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八年（1882）清朝藩属国朝鲜发生了一场兵变，史称“壬午事变”。朝廷派吴长庆率兵前往弹压，历史将一次机会摆在了袁世凯面前。
事情得从朝鲜王哲宗去世说起。哲宗无子，立12岁的李熙为王，其生父大院君李昰应监国摄政。李昰应是个守旧派人物，对一切变革都看不顺眼，对日本维新尤为不满，仅仅因为日本大使在拜见他时穿了一套西服，就下令断绝朝日两国通商，韩国人与日本人交往者处死。日本人以为受辱，遂有“征韩论”。
李昰应有个内侄女叫闵慈英，美丽异常，且又知书达礼，在高墙深锁的王宫后院里，这一朵娇艳的花分外引人注目，于是被李昰应收为儿媳妇，成为王妃。
谁知道事与愿违，闵氏成为王妃后，并不是按照预定的治国方略行事，摄政王的指挥棒不灵了，这让李昰应大为光火。事情还在进一步发展，这个王妃闵氏，上帝在赐予她漂亮外表的同时，也赐予了她智慧和才干，她利用太后赵氏厌恶大院君专擅的心理，怂恿闵奎镐、赵宁夏以及李昰应的长子载冕等人，逼迫李昰应让开位置，让国王李煕亲政—李熙性格软弱，闵氏是铁腕女人，实际上是闵氏自己当政。
掌握政权后的闵氏开始了一系列改革，由“仇日”变为“亲日”，聘请日本军官训练“别枝军”，以代替李昰应的“亲军营”。在改革军队的过程中，大批士兵被裁汰，留下来的士兵又经常领不到军饷，矛盾日积月累，终于酿成了一场兵变。驻扎在朝鲜京城的五千士兵因军饷拖欠太久，多次向政府恳求发饷，政府迫于压力发了一个月的军饷，可发下的粮食里面居然掺杂了沙石。愤怒的士兵再也忍不住了，一哄而起，杀死了日本军官。大院君李昰应乘机煽动，七月初，士兵包围了王宫，欲杀闵氏。闵氏见势不妙，赶紧换了套衣服仓皇出逃，带着幼小的儿子跑到族人闵应植家中避难。
遭遇兵变后的王妃闵氏向清政府求援。这时李鸿章回籍办丧事，署理北洋的是张树声，经请示清朝廷后，派庆军入朝鲜援助国王李熙和王妃闵氏。
随后上演了一场惊险生动的“鸿门宴”，袁世凯在戏中担当了重要角色。庆字军抵达汉城南郊，驻师屯子山，吴长庆轻车简从，只带了几个贴身侍卫造访李昰应。宾主相见，略作寒暄，李昰应愉快地答应第二天到庆字营回访。
次日，李昰应如约前来，他的扈从侍卫却被挡在了军帐之外。
二人坐下没谈几句，李昰应似乎感到情况有异，意欲起身。吴长庆使了个眼色，久候一旁的袁世凯立即上前，半扶半挟，没等李昰应反应过来，就将他塞进了一个事先预备好的二人小轿，星夜上路，在马山浦登上兵船，经天津塘沽港，转道送往保定软禁。
之后，清军又找到了因兵变流落民间的王妃闵氏，由袁世凯护送回了王宫。
在处理朝鲜问题上，明显可以看出清廷当权者思维逻辑的混乱。王妃闵氏有排华亲日倾向，却被清廷当做了帮扶对象。大院君李昰应亲华仇日，却遭到清廷的软禁。政治和外交上的糊涂举动，使朝鲜后来的局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不过在朝鲜的这次兵变中，袁世凯是最直接的受惠者。事后论功行赏，吴长庆称袁“治军严肃，调度有方，争先攻剿，尤为奋勇”。经回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奏请，袁世凯以同知补用，赏戴花翎。
这一时期袁世凯声名鹊起，另一个因素是他的严格治军。
清末的军队，腐朽是有名的，无论八旗还是绿营都不堪一击。庆营的兵丁基本是临时征募而来，军纪松弛，作风败坏，医治这样一个重症病人，非得下重药方能有效。
由于袁世凯被定性为千古历史罪人，关于他的正面史料十分鲜见，即便偶尔有零星细节，也被淹没在唾骂之中。《容庵弟子记》是袁世凯的弟子早年写的一本书，其中记录了袁世凯在朝鲜的一些事迹，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
刚踏上朝鲜这块土地时，袁世凯听到一条举报：有人奸淫了朝鲜妇女。他严令追查，很快抓获了那个人，毫不留情地斩首示众。最让人吃惊的是，有一次吴长庆巡视军营，见城墙前有无数人在那里围观，趋前一看，城墙上挂着七颗血淋淋的人头。吴长庆感到纳闷，回到营中，忽听袁世凯来禀报，城墙上七颗人头是他所为，为严肃军纪先斩后奏。
袁世凯手下有个武弁，平时打仗卖力，很受赏识。一次行军中，从他身上掉下了块红绸巾，众人觉得奇怪，袁世凯追问他也不答。结果第二天有个朝鲜富绅来告状，家中美妾遭人奸污，经指认正是那个勇敢的武弁。许多人来为武弁求情，袁世凯心情也很矛盾，踌躇再三，还是得斩首示众。准备行刑之前，吴长庆也来替那人说情，“乞贷一死，坐久不去。”袁世凯久久没有说话，忽然起身，手捂着肚子要去上厕所，顺手从桌上翻出一本书让吴长庆阅读。不一会儿，袁世凯回来时朝吴长庆拱手请罪：“武弁已杀，大人宽恕。”吴长庆面部表情瞬息万变，终于大笑：执法应该如此。
袁世凯的声名日益渐增，潜伏的危机也就越逼越近。光绪十年（1884）四月，李鸿章奏调吴长庆率兵三营回国，驻防奉天金州，加强东北防务，其余三营仍留汉城。以与吴长庆相商，任命记名提督吴兆有为三营统领，袁世凯提拔到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两人之间的种种矛盾找到了一个喷泄口，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吴兆有是二品总兵，又是驻朝鲜清军的最高统领，袁世凯只是个五品同知衔，照规矩该是吴兆有的副手。但是袁世凯颐指气使，专横跋扈，大有凌驾于最高统领之上的态势，连朝鲜国王李煕和王妃闵氏都分不清他们究竟谁指挥谁，哪个人的官大。
袁世凯素来与朝鲜官员过从甚密，为了抚慰战争中的殉国牺牲者，他曾经从军饷中拨出部分经费作为烈士家属的抚恤金。吴兆有借此大做文章，一封状纸将事情捅到了李鸿章那儿。更加让人气闷的是，李鸿章居然听信谗言，叫他自己掏腰包赔偿。
内忧加上外患，一直将袁世凯视做一大心病的日本人乘势作乱，向清廷狠狠告了一状，指责袁世凯挑衅，威胁说中日冲突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弱国无外交，清朝末年，凡有外交上的纠纷，清政府必定吓得屁滚尿流。经军机处几个大臣紧急磋商，奏报朝廷，决定派吴大澂、续昌前往朝鲜调查。
出兵朝鲜对于袁世凯来说本来是个机会，现在机会忽然变成了一连串烦恼，更有人落井下石。看到袁世凯失势，纷纷告状，控告他贪污军饷，蓄养官妓，贩卖烟土。面对一系列打击，袁世凯伤心极了。在给妻子的一封家书上，他愤懑地写到：“官运恶极”，“当时拟拔剑自刎，幸被幕僚所劝阻”。在极度倒霉的时候，连自杀的心都有了。
在最倒霉的时候，命运之神为袁世凯派来了一颗福星。
这颗福星是吴大澂。
在清廷派出的调查人员中，吴大澂担任组长角色，因此调查刚一开始，他还能与袁世凯保持一定距离。随着调查的深入，掌握的材料越来越多，吴大澂慢慢感到，面前这个矮胖的男人真的是受委屈了。
出生于江南的吴大澂是个清流健将，在他担任陕西学政的时候，就曾大胆上疏请求停止议修圆明园。对同治皇帝奢华的大婚，他也敢于疏请裁减庆典费用。这样的举动，无论放到哪个时代都需要勇气。更难能可贵的是这员儒将对社会抱着一种务实的态度，对勇于任事的袁世凯尤其欣赏。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后，吴大澂不仅没有责备袁世凯，反而认为他劳苦功高，百般安抚，这让袁世凯大受感动。
在异国他乡的酒楼上，这两个情投意合的官场中人喝得酩酊大醉。他们谈论人生经验，讲述官场趣闻，抒发生活感悟，发千古之幽思，叹世间之炎凉，成了一对契合的挚友。吴大澂曾给袁世凯赠有一联：“凡秀才，当以天下重任；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他们还结成了儿女亲家，即吴大澂将女儿许配给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为妻。关于这门婚事，后边的章节还会细说。
回到天津后，钦差大臣吴大澂找到李鸿章，将袁世凯着实赞美了一番，称之为“天下奇才”。回到京城复命，又说了一番袁世凯的好话。在吴大澂的大力斡旋帮助下，袁世凯的处境渐渐好转，像一艘穿过惊涛骇浪归来的船只，重新赢得了人们赞赏的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