融洽。究其原因，并不是袁甲三为人圆滑，而是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太多，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比如说，周天爵在宿州“杀人遏乱，河水尽赤，断肠塞道，豺虎厌肉，岸无不悬头之树，树无不悬头之枝，远望离离，骡马望之返奔”，连咸丰皇帝也看不过去，在奏章上批答，叫周天爵不要动辄乱用极刑。在“酷”字上，袁甲三并不亚于周老前辈，攻破临淮关后，他曾下令将捻军凡70岁以下、15岁以上的全部杀掉，结果，已降的数千捻军无一幸免。
再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周天爵作为办理皖北团练防剿的钦差大员，从各地各团调集团练乡勇，直接掌控。同时在宿州等地招募壮勇，得旧捻张凤山部1200余名，组成了一支以练勇、壮勇、旧捻为主的武装。按照朝廷关于基层社会“低度军事化”的思路，这支武装应该是临时性的，战事一结束即应遣散。周天爵是个心忧天下的大臣，他深知剿捻是长期任务，一段战事的结束并不意味捻军消亡。如果手中失去兵权，捻军再起就只能坐以待毙，为此他大伤脑筋，苦恼不已。袁甲三看出了周天爵的这块心病，主动上门交心谈心，对老人家进行精神抚慰；另一方面，又积极动用京城官场的内线，奏准皇帝，让周天爵统领部分兵权。关键时刻皇帝果然站出来说话了：“皖省兵力尚单，他省亦难征调，惟周天爵带领兵勇可以移缓就急。”（《清文宗实录》）捧读一纸圣旨，周天爵老泪纵横，这个一贯看人难入法眼的老官僚，从此把手下这个“帮办”袁甲三视为心腹知己，另眼相看。
周天爵自告奋勇辞去地方任职，专心办理防剿事务时，已是80多岁的高龄。在任上没干多久，就因病死于军营。这么一来，袁甲三的机会来了。朝廷一纸诏书，命他接手周天爵的职位，代领其众，担当皖北团练防剿的主办官。袁甲三乘势出击，很快掌控了这支原属于周天爵的以练勇、壮勇、旧捻为主的武装，后又在征战中不断调勇募勇，充实扩大队伍，关键时刻不失时机地“掺沙子”，令长子袁保恒将其原来在河南本籍倡办团练而得的三千余名乡勇带入军中，使之成为了这支杂牌军的骨干力量。
在对捻军的防剿事务上，袁甲三确实有他的一套办法。大概正因为此，久而久之，渐渐显露出权力膨胀、尾大不掉的端倪。他经常越位谏言，指手画脚地教训地方官应如何防堵捻军，甚至对皇帝的诏令有时候也婉拒执行。对这一切，皇帝的耳目早已一一奏报上去了。皇帝手中有许多张牌，在这个时候，皇帝打出的一张牌是派出钦差大臣和春、安徽巡抚福济，借以削弱袁甲三的力量。咸丰皇帝毫不客气地在奏章中批道：袁甲三遇事应与和春、福济妥商具奏。
袁甲三自恃剿捻劳苦功高，并没有把皇帝派来的钦差大臣和春、安徽巡抚福济放在眼里，依然我行我素，恣意张扬。官场做官有内在的潜规则，不按这个潜规则办事，即使再有能耐，经常也会碰得头破血流。没过多久，和春和福济联名上了一道奏折，弹劾袁甲三粉饰军情，擅截饷银，冒销肥己。咸丰皇帝一见这个袁甲三终于惹事了，气不打一处来，狠狠地在奏折上批了几个字：交部严加议处，来京候旨。
袁甲三遭到撤职降级处分，安徽地方上的老百姓不干了。虽说袁甲三治军严酷，爱对地方官指手画脚，但是他敢于任事，爱憎分明，在老百姓心目中是个清正廉明的好官。每打完一次仗，他都要给上司写报告，疏请奖励那些带领练勇杀敌立功的族绅邑绅。对于捐助粮饷钱财的富绅大户，也多次疏请“优叙官职，以资激励”。因此，基层社会各阶层的民间组织对他都拥戴有加，当袁甲三遭到弹劾，交部议处，赴京候旨时，成百上千的军民跪在路边哭泣拦阻，以至于道路被堵塞，车马难于通过。
那个场面想起来是能让人感动的。更加让人感动的还有一件事：安徽怀远有个叫胡文忠的乡民，听说袁甲三遭贬的消息后，气愤难耐，决定上京城告状申诉。这个人家境并不富裕，为了凑足路费，竟然狠心卖掉了自己的儿女，徒步走到京城，擂响了都察院门前那面大鼓，大放悲声，泣血喊冤。都察院的几个官员被这场面震住了，他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乡民胡文忠举着状纸投诉无门，一帮官员们将这桩棘手的案子当做一个皮球踢来踢去。几天痛苦的等待后，胡文忠见始终无人受理，遂抱了必死的念头，一头朝都察院的墙壁上撞去，满地血迹斑驳，当场气绝身亡。
咸丰皇帝听说了这件事情，怔了半天没说话。他没有想到，袁甲三竟然会博得乡民如此爱戴，原先内心对袁甲三的那点小小不满慢慢冰释雪化，取而代之的是赏识。
咸丰六年（1856），清廷终于再次起用了袁甲三。接到圣旨，他迅速率领团练乡勇三千余人，随同当时的河南巡抚英桂开赴前线作战。沉寂之后的再度出山，也极大地鼓舞了袁氏家族子弟们的士气。袁甲三的长子袁保恒、次子袁保龄、侄子袁保庆均投入军营，同袁甲三一起转战皖北豫南。从此，这个原来以读书为本的家族，变成了一个军功之家。
袁甲三的一生，军功卓著，声名显赫，虽看上去很风光，实际上有满肚子委曲。他先后被人弹劾两次，遭贬罢官，凄凉地坐在冷板凳上，内心之寂寞难与人言。
袁甲三的第二次遭弹劾是在咸丰八年（1858），这次弹劾他的人名叫胜保。
胜保是个在官场上声名狼藉的人。朝廷派他督师皖北，所过州县，非索千金或数千金，不能过境。他侵占军饷也是有名的，那时的军饷多靠各省支援，称为“协饷”。朝廷规定了数目，实际上“协饷”的多寡迟速，要看封疆大吏与钦差大臣之间的私人交情。胜保骄恣狂妄，与各省督抚多不和睦，所以“协饷”经常不能按时收到。偶然有笔款子到了，也总是被他挥霍，剩下的部分才划拨军队使用。尤其臭名昭彰的是胜保的好色。凡行军打仗所到之处，看到略有姿色的女子，都要顺手牵羊带回军营玩耍取乐。他的随军侍妾就有30多个，每逢队伍行军，美妾眷属的大轿都有数十乘，据说其中最为美貌迷人的一个宠妾，原来是太平军“英王”陈玉成的妻子，被胜保俘虏后占为己有。
他弹劾袁甲三的原因是淮南失守。本来，这个事实十分清楚，由于胜保沉溺于女色和享乐，很难把心思用到战事上，淮南在他手中失守是迟早的事。然而在给皇帝的奏章中，胜保却把责任一古脑儿全部推到了袁甲三的头上，一口认定淮南失守的原因是袁甲三不能与他合力抗击，有意拖延时间，贻误战机。最让袁甲三郁闷的是，咸丰皇帝偏偏听信了胜保那些鬼话，下令让他进京陈述情况。
这一次进京，袁甲三的心情十分糟糕。两次遭参劾，他深切体会到为官不易，尤其是这一次胜保的上疏参劾，纯属空穴来风，却被皇帝如此看重，更使他感慨万千。因为胜保是满人，与皇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皇帝就无条件地一屁股坐在了他那一边。现在袁甲三从内心感受到，汉人要想在满清的官场上站稳脚跟，如果没有点根底，那只是一个空想。面对咸丰皇帝的十余次召对，袁甲三慷慨陈辞，详细奏明了皖北豫南军事方面的情况。在最后几次召对中，他有些意志消沉，痛哭流涕地讲起了家中高龄的老母亲，希望皇帝答应他的请求：解除兵权，回籍养亲。
十多次的召对，皇帝不仅对袁甲三印象深刻，而且加深了理解。这次进京召对后不久，皇帝命其署理漕运总督，兼筹剿防事宜。袁甲三到任之后，又接署了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旋即实授漕运总督、钦差大臣。继而督师攻克临淮关，进取凤阳。朝廷因其调度有方，赏穿黄马褂。
咸丰十一年（1861），咸丰逝世，同治继位。新皇帝登上龙椅，嘉奖天下，朝廷颁赏袁甲三咸丰帝遗留的御冠一顶，青狐皮袍一件，金表一只，玉扳指一个。面对这些罕见之物，袁甲三再一次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他对身边的几个儿子和侄子说，皇恩浩荡，无边无涯，唯有鞠躬尽瘁，才能报答天恩。
同治二年（1863），袁甲三疽发于背，病逝在陈州防所，时年57岁，谥曰“端敏”。据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同他生前所说的那样，在“鞠躬尽瘁”，在病榻上与手下将士商量防剿捻军事宜。袁甲三之死在当时朝野轰动极大，当时的陈州、临淮、淮安等地，都设立了祭祀的纪念堂，前来送行的人成千上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