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对自己创造的灿烂文化十分珍惜，很早就知道重视和珍藏文物。在河南安阳殷墟曾发现商代保藏典册的府库。以后的太庙、祖庙、孔庙，和历代宫室、武库，都是收藏和陈设祭器法器及奇珍异宝的地方，很象近世的博物馆。《周礼》说，周代春官之职，“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国之玉镇大宝器藏焉"。《春秋》桓公二年记载：“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太庙即周公庙。《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这种孔子家庙就是后来的名人纪念馆。司马迁游鲁，还有机会“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武库也是收藏历代珍宝的场所，以致晋元康五年(295年)十月武库失火，“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履尽焚焉"。唐宋以降，搜集、研究古物更成为朝野风尚，并出现一些古物收藏家和鉴赏家，在收藏的古物中，作为南方少数民族奇特的乐器和祭器的铜鼓也是重要的一项。
铜鼓作为使用民族的乐器、神器和礼器，受到本民族首领的特别重视，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历史文献不断有民族首领拥有铜鼓的记载。晋时“广州夷人，宝贵铜鼓"(《晋书·食货志》)。隋代，岭南诸蛮各族“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隋书·地理志》)。
当时谁有铜鼓，谁就称雄于一方。因此，到唐代，“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刘恂《岭表录异》)。宋代，“岭南豪家则有之"，俚人“有鼓者，极为豪强"(《太平御览》)。
《续资治通鉴长编》说：“家有铜鼓，子孙秘传，号为右族"。到明代，在一些民族中，“藏鼓二三，即雄长诸蛮"(谈迁：《国榷》卷六九)“藏二三面者，即得僭号为寨主矣"(朱国祯：《涌幢小品》卷四)。因此，许多民族首领拥有铜鼓。明成化元年(1465年)佥御史汪浩等前往四川戎县(今兴文县一带)征都掌蛮，前后缴获铜鼓17面(《正德四川志·经略》)。成化四年(1468年)兵部尚书程信等征剿山都等处洞寨，缴获铜鼓63面(《宪宗成化实录》)。万历元年(1573年)四川巡抚曾省吾平都掌蛮，得铜鼓93面(《明史·刘显传》)。可见，当时民族首领拥有铜鼓数量之巨。
铜鼓在很早也流入汉族地区。为封建统治者所收藏。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年)，南郡(今湖北荆州)人献铜鼓，铜鼓由此就传入洛阳宫廷(梁·虞喜：《志林》)。南朝梁左卫将军兰钦南征夷僚，从两广地区掳获不少铜鼓上献皇室，铜鼓就流入建康(今江苏南京)(《陈书·欧阳传》)。唐咸通年间(360—874年)张直方在广西平南做龚州刺史，把修葺州城时挖到的一面铜鼓带回长安，路过襄汉时施舍给了延庆禅院，一面广西铜鼓由此就流落在湖北襄樊(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上)。唐僖宗时，(874—888年)，一个牧童在广东高州挖到的铜鼓，被“纳入广帅，悬于武库"，后被高州太守林蔼转送到南海神庙(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上)。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南州进铜鼓内附，下溪州刺史田思迁亦以铜鼓、麂皮、麝脐来贡"(《宋史·西南溪峒诸蛮传》)。淳化元年(990年)广西南丹刺史莫洪皓派他的儿子莫淮通向宋王朝进贡，其中也有铜鼓3面(《宋史·南丹州蛮传》)。广西象州的少数民族也向宋王朝贡献过铜鼓(《玉海》)。如此，西南少数民族特有的铜鼓不胫而走，源源流人中原的通都大邑，成了公私收藏品。
到宋代，京城秘阁收藏的南方铜鼓已经很多了(宋·董卣：《广川书跋》卷六)。陈《乐书》说：“今秘阁所藏颇多"。南宋诗人陆游“在宣抚司见西南夷所谓铜鼓者"，证实当时“秘阁下古器库亦有二枚"(《老学庵笔记》卷二)。明代，多次征剿四川都掌蛮，所获大量铜鼓，可能有的也进入宫廷内府。广西桂林府税监也曾将1面铜鼓“献之内廷"(魏浚：《西事珥》)。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编纂《西清古鉴》，收入内府储藏的“汉铜鼓"14面，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编纂《西清续鉴》，又收入内府所藏铜鼓9面。可见，到乾隆时，清官内府收藏的铜鼓至少已有23面之多。
从各地地方志来看，明清时期到处都有铜鼓出土。以广西为例，明景泰三年(1452年)在北流县铜鼓潭获1铜鼓(光绪《北流县志》)，弘治十三年(1494年)在博白县马绿堡铜鼓湾又获1铜鼓(《博白县志》)。万历十五年(1618年)端阳日，在浔州铜鼓滩和白石山同时各获1面铜鼓(《浔州府志》)。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在岑溪六络山得1面铜鼓，雍正元年(1723年)在岑溪封贵洞又得1面铜鼓(《岑溪县志》)。雍正八年(1730年)在北流(《北流县志·古迹》)、在桂平铜鼓滩(《浔州府志》)，十年(1732年)在玉林县六西村(《郁林州志·金石》)都有铜鼓出土的记录。乾隆年间(1736—1795年)在邕宁县(《邕宁县志》)、灵山县(《灵山县志·金石》)、玉林城北谷山村(《郁林州志·金石》)也有铜鼓出土的记录。嘉庆二年(1797年)在北流石一里坡上(《北流县志·古迹》)，藤县二十五都祝村(同治《藤县志·杂记》)，三年(1798年)在钦州铜鼓岭，六年(1801年)在钦州石滩村(《廉州府志·金石》)，十年(1805年)在藤县随化里黄坡村(同治《藤县志·杂记》)，也有铜鼓出土。道光元年(1821年)在宾阳(《宾阳县志》)，博白三瑾堡、蟠龙山(《博白县志》)，五年(1825年)在宜山县交椅村铜鼓岩前田内(《宜山县志》)，六年(1826年)在北流县卞一里，十八年(1838年)在北流县扶来里大伦村(《北流县志·古迹》，二十一年(1841年)在玉林城西荔枝根旺岭山旁(《郁林州志·金石》)，二十五年(1845年)在扶绥云横山(《同正县志》)，二十六年(1846年)在玉林腾龙堡，三十年(1850年)在北流新圩(光绪《郁林州志·艺文》)也有铜鼓出土记录。同治七年(1868年)在玉林镇武山，光绪初年(1875年)在灵山牯牛峰，光绪二年(1876年)在象州县(《象县志·铜鼓》)，四至五年(1878—1879年)在合浦县白龙烟墩岭下海滩(《合浦县志·金石》)，二十年(1894年)在灵山大化村(民国《灵山县志·金石》)，二十四年(1898年)在桂平县上秀里旺安村(民国《桂平县志·古迹》)，宣统三年(1911年)在灵山石塘练竹村(民国《灵山县志·金石》)，在钦州(民国《钦县县志》)，贵港(《贵县志·金石》)，还有铜鼓出土的记录。
广东也不例外，明万历年间，“茂名县溪水陡发，涌出铜鼓"，清雍正五年四月，“鹤洞水冲出铜鼓一"，嘉庆间，郡人复得二铜鼓于雷州英山(民国《广东通志》卷二一五)。
海南在明永乐年间，万州土官王惠用黎兵挖引多辉溪水，得一铜鼓(《琼州府志》)。
云南省也如此，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阿桂征缅，驻军大姚县诸葛营故址，掘出铜鼓2面，嘉庆年间，又掘获铜鼓，道光十年(1830年)冬，广南木贵寨汉民秦士凤锄地得铜鼓。清末，车里宣慰使刀钧安修建土署时掘出铜鼓(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八五)。
贵州，清嘉庆十九年(1815年)遵义县永安庄土人掘地得铜鼓(《遵义府志》卷一一)，开阳县蒲葵联保在清末一次大风拔树，于树根得一铜鼓(《开阳县志》)。
在四川，清雍正十年(1732年)润五月黄螂获铜鼓4面，乾隆四十年(1775年)庆符县(今四川高县境)农人耕田获铜鼓(《庆符县志》卷二)，嘉庆三年(1798年)宜宾县横江乡水洞坎土人掘获铜鼓，叙州天姑密乡人掘地得铜鼓(《叙州府志·金石志》)，西昌县德昌农人垦土得铜鼓(《西昌县志·艺文志》)，盐边拉鹿河附近出土铜鼓(民国《盐边厅志》)。道光初年高县焦村人于土中掘得铜鼓(同治《高县志》卷五)，咸丰二年(1852年)筠连县巡司场村人于土中掘得铜鼓(光诸《筠连县志》)，等等。
这些见于地方志的记录，只是众多铜鼓出土现象中的很少一部分，考虑到当时信息闭塞，缺乏专门机构调查统计，漏掉的比记录下来的不知还多多少倍，真可以说“挂一漏万"。但就从这些零星记录可以看到，中国南方几省不断有铜鼓出土，又真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从地下出土的这些铜鼓，大都被认为是稀有之物，“非人间所宜私宝"(金钅共《铜鼓记》)，大部分没入省、府、州、县的署衙学宫，也有的流入神祠佛寺和士大夫私藏。
这也可以从各地地方志中看到。
明嘉靖年间，广西南宁“城隍庙后寝有小铜鼓"(嘉靖《南宁府志·地理志》)，广西浔州铜鼓滩打捞出的铜鼓被放入浔州府文庙，从白石山挖出的铜鼓置于浔州府城清风楼(乐明盛：《浔州双获铜鼓记》)。明弘治年间，在博白县治北二十里铜鼓潭获一大铜鼓被解送制府(《博白县志》)。明代梧州镇左廊悬挂一铜鼓(张穆：《异闻录》)，桂林府中有铜鼓(魏浚：《西事珥》)。明代多次征剿九丝蛮(都掌蛮)所获的铜鼓中，有10余面存成都府库(《蜀中广记》)。江炳琳在贵州征剿鼻孔山蛮洞所获的2面铜鼓陈设在四川江津县城南门内的江炳琳专祠(《江津县志》)：徐霞客在南宁见府城城隍庙内有铜鼓，并说“闻制各道亦有一二"(《徐霞客游记》卷四上)。正如邝露所言：“东粤则悬于制府厅事。"(《赤雅》卷下)清初，广西梧州府“旧有铜鼓十数面"(乾隆《梧州府志》)。在清代，郁林一县，城东印岭寒山庙，城西南高少堡流表村尚书庙，城西北金顺庙、文昌阁，城北旺水玉皇庙、谷山村三教堂、蒲堂寒山庙、抚康圆珠寺，豸塘岭北帝庙、石脚堡岩岭庙等，都有铜鼓(《郁林州志·铜鼓》)。北流县的扶来里城隍庙，波一里龙虎寨将军庙，石一里河村泗洲庵、卞三里水村宝兔庵，卞一里岭峒龙山寺，沙埒村护龙寺，新圩玉虚宫，禄厚村三教堂，都有铜鼓(光绪》北流县志》)。平南县的乌江伏波庙，西村永隆寺，六乌圩庙，韦村庙，大中圩观音庙，蓝垌三甲庙等，也都有铜鼓(光绪《平南县志·金石略》)。博白县新文阁、攀龙庙(道光《博白县志·金石》)，容县南六外水月宫(光绪《容县志·金石志》)，桂平甘王庙(民国《桂平县志》)，崇左城隍庙(雍正《太平府志·崇善古迹》)，龙州玄协寺(民国《龙津县志·金石》)等，也有铜鼓。上林县的五显庙、三圣宫、三教寺、清平寺、莲花寺、演德庵，都藏有铜鼓(民国《上林县志·寺观》)。乾隆五年(1740年)七月，灵山县苏村民王邦俊挖获铜鼓，“解贮司库"。乾隆六年(1741年)夏六月，合浦县藤黎村民谭海鳌刨获铜鼓，“藏学宫"(道光《廉州府志》)。光绪间金武祥说：“余道经合浦之六碾圩(今浦北六镇)及博白之六风圩，庙中皆有铜鼓"(《粟香随笔》)。
贵州遵义嘉庆十九年(1841年)所获铜鼓，被置放在永安寺，后来典史陈丙将它移置到桃花山晚香阁(《遵义府志》)。贵阳市东门城隅文昌宫存一铜鼓(童振藻：《铜鼓考补校》)，水城南城凌虚阁悬一面从铜鼓洞得来的铜鼓(《水城厅采访册》卷二)。
云南木贵寨道光十年(1830年)出土的铜鼓被没入宫，置于郡城城隍庙(道光《云南通志》)。
四川宜宾县横江乡水洞坎在嘉庆三年(1798年)掘获的铜鼓，被置放在城北师来山之祖殿；后来又得2面铜鼓，其中一面置城南关帝庙，一面置城北崇报寺(光绪《叙州府志》卷十六)。嘉庆时雷波县天姑密乡人掘地得的铜鼓，黄螂人掘地得铜鼓4面，都存入关帝庙(光绪《叙州府志》卷一六)。嘉庆间，西昌县德昌农人垦地得的铜鼓4面，存会理城东九连寺(《西昌县志》)，西昌县白塔寺也有铜鼓(道光《四川通志》)，芦山县甚至有座铜鼓庙(光绪《雅安府志》卷二)，盐边县(今归渡口市)拉鹿河边出土的铜鼓，置五省庙(《盐边县志》)。
在广东番禺南海神庙有大小铜鼓各一面(清雍正《广东通志》)。雍正五年(1727年)四月茂名县鹤垌出土的铜鼓，初置城隍庙，乾隆时移入关帝庙(乾隆《高州府志》)。海康县英山出土的铜鼓放在天宁寺(嘉庆《广东通志》)。海康县英灵冈雷庙有2面铜鼓(雍正《广东通志》)。肇庆鼎湖山庆云寺有铜鼓，中山县诸葛武侯庙有铜鼓(《香山县志·金石》)。罗定县城隍庙也有铜鼓(雍正《广东通志》)。光绪年间，吴川县人曾敏行在贵州威宁任总兵带回铜鼓置于该县康王庙(《吴川县志》)。湖南岳阳的灵妃庙也有铜鼓(《岳阳风土记》)。福建晋江县人于乾隆时在广西怀集县(现属广东省)获一铜鼓置于该县文昌庙(《福建通志》)。河南安阳天宁寺有5面铜鼓(杨清秀：《介绍两面铜鼓》，《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5期；赵世纲：《河南收藏铜鼓简介》，《中国古代研究通讯》，第12期)。辛亥革命以后，散见于各地寺庙的铜鼓更多，除上述一些寺庙里的铜鼓，有的继续保存之外，广西还有北流北一里北容高山庙，罗片那排庵，卞二里社垌水口禄隆寺，扶来大嵛冲天观，新圩小学等，也藏有铜鼓(民国《北流县志》)。
陆川上垌庙(民国《陆川县志·坛庙》)，贵县北里上龙寺、怀西里永兴寺(民国《贵县志·金石》)，岑溪关帝庙、归义文庙、南渡邓公庙(民国《岑溪县志·杂记篇》)，钦州文庙、马侯庙、李家祠(民国《钦州县志·金石》)，灵山高山大庙、烟墩圩文武庙、茅金圩文武庙、新圩文武庙、平山练阳山盘古庙、宋泰练仇介祠、平力村福成六峰山三清殿(民国《灵山县志·金石类》)，合浦福旺圩护民庙、白龙三清庙和天后宫(民国《合浦县志·金石·汉铜鼓》)，防城清惠宫(民国《防城县志初稿·金石》)，象州五显庙(民国《象县志·金石》)，宾阳盐仓岭贤良祠(民国《宾阳县志》)，隆安乔建圩雷霆庙(民国《隆安县志·古迹》)都有铜鼓收藏。云南广南县团保局、昆明昆华民众教育馆、昭通李氏家庙、宣威禹庙、宾川鸡足山石钟寺、腾冲县太平阁，芒市土司衙门、金平县川庙，等等都有铜鼓(民国《新纂云南通志》)。据广西省立博物馆在1935年向11个县作的书面调查，当年尚存的铜鼓，桂林县有7面，天河(今罗城)县有3面，邕宁县有2面，岑溪、陆川、桂平、怀集(今属广东省)、凭祥等县各1面。但这种调查是很表面的，没有深入到真正的铜鼓收藏地。前述清代以来寺庙中的铜鼓即使有所散失也不至于只剩如此之数，更何况还不断有铜鼓从地下出土。与此同时，广西博物馆正式征集铜鼓，1936年从南宁、宾阳、永淳(今属横县)、南丹、都安等县征集到铜鼓7面(《广西省立博物馆近况及过去的工作》，载《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到40年代，广西博物馆收藏铜鼓已达20面。
明清以来，私家收藏铜鼓也渐成风气。光绪《叙州府志·金石志》说：“今田间往往耕出之，邑中士夫家购之，以为轩斋之玩。"光绪四五年间，在广西合浦白龙城南门外烟墩岭脚先后挖出5面铜鼓，除1面送入白龙三清庙，1面给乾体天后宫外，另3面都被私人取走(民国《合浦县志》卷六)。光绪二十年(1894年)广西灵山大化村人掘出铜鼓，被知县阮萃恩购去。宣统二年(1910年)朱千岁坟铜鼓，高山大庙铜鼓和新圩文庙铜鼓，都被知县马维骢据为已有(民国《灵山县志》卷二)。广东香山(今中山)小榄麦氏藏有铜鼓(道光《香山志》卷五)，四川重庆杨蔚村至喜堂有铜鼓(《东归录》)，清末做过四川总督的古物收藏家端方也拥有1面“盘古"铜鼓(《陶斋吉金录》)。
据罗振玉《俑庐日记》所载：江苏仪征阮氏藏晋铜鼓，后归扬州李维之，周霭曾从广西岑溪得一铜鼓收藏。又据《金泥石屑》载，浙江上虞姚氏咫进斋藏有“建武"铜鼓。咸丰时，广西贺州信都兴安乡社洞村人柳家槐任西隆州(今隆林县)教谕时，从农民手中得一铜鼓，带回信都老家收藏(民国《信都县志》卷五)。据德国学者F？黑格尔托人在中国调查，梧州一位官员藏有铜鼓，广州一位姓宋的九品小官竟收藏铜鼓18面(《东南亚古代金属鼓》，1902年莱比锡出版)。士大夫既珍爱铜鼓，也常拿铜鼓作为礼品转赠友人，光绪年间，金武祥就接受过陈励庄、文亮卿、徐固卿的赠送(《粟香随笔》卷五)。江苏吴县人吴大澂在广东任巡抚，曾将铜鼓送给他的朋友汪鸣銮，并将铜鼓运回江苏老家。安徽合肥刘传绍、陈少白均藏有铜鼓(郑师许：《铜鼓考略》)，广西钦州大寺冯敏昌家藏铜鼓六七面，冯树荫堂、冯树茂堂、冯荣喜堂、冯坡研斋都有铜鼓(民国《钦县县志·金石》)。
新中国成立后，南方各省各级文物博物馆对铜鼓的搜集更加重视，不但花人力、财力将散存各地的铜鼓集中起来，而且对铜鼓的出土地点作细心调查和记录，建立科学的资料档案。征集铜鼓的主要来源有三：一是历史上曾经流行铜鼓的地区，不断有铜鼓从地下出土，农民得到这种铜鼓，大都作废杂铜卖给当地的供销社或其他废旧物资收购部门，文物主管部门获知后，及时予以征集，转送给国家博物馆收藏；有的则直接从农民手中征集。二是现代使用铜鼓的民族地区，直接从使用民族手中征集，50年代至60年代，曾错误地把民族地区的铜鼓当成封建迷信品强行收缴，然后作为废旧物资往外调拨，博物馆则可以从这些废旧物资部门将铜鼓鉴选出来作为馆藏文物。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等省、市博物馆收藏的许多铜鼓就是这样收集起来的。如1955年一次从南宁供销社征集到铜鼓9面，1958年一次从柳州收购站征集到铜鼓32面，1962年又从柳州征集到22面，1964年再到柳州二级站征集到9面。1970年在南宁废旧物资公司鉴选出34面，1972年从河池废旧物资公司鉴选出35面。南宁、柳州、河池这些铜鼓除极少数是地下出土的以外，绝大多数是从河池、百色民族地区流失出来的，如不及时鉴选收藏，则将作为杂铜送到冶炼厂熔化成铜材。50年代，广西、贵州已有不少铜鼓作为杂铜通过物资部门调往上海和湖南株洲，上海博物馆收藏的200多面铜鼓中有140多面是从上海冶炼厂鉴选出来的(参看《中国古代铜鼓》附录三)。三是考古发掘品。1955年广西配合黎塘至湛江铁路建设，发掘贵县(今贵港市)古墓群，从贵县高中8号墓中出土1面铜鼓，1972年在西林县普驮粮站开辟晒场时掘出4面铜鼓，1976年秋发掘贵县罗泊湾1号汉墓出土3面铜鼓(其中1面已改制成铜案)，1977年在田东县周祥锅盖岭战国墓出土1面铜鼓，以上铜鼓都直接移交广西博物馆作为藏品。1991年在贺县沙田乡龙中村一崖洞葬中发现1面铜鼓，人藏贺县(今贺州市)博物馆，1993年3月在田东县祥周乡南哈坡战国早期墓出土2面铜鼓，1994年6月在田东县林逢乡大岭坡春秋晚期墓出土1面铜鼓，都归田东县博物馆收藏。在云南，1955—1960年发掘晋宁石寨山滇王及其家族墓，出土15面铜鼓，1961年清理祥云大波那木椁墓，出土一面铜鼓，1972年发掘江川李家山墓群出土8面铜鼓，1975—1976年发掘楚雄万家坝墓群出土5面铜鼓，1978年发掘曲靖八塔台古墓群出土1面铜鼓，1979—1980年发掘呈贡天子庙墓群出土2面铜鼓。这些都成为云南省博物馆的藏品。贵州，1957年发掘遵义杨粲夫妇墓获铜鼓2面，1978年发掘赫章汉墓获铜鼓1面，都成为贵州省博物馆的藏品(参看《中国古代铜鼓》附录二：《中国近三十年来出土的铜鼓》)。
中国各级博物馆究竟收藏了多少铜鼓？1980年前后，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对全国11个省市馆藏铜鼓进行了普查，登记现藏铜鼓1386面，其中广西506面、广东(含海南)222面、云南150，面、贵州88面、四川(含重庆)51面、湖南27面、湖北6面、江苏15面；浙江6面、上海230面、北京84面。其中大部分收藏在省、市、自治区一级博物馆里，也有的藏手地、市、县级博物馆、文物管理所或文化馆、图书馆，还有的藏于大学和科研机关。以广西为例，广西的506面铜鼓，其中自治区博物馆藏304面，桂林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后属桂林博物馆)藏31面，柳州市博物馆藏18面，梧州市博物馆藏3面，百色右江革命文物馆藏17面，北流县文物管理所藏13面，桂平县文物管理所藏12面，横县文物管理所藏6面，灵山县文物管理所藏5面，贵县文物管尽所藏3面，玉林县文物管理所藏2面，合浦县博物馆藏1面，南丹县文化馆藏16面，平南县文化馆藏9面，陆川县文化馆藏3面，博白县文化馆，钦州县文化馆，武宣县文化馆各藏2面，宜山县文化馆，河池县文化馆各藏1面，浦北县图书馆藏8面，宾阳县图书馆藏6面，藤县图书馆藏4面，容县图书馆，武鸣县图书馆，龙胜县图书馆各藏2面，苍梧县图书馆藏1面，岑溪县文化局藏1面，广西民族学院文物馆藏4面，等等。广东省的222面，除省博物馆藏122面外，广州市博物馆藏54面，湛江地区博物馆藏15面，佛山市博物馆藏8面，中山大学考古教研室藏4面，信宜县文化馆藏3面，南海县博物馆、普宁县博物馆、顺德县文化馆、陵水县文化馆各藏2面，新会县博物馆、汕头市博物馆、徐闻县文化馆、昌江县文化馆各藏1面，海口市五公祠藏1面。云南省的150面，省博物馆140面，省文物商店8面，大理州文化馆2面。贵州省的88面，全在省博物馆。四川省的51面，省博物馆22面，重庆市博物馆9面，四川大学历史博物馆16面，成都武侯祠文物管理所4面。北京的84面分散在7个单位：故宫博物院24面、中国历史博物馆18面、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19面、中央民族学院文物馆10面、首都博物馆筹备处8面、民族文化宫3面、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2面(参考(中国古代铜鼓》附录三《中国各地收藏的铜鼓》)。
除这11个省、市、自治区以外，安徽、福建、台湾、河南、山东、天津、辽宁、陕西等省、市也有铜鼓收藏。据近年的报道，河南省有铜鼓13面，其中河南省博物馆4面，河南省文物研究所1面，安阳县博物馆3面，新乡市博物馆2面，南阳市博物馆、漯河市博物馆、舞阳县博物馆各1面：(赵世纲：《河南收藏铜鼓简介》，《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12期)。山东省至少有8面铜鼓，其中山东省博物馆5面(杨波：
《山东省博物馆收藏的5面铜鼓》，《中国古代研究通讯》第5期)，临沂市博物馆、苍山县图书馆各1面(史红卫：《山东临沂市、苍山县馆藏铜鼓》，《考古》1986年第10期)，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1面(蔡培桂：《我国古代的铜鼓》，《山东师大学报》1983年第1期)。湖南省除已调查的27面铜鼓外，后在隆回县又发现1面(刘伟顺、夏阳：
《隆回县发现宋明铜鼓》，《湖南考古辑刊》1987年第4辑。)。湖北省除省博物馆6面以外，沙市博物馆也收藏1面(彭锦华：《沙市博物馆藏铜鼓考证》，《江汉考古》1984年第1期)。江苏省已登记南京博物院15面铜鼓，实际应为23面(罗宗贞：《略说南京博物院所藏铜鼓》)；南京大学历史系还有1面(秦浩：《南京大学历史系所藏铜鼓简析)。安徽省博物馆收藏铜鼓7面(李国梁：《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几件铜鼓》)，福建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也收藏铜鼓5面(蒋炳钊：《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馆藏铜鼓介绍》)。
此外，台湾也收藏不少铜鼓。据饶宗颐《铜鼓余论》和龙村倪《铜鼓齐敲唱海歌》等文所载：台湾故宫博物院有铜鼓11面，“国立"历史博物馆3面、台湾省立博物馆7面、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2面，私人也有铜鼓收藏。
四川省收藏铜鼓经董其祥1983年调查，增至71面。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调查四川省博物馆22面、重庆市博物馆9面、成都武侯祠文物管理所4面。董其祥调四川省博物馆23面、重庆市博物馆10面，各增加1面，而成都武侯祠文物管理所1面，少计3面。新增加统计了泸州市文化馆5面，会理县文化馆、兴文县文化馆各3面，宜宾市文化馆、宜宾县文化馆、江津县文化馆各2面，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会东县文化馆、珙县文化馆、布拖县文化馆各1面(董其祥：《四川地区铜鼓的分布及其族属研究》，《中国铜鼓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4月)。
广东省在1980年以后还不断有铜鼓出土。1980年3月至1982年春，先后又在罗定、信宜、阳春、廉江、陵水、惠来出土铜鼓7面(何纪生：《广东近年又出土一批铜鼓》)。1982年、1983年两年，先后又有10面铜鼓被发现，包括廉江县4面，陵水县2面，高州县、惠来县各1面，都是出土的，南海县2面是新发现的传世品(张维：《八二年以后广东地区新发现和出土的铜鼓介绍》)。1984年，信宜又出土1面，广州新发现1面，1985年，罗定又出土1面(均张维报道)。这些铜鼓都及时为县、市博物馆收藏。高州市于1985年在顿梭镇大旱村，曹江镇荷垌村，1986年在潭头镇乾坡村，1989年在大坡镇梅坑涌村，1991年在石龙镇中和村，1995年在大坡镇青湖村，又陆续出土铜鼓6面，都归高州市博物馆收藏(张均绍：《高州铜鼓既略》，《民族艺术》1997年增刊)。
云南省1983年将邱北县草皮村1962年出土的1面鼓收回文山州文物管理所；广南具沙果村于1893年3月和1984年4月各出土铜鼓1面。腾冲县于1985年出土铜鼓2面，1992年又出土铜鼓1面。1986年在永胜县，1987年在文山县，1989年在河口县和蒙自县，也有铜鼓出土。这些铜鼓也都入藏当地文物管理所或博物馆。
广西馆藏铜鼓也在逐年增加。据农学坚1989年统计，1980年以来广西各地陆续出土并收入馆藏的多达76面，加上普查时漏记时7面，10年之内增加83面。这些铜鼓分别出自27个县、市、其中灵山县18面、北流县10面、桂平县8面、博白县7面、玉林市(原为县)5面、浦北县、平县各4面，邕宁县3面，容县、饮州市、横县、上林县、藤县各2面，陆川、合浦、贵港、上思、扶绥、宾阳、武鸣、靖西、来宾、鹿寨、田阳、岑溪、苍梧、蒙山等县、市各1面(农学坚：《近十年来广西发现铜鼓情况》，《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7期，1990年11月)。自80年代起，县市逐步建立文物管理所或博物馆，原存放于文化馆、图书馆的铜鼓逐步移交给文物管理所或博物馆。据199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撰《广西铜鼓图录》时统计，那时广西馆藏铜鼓已增至610面，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344面、桂林博物馆30面、柳州市博物馆18面，百色右江革命文物馆17面，北流县文物管理所26面，灵山县博物馆21面，桂平县博物馆20面，平南县博物馆12面，浦北县博物馆12面，藤县文物管理所10面，陆川县文物管理所8面，博白县文物管理所8面，贵港市文物管理所7面，玉林市博物馆、容县博物馆、钦州市博物馆、武鸣县文物管理所、都安瑶族自治县文物馆、西林县博物馆各4面以上，梧州市博物馆、苍梧县文物管理所各3面，来宾县文物管理所、宾阳县文物管理所各2面以上，还有横县、崇左、武宣、鹿寨、宜山、河池、田阳、靖西、隆林、乐业、合浦、龙胜、蒙山等县、市文物管理所或博物馆也有铜鼓收藏，广西师范大学文物陈列室3面，广西民族学院文物陈列室4面(《广西铜鼓图录》前言)。1991年以来又不断有铜鼓出土，据不完全统计，1991年3月，玉林市小平山乡浪平村农民钟福标在坑车山挖树坎挖到1面直径124.5厘米的大铜鼓；同年夏，贺县沙田乡龙中村农民追捕野兽，在一石灰岩洞里发现1处墓葬，获1面翔鹭纹铜鼓；10月，桂平县木根乡秀南村农民卢奕汉在该村鸡头岭发现1面有穿山甲塑像的铜鼓；11月，象州县中平乡普化村建房取土时发现1面有大鱼塑像的铜鼓。1992年5月，上林县三里镇双罗村云聪屯旧村耕作坡地连续挖出4面铜鼓；4月，玉林市大塘乡阳山村民李联芳在该村牛壕塘岭挖树坑发现1面铜鼓；10月，玉林市成均镇古城村民宁世惠在该村三井坑岭迁坟时发现1面铜鼓。1993年1月，桂平县金田镇新燕张凌彭村村民徐锦光在该村旁挖淮山发现1面铜鼓；北海市西塘乡禾沟村崇表岭农民林绍伟在海边挖沙发现1面铜鼓；2月，玉林市沙田乡六龙村村民伍国彬在莲塘坪之火烧岭上挖坎时挖出1面直径133、7厘米的大铜鼓；3月，在田东县祥周乡联福村联合小学大门前的南哈坡上挖出2面原始形态的铜鼓；8月，邕宁县蒲庙镇广良村屯田坡农民韦兆钊在清屋地挖出1面铜鼓；9月，马山县合群乡造华村下康屯出土1面铜鼓；10月，大新县桃城镇大岭村农民赵金芳在村头路边发现1面铜鼓。1994年2月，龙州县逐卜乡锦阁村板阁屯陆汉英在该村空排坡地上放牛发现1面铜鼓；6月，田东县林逢乡和同村小沙屯农民黄善贵在大岭坡种地挖出1面原始形态铜鼓；7月，桂平县南木镇联江村下沙湾过山路屯村民李建华在黔江边钓鱼，从河岸崩塌的崖壁上发现1面云雷纹铜鼓。1995年，北流市连出3面大铜鼓：4月，新丰镇水垌村农民潘永振在横岭山半山腰挖荔枝带发现1面铜鼓；5月，大坡外镇大坡外村民罗枝新夫妇在林鸡岭半山坳挖土发现1面铜鼓；10月，六麻镇六楼村农民胡四海夫妇在大坟地岭半山腰也是挖荔枝带发现1面铜鼓。同年11月，龙州县武德乡发现1面铜鼓；12月贵港市覃塘区石卡镇凤凰林场出土一面铜鼓；
1996年7月，北流市六麻镇六楼村塘坭根出土1面铜鼓。1997年2月，横县附城镇清江村农民在清江捞河沙得1面铜鼓；4月，浦北县张黄镇十字村单竹坑白坟岭出土1面铜鼓；7月，北流市六麻镇大王村南龙樊惠芬在屋背南蛇岭挖木薯时挖到1面铜鼓。这些铜鼓都及时送给当地博物馆收藏(以上根据《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8-12期有关报道)。
越南也很早注意铜鼓的搜集。河东上林乡的神迹表明，10世纪丁先皇在进行封建战争时已注意搜集古铜鼓，并将铜鼓颁赐给乡民作为祭祀时用。清化省有1座铜鼓寺，寺内有1块刻于西山朝宝兴二年(1802年)的木匾，详细记载了庙中铜鼓的发现情况。
19世纪下半叶，南定总督武文宝曾赐给河南省平禄县富多社安集村1面铜鼓，村人将这面铜鼓存放在罗有阃祠堂。19世纪末，南定省务本县人筑路时发现3面铜鼓，其中1面存放于吕家祠堂。河东省的法云寺，河山平省常攸县的逗庙，清威县约礼村的新庙，都有铜鼓。在法国殖民统治之前，相当多的铜鼓存于寺庙里。法国殖民统治时期，越南发现的铜鼓多集中在河内远东博物馆。据1975年越南历史博物馆统计，该馆有26面铜鼓，另有20面铜鼓分存于河内、海防、清化、义安、南河、老街、海兴、海阳、河西、安沛、安平等省文化局或文化司，在清化中级师范学校和民权二级学校也有铜鼓收藏(阮文煊、黄荣：《越南发现的东山铜鼓》)。到1984年，据刘沉霄估计，越南已搜集到黑格尔Ⅰ类铜鼓128面、发现Ⅱ类铜鼓130面、Ⅲ类铜鼓22面、Ⅳ类铜鼓10面(刘沉霄：《越南铜鼓的历史和现状》，《越南历史博物馆科学通报》，1985年)。玄南则逐年统计了黑格尔Ⅱ类铜鼓出土和发现的情况，精确的统计数字是126面，而确切掌握的具体标本是111面。其中包括越南历史博物馆14面、河内综合大学3面、胡志明市2面、清化省18面、山罗省4面、永富省23面、河山平省22面、义静省19面、河南宁省4面、河内市2面(玄南：《我国黑格尔第Ⅱ类型铜鼓的发现和研究》，1985年)。范辉通1988年为《越南的东山铜鼓》一书撰写前言时说，越南仅东山铜鼓就已达144面。黄春征于1996年11月在广西桂林召开的铜鼓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称，越南29省已有黑格尔Ⅰ类铜鼓190多面，明器铜鼓100多面(黄春征：《越南发现和研究铜鼓的情况》，《民族艺术》1997年特刊)。
泰国皇宫一直使用铜鼓，因而也就保存铜鼓。曼谷国家博物馆收藏铜鼓10面。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博物馆也收藏有铜鼓。其中甘蜜埔博物馆陈列室就有17面(松本信广：
《古代印度支那稻作民宗教思想的研究》)。
19世纪以后，一些本不是使用铜鼓的国家也开始收藏铜鼓。据日入松崎复在其所著《慊堂文集》第二卷中《铜鼓考》一章所载，日本宫川领主堀田侯旧藏铜鼓1面。又据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称，他于1902年从中国贵州省贵阳附近得一铜鼓携回日本，收藏于东京帝国大学理科人类学教室。据中国学者自80年代以来陆续访问日本调查，日本各地博物馆收藏铜鼓至少有14面。其中东京国立博物馆7面，东京国学院大学考古资料馆、东京庆应大学、东京上智大学、东京出光美术馆、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大阪市美术馆、冈山大原美术馆都有铜鼓收藏。印度不是铜鼓分布区，其加尔各答的印第安博物馆也有铜鼓收藏。欧洲国家一些公私博物馆自9世纪下半叶开始，也纷纷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搜集铜鼓。据黑格尔《东南亚古代金属鼓》一书所使用的铜鼓资料来源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奥地利维也纳皇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维也纳商业博物馆，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德累斯顿皇家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汉堡民族学博物馆；法国巴黎卢浮宫海洋博物馆、吉梅特博物馆、第尔努史博物馆，英国伧敦大英博物馆、南肯兴顿博物馆、汶德索尔王宫，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等有铜鼓收藏，有的一家博物馆就收藏一二十面铜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