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早先的清律，满汉后裔是不能通婚的。“满洲旧俗，凡所婚娶，必视其民族之高下，初不计其一时之贫富。”（昭梿：《啸亭杂录》）若满人娶汉女，不能上档、不能领红赏和钱粮。如果满族女子嫁汉人，则取消该女子原来所有的特权，还要受到非议和谴责。
东北地大物博，容易谋生。晚清以后，从山东、河北、河南“闯关东”的人越来越多，朝廷只好开禁，允许关内移居东北的汉人与满人通婚。但是仍留下了一个尾巴：对满族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八旗子弟从关内北京等地回东北开垦种殖。
满汉通婚开禁之后，袁世凯得风气之先，立马与满清权贵订立了几桩姻亲：五子袁克权娶两江总督端方的独生女儿；十三子袁克相娶军机大臣那桐的孙女儿；七女袁复祯嫁给了陆军部尚书荫昌之子荫铁阁。此外，原先订下的婚姻还有次女袁仲祯嫁端方侄子。袁世凯死后，袁仲祯坚决解除了这桩婚约，嫁给了晚清大臣薛福成的孙子薛观澜。
晚清流传一句民谣：“京城旗下三才子，大荣小那端老四。”大荣是荣庆，小那是那桐，端老四是端方。这三位才子不仅有学问，擅诗文歌赋，好金石书画，而且思想和行为既新潮又时尚，与满清那些顽固派截然不同。年轻人永远是代表未来的，何况又是特有才华的三个年轻人，袁世凯自然会向他们抛出橄榄枝。荣庆早已进入袁的幕府，那桐和端方更不用说，无论在军机处还是在封疆大臣位置上，他们都是帮袁世凯说话的铁杆“保袁派”。
先说端方（1861~1911），此人字午桥，号陶斋，满洲正白旗人。端方一生历仕南北，总督一方，在晚清政坛显赫一时，许多大事件中都担当了重要角色。其幕僚劳乃宣这样评价他：“昼则接宾客，夕则治文书。其治事也，幕僚数人执案牍以次进，旋阅旋判，有疑义随考核加咨取焉。谋虑即得，当机立断，未尝见其有所濡滞，亦未闻其事之有遗误也。”精明能干的形象跃然纸上，连翁同龢也称赞他“读书多”“勤学可嘉”。
这个人喜欢谈论时局，遇人动辄滔滔不绝，观点符合文明潮流，代表了当时的先进文化，这一点很对袁世凯的脾性。说起来，袁世凯和端方早已有过政治上的合作，而且合作得很愉快。丁未政潮酣战正急，时在上海担任两江总督的端方通过技术造假，伪造了一张岑春煊与梁启超在一家报馆门前合影的照片，看到这张照片，慈禧太后勃然大怒。岑春煊一直是她眼皮底下的红人，竟然和维新派搞到了一起，结果自然是撤职。威风凛凛的岑春煊，就这么轻松地被扳倒了。这件事弄得端方声名鹊起，郑孝胥评价天下人物有几句名言：“岑春煊不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端方有学有术。”
宣统元年（1909），端方调任直隶总督，一般人都认为他将要为清廷挑大梁了，哪知关键时刻栽了个大跟头，而且这一跤跌得不轻。
事情的起因小得不能再小，仅仅因为在给慈禧太后举行葬礼时，他安排手下砍了几棵树，照了几张照片，就遭贬职丢官，由此也可看出宦途之险恶。这件事是由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最先发难的，背后的黑手却是杨崇伊。其时李国杰为农工商部左丞，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参劾端方在陵园砍树坏了风水，照相更是摄走了皇室的魂灵，隆裕太后拿不定主意，把案子交部严议，几经折腾，结果倒霉的端方还是被剥夺了官职。
李国杰是杨崇伊的女婿，他参劾端方，是为了帮岳父出一口怨气。这事说来有趣，扼要简述一下。杨崇伊，字莘伯，戊戌政变的最初发起者就是此人，是维新派的死敌。本以为戊戌有功，事后却并未受奖，与荣禄的关系也比较僵，于是辞官回乡。心情郁闷中偏偏与吴姓人家为争夺一个婢女，动了洋枪，涉讼公堂。当时的两江总督是端方，听说这个顽固派遇此一劫，索性落井下石，以风流罪严办，杨崇伊遭到了革职严管的处分。经历了这场风波，杨崇伊对端方耿耿于怀，逮住了机会自然不肯放过。官场上的一报还一报永远是没有止境的。
其实端方遭遇贬官与他和袁世凯交好也不无关系。宣统三年（1911），端方东山再起，被朝廷授命为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出京南下赴任途中，经过河南彰德，他专门下火车去拜访袁世凯。此时袁虽说仍在洹上村当“隐士”，但是朝野上下希望他复出的呼声越来越高，袁世凯出山只是个时间问题。这次会面，宾主双方是在非常愉悦的情形下进行的，袁世凯还专门安排了一场电影—这在那个年代十分少见的。除了谈论时局和对策外，两家还订了这两门姻亲。陶雍是端方的独生女儿。袁克权谈吐儒雅，是袁世凯的爱子，这桩婚姻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慎重的考虑，也足见袁世凯与端方关系之不一般。
端方要了顶官帽子，但是并不想去四川。铁路收归国有后，川、粤两地当初投资铁路的官绅们群情激愤，保路运动闹得风起云涌，四川尤为激烈，此时前往甚至会有性命之忧。然而留在湖北，湖广总督瑞瀓却不高兴，疑心端方是来抢夺他的总督官位，便旁敲侧击催促端老四快快动身。端方说，手下无兵，容再延缓几日。瑞瀓慷慨拨出第八镇步兵第三十二标，不够，又从各协拨出一批人马成立一标，称为三十一标，全都交给端方统领。人家做到这个份上了，端方再也赖不下去，只好乘轮船经宜昌溯江而上。
船越往上游行，端老四心里越没有底。四川总督赵尔丰是个官油子，此时的心态也和瑞瀓一样，担心端方来抢夺官位，故意将保路同志会的满腔怒火往端方身上引，此时满清权贵入川，意味着矛盾将进一步激化。朝廷大概是知道了这个情况，又紧急下达了一道谕旨：任命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原四川总督赵尔丰回任川滇边务大臣。可是岑春煊也很机灵，知道这个时候进川如同玩火，是拿生命在玩一出游戏，因而再三请辞，理由也冠冕堂皇：身体有病，不宜进川。于是清廷又想到端老四，再补发一道上谕：任命端方为四川总督。
就这么走走停停到了资州，端方忽然发现四周全都是“保路同志会”的人，自己犹如坐在一个炸药桶上，随时都有被炸飞的危险。在瑞瀓送给他的第三十一、三十二标中，如江国光、单道康、邱鸿均、梁维亚等数十人皆是革命党激进分子。当队伍走到宜昌时，就曾有部分人有过杀端方祭旗起事的想法。革命党首领居正认为，武昌起义尚在准备中，杀了端老四会暴露目标，对起义不利，这样端老四才暂时保住了一颗脑袋。
到了资州，杀端的呼声又起，暗潮涌动，只是端老四不晓得。恰逢其时，有人假托满清新贵铁良的名义致电端方，说北方革命党起事，京都危急，两宫已经向山西疏散了，请端方迅速入陕保王。这天，端方召集两标高级军官开会，透露开赴陕甘扩编成军的消息，并向自流井盐场商借银子三万两，作为队伍的开拔费用。
两标官兵多半是湖北人，背井离乡，长途跋涉，已是心有不满，现在听说还要开赴陕西，更是怨声载道。革命党乘机秘密开会，认为武昌已举义旗，两标义士因随端老四赴川，失去了参加武昌起义的资格，留在武昌参加起义的，现在都成了革命功臣，而他们还要跟随这个旗人进入陕甘，岂不是辱没祖宗？即使将来回到湖北，也会被人耻笑。众人越议论，情绪越激昂，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不杀端方，无以明心迹。
这个秘密会议的内容被端老四侦知了，更是寝食不安，肝病也趁势发作。手下的亲信给他出主意：乘船经宜昌返回武汉。端方摇头，长江沿线已被革命党控制了，走这条路线等于自投罗网。又有人向他密陈，愿出死力保他出川，但条件是只允许端方一个人与他同行。端方用警觉的眼光看了那人一眼，仍然摇头。
就在这急乱之中，他忽然心生一计：数年前曾有传说，端方的生母是大臣陶澍家中的一个婢女，陶暗中把她收了房，肚子大了，太太吃醋，硬将她逐出，才归了端方的父亲。端方实际上不是满人，而是汉人陶澍的儿子。在这个传说中，人们还列举出他的名号“陶斋”为证。关键时刻，端老四希望这个传说能帮他的忙。十月初五，端方杀猪宰羊，大张盛筵，召来三十一、三十二标排长以上的军官，还请来资州地方富商名绅作陪。酒喝到七分，端方宣布他恢复陶姓，改名陶方，和满人划清界线，并拿出一叠“陶方”的名片当众散发。
众军官中，对他姓端还是姓陶不感兴趣，最关心的是队伍将来往哪里去。端方不敢以实相告，嘴上支吾了一番，急得眼泪直往下掉，很快被密密匝匝的士兵团团围住了。端方的胞弟端锦出来解围，对士兵许诺说：只要保护他们哥儿俩至西安府，愿出白银四万两犒赏。站在前排的士兵听到了许诺，站在后排却没有听清，还在大喊：“爱钱就不要命，要命就不爱钱，就是当官的答应了，老子们也放他不过！”端方兄弟眼看如此情景，知道军心已变，回到营中，二人相抱大哭。
杀机已动，端老四性命就难保了。十月初七凌晨，端方兄弟二人密备了两乘小轿，将两只行李箱系在轿后，正准备趁黑夜逃遁，才行出数十步，突有数十个提抢的军人冲出，将小轿团团围住。端方见势不妙，跳下轿来要逃跑，却被一把刺刀拦在胸前。
“你们这是干嘛？”端方声音发抖地问。“请大帅升天！”队官刘凤怡大声说。
连推带搡，众刀齐下，砍了六刀之后，端老四一颗血淋淋的脑袋滚落到了地上。其弟端锦见此惨景，万分悲痛，大喊一声“四哥—”转回身来，又大骂那帮兵丁“混账王八蛋”。有个叫贾志刚的兵丁冲上来，照准端锦的脖颈就是一刀。端家兄弟的首级割下后，被当做战利品装入铅箱，放入石灰，沿途示众，最后拿到武昌去报了功。据说，黎元洪见了这两颗人头，不由得连声叹息，让人暂存在武昌洪山禅寺。这支队伍，被黎元洪编为“教导团”。
端方、端锦兄弟的无头尸体，被端的幕僚夏寿田（此人后来成了袁世凯的重要幕僚）收殓后放入棺木，一路护送北归，辗转回到京城。端方被清廷赠以“太子太保”，予谥“忠敏”。次年，袁世凯当了大总统，派人把端方兄弟的头颅从洪山禅寺取出，与尸身连接起来，予以厚葬。
据袁世凯家人回忆，端方兄弟被杀身亡后，他们在京城的家眷吓得六神无主，最先想到的主心骨还是袁世凯。他们脱下满服，改扮成汉人装束，乘火车来到彰德洹上村避难。因为来得太匆忙，没有合适的大宅屋供他们住，就暂时挤在各房里，度过了最为艰难的一段岁月。提到端方，平素不爱动感情的袁世凯也满脸忧伤，认为端老四是他最能推心置腹的一个儿女亲家。
袁克权（1898~1941），字规庵，号百衲，是朝鲜族二姨太白氏所生，为袁门第五子。袁世凯闹洪宪帝制时，曾让他和长子袁克定、次子袁克文同穿太子服，由此可见袁对这个五儿子的器重。袁克权确实也聪明过人，他从小最佩服的一个人是严修。1913年，他和袁家几个兄弟袁克桓、袁克齐一起跟随严修出游欧洲各国，就读于英国齐顿汉姆公学，一年后归国。1916年，袁克权刚满18岁，骤然遭受丧父失怙之痛，袁氏家族也从权力的巅峰跌落到九层地狱，其心灵的创伤是不言而喻的。
末世王孙的出路在哪里？他年纪轻轻，深深陷入困顿与疑惑。仕途是再也不能指望了，沉沦又于心不甘，唯一能供他选择的恐怕只有“隐逸”二字。好在新婚妻子陶雍能理解他，同样遭受了家破父丧的巨痛，这对苦命夫妻相怜相惜，相互搀扶着往前走。
端方生前是闻名遐迩的大收藏家，家中古玩珍品不计其数，其中毛公鼎更是中国青铜器中的扛鼎之作。袁克权、陶雍订亲之时，端方夸下海口，要将此鼎作为女儿的陪嫁品。谁知天公不作美，他竟在四川死于非命。这个毛公鼎后来被其后裔抵押到天津华俄道胜银行，无力赎回，遂流落于民间，现收藏于台北故宫。不过陶雍的陪嫁依然不薄，完婚之日，端方家以百衲本《史记》、仇十洲的名画《腊梅水仙》和陈鹤的名画《紫云出沙浴图》等三件稀世珍宝馈赠，也算得上是价值连城了。
有岳父的收藏珍宝垫底，袁克权夫妻的隐逸生活也还过得不错。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们靠典当家产过日子。袁克权常同严修、方地山、张伯驹等人诗酒唱和，也与报馆文人混得很熟。张恨水创作的小说《金粉世家》，很多故事就是从袁克权那儿听来的。
袁克权流传后世的诗集有《百衲诗选》和《忏昔楼诗存》两种。诗风淡雅，感情浓郁，一任忧深似海，于无法言说处泄露隐情，常能令人反复吟诵，韵味无穷，因此有不少拥趸。袁克权的诗作中有不少叙述家史的，对父亲袁世凯，他的感情复杂而又奇特。他有一首诗题为《故园接叶亭前梨树》，诗前小序中写道：“故园接叶亭前梨树，先君己酉退居时手植也。每当清暇，辄扶依啸傲，流连竟日。丙辰遘变，先君弃养，而斯树亦枯萎同谢。因为短章以志感云尔。”诗云：“星坼龙飞直到今，画亭春暖不成阴。孤鸾别向蓬池远，双桧看依魏阙深。只为遥怜辞庙日，可堪重少济时心。当年昼锦筹觥在，每过空堂泪满襟。”这类怀旧伤怀的诗，传达出人是物非的苍凉，叫人不忍卒读。
袁克权的妻子陶雍也是才女，不仅能红袖添香，文采也颇佳，夫妻二人感情笃深。袁克权一生未纳妾，育有四男四女，分别是子家诩、家说、家誉、家諲；女家训、家诜、家諿、家诒。袁克权死于1941年，时年仅45岁。
那桐和荫昌是袁世凯的盟友，关键时刻帮过老袁的大忙。对这两个亲密的合作伙伴，老袁的报答方式是结成儿女姻亲。往更深层次去追究，袁世凯要想地位更稳当。要想在政坛上混得更好，也离不开这一对满清新贵的扶助。
那桐（1856~1925），清末满洲镶黄旗人，叶赫那拉氏，字琴轩。举人出身，在清末光绪、宣统年间先后充任户部尚书、外务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等重要职务，对晚清政局影响不小。他有功于袁世凯，主要是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与徐世昌等人一起保荐袁老四出山。摄政王载沣对徐世昌的话可以不听，对那桐的意见不能不参考，何况那桐的话说到了绝处：愿以身家性命担保！载沣看到那桐如此死保袁世凯，不由得怒火上升，板着脸狠狠批评了那桐几句。
谁知道那桐也并不是那么好惹的，将头上的官帽子摘下来丢到桌上，告老辞官不干了。庆亲王也乘势配合，天天不上朝，闹起了罢工。前线军情十万火急，加急电报一封接一封雪花似的飞来，手下的几个大臣却和他闹别扭。载沣急得傻了眼，只好赶紧让步，请那桐“乘坐二人肩舆”，授袁世凯钦差大臣节制各军。
袁世凯知恩图报，此后不久，就订下了一门婚事：袁克相（字守安）娶了那桐大孙女张寿芳。袁克相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中英文都好，书法上也有一手，以善写篆书而在天津闻名。遗憾的是婚后夫妻二人感情不和，于1958年离婚，膝下无子。建国后，袁克相在天津第四十一中学教英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首先揪出了他，连续不断地批斗、游街、毒打，使这个孤独的鳏夫含恨离开了人世。
荫昌（1859~1928），满洲正白旗人，字午楼，又字五楼，同文馆毕业，早年留学德国学习陆军，出任过驻柏林使馆三等翻译。在满清后代中，此人出国留过洋，脑袋瓜子里装了不少新思想，正是这一点极为袁世凯所看重。天津小站办新建陆军，向袁推荐“北洋三杰”的就是这个武备学堂总办荫昌。袁世凯在山东办新政，与德国人谈判遇到了麻烦，还是这个荫昌从德国赶回来帮忙，成全了袁老四的好事。此后荫昌调至山东佐赞军务，直接归入袁世凯麾下任副都统，在与八国联军议和中，这个懂洋务的人起了重要作用。
宣统三年（1911），清廷下诏废除军机处，颁布新内阁官制，设立责任内阁，以庆亲王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大学士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各部共设13个大臣，满人9人（其中皇族5人），汉人仅4人，时称“皇族内阁”。就在这时，荫昌出任陆军大臣，实际上掌管了清廷的军事大权。
武昌枪响之初，荫昌受命节制湖北各军，前往弹压。此前有胡思敬弹劾其人有书呆子气，不宜担当最高指挥官。果不其然，火车行到河南彰德，荫昌下车前去拜访袁世凯，讨教如何对付革命军。其实荫昌聪明得很，他心里十分清楚，名义上归他管辖的冯国璋、段祺瑞等人的军队，实际上“总舵主”仍然是袁世凯，指挥常常失灵，凡事还得仰仗“总舵主”掌舵。
清帝退位后，荫昌跑到青岛躲了一段时间，避过风头，还是投到了袁世凯门下，担任总统府侍卫武官长，为老袁看家护院。袁世凯死后，荫昌仍在北洋担任高官，凡是北洋政府与“小朝廷”之间仪式性的场合，都少不了荫昌这个特使进宫周旋。荫昌做人乖巧是很有名的，1927年末代皇帝溥仪结婚，荫昌先向溥仪行鞠躬礼，然后又跪在地上磕头，巧妙地解释说：“先前行的鞠躬礼代表民国，现在奴才是给皇上下跪。”做官灵活到了这个份上，也真是难为了他。
由此说来，袁世凯结下荫昌这个儿女亲家还真是有远见，既有满清名望，又实用，政治联姻的妙处可窥一斑。
本节末尾说说袁世凯次女袁仲祯的婚姻。父亲为她订亲时，她才14岁，爱情只是挂在柳树枝上的一片绿芽，遥远而又朦胧。父亲去世那年，袁仲祯已经长大成人了，陡然间遭遇家庭的巨变，她像一只随风而去的小舟，在茫茫大海上孤独地飘荡。一个偶然的机遇，袁仲祯认识了薛观澜，此人是晚清重臣薛福成之孙，狂热地痴迷于京剧，与袁克文、张伯驹来往密切，对袁世凯死后袁家的遭遇，薛观澜深表同情，也许正是这一点打动了袁仲祯。经表哥张伯驹介绍，这一对恋人结成了伉俪。薛观澜与北洋旧属多有交往，又与宋子文等人关系亲密，曾写过不少民国掌故发表在当时的小报上。此人以迷恋京剧出名，尤其是对京剧名角余叔岩的研究，堪称专家。薛观澜、袁仲祯的子女中，有位叫薛民见的学者，建国后在上海文史馆工作，出版有《黎元洪年谱》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