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前夕，立宪派首领张謇北上赴京，途中专程前往彰德会晤了“隐士”袁世凯。他们的这次见面，被后世称做“在野的两大政治巨头会师”。
张謇一生中当的最大的官是翰林，而且只当了120天，几乎不能算是进入了官场。但是，在晚清诸多重大事件中，却到处留下了他的身影。曾有一度，张謇与袁世凯关系闹僵，不通音讯长达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袁世凯主动拜访张謇作倾心长谈，二人尽释前隙，化干戈为玉帛，重新成了政治上的盟友。
这年四月底，张謇带着一大批随员从上海乘轮船溯江而上。在汉口只停留了半天，然后乘专列沿京广线匆匆北上，他的一个重要计划是会晤贬官在籍的袁世凯，共同分析时局，商讨对策。张謇很明白，尽管袁世凯罢官在野，但他在北洋系中的潜在势力仍然丝毫未减，任何政治上的计划，没有袁世凯的默许和支持，都会流于纸上谈兵。五月十一日下午5时，火车到达彰德，袁世凯早已派副官用轿子迎候。张謇上了轿子，直奔洹上村，与袁世凯密谈至深夜。袁世凯本来还想留张謇过夜，因张急于赶赴北京而辞谢了。张謇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午后五时至彰德，访袁慰亭于洹上村，道故论时，觉其意度视廿八年前大进，远在碌碌诸公之上。其论淮水事，谓不自治，则列强将以是为问罪之词。又云，此等事，乃国家应做之事，不当论有利无利，内民能安业即国家之利，尤令人心目一开。”
袁、张洹上会晤意义非同寻常，张謇为立宪派物色到了满意的政治领袖，袁世凯则寻找到了一个坚强的政治后盾，晚清的两股政治势力（立宪派与北洋系）汇合到了一起，在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时期密切配合，最终形成了难以抗拒的潮流，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刘厚生曾评价这次政治会晤的意义和影响：“张謇不过是一个书生，并没有多大势力。袁世凯是一个被罢免的官吏，亦无实在权柄，为何两人一夕之谈，竟能决定清廷之命运呢？张謇本身并无势力，他的声望，却足以影响各省咨议局。袁世凯虽然身居彰德，其蓄养的政客甚多，又有一手训练的精兵十余万人，仍有猛虎在山之势，亦为张謇所十分明了。当张謇初晤袁世凯时，袁世凯对张謇的来意不明，谈吐之间，一味闪避，专打官话。后来见张謇坦白的态度，诚恳的语言，已完全明了张謇的本心，不由得把自己的意见略略吐露。袁世凯在送张謇出门时，很恳切地对张謇说：“有朝一天，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参见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81页，1985年第一版）
如此看来，张謇的这次北京之行，在为立宪运动摇旗助威的同时，无疑也帮了老袁一个大忙，做了一回说客。
武昌起义枪响的第三天，清廷颁布了一道命令：派陆军大臣荫昌统率北洋军两镇南下讨伐，并令海军提督萨镇冰派遣兵舰协同作战。在清朝高层当权者眼里，黄鹤楼附近的这一场骚乱不足为虑，几个革命党并不难对付，在经历过太平天国起义、庚子之乱这样的社会大动荡后，晚清统治者的心理素质磨练得比牛皮厚多了。
就在以上命令颁布后的一天，洹上村来了个秘密客人，他是被派南下作战的军队统领冯国璋，此行的目的，是来向老袁请示机宜的。袁世凯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用手指蘸水，在桌面上写了六个字：“慢慢走，等着看。”冯国璋颔首微笑，拱手告辞。此后被调南下作战的北洋军果然磨起了洋工，玩起了“六军不发无奈何”的赖皮游戏。赴前线作战的总指挥荫昌见势头不妙，也留在了北京没有动身。
下一步是庆王奕劻、徐世昌等人粉墨登场。他们来到宫廷当起了说客，建议起用袁世凯“讨伐叛军”，当场甩出句硬邦邦的话：“要收拾这样的混乱场面，非袁不可！”摄政王载沣征求各方面意见，也大多是相同看法，连总指挥荫昌也不例外，成了袁世凯的铁杆保荐派。无奈之下只得起用袁世凯，任命袁为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要他当荫昌的副手。
对于这样的任命，袁世凯没有贸然答应，而是以“足疾未痊”的理由推辞了。奕劻感到奇怪，朝廷要老袁站出来当领导，这个人却扭捏作态，借口腿疼病未好，不能工作，用心何在？让徐世昌去洹上村摸底调查，徐世昌回京后一脸的“气愤”：真是不像话，他还提出了就职的条件。奕劻问什么条件。徐世昌端出了他与袁世凯商量好的六条：明年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开放党禁；宽容武汉起义人物；授以指挥前方军事的全权；保证粮饷充分供给。这一出双簧戏，徐世昌演得惟妙惟肖。
此时的清政府已成骑虎难下之势。继武昌起义后，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浙江、安徽、广东、福建、广西等省纷纷响应革命，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而南下讨伐的北洋军，又全部停留在信阳和孝感之间，道路阻塞不通，荫昌下达的军令也常常被莫名其妙地推诿。此时革命军乘虚而入，在汉口发动了新一轮攻势，兵力推进到三道桥，势不可挡。清廷当权者总算知道那句“非袁不可”的含义了。九月六日下令解除荫昌督帅职务，派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冯国璋的第一军和段祺瑞的第二军以及水陆各军。
就在这个命令下达的当天，北洋军露了一手，奉袁世凯的秘密指示向汉口革命军发动了猛烈进攻。打了大胜仗，北洋军却没有乘胜追击。他们明白养敌自重的道理，一方面给革命军一点颜色，一方面给清政府一点甜头，就这样打打停停，进进退退，袁世凯于不动声色中慢慢地动摇着大清王朝的根基。袁世凯曾把这个方法比做“拔大树”。在一次同杨度的谈话中他说道：“专用猛力去拔，是无法把树根拔出来的，过分去扭，树一定会断折，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才能把树根的泥土松动，不必用大力一拔而起。清朝是棵大树，还是三百多年的老树，要想拔这棵又大又老的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闹革命，都是些年轻人，有力气却不懂得拔树。搞君主立宪的人懂得拔树却没有力气。我今天的忽进忽退就是在摇撼大树，现在泥土已经松动了，大树不久也就会被拔出来的。”这番夫子自道，很能说明袁世凯政治上已经磨砺得十分成熟和老练了。到后来，兵不血刃，逼迫“娃娃皇帝”溥仪退位，从而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帝制，袁世凯的政治手腕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在中国人的印象中，袁世凯一直像是卡通片中的坏蛋人物，遭受世人唾骂。人们总是毫不吝啬地送给他一顶又一顶“帽子”，其中最为“显赫”的一顶是“窃国大盗”，这顶帽子最先是陈伯达送给袁世凯的，久而久之，此一词条已经成了袁世凯的专利。
按同盟会在辛亥年间的实力，要推翻满清政府机会并不大，此前多次起义、暴动连连失败，就反复证明了这一点。要取得成功，恐怕也还要走很长一段路。何况起义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共和之路”就变成了坦途，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不经启蒙，不经洗礼，哪有一日之间摇身一变成为“共和”的可能？用唐德刚先生的说法：这种制度转型是一个漫长且痛苦的过程，决非三五年之功。
应该说那时候袁世凯的呼声很高，是一个各方政治势力均能够接受的人物。北洋派自然认为“非袁不可”，中国的政局唯有袁世凯能掌控。连革命党内部的一些高级干部如黄兴、宋教仁、汪精卫等，也都持“非袁不可”的观点，这倒并非他们忽然间成了袁世凯的支持者，而是根据时局变化得出的清醒判断。
宣统三年（1911）岁末，独立各省都督代表集会南京，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无钱无兵的孙文随即电告袁世凯：自己只是暂代的临时大总统，一旦袁世凯反正，随时让位。半个月后，孙文再次致电袁世凯，重申诺言。虚位以待的原因还是只有一个：非袁不可。
既然大家都认为“非袁不可”，“窃国大盗”一说又怎能成立？
历史上的反面人物，是一个值得认真探索的话题。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人们的认识能力和水平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脱离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评价历史人物，是不真实，也不公允的。
那么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袁世凯想当总统何尝不可？至于他未能将社会成功转型为共和，没有能够成为“中国的华盛顿”，那则是另外一个话题，这与袁世凯个人的历史局限性有关，也与中国的封建专制土壤有关。正如唐德刚先生所说：“客观历史早已注定了他这个边缘政客不论前进或后退，都必然是个失败的悲剧人物。”（参见唐德刚：《袁氏当国》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