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鼓作为使用民族的乐器，神器和礼器，受到本民族首领的特别重视，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历史文献不断有民族首领拥有铜鼓的记载，晋时“广州夷人，宝贵铜鼓。"(《晋书·食货志》)隋代。岭南诸蛮各族“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隋书·地理志》)。当此之时谁有铜鼓。谁就称雄于一方。因此，到唐代，“南蛮酋首之家皆有此鼓也"(刘恂《岭表录异》)。宋代。
“岭南豪家则有之"，俚人“有鼓者，极为豪强"(《太平御览》)。《续资治通鉴长编》说：“家有铜鼓，子孙秘传，号为右族"。到明代在一些民族中，“藏鼓二三，即雄长诸蛮"(谈迁《国榷》卷六十九)“藏二三面者，即得潜号为寨主矣"(朱国祯《涌幢小品》卷四)。
因此，许多民族首领拥有铜鼓。明成化元年(1465年)佥御史汪浩等前住四川戎县(今兴文县一带)征都掌蛮，前后缴获铜鼓17面(《正德四川志·经略》)。成化四年(1468年)兵部尚书程信等征剿山都等处洞寨，缴获铜鼓63面(《宪宗成化实录》)。万历元年1573年)四川巡抚曾省吾平都掌蛮，得铜鼓93面(《明史·刘显传》)。可见，当时民族首领拥有铜鼓数量之巨。
铜鼓在很早也流入汉族地区，为封建统治者所收藏。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年)，南郡(今湖北荆州)人献铜鼓，铜鼓由此就传入洛阳宫廷(梁·虞喜：《志林》。南朝梁左卫将军兰钦南征夷僚，从两广地区掳获不少铜鼓上献皇室，铜鼓就流入建康(今江苏南京)(《南史·欧阳传》)。唐咸通年间(860～874年)张直方在广西平南做龚州剌史，把修葺州城时挖到的一面铜鼓带回长安，路过襄汉时施舍给了延庆禅院，一面广西铜鼓由此就流落在湖北襄樊(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上)。唐僖宗时(874～888年)，一个牧童在广东高州挖到的铜鼓，被高州太守林霭转送给广州都督郑“纳入广帅，悬于武库"，后来流入南海神庙(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上)。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南州进铜鼓内附，下溪州刺史田思迁亦以铜鼓、麂皮、麝脐来贡(《宋史·西南溪峒诸蛮传》)。淳化元年(990年)广西南丹剌史莫洪皓派他的儿子莫淮通向宋王朝进贡，其中也有铜鼓3面(《宋史·南丹州蛮传》。广西象川的少数民族也向宋王朝贡献过铜鼓(《玉海》)。如此，西南少数民族特有的铜鼓不胫而走，源源流人中原的通都大邑。成了公私收藏品。到宋代，京城秘阁收藏的南方铜鼓已经很多了(宋·董逌：《广川书跋》卷六)。陈《乐书》说：“今秘阁所藏颇多"。
南宋诗人陆游“在宣抚司见西南夷所谓铜鼓者"，证实当时“秘阁下古器库亦有二枚"(《老学庵笔记》卷二)。
明代，多次征剿四川都掌蛮，所获大量铜鼓，可能有的也进入宫廷内府。广西桂林府：税监也曾将1面铜鼓“献之内廷"(魏浚《西事珥》)。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编纂《西清古鉴》，收入内府储藏的“汉铜鼓14面"，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编纂《西清续鉴》，又收入内府所藏铜鼓9面。可见，到乾隆时，清宫内府收藏的铜鼓至少已有23面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