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是晚清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清政府坐井观天，认为月亮只有中国的最圆，自大到了可笑的地步，对于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充耳不闻。封闭和排外带来的后果极其惨痛，一场海战刚刚开打，庞然大物就轰然倒在了“小日本”手下。面对败局，国人无不震惊，为国家的命运扼腕叹息。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十八日，李鸿章率团赴日本谈判议和。作为败方的代表，李鸿章这次日本之行十分狼狈。谈判桌上，战败国一切皆处于不利。日本提出极为苛刻的条件，逼李鸿章答复。谈判进行到第三天，李鸿章回旅邸途中竟遭日本浪人枪击，子弹射伤面颊，当场晕厥。李鸿章缠着纱布，吊着绷带，坚持回到谈判桌上，尽管他的这个行为赢得了国际同情，但是他所签订的《马关条约》依然很苛刻，被世人认为是丧权辱国的条约。
李鸿章归国后，政治地位一落千丈，国人骂声一片，所有脏水全都往他头上泼。在极度悲凉的心境中，这位73岁的老臣写了一首马关记事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路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征旗大将坛。寰海尘氛纷未已，诸君莫作等闲看。”
恩师李鸿章处境艰难，袁世凯的日子也不好过，有人指责他擅启边衅，是清政府战败的罪魁祸首—这样的指责太苛刻，并无什么道理。但是，对于36 岁的袁世凯来说，内心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加上在朝鲜经历的诸多磨难以及那些烦心的家务事，他感觉身心疲惫，甚至于萌生了退出政坛的想法。
当时西洋人见中国战败，一批军火商应运出现，向清政府兜售军械装备。因情形不熟，语言不通，常常雇请中国人为经理，国人称之为“买办”。袁世凯见仕途不畅，即求致富，想去当一名办洋务的“买办”。但是当买办是有条件的，需要缴纳保证金数万元，袁世凯两袖空空，无从下手。
先前袁世凯任前敌营务处时，与奉天举人王英楷来往甚密，结为莫逆之交。王英楷身高体胖，人称“王胖子”，是东北有名的巨富（后来娶了孙传芳的胞姐，成为孙的姐夫）。袁世凯给王英楷写信求助，王胖子挟重金来到天津，问袁世凯要钱何用。等袁世凯简略说明情况后，王英楷眉头紧锁，说道：“以前看你英气逼人，以为胸有大志，现在看来，志向未免太小。”袁世凯说：“洋人国务大臣退位后，都以充当工商经理为荣，老兄为何责我志小？”王胖子说：“买办者，为洋人所雇佣，你又不识洋文，如何在此间谋生？且买办手段，在于奔走官场，狗苟蝇营，非你所能。如今正值朝廷战败后的噩梦初醒时分，百废待兴，为何不乘时势大展才干，却偏生要去做洋奴才？”袁世凯听罢如同醍醐灌顶，怔怔地看着王胖子，半晌说不出一句话。
王胖子侦知，河间有个姓赵的古董商，与李莲英有亲戚之谊。遂用银子打通关节，让袁世凯有了被慈禧太后召见的机会。有这条线引路，袁世凯在皇城根下大展结网功夫，分别走了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奕劻的门路。诸位大臣把这个能带兵、善作战的袁世凯当做奇珍异宝，纷纷将其纳入自己的夹袋，视做门生。
把持督办军务处的是清廷最重要的几位大臣：醇亲王奕譞、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翁同龢、李鸿章、荣禄。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上述几位大臣会商编练新军事宜，同时任命袁世凯负责起草练兵计划和规章制度。不久，他们奏请朝廷变通军制，并奏请委派袁世凯督练新军。朝廷发下圣旨，令袁到天津小站接管胡燏棻的定武军，改名为新建陆军。
袁世凯遵令前往，开始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事业—北洋练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