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政坛，虽说立宪派和革命党都在争夺天下，但是旧官僚仍是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掌控着地方大权，听从清廷当局者的指挥，是棋局上的重要棋子。对于这股政治势力，袁世凯当然不会放弃，从袁家32个儿女中挑出了几个，向这些旧官僚家庭抛出了红丝线。
先说这个人：张人骏（1864~1927），字千里，取“人中骏马，驰骋千里”之意，号安圃，晚号湛存居士，直隶丰润人，清同治进士。这个人是清末“清流派”健将张佩纶的侄子。张佩纶与袁世凯是早年的契友。张佩纶极富文才，恃才傲物，以敢说真话闻名于晚清政坛。他一生不知向清廷上了多少个奏折，被其弹劾的官员不计其数。奇怪的是，这么一位“大炮筒子”，却被素来稳健务实的李鸿章相中，将特有才气的女儿李经耦嫁给了他，张佩纶成了李府姑爷。令他想不到的是，他的后代（孙女）中又出了个才女，而且名气比他还要大，此女即是张爱玲。
尽管有张佩纶这么一层关系，张人骏的仕途却并不顺畅。中了进士后，张人骏曾任翰林院编修、庶吉士，以兵科、户科、吏科给事中，掌湖广、山东、四川各道监察御史，这个职位的任务是专门给官员提批评意见，实际上是既无权利又得罪人的官。不过张人骏为人谨慎，处事平和，苦熬了几年，眼看快有升迁的机会了，又遇到中法马尾海战失败。堂叔张佩纶被人参劾临阵逃跑，遭到贬官罢职的处分，张人骏升官的指望一直在这位堂叔身上，此时如同肥皂泡似的破灭了。
光绪中叶以后，张人骏才逐渐官运亨通。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张是山东藩司，直接在老袁手下工作。对昔日契友的这位侄子，袁世凯也还关照。张人骏先后担任过山东、广东、山西巡抚，以及漕运总督、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成为晚清重臣。
武昌起义爆发后，徐绍桢率领的第九镇新军官兵准备响应。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人骏火速调江防会办张勋、缉私营统领王有宏等旧部群集南京，对徐绍桢领导的新军则每人只发5颗子弹。但是在同盟会组织的江浙联军的猛烈攻击下，张人骏的旧部溃不成军。逃命之际张人骏耍了个滑头：一方面请美籍传教士，鼓楼医院院长马林出面与联军接洽，要求谈判求和；一面备好轿子，乘着夜色逃到了停泊在下关的日本军舰上，仓皇失措地到了上海。
虽说张人骏与袁世凯是儿女亲家，但是他对袁在辛亥年以后的政治动作很不满意。尤其是袁世凯称帝，在这个清朝遗老看来简直是大逆不道，是清朝的叛臣逆子，两家逐渐断绝了往来。在一些公开场合，张人骏说话从来不给袁世凯留面子，他愤愤然说道：“袁世凯欺人孤儿寡母，夺取天下，和白脸奸臣曹操有得一比。”张人骏还经常为儿子张允亮娶袁家长女袁伯祯这门婚事大为懊恼，专门给儿子媳妇交待：无事少踏袁家门槛，当我们张家没这个姻亲。他的儿子还算听话，此后果然很少去袁家。儿媳袁伯祯见公公和丈夫是这个态度，也减少了回娘家的次数。
洪宪帝制时期，袁世凯仍念念不忘张家的这个女婿，授勋封官时也给张允亮赏了一个官衔。一些旧时老友来张家祝贺，张人骏老脸一横，瞪着眼睛说道：“我家并无喜庆事，何贺之有？”待众人说清缘由，张人骏拈着胡须笑道：“袁老四他这是笼络人心，异想天开，我张人骏偏不入港。小儿无知，入其彀中，诸君为余庆贺，老夫感到脸红，明日就叫他去辞了这个官。”（参见陈灨一《甘簃随笔》）
其子张允亮在经历了这些波折后，对宦途的兴趣骤减，一辈子以泡书斋为乐趣，著有《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故宫善本书目》《故宫善本书影初编》等书。民国时曾担任过故宫博物馆专门委员。
同老顽固张人骏比较起来，孙宝琦的脑袋瓜子就灵活多了。
孙宝琦（1867~1931），字幕韩，浙江杭州人，太子少保孙诒经之子，历任候补直隶道台，军机处官报局局长，驻法、日、德、奥等国公使等职。此人一生妻妾成群，生下的儿女也多，共有8个儿子16个女儿，因而姻亲满天下，在晚清“官系网”中遍布着他的儿女亲家。
有一件事可以充分证明孙宝琦的灵活：孙中山赴法国进行革命，不幸机密文件被盗，刚巧孙宝琦出任法国公使，没过几天，文件送抵孙宝琦案头。孙宝琦一边派人连夜抄录文件内容，秘密报告给庆亲王奕劻领赏，事后又将那份已经曝光了的原件送还孙中山，向革命党讨好。大概是因为这件事给庆亲王留下了好印象，没过多久，孙宝琦与奕劻结成了姻亲。
趁孙宝琦回国述职，庆亲王略施手腕，将他留在国内出任了山东巡抚，本以为是桩美差，上任之后才晓得是个烫手的山芋。其时辛亥革命正好爆发，民众纷纷请愿的局面烧得孙宝琦焦头烂额。革命是革命者的狂欢节，山东独立大会的会场上人山人海，情绪激烈的群众代表认为，值此紧急关头，山东须立即宣布独立！孙宝琦从没见过这么大的场面，不由得有些心虚，嘴上却仍然硬得很：“我是清朝官员，清政府只要还存在一天，我就要尽一天的责任，决不能率领诸君独立。”
独立大会形成了僵局，同盟会派人将会场几个入口守住。有的军人跳上演讲台，一边演讲一边掏出了手枪，在场群众见状，纷纷鼓掌欢迎。这时，身穿黄咔叽军服、腰系棕色宽皮带、佩着肩章的五镇参谋黄治坤冲上主席台，拽住会议主持人夏溥斋的胳膊厉声喝道：“夏会长，我们五镇二百多枝手枪都在等着，如果孙巡抚不答应独立，这个会就要继续开。他要是顽固拒绝，也许会出人命！”孙宝琦见此情景，脸上再也挂不住了，略微沉吟片刻，便将头上的顶戴花翎摘下来往桌上一放，带着哭腔说道：“既然大家都认为独立好，对山东有益，我也不再坚持己见。”夏溥斋乘势大喊了一声：“孙抚台已经宣告山东独立了！”全场顿时欢腾起来，同盟会会员们将早已印好的《山东独立宣言》传单到处张贴，一阵阵口号声震耳欲聋，犹如山呼海啸一般。
然而才宣布独立不久，反对山东独立的政治势力又不依了。他们串通五镇内部的反独立派，成立了“山东全体维持会”，通知刚上任山东军政都督的孙宝琦来开会。会议进行之时，忽然有人站起来宣布：五镇炮标标长张树元已经下令支起了四门大炮，炮口对准了都督府，要会议代表立即表决，不然随时有可能开炮。要山东独立用的是手枪，现在要山东不独立用的是大炮，孙宝琦内心本来就反对山东独立，这一来正中下怀，站在主席台中央宣布山东取消独立，一切恢复旧制。山东从独立到不独立，前后只有13天。
孙宝琦这一次头脑灵活，却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宣布独立的是他，取消独立的还是他，如此朝秦暮楚，视政治大事为儿戏，像是墙头上的一株草，风吹两边倒，结果是两边都不讨好。清廷指责他忘恩负义，是叛臣逆子；革命党更是义愤填膺，放出话来要挖孙宝琦的祖坟、诛灭九族。孙宝琦连声叹息：“君亲两负，不可为人。”心力交瘁之下，他对政事再也无心顾及，闭门谢客，害起了政治病，躲进一家外国医院疗养去了。
民国初年，袁世凯让这位儿女亲家孙宝琦出任政府的外交总长，有一次，参加光绪皇帝与隆裕太后安葬崇陵的葬礼仪式，孙宝琦穿了一套西服前往。到场的清朝遗老众多，纷纷身着清朝素袍官服，跪在地上行三叩九拜大礼，孙宝琦看看身上的西服，有点尴尬。他走上前去，行了三个鞠躬礼，正要退下，有个叫梁鼎芬的前朝遗老几步蹿过来，用手指着孙宝琦的鼻子问道：“你是哪国人？行的什么礼？”不等孙宝琦解释，梁鼎芬提高了声调大声说道：“你忘了你是孙诒经的儿子，做过大清的官，今天穿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真是辱没先人。你是个什么东西？”另一位前清大臣劳乃宣站在一旁跟着帮腔：“问得好！他是个什么东西？我看他不是东西！”在场的人哄地大笑起来。孙宝琦非常难堪，只好低着头说道：“是的，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
孙宝琦才华出众，学贯中西，又长期担任外国公使，深谙东西方文化，本来是可以为这个国家好好做点事的，只可惜生错了时代，落了个两边都挨耳光的地步。此人儿女多姻亲也多，和袁世凯一样是政治联姻的大户。民国初年很多方面的人物都与孙家扯得上关系，比如才女张爱玲的继母孙用蕃，就是孙宝琦的女儿。
除了袁家六女籙祯嫁孙家的儿子外，七子克齐也娶了孙家的女儿。大概是受岳父的影响，袁克齐心中也有一个“西洋情结”，连生意投资也不例外。听说“羌帖”（沙俄时期的纸币卢布）升值快，他成批量地吃进，几经倒手，倒也小赚了一笔。然而常在河边走，鞋子不湿也会湿，当袁克齐倾其所有家当买进“羌帖”，准备大捞一把的时候，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沙俄的金币卢布从流通领域消失，而纸币卢布“羌帖”也贬值到基本上成了废纸，袁克齐的发财梦破碎了。想到那些白花花的银子一去不回，心理怎么也难以平衡，袁克齐变得爱神神叨叨，像祥林嫂似的逢人便诉苦，神经出了毛病。他的妻子（孙宝琦的女儿）也跟着遭殃，建国后生活失去了经济保障，帮助街道居委会做些杂事，贴补家用。夫妻俩有一独子，名叫袁家艺。
陈启泰（1842~1909），字伯屏，湖南长沙人，生来便有异禀，额角上有条白印，形似小龙。据说，在襁褓中时就能识“天”“地”二字。进入仕途后，成了个直言敢谏的清流人物。在御史任内，他曾奏劾浙江巡抚任道镕、副都御史王之翰、湖广总督涂宗瀛等高官，特别是在云贵奏销失察大案中，此人敢于向掌管户部大权的老臣王文韶开炮，导致朝廷不得不派翁同龢亲自审理此案，最后以罢官八十余人结案，朝野大为震动。
到了江苏巡抚的任上，陈启泰发扬敢说真话的优良传统，又要弹劾官员。这次被他当做靶子的是上海道台蔡乃煌，从级别上讲蔡是陈的部下，应该说胜算的把握很大。但是蔡乃煌这个道台不一般，在官场经营多年，对权力圈的潜规则非常熟悉，尤其是他的后台老板非同一般—此人是庆记公司董事长奕劻。
上司参劾下级，向来无有不准的，重则撤职，轻则查办，视情况而定。由于蔡乃煌动用了银子，这回出了新花样，朝廷命两江总督端方查办，上谕中写得很清楚：既查蔡乃煌，也查陈启泰。老迈体弱的陈启泰气得直发抖，满肚子牢骚却又说不出来，只好吞下这枚苦果子，自认倒霉。本以为事情这样就完了，哪知蔡乃煌还有两个后台：一个是两江总督端方，另一个是江苏藩司瑞瀓，正好一上一下，把陈启泰夹在中间。在公事上设置障碍，处处掣肘，搞得陈启泰根本开展不了工作。此后不久，他给皇上写了个请假条，回湖南老家养病去了。因为有这个“死疙瘩”郁积在心，结果积愤成疾，病越养越重，竟阖目不醒，驾鹤西去了。时人称陈启泰是被蔡乃煌、端方、瑞瀓三人联手气死的，王闿运挽联云：“抗疏劾三公，晚伤鼷鼠千钧弩；治生付诸弟，归剩鹅洋二顷田。”
对于这么一位清流派旧官僚，袁世凯还是颇为看重的，他将善于理财的六公子袁克桓挑出来去做陈启泰的女婿，其中蕴含着让这对翁婿互补的意思。袁克桓（1898~1956），字巽安，后改名心武，五姨太杨氏所出。少年时就读于天津新学书院，后与五哥克权、七弟克齐赴英国留学。回国后在北海静心斋总统府教育专馆男馆继续读书。20 岁时结婚，娶陈启泰之女为妻。
此时他父亲袁世凯已经去世两年。经历了短暂的忧伤之后，袁克桓没有沉沦，而是毅然站起来，接受了命运的挑战。他的选择是办实业—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这恐怕也是最好的选择。开滦煤矿和启新洋灰公司是袁世凯在世时支持周学熙创办的两个大型企业，曾经有一度，政治嗅觉灵敏的周学熙感觉到民营之风将要在中国兴起，于是放弃官银号的优惠贷款，转向民间资本寻出路，将企业逐渐转变成私人股东，其中大量股票以“报效”的方式馈赠给了袁氏家族。当时袁氏家族如日中天，赚钱捞银子有袁世凯操心，妻妾和子女们只负责花钱就够了，根本没有人把这些股票放在眼里。到了老袁归天，袁家穷途暮日之时，才想起还有两个大型企业的股票压在箱底。树倒猢狲散，袁家诸子各奔前程，在众人纷纷将这些股票低价抵押、转让、出售之际，袁克桓动起了脑子，他将这些花花绿绿的纸片统统收进囊中，然后拿这些纸片去和总老板周学熙谈判。他袁克桓也是大股东，有权决定企业的前途命运。
袁克桓进入开滦煤矿后，接替大哥袁克定担任公司的常务董事。以前，公司内部事务（包括用人权等）都由担任总经理的英国人说了算。袁克桓提议说，既然公司是两家合营，那么中英方都得有人负责。最后袁克桓的意见被采纳，他的权力无形中增加了许多。
原来的启新洋灰公司，负责管理企业的全是周学熙的旧属亲信，清一色安徽人的天下，袁氏家族的河南系难以与之抗衡。袁克桓进入公司不久，即着手改变这种状况。他说通了八弟袁克轸（也就是周学熙的妹夫），一起联手来扳倒周学熙这棵大树。在1924年新春召开的一次董事会上，袁克轸站出来率先发难，当面指责周学熙用人不当，把公司搞得一团糟。他脸红脖子粗地说道：“对待你的姑爷如此偏袒，为何对老姑爷我就不照顾照顾？”周学熙梗得说不出话，河南帮的其他成员跟上助阵，会场乱成了一锅粥。周学熙原来在启新是八面威风的，现在老姑爷给他难堪，他也不便多计较，从此以后，对启新公司的事也不愿多过问了。这正是袁克桓所要的结果。到了1927年，启新公司改选董事会，袁克桓为首的河南系就占据了显著位置。1933年，袁克桓坐上了公司总理交椅，一坐就是13年。直到抗战结束，风传何应钦将派人以“资敌罪”没收启新公司，袁克桓为保全公司，迫于各方压力，才不得不和启新洋灰公司脱离了关系。
后来，袁克桓还在湖北创办了华新水泥厂以及南京的江南水泥厂，都是建国前大名鼎鼎的大型企业。除了水泥厂外，他还办过玻璃厂、纱厂。据袁克桓的儿子袁复回忆说：“他一辈子都没叫过累。我父亲每天早晨7 点钟准时起床，穿戴收拾好，8点准时到，工友还在打扫卫生呢！……我父亲没有别的嗜好，他就是应酬应酬，打打麻将。舞场、赌场、马场、妓院从来不去。舞场为什么不去呢？理由很简单。有一次他办完房子买卖，吃完饭，很早就回来了。我问他其他叔叔呢，他说去舞场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去，他说：‘手底下的人都去玩，我往那儿一坐，人家还玩不玩？’我父亲喜欢看历史，也喜欢讲历史。一生从来没有假期、星期天。我父亲一生没有私人房产，地无一亩。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搞实业中去了。”这一席话，将勤奋、自律、好学的袁克桓形象勾勒得准确而又生动。
袁克桓有二子五女，二子家宸（即袁复）、家卫，五女家英、家仙、家渠、家菽、家芯。1956年9月，袁克桓因心脏病发作在天津去世，时年58岁。当时的重工业部给袁克桓的家属发来了唁电，并送了花圈，还赠了几千元的抚恤金。
袁世凯的儿女亲家中，剩下的这两个旧官僚都是清末民初颇富盛名的大教育家。
张百熙（1847~1907），字埜秋，湖南长沙人，同治进士，授编修，历任礼部、户部、邮传部尚书。戊戌新政中，张百熙任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应该说是很被提倡维新变革的光绪皇帝所赏识的。奇怪的是，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重掌大印，废除了光绪的若干维新举措，唯独保留下来的就是这所京师大学堂。由此也可以看出，慈禧对兴办教育也很重视，对张百熙这个人是信得过的。
让张百熙当管学大臣，负责清廷的教育工作，算是选对了人。他不仅爱才惜才，而且能辨才识才。有一个年轻人，向来为张百熙所看重。张的宠妾生了病，这个年轻人在家设香案祈祷，事后又来张百熙家里大献殷勤，把这件事说得满城皆知。张百熙摇头叹息：此人虽说有几分才，德性操守却太糟糕。此后，遂渐渐疏远了这个学生。易宗夔在《新世说》中专门记载了这件事，称其“爱才如命，不喜善谄者”。
张百熙管大学堂，第一个问题是聘请总教习。他看中的是桐城派大家吴汝伦，遂放下架子上门恳请。吴汝伦拈着胡须说：人老了，这个事恐怕不能答应。哪怕张百熙死乞白赖，吴老头也不肯松口。弄急了，张百熙双膝跪地，不肯起来，吴汝伦只好答应了。但是有个条件：先到日本考察后再上任。结果，吴老头拖着老迈的身子去了一趟日本，回国后就病倒在榻一命呜呼了，张百熙的一跪也算是白费了。不过，他“爱才如命”的名声，从此更是远播四海。
张百熙的女儿嫁给了袁家三公子克良。
袁世凯在世时，曾经骂这个老三是“土匪”，心底认定他成不了什么大器。和袁家其他儿女比较起来，老三袁克良似乎真是个“莽夫”。曾经在大哥袁克定手下跑过腿，干点侦缉队之类的活，抓个人绑个票，派他去最为合适。最典型的一个事例是怒砸三希堂法帖碑。袁世凯去世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派副官唐中寅清点物品。有一天，唐中寅正在巡逻，忽然发现一队小工抬着几块石碑往外走。唐副官上前追问，此时袁克良不请自到，大模大样地叫小工继续搬运，唐副官自然要阻拦。脾气火爆的袁三公子搬起一块石碑，狠狠朝地上一砸，石碑顿时碎成了几块，袁克良仍不解气，又朝地上狠狠砸了几块，方才罢休，挥了挥手，带着一干人马扬长而去。只是可惜了那些三希堂法帖石碑，价值连城的宝物“玉碎”了。
袁克良一家住在北京八面槽锡拉胡同—这是他父亲袁世凯留下的一笔遗产。娶了张家小姐过了几年，他又娶了个小妾，是个唱戏的，叫孙宜卿。再过了两年，袁克良忽然疯了，不是那种满街撒泼发癫的“武疯子”，而是挺文静地躺在床上，默默看着漆黑的屋顶度日。袁克良一家后来搬到了天津大营门，他有二子三女，二子是家增、家霖。三女是家潜、家佶、家芷。
陆宝忠（1850~1908），字伯葵，江苏太仓人，光绪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他担任湖南学政时，闱场考风狼藉，有童生公然买通监考官帮忙作弊。陆宝忠留心访查，惩办数起，弊情有所减轻。有一年，陆宝忠到湖南衡阳监考，有个童生进考场大概是没听招呼，被当地县官狠狠训斥，童生顶撞了几句，又挨了县官的一顿板子。这事把当地老百姓惹毛了，围攻了县衙门，捣毁了签押房，还扬言要放火烧房子，县官吓得不敢出面。事情平息之后，县官感到自己受了辱，提出要对那个童生处以极刑。陆宝忠经过一番调查后，认为这是个冤案，童生其实并无大错，错的反倒是县官。经陆宝忠保全，结果未戮一人，陆宝忠在衡阳当地获得了极高的评价。“爱才如命”四个字，送给陆宝忠也是很贴切的。
陆宝忠晚年有吸食鸦片的嗜好，朝廷下令严饬戒断，他立即执行。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他向朝廷报告戒掉了鸦片，结果到了四月就死掉了。
袁世凯的五女儿季祯嫁到陆家两年不到，就病故了。第十三女经祯续嫁陆家，成了填房夫人。说到袁家先后嫁到陆家的这两个女儿，两家还有一段恩怨。五女季祯出嫁前，身体就很虚弱，对父亲做主的婚事也不满意。嫁到陆家后不久，就与夫君闹别扭，郁郁寡欢，病倒在床上又不肯吃药，结果年纪轻轻命丧黄泉。季祯去世后，陆家对袁家耿耿于怀，认为把这个身体不好又不大情愿的女儿许配到陆家，是搞“假冒伪劣”。袁世凯为了表明心迹，又把十三女经祯许配给了陆家。袁经祯嫁到陆家后，夫妻俩感情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