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濮
铜鼓既然起源于中国云南滇中——滇西一线即楚雄及其附近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民族究竟是谁呢？
云南的古代居民，学术界一般认为有3大族群：一是夷，来自西北的氐羌族群；二是越，来自东边的百越族群；三是濮，土著的百濮族群。
氐羌，原居中国西北，其先民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从甘青高原向南迁徙，到达四川西部至云南西北部。约当春秋战国之际，又有部分羌人从北方南下，到四川西南和云南西北，与原来的羌人会合，成为秦汉前后分布于云南西部的、昆明人的祖先。这个族群是“编发，随畜迁徙，毋君长"的民族。由于他们游动性比较大；文化面貌带有北方草原风格，社会生产、风俗习惯，与农业定居、使用铜鼓的民族有所不同，不可能是创造铜鼓的民族。
百越是分布于中国南方沿海一带的一个族群。从新石器时代起，其中的一支已在云贵高原活动。在云南滇池附近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里发现有双肩石斧和有段石锛，在贵州的盘县、毕节、威宁、水城也有双肩石斧、有段石锛出土。这种有肩、有段石器是越人留下来的典型遗物。进入青铜时代，云南晋宁、江川、楚雄等地战国至汉代的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的靴形铜钺也是越人的典型遗物。这些越人从事农业，兼营渔猎，是秦汉时期云南南部和西南部的“穿胸"、“儋耳"、“闽"、“滇越"人的祖先，他们与濮人相错居，并逐渐相融合。但从大部分百越地区不存在铜鼓的情况来看，越人并不是真正使用铜鼓的民族。
濮是云贵高原上的土著民族。云南的元江古称濮水，是因为沿江为濮人所居而得名。濮人是一个很大的族群，见于历史记载比较早。《逸周书·王会解》就提到“百濮"向商王朝进献土产的事。从地理上看，那时的百濮在商的“正南"。商末周初，周武王伐纣，在牧野誓师时，参加的少数民族中有濮人(《史记，周本纪》)，《史记集解》引孔安国的话说：“庸、濮在江汉之南"。《正义》引《括地志》曰：“濮在楚西南"。可见楚西南江汉地区广布着濮人。西周时期，濮已在周的南境之内。《左传·昭公九年》记周大夫詹桓伯对晋人说：“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周成王在成周大会诸侯，濮人又贡纳丹砂(《逸周书·王会解》)。周宣王时，楚的叔堪“避难于濮"(《史记·楚世家》)。周匡王时，“楚大饥，……麇人帅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楚人谋徙于阪高，……乃出师，旬有五日，百濮乃罢"(《左传·文公十六年》)。
春秋时期，楚国先有蚧冒“始启濮"(《国语·晋语》)，继有楚武王“始开濮地而有之"，逐渐占领濮人活动的大片土地，迫使濮人向西南迁移(《史记·楚世家》)。
由此可见，自商周以至春秋，濮人与中原内地广泛接触，特别与楚的关系密切。濮人的不断迁徙，不仅使云南滇池地区有濮(滇濮)，而且使洱海、滇东、滇南和黔西、川西南和川东地区都有濮人分布。
依《楚雄府志》所言：楚雄“周为百濮之地"。《华阳国志》记载：“南域处邛、笮五夷之表，不毛闽濮之乡"，永昌郡有“闽濮"，“倮濮"。又《水经注·江水注》记载：
“仆水，东至交州交趾郡麋冷县，南流人于海"。所谓仆水，即濮水，麋冷县即今越南河内。这南流入海的仆水就是当今红河上游的元江一礼社江。朱希祖《云南濮族考》指出：濮水由濮族得名。这就是说，万家坝型铜鼓的分布区正好是濮人的居住地区。生活在礼社江流域的濮人属西南夷的靡莫之属。《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魃结，耕田，有邑聚。
《史记正义》曰：靡莫之属“在蜀南以下及西也。靡非在姚州北，去京西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即靡莫之夷"。唐代姚州治弄栋，在今云南姚安县乙带，弄栋在西汉时是益州郡的属县，兼有今之楚雄州的姚安、南华、牟定、楚雄、禄丰、元谋诸县。
这个“靡莫之属"是“魈结、耕田，有邑聚"的民族。从楚雄万家坝、祥云大波那的墓葬来看，墓室为竖穴土坑，葬具用木棺，随葬晶有大量青铜农具，住干栏式房屋，梳椎结发式，都与《史记》记载相合。濮人社会已处于发达的农业社会，有发达的青铜冶铸业，产生了阶级分化，进入了奴隶制时代，也就有能力，也有需要铸造铜鼓。最早铸造和使用铜鼓的民族就是生活在滇西礼社江流域的这个濮族。濮人铜鼓就是万家坝型铜鼓。
秦汉时期的滇、骆越与邛都、夜郎、句町
(1)滇
濮人首创的铜鼓曾向西越过澜沧江和怒江，抵达腾冲，在那里遇到氐人势力，嘎然而止，没有再往西传。但在东边，濮人铜鼓经过禄丰，到达滇池平原，不但为滇濮所接受，而且在那里找到了最适合的土壤，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以致使铜鼓艺术发展成熟，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创造出真正的铜鼓文化。
五百里滇池，碧波荡漾，北有螳螂川、普渡河，南有抚仙湖、南盘江，沃野数千里。根据汉人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的记载，在公元前3世纪初，庄跻王滇之前，滇人已在滇池平原开辟了数千里的肥沃土地。庄跃王滇，楚人在那里变服从其俗，置吏统治，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到汉武帝时，以致“滇王与汉使者言：‘汉孰与我大'"。近50年来，在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安宁太极山、呈贡天子庙等地，发现大批汉代墓葬，这些墓葬的随葬品以青铜器为主，其中兵器的数量和种类很多，也有不少生产工具，显示出青铜冶铸业的高度发展。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已作过多次发掘，第1次发掘在1座墓内出土1面铜鼓和2件铜鼓形贮贝器，第2次发掘出土15面铜鼓和4件铜鼓形贮贝器。其中第6号墓有随葬品260多件，有1面铜鼓上安放着铜人，铜鼓旁边是6件1套的半环钮直筒形铜编钟，在墓室的另一端高耸着2面垒叠的铜鼓，铜鼓内装满海贝，鼓面另做成1个盖，盖面上铸满几厘米大小的铜人，这些铜人手持兵器，互相撕杀，表现了一场战争的惨烈场面。还有大量的青铜兵器和成堆的农具。在红漆木棺底部出土了1枚蛇钮金印“滇王之印"。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赐滇王尝羌金印，令他“复长其民"。这枚“滇王之印"金印的发现，证明了《史记》记载的真实性，同时说明，石寨山这些墓葬是西汉时期滇王王室的墓葬。汉代滇国的主体民族是百濮系统的滇人。滇人铸造和使用铜鼓的事，虽然在古代文献上没有记载，但在以上所说的古墓群中发现大量铜鼓和铜鼓形贮贝器以及与铜鼓有关的其他器物，不仅证明滇人铸造和使用铜鼓，而且说明，滇人地区是石寨山型铜鼓的分布中心。
(2)骆越
古代文献中最早提到铜鼓族属的当推《后汉书》。《后汉书·马援传》中说：马援“于交趾得骆越铜鼓"。马援所得铜鼓冠以骆越二字，表明这类铜鼓是从骆越人手上获得的；或者是骆越人制造或使用的铜鼓。骆越，又作“雒越"，又简称“骆"。因与西瓯毗邻和错居，历史上又常常以瓯骆并称。如《史记·南越列传》载南越王赵佗上汉文帝书，述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汉武帝平南越时，“越桂林监居翁谕告瓯骆属汉"；桓谭《盐铁论·地广》也有“荆楚罢于瓯骆"的话。而真正以骆越二字为骆越名的则仅见于两汉。《汉书·贾捐之传》，在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3年)讨论是否出兵珠崖郡时，贾捐之说“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之"。《后汉书·任延传》说到，东汉建武初，任延做九真郡太守时，境内“骆越之民无婚嫁礼法"。
骆越人居住的地方有骆越水，骆越水在邕州。《旧唐书·地理志》载：邕州宣化县“獾水在县北，本舸河，俗呼郁林江，即骆越水也，亦名温水，古骆越地也"。考其地望，唐之宣化即今广西南宁，骆越水应该是今南宁的邕江及其上游左江。从上述文献来看，骆越人活动的时代大致是从战国至东汉时期，其活动地域包括汉的珠崖、交趾、九真等郡。汉之珠崖郡在今海南，交趾郡在今越南北部红河流域，九真郡在今越南清化、义安地区。因此，骆越活动中心在中国广西左江流域至越南的红河三角洲一带。
我们回头看看，战国至东汉时期分布于这些地区的铜鼓正是石寨山型东山系铜鼓，即以东山铜鼓为主和由石寨山型铜鼓发展而来的冷水冲型红河式和邕江式的铜鼓。骆越人和滇人一样，将铜鼓艺术推向高峰。以中国境内为例，1976年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的3面铜鼓就是典型的骆越铜鼓。此前在1955年在贵县高中西汉晚期墓也曾出土过石寨山型铜鼓。这一地区出土冷水冲型早期铜鼓更多，大新、崇左、扶绥、南宁、武呜、横县、宾阳等地都有出土。
(3)邛都、夜郎和句町
①邛都
石寨山型铜鼓往北发展，越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南部。在四川会理县倮罗冲出土1面铜鼓，鼓面太阳纹8芒，太阳纹之外8晕圈，饰锯齿纹、同心圆圈纹。鼓胸下部有船纹6组，每船各有2、3、4人不等，都载大耳环；梳椎髻，穿条纹衣裳，有的髻上插雉尾，有的髻后飘巾角。腰部用垂直的锯齿纹带夹同心圆圈纹带分隔成8个方格，方格内饰牛、鸟图像，1头长角高峰牛，背上停落着1只展翅欲飞的长喙鸟(会理县文化馆：
《四川会理出土的一面铜鼓》，《考古》1977年第3期)。这面铜鼓的形制风格与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某些铜鼓近似，人、物图案纹饰也基本一致，属石寨山型晚期铜鼓，铸作年代当为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之间。到目前为止，四川会理是发现石寨山型铜鼓的最北地点。划船人头髻上插雉尾，牛背上落长喙鸟，表现了浓厚的地方色彩。说明这面铜鼓很可能是当地铸造的。
今之会理县是汉代的会无县，《华阳国志》会无县条说：会无县“故濮人邑"。宜宾古称道，即濮，为百濮之一。可知自会理至泸州一线，原是使用铜鼓的百濮族群的住地。在公元前后，石寨山型铜鼓已传至四川南部，为川南的濮人所接受。
会理处于南北民族交往的走廊地区，是一条重要的交通孔道。在汉武帝时代以前，是古邛都国的地盘，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以后属越西郡，相传诸葛亮五月渡泸就是走这一条通道的。
②夜郎
夜郎是春秋战国直至秦汉时期西南地区的一个较大的地方组织，古称夜郎国。这夜郎国“东接交趾，西有滇国，北有邛都国"(《后汉书》)，是西南夷中最大的一个王国，即所谓“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史记·西南夷列传》)。夜郎国和滇、邛都一样，生活着“魃结，耕田，有邑聚"的民族。夜郎是沟通巴蜀与南越的纽带。汉初，番阳令唐蒙出使南越，在番禺(今广州)吃到蜀的枸酱，有商人告诉他，这种枸酱产在蜀国，是商人通过夜郎贩运出来的。“夜郎者，临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然亦不能臣使也。"唐蒙根据这一情报，上书给汉武帝，说：“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余万"，可以用它来对付南越。于是汉武帝拜唐蒙为郎中将，“将千人，食重万人，从巴蜀笮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蒙厚赐，并喻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夜郎接受汉的统治，逐成半独立状态。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在南越地区设立9个郡，随后又灭且兰、邛和笮，以其地置、越西、沈犁3郡，夜郎侯迎降，受汉武帝封为夜郎王，至汉成帝河平中(公元前28～前25年)，夜郎王兴与句町王禹、漏卧侯俞举兵相攻，群舸太守请求发兵诛夜郎王，夜郎中灭。
夜郎所在地即今贵州西部，与云南接壤。1957年在赫章可乐辅初罗戈寨出土1面铜鼓。这面铜鼓与石寨山铜鼓相似，应是夜郎时期的遗物。鼓面中心太阳纹9芒，芒外8晕圈。主晕饰6只翔鹭，其余晕圈饰锯齿纹和勾连雷纹，鼓胸3晕圈，主晕是4组船纹，每船站立羽冠舞人1—4人，鼓腰上部分4格，格内饰牛纹。20年后，即1977年，在距罗戈寨10公里的祖家老包和锅落包发掘了160多座古墓，出土了铜鼓、鼓形铜釜、用铜鼓改装成的铜釜等器物。这些墓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有的在墓底一端侧放1件铜釜(或铜鼓)，将死者头颅置于其中，形成“套头葬"。随葬品中有木梳、铜发钗等用器，青铜锄、铁锸等农具，稻谷、大豆等农作物，说明此墓地的主人确是“结、耕田"的居民，亦即古代夜郎的居民(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赫章可乐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③句町
滇之东南，顺南盘江而下就是句町。查《汉书·地理志》，句町设县是在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而据该书注引应劭所说，句町县名是从“故句町国"而来的。
因此，应先有句町族，立句町国，然后才有句町县。据晋人常璩《华阳国志》载，句町国“置自濮，王姓毋"，与滇一样，同属古代百濮群中的一支。
汉句町国在何处呢？《汉书·地理志》句町县下注曰：“文象水东至增食入郁。又有户唯水、来细水、伐水。"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温水条也说：文象水“导源句町县"，“文象水、蒙水，与卢唯水、来细水、伐水，并自(句町)县东历广郁至增食注入郁水也"。参照这几条资料，大致可以把汉代句町县的地域勾划出来。郁水即今郁江，增食县在汉代属郁林郡，相当于今广西田阳、田东、平果一带(《广西通志稿·地理编》，1949年油印本)。“东至增食人郁"的文象水应是右江的上游，附近还有卢唯水、来细水、伐水，这几条河同在句町县境，归流也相同，显然同是右江上游的支流。对这几条水系，前人作过不少考证工作。据《新纂云南通志》考订：文象水即是今之西洋江，卢唯水就应是今之驮娘江，蒙水、来细水、伐水则是西洋江的支流。验之当今水系，西洋江、驮娘江皆发源于云南广南县，东流人广西西林县，至田林县合流。这两条江的支流应在田林、西林及其上流。为此，可以推定汉代句町国的范围大体当是今云南广南、富林，广西西林、隆林、凌云、百色等县、市(《新纂云南通志》卷二八、卷三二)。再看《汉书·西南夷传》关于句町族活动的记载，可知句町的北部与漏卧(今云南罗平、贵州兴义一带)、夜郎(今贵州西部)为邻，达贵州兴义地区；南部近进桑(今云南河口)，接近红河；西与滇(今云南昆明附近)和同并(今云南弥勒)相接，通南盘江上游。而西林、广南是其活动中心。这一带虽是高原山区，但大部分山岭气势磅礴，并不陡峭，高山谷地中有些盆地和小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润，适合古代畜牧和农耕。驮娘江、西洋江合流，南盘江横贯东西，交通也算便利，当时正是南越通滇和夜郎的枢纽地带。
在这个范围内，自清代以来，不断传出战国至汉代铜鼓。
道光十年(1830年)冬，广南木贵寨汉民秦士凤锄地得铜鼓。据道光《云南通志》物产志载：此鼓径四尺五寸，高尺有一寸，质理黝泐，土色斑驳，云雷纹旋绕之，中央为菱花纹，光荧可鉴。民国八年(1919年)，在广南县南乡阿章寨农民耕地又得一铜鼓。此鼓原存广南县团保局，50年代初转藏云南省博物馆，据《云南省博物馆铜鼓图录》所载，它是目前在云南发现最大的一面铜鼓。鼓面直径68.5厘米。鼓胸上部饰点纹夹锯齿纹，中部有4组划船纹；下部为一组与上部相同的纹带。鼓腰上部被锯齿纹夹羽状纹、锯齿纹夹斜线纹、锯齿纹夹雷纹这3种纹带纵向分隔成14格，其中有12格内饰羽人对舞图像，有2格内饰砍牛图像。腰下部纹饰与胸上部纹饰相同。
以前在西畴也土过铜鼓，据说鼓面花纹甚精(《新纂云南通志》金石考)。著名的开化鼓原出贵州南部，后归云南开化府(今文山州)的苗族酋长，后来流至越南，最后转至欧洲。此鼓原产地也应在句町国范围之内。闻宥《古铜鼓图录》载有此鼓图像，其鼓面直径65、身高53.5厘米。鼓面单弦分晕，共有16晕。中心太阳纹12芒，芒间饰坠形纹，第2至6晕饰点纹、勾连圆圈纹夹勾连雷纹纹带，第7晕是主晕，有舞人2组，每组有奏乐者4人(包括吹笛、击铜鼓者)、徒手舞者7人，另有编锣一架，干栏式房屋两座，屋顶立大鸟，屋内有铜鼓台和罐、鬲等容器；第8至10晕是点纹夹勾连云纹纹带，第11晕饰翔鹭18只，第12，至16晕是点纹、锯齿纹来勾连雷纹纹带。鼓胸上部所饰纹带与鼓面第12至16晕相同，鼓胸下部有羽人划船纹6组，再下是一条已模糊的纹带。鼓腰上部被点纹、斜线纹夹勾连雷纹纹带纵向分隔为6格，每格饰一持盾羽人；
鼓腰下部所饰纹带与鼓面第12至16晕相同。
1975年在云南麻栗坡县城子山得一铜鼓，鼓面直径36.2、身高28.3厘米，单弦分晕，共7晕。中心太阳纹，第2至4晕是点纹、锯齿纹夹勾连圆圈纹纹带。鼓胸上部和鼓腰下部所饰纹带与鼓面第2至4晕相同，鼓胸下部有划船纹4组，鼓腰上部被羽状纹和网纹纹带纵向分隔成10格，其中4格内饰立牛纹，6格内模糊。
1977年9月，在广西百色县(现为百色市)龙川公社平乐大队也出土一面铜鼓，鼓面朗41.0、身高28.5厘米，第2、3晕纹饰模糊，第4晕素面，第5至7晕是锯齿纹夹同心圆纹纹带。鼓胸及鼓腰下部也饰锯齿纹夹同心圆纹纹带，鼓腰上部被羽状纹带纵向分隔为8格，其中4格内饷立牛纹，4格空白。
1990年9月，广西隆林县扁牙乡共和村出土1面铜鼓，面径44.4，身高30厘米，鼓面太阳纹8芒，主晕为4只翔鹭，其他晕饰锯齿纹，带切线的圆点圈纹，腰部由锯齿纹带分隔成6格，格内饰立牛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69年冬在广西西林县普驮屯发现一处铜棺墓，1972年，在同一地点又发现一处铜鼓墓。铜棺墓出土一件长达2.0米，宽约0.68米的鎏金铜棺材，铜棺材的两端和两侧各镶嵌面具、云彩、鸟、兽等鎏金鎏银的铜件附饰，铜棺内置大量玉块等佩饰品。铜鼓墓是用4面铜鼓大小互相套叠成棺，内置人骨一具，人骨用无数细如粟粒的松绿石串珠编缀而成的“珠襦"包裹，随葬品包括鎏金铜骑马俑、铜跽坐俑、铜六博盘、铜羊角钮钟、铜洗、铜、铜耳杯、铜牌饰等4百余件(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文物》1978年第9期)。4面铜鼓都属石寨山型。其中西林280号铜鼓出土时已被从胸腰相接处截断，套在最外一层。这面铜鼓面径77.5、身高52.0、足径90.0厘米。鼓面13晕，中心太阳纹16芒，芒间填斜线，第7晕饰20只翔鹭。胸中部饰船纹6组，每船有8至11人，在船台前者戴羽冠，其余均项髻，其中立者上裸，腰系两檐，坐者全裸，划桨。船间有鸬鹚或鱼。腰部被圆点纹、锯齿纹夹羽状纹纹带纵向分隔成12格，每格又被勾连圆圈纹带横隔成上下两层，上层饰鹿纹，每格有鹿2只或3只，下层饰羽人舞蹈纹，每格2人。腰下部饰圆点纹、锯齿纹夹勾连圆圈纹。281号鼓面径72.0、身高49.0、足径83.3厘米，鼓面纹饰已锈蚀，只见中心太阳纹14芒，芒间饰斜线角形纹。鼓身纹饰也已锈蚀，隐约可见胸部有船纹，腰部用几何纹带纵分成长方格，格内饰向上飞的翔鹭和舞蹈的羽人纹，在胸的上下部和腰的分格间饰锯齿纹、同心圆纹或锯齿纹、羽状纹组成的纹带。282号鼓，面径52.0、身高41.0、足径56.0厘米。鼓面以2弦分晕，共9晕，中心太阳纹8芒，芒间填翎眼纹，第2晕是变体雷纹，第3、4晕与第7、8晕是栉纹与勾连雷纹纹带，第5、6晕较宽，第5晕为珠襦残片覆盖，纹饰不明，第6晕为翔鹭纹。283号鼓仅存上半部，腰以下被锯去。面径57.0厘米。鼓面2弦分晕，共8晕，中心太阳纹8芒，芒间填复线角形纹。第2晕是变体雷纹，第3、4晕与第6、7、8晕为栉纹与勾连圆圈纹组成的纹带，第5晕是主晕，饰翔鹭6只。
以上，从广南、西畴、文山、麻栗坡、百色、隆林、西林出土的铜鼓，都属石寨山型，同滇人铜鼓十分相似；其时代都在汉代；都应是句町族人的铜鼓。句町进入阶级社会的时间较早，汉以前已建立奴隶政权，拥有“邑君长人民"和比较强大的武装力量，是“南中侯国以什数"中较大的一国。至汉昭帝始元年间(公元前86—前80年)，因协助汉王朝平定姑缯、叶榆的反叛“有功"，其首领毋波被封为“句町王"(《汉书·西南夷传》)，在西南夷中有其特殊的地位。从西林铜鼓墓出土的遗物来看，其汉文化色彩相，当浓厚，铜六博、铜耳杯、铜铝、铜车器马饰等，形制都和中原地区流行的无异；铜俑的装束打扮也是一派中原地区汉人风度。可见它受汉文化影响之深，远胜于滇和夜郎。
从地理位置来看，句町处在南越、夜郎和滇之间，成为这3大经济区域的枢纽地带。它东与南越为邻，通过水路，顺郁江东下交广，溯桂江北上湖楚，是很便利的。基于这样的条件，句町还不能算石寨山型铜鼓分布的东限，而通过句町，这类铜鼓继续东传，直，达南越腹地贵县和苍梧所属的贺州。
汉晋至隋时期的乌浒、俚、僚
1.乌浒
乌浒之名，源于地名。又称乌浒蛮，乌蛮，是西瓯骆越人的后裔。万震《南州异物志》说：“乌浒，地名也。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旧唐书·地理志》贵州条下说到：
“郁平，汉广郁县地，属郁林郡。古西瓯、骆越所居。后汉谷永为郁林太守，降乌浒人十万，开七县，即此也。……地在广州西南安南府之地，邕州所管郡县是也。"杜佑说：
“乌浒地在今南海郡之西南，安南府北，朔宁郡管。"李贤注《后汉书》集解沈钦韩曰：
“纪要：乌浒山在南宁府横州东南六十里，昔乌浒蛮所居之地。"明人魏浚《峤南琐记》说：“异物志称，乌蛮在南海郡之西，安南都流司之北，即乌浒蛮也。"
乌浒的活动，主要见于东汉时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灵帝建宁三年(公元170年)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
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交趾、合浦乌浒蛮反叛，招诱九真、日南，合数万人，攻没郡县。可见，东汉时期，乌浒人已广布于交趾、合浦一带，影响所及已到九真、日南，势力也很强大。关于乌浒人的风俗习惯，以《太平御览》四夷部辑录最详：
《后汉书》曰：交趾西有瞰人国，……今乌浒人是也。《南州异物志》曰：交广之界民日乌浒，东界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恒出道间，伺候二州行旅，有单迥辈者，辄出击之，利得人食之，不贪其财货也。……出得人，归家，合聚邻里，悬死人中堂，四面向坐，击铜鼓，歌舞饮酒，稍就割食之。春月方田，尤好出索人。
贪得之，以祭田神也。……裴渊《广州记》日：晋兴乌浒人，以鼻饮冬，口中进如故。
食人，鼻饮，从考古资料上目前还无法获得，但“击铜鼓"之俗，从铜鼓的大量出土，可以获得印证。所以，这交广二州的乌浒人，正是击铜鼓为欢的民族。因而，汉晋时代铸造和使用粤式铜鼓的民族应是乌浒人。
2.俚
自南朝以后，乌浒一名在岭南地区也不多见，代之而起的则是俚人。俚，亦称“里人"、“蛮俚"，是东汉至南北朝时期中国岭南地区的民族，史籍中常以“俚僚"并称。
岭南地区的俚僚，实际上就是俚人。俚是由乌浒发展而来的，这从俚的分布可以证明。
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记载，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封为汉归里君"；十六年(公元40年)交趾女子征侧起事，“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李贤注：“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三国时，吴人万震作《南州异物志》也说：“俚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今广西横县)、高凉(今广东阳江等地)五郡皆有之，地方数千里。"这些地方正是秦汉时期瓯骆和汉晋时期乌浒活动的主要地域。南朝之后，俚僚之名时见载籍，《宋书·蛮夷传》说：“广州诸山并俚僚，种类繁炽"。《南齐书·州郡志上》广州条说：广州“滨际海隅，委输交部，虽民户不多，而俚僚猥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宾服。"越州条说：宋末“割交、广、朱载三郡"并合浦以北地立越州，“穿山为城，威服俚僚"。两晋南北朝时期，俚人已进人奴隶社会，“生口"(奴隶)与珍宝同列，成为俚人豪酋财富和势力的重要标志，社会组织以“峒"为单位，拥有铜鼓的首领称都老，都老击铜鼓集众或出战。
《太平御览》卷七八五引裴渊《广州记》：
俚僚贵铜鼓。唯高大为贵，面阔丈余，方以为奇。初成悬于庭。克晨置酒，招致同类，来者盈门。其中富豪子女，以金银为大钗，执以叩鼓，竟，留遗主人，名曰“铜鼓钗"。
《陈书·欧阳传》说，梁左卫将军兰钦“南征夷僚，禽陈文彻，所获不可胜计，献大铜鼓，累代所无。"《梁书·兰钦列传》说兰钦所擒获的陈文彻是“俚帅"，可见他征讨的“夷僚"即是“俚僚"。
《隋书·地理志》说：
自岭以南，……其俚人则质直尚信，诸蛮则勇敢自立，皆重贿轻死，唯富为雄。……诸僚皆然，并铸铜为大鼓。
由此可见，俚人活动的地区也正好是“大"铜鼓的分布地区。而这种“大铜鼓"就是粤式铜鼓。南朝以后铸造和使用粤式铜鼓的民族就是俚人或俚僚。
南朝至隋代，在两广地区虽然继续设置郡县，但这些郡县多偏于沿河两岸，交通便利的地方。郡县的行政权力，只能管辖到城镇及其近区，对广大乡村和山区，则鞭长莫及。公元280年，交州刺史陶璜上书给晋武帝时说：“广州南岸周旋六千余里，不宾属者乃五万余户，及桂林不羁之辈复当万户，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余家。"(《晋书·陶璜传》)可见当时统治力量薄弱。这种情况，持续到隋。陈亡，“岭南未有所附，数郡共奉高凉郡太夫人冼氏为主，号‘圣母'，保境拒守"(《资治通鉴·隋记》)。隋统一时，进兵岭南，只有得到当地民族首领冼夫人和宁猛力的支援才比较顺利。隋代在岭南以广州、桂州为政治军事中心，派官员，驻重兵，但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仍依靠当地首领进行统治。粤式铜鼓最密集的地区正是郁林、合浦、高凉三郡交接的云开大山区，是封建王朝统治力量最薄弱的地带。正因为如此，这个地区铜鼓的铸造业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3.僚
僚的称谓，最早见于晋人张华所著《博物志》：“荆州极西南界至蜀，诸民曰僚子。"
有时僚与俚连称，称为“俚僚"，如前引《南齐书·州郡志》载广州“俚僚猥杂"，越州“威服俚僚"。据晋人郭义恭《广志》所载：“僚在胖舸、兴古、郁林、苍梧、交趾。"晋之辖境约当今贵州大部和广西西北部，郁林辖境约当以今广西贵港为中心，六万大山和大瑶山之间的郁江流域，苍梧辖境约当今广西梧州市、苍梧县及蒙江下游地区，交趾辖境约当今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一带。由此可见，晋时在南中和岭南地区都有僚人分布。至隋，“诸僚皆然，并铸铜为大鼓"(《隋书·地理志》)在这个范围内，两晋南北朝至隋时期流行的铜鼓应是冷水冲型铜鼓。
唐宋时期的蛮夷唐宋时期，中国南方铜鼓逐渐从岭南地区东部淡出，往西南和西北转移，使用铜鼓的民族以“蛮"最突出。其实，蛮只是对南方若干少数民族的总称，有时则冠以地名，称之为“西原蛮"、“广源州蛮"、“黄洞蛮"、“东谢蛮"等等。
《新唐书·南蛮传》下说：“西爨之南，有东谢蛮，居黔州西三百里，南距守宫獠，西连夷子，地方千里。宜五谷，为畲田，岁一易之。众处山，巢居，汲流以饮。无赋税，刻木为契。见贵人执鞭而拜。尝有功者以牛、马、铜鼓。"“会聚，击铜鼓，吹角。"
西赵蛮，蛮，“俗与东谢同"。
唐代诗人白居易《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诗中，有“牙樯迎海舶，铜鼓赛江神"联句，说明岭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用铜鼓祀神。李贺《黄家洞诗》，有“黑幡三点铜鼓鸣"句，说明黄家洞的蛮夷使用铜鼓指挥军阵。黄家洞亦称黄峒，在今广西境内，是少数民族“西原蛮"居住的“溪峒地"，其中左、右江流域以黄姓势力最强，故称“黄峒"或“黄家洞"。杜佑《通典》说：铜鼓“岭南豪家则有之，大者广丈余"。梁载言《十道志》说，岭南容州(今广西东南)夷多夏少，鼻饮跣足好吹葫芦笙，击铜鼓，习射弓弩。诗人陈羽深人四川岷江，在犍为城下听到“夷歌铜鼓"(《犍为城下夜泊闻夷歌》)，唐代犍为即今之四川宜宾，可见川南少数民族也还在使用铜鼓。
宋代诸蛮仍在使用铜鼓。据《宋史》记载：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南州进铜鼓内附，下溪州刺史田思迁亦以铜鼓、虎皮、麝脐来贡"。宋之南州，在今四川南州县，下溪州在今湖南永顺县。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年)“黔南言，溪峒夷僚疾病，击铜鼓、沙锣以祀神鬼，诏释其铜禁"(《西南溪峒诸蛮》)。南丹州蛮，亦溪峒之别种，地与宜州及西南夷接壤。宋太宗纯化元年(990年)酋帅莫洪燕卒，其弟莫洪皓袭称剌史，“遣其子淮通来贡银碗二十，铜鼓三面，铜印一钮，旗一帖，绣真珠红罗襦一"(《蛮夷列传》二)。抚水州蛮，在宜州南，“其族铸铜为大鼓，初成，悬于庭中，置酒以召同类，争以金银为大钗叩鼓，去则以钗遗主人。相攻击，鸣鼓以集众，号有鼓者为都老，众推服之"(《蛮夷列传》三)。西南诸夷，汉群舸郡地，“疾病无医药，但击铜鼓、沙锣以祀神，风俗与东谢蛮同"(《蛮夷列传》四)。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晏州多刚县夷酋斗望三路分众来斗，为官军大败，……夷人震，诣军首服，“纳牛羊、铜鼓、器械"(《蛮夷列传》四)。梓州(今四川三台)、南平军的少数民族也还使用铜鼓(《续资治通鉴长编》)。
北宋《太平寰宇记》雅州风俗，说“邛雅之夷，俗信妖巫，击铜鼓以祈祷"。泸州风俗：“其夷僚，击铜鼓，弄鞘刀。"渝州风俗：“今渝州之山谷有狼柔乡，俗构屋高树，不解丝竹，唯坎铜鼓。"贺州风俗：“节会则坎铜鼓，大者广一丈，小则三四尺。"太平军(今广西东南部)“夷人号越包，多采珠及甲香为业，亲戚宴会，即以匏笙铜鼓为乐"。
陆游《老学庵笔记》说，铜鼓“南蛮至今用之于战阵、祭享"。朱辅《溪蛮丛笑》：
“蛮地多古铜，……溪洞爱铜鼓甚于金玉。"
还必须指出，南宋播州土司杨氏也很珍视铜鼓。杨氏祖籍山西太原，因唐末南诏叛乱，攻陷播州，僖宗乾符三年(876年)，杨端应募前往平叛，收复播州，为播州人所折服，留下来做官，以后世代相传，成为播州土司。播州即贵州遵义。从《遵义府志》和《续遵义府志》记载得知，在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和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遵义境内都曾出土过铜鼓。1958年，在贵州遵义县桑木垭挖到1座土司墓，是杨端第13世孙杨粲夫妇合葬墓，在两个墓室的棺床底下各出1面铜鼓，就是后来被命名的遵义型铜鼓。1964年在遵义马家湾砖厂取土时又挖到1面铜鼓；1981年在遵义县刀把水场口北1座“皇坟"的棺床下的腰坑内也挖到1面遵义型铜鼓。这些铜鼓可能都是播州杨氏土司墓中的随葬晶。据《平播全书》卷一一载：在明万历年间，播州宣慰使杨应龙受到明王朝镇压，明朝官兵缴获到铜鼓4面、铅造关防1颗、斩马刀42把、倭刀106把、大弩33架和银器若干。四川按察使只从其中拣出铜鼓4面、大弩2架解送京都进献。可见铜鼓不是一般物件。同时也说明，播州杨氏土司自宋至明一直视铜鼓为宝物。
明清时期的都掌蛮、仲家、苗等族
1.都掌蛮
明代都掌蛮，又称九丝蛮，住在山区的称“山都掌"，住在平坝种水稻的称“水郡掌"，是冠以地名的濮僚民族。他们主要活动于四川南部地区。
《蛮司合志》卷四：
山都掌蛮，在叙州西，偏介川、贵间，与永宁、芒部、乌撒相接，其东则进为凌霄，又进为九丝，……国初，诸蛮皆出降之籍输赋，分山都六乡，水都四乡，皆隶之戎县。……山都冥奥不可穷，故称‘山都掌蛮'。宣德初叛，正统又叛，景泰元年，都御史李匡、御史刘翰始议讨，成化之后，云、贵、川三省之军队会剿，……会师大坝，攻山都六乡，焚一千四百五十七寨，米仓九百八十一所，斩牛、马、猪、羊，盔甲无数，……改大坝为太平州，分都掌地隶永宁。
自明宣德至万历的200余年中，都掌蛮屡屡反抗明王朝的统治。明王朝的每次征剿，虏获的战利品中都有铜鼓一项。如成化四年(1468年)提督四川军务、兵部尚书程信，总兵官襄城李谨奏：……今南宁伯毛荣、游击将军罗秉忠、都御史陈宜、汪浩，参将宰用、吴径，都督芮成等，分兵进攻山都等处洞寨，所获铜鼓六十三面，并牛、马、猪、羊、盔甲、牌、刀、旗号、弓箭无算(《宪宗成化实录》卷五三)。隆庆改元(1567年)，四川巡抚曾省吾，议征都掌蛮，令刘显移镇其地。郭成破鸡冠，获阿大。
诸军攻牡猪，禽方三。阿二走，追获于贵州大盘山，克寨六十余，获贼魁三十六，俘斩四千六百，拓地四百余里，得诸葛铜鼓九十三，铜、铁锅各一(《明史·刘显传》)。由此可见，都掌蛮掌握大量的铜鼓。
都掌蛮的铜鼓由酋领掌握，主要用于召集部众，指挥军阵。他们把铜鼓视为部族的生命，铜鼓一经丧失，整个部族就意味着毁灭。都掌蛮首领阿大被俘后说：铜鼓“声宏者为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鼓山巅，群蛮毕齐"，“鼓失，则蛮运终矣"(《明史，刘显传》)。
在都掌蛮活动的地区，明清以来常有铜鼓出土。如四川叙州长宁县“田间往往耕出之"(《叙州府志》卷一六)，庆符县在乾隆四十年“耕田获铜鼓一面"，雍正十五年润五月，黄螂获铜鼓4面(《庆符县志》卷二)。这些地方还留下许多铜鼓地名，如庆符县有铜鼓窠，珙县有铜鼓田等(《珙县志》卷一)。
2.仲家
仲家之名最早见于《元史·地理志》：“栖求等处仲家蛮"。明清史籍称之为“仲蛮"、“仲苗"、“青仲"或“仲家"，常有仲家俗尚铜鼓的记载。
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卷一二：“仲家，范铜为鼓，其制类鼓，无底。遇死丧，待宾客，击以为乐。相传诸葛武侯之所铸者，价值牛马或以百计，富者倾产市之，不惜也。"
嘉靖《贵州通志·风俗》卷三：“丰宁司仲家婚姻用牛马，有击铜鼓举哀"。
田汝成《行边纪闻·蛮夷》说：仲家“俗尚铜鼓，击以为娱，土人或掘地得鼓，即夸张言诸葛武侯所载者，富家争购，即百牛不惜也"。
清乾隆《贵州通志》卷七：仲家“其种有三：一日补笼，一日卞光，一曰青仲，……岁时击铜鼓为欢，土人或掘地得鼓，即以为诸葛所遗，富者不吝价争购"。
嘉庆《黔西州志》：“仲家岁时击铜鼓为欢"。
清李宗防《黔记》卷五九：“仲家……俗尚铜鼓，中空无底，时时击之以为乐"。
清《黔苗图说》云：“补笼仲家，贵阳、南笼、安顺三府，定番、广州二州皆有之，以十二月朔为大节，岁时击铜鼓为欢，掘地即得铜鼓，武侯南征时所遗者，重价争购"。
清《黔苗诗说》有咏补笼仲家一首：
补笼风俗未相悬，仲子分支色总妍，独怪残冬寒雪里，齐挝铜鼓乐新年。
张国华《禹甸吟编》卷一“仲家"：
仲家邕管楚迁来，衣短裙长足踏埃。
每逢婚丧延好客，纸旗铜鼓对楹开。
艾应芳《独山县志》：
仲家……丧葬，凡属亲眷及瓜葛，本村邻舍，男女络绎成群。……男女对击铜鼓、木鼓，鼓声相应。稍有不合节，罚酒一瓢，饮至昏醉。
从以上记载来看，仲家能范铜铸鼓，岁时击铜鼓为欢，遇丧葬也敲击铜鼓伴舞。仲家地区也有铜鼓从地下出土者，富者不惜倾家荡产争购。
3.画
苗族源于上古苗蛮集团，唐宋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繁盛，遂从若干少数民族混称的“蛮"中脱离出来，明清时期，在中国西南地区已十分活跃，不少文献记载了苗人使用铜鼓的习俗。
明人田汝成《炎徼纪闻》说：
苗人……岁时召亲戚挝铜鼓，斗牛于野，其负者祭而食之。大脔若掌，以牛角授子孙曰：某祖、某父，食牛凡几。
清人傅恒《皇清职贡图》卷七载：
“苗人，相传为盘瓠之种，楚粤黔皆有之。其在滇者，惟曲靖、东川、昭通等府花苗，随各属土流兼辖，……遇节序，则击铜鼓、吹角，赛神。"
清人贝青乔《苗俗记》载：
苗……椎牛歌舞，兼以赛神，名曰“吃牯脏"。红苗则兼击铜鼓，名曰“调鼓"。
徐家斡《苗疆闻见录》卷下载：
苗疆(按：今黔东南苗族地区)有铜鼓，形圆有耳，……其平面上之纹缕不一，间亦有十二辰者，与汉之十二辰鉴彷佛相类。俗传为诸葛遗器，可避瘟，呼曰“诸葛铜鼓"。用兵苗疆，时恒获之。
有一本记载太平天国时期贵州各族农民起义的《咸同年事史》，记述唐炯到清平带(今麻江、凯里等地)血洗苗山和乘机掠夺了很多铜鼓的情况。王柏心作了1首(得唐炯征苗所贻铜鼓歌》，其中说到：“清平边夷无繁苛，家家范铜铸为鼓。大或千钧小二，花裙蛮女叩银簪，跳月赛神纵歌舞。……此鼓发声可十里。"
可见，明清时期，滇黔各地苗族使用铜鼓已很普遍。
4.仡佬
仡佬是僚人的直系后裔，也是明清时期使用铜鼓的民族。明嘉靖《贵州图经》载：
“石阡县苗民司之仡佬，丧葬击铜鼓唱歌，男女围尸跳跃"。清张澍《黔中纪闻》曰：仡佬“又有斜文布，名‘顺水斑'，盖模取铜鼓文以蜡刻板印布者，出独山州斓土司"。
5.黎
清代黎人是俚人的后裔，是现代海南黎族的先民，他们也使用铜鼓。清李调元《南越笔记》卷六说：“琼州有黎金，似铜鼓而扁小，上三耳，中微其脐，黎人击之以为号，此即铛也。古时蛮部多以铜为兵，以铜为器，富者鸣铜鼓，贫者鸣铛，以为聚会之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