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童话和传说的符号语言为研究无意识随时准备好了丰富的材料，这种情况属于心理分析相对早期的认识。奥托·朗克在1913年一篇纲领性的文章中说道：“心理分析神话研究的任务是，揭示建立在神话基础上的幻想通过与自然事件程序和来自其他方面的观点的关系变得使人认不出来的、无意识的含义。”1900年以后心理分析已经对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做出了贡献，属于文化史研究对象的，除了神话和童话之外，还有巫术、秘学（精神感应术）和秘密宗教仪式的实施。有象征意义的宗教仪式程序，如女巫安息日和黑弥撒提供令人憎恶的和变态的、疯狂的和吓人的东西，作为和基督教礼拜仪式对立世界的因素，这些有象征意义的宗教仪式发现了自己特殊的值得注意的地方。近代早期女巫迫害和魔鬼诉讼的故事也不得不引起刚刚建立起来的科学的注意，这几乎不是偶然的。科学发现，对无意识的研究不仅展示个人经验的状态，而且同时——通过也登记在无意识名下的因果关系的原则——展现出上古时代恐惧的集体体系。1897年1月弗洛伊德在他自我分析最激烈的阶段，给威廉·弗里斯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道：“我给自己订了《女巫之锤》（Malleus Maleficarum），因为如今关于儿童瘫痪的论文已经写到最后一笔了，我将努力学习。魔鬼的故事，民间的责骂百科辞典，歌曲和家庭教育的习俗，所有这些对我都有意义。”对于维也纳的出版商胡戈·黑勒的询问，弗洛伊德于1907年说到这里已经提到的约翰·魏尔的关于巫术信仰的研究《论魔鬼的幻影》（De praestigiis Daemonum，1563），这是除了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歌德和达尔文的作品之外，他所熟悉的最重要的书之一。
一种科学史的普通概念说，在近代呈现出来一条线，它从魔鬼神话学出发，经过动物性的魅力理论、催眠术和歇斯底里学说引到心理分析。上面提到的态度和思维模式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它们都致力于发展使恶的那种非理性力量失去魔力的各种不同形式，那些力量导致人的内心的不安和惊恐，荒唐固执的念头和麻痹状态。在所有这些体系中，介入式做法的目标是迫使恶离开它的牺牲品的灵魂——在魔鬼迷信中是使用驱魔术，催眠疗法中实施的是暗示，歇斯底里学说中的是催眠状态和心理分析中采用的会话疗法。弗洛伊德使用无数局部的措辞刻画他的本能学说，把它说成灵魂的考古学，到达遥远岸边的海上航行，新的创造和破译方法。除了这些无数局部的说法之外，也发现了夜游的画面，那个画面据说勾勒出科学充满危险的道路，于是他在《梦的解析》中这样写道：“……从我们在梦中深深地进入心灵的过程中那一刻起，所有的小路都通到昏暗中。”昏暗的区域不仅归入科学的客观领域，而且也列入研究者的动机——按照早期的心理分析固定不变的自画像，这个动机来源于和人类精神生活的阴暗面可怕的亲和性。在1899年10月9日给弗里斯的信中，弗洛伊德写道：“你想得到吗，我被神秘的内心力量驱使去阅读心理学的书籍……”根据这段相应的风格的表述，对灵魂认识的道路迫使他开始了走向阴间世界之旅，他会遇到无数危险，其中包括要遭遇与自己相遇，和面对蒙上阴影的自己的行为的危机。像催眠术和歇斯底里学说一样，心理分析也是一门科学，它的目的是让这样一个从措辞上宣称纠缠复杂的方法变得有成效。它的方法是科学将它认为神秘、模糊不清的认识客体置于概念范畴的一个高级系统中，并且以此可以在理论上把握它。
在这里列举的思考模式的历史可以解释为转换和改写的过程，它重新占有了恶的意义，力图通过这样的方式对恶的现象进行监督。从对其实施了祛邪术的魔鬼身上，将在催眠中出现关于停泊在神经系统里的一个虚幻身份的一种想象，这种身份制造疾病，出现阴魂附身的状态和意识危机；从催眠术操纵的心灵反应的催眠理论中，引出在歇斯底里理论中一个在做梦中显现出的无意识的病源学，这种无意识导致身体的功能干扰和产生致病的，乃至病理学的征兆；从癔病的躯体和精神相互作用的模式中，将在心理分析中出现无意识的综合系统，这种无意识可以在本能和梦境中显露出来，可能致使人患上神经官能病，在心理上导致人格毁灭。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祛邪术中的魔鬼因此转变到心理疾病的形象中，它习惯于一点点地出现在身体的反应中，但是作为整体却隐藏在黑暗中。研究其根源的科学像在那些地方的祛邪术的实施者一样，他们在那里遵循为了他们的自我形象而引入的深入内心的要求，以便发现束缚人的灵魂的恶鬼的踪迹。心理分析总是一再利用这个目标，把自己的工作用插入主导动机的措辞解释成驱逐非理性的冲动力量的困难和充满危险的过程。在关于对抗恶的战争故事中，心理分析就这样暗含了它的科学征服战的故事。恩斯特·布洛赫为这个局部的自我描述提供了一个更柔和，同时也更简单的异文。他解释说，弗洛伊德想“帮助人们从地窖里上到清扫干净的漂亮楼层里，他在这一点上思想还是很开明的”。
在给弗里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于1897年12月已经提到了“内在心理神话”（endopsychischen Mythen），人在他内在的精神生活中，为了（在幻想中）建构绝对的想象内容的目的，逐渐展示出这些内在心理神话——永生、复仇、彼岸、善和恶。当弗洛伊德和这个观察类比，从精神疾病领域推导出对魔鬼的想象时，他把恶的神话引到一个按照纯理论格式谱写的心理学体系中。这种方法在宗教心理转换中找到了它的相近物，这一转换是在《一种幻想的未来》（Die Zukunft einer Illusion，1927）一书中借助上帝的信仰以及在《摩西》（Der Mann Moses，1939）一书中借助一神论完成的。在这两个事件中，弗洛伊德是在他的本能和神经病学说的基础上行动的，他利用学说的因果关系模式，为了分析地消解宗教的，或者类似宗教的思想内容。这些内容像恶的一个反神圣原则的妄想一样，同样是一个“人类无所不包的强迫神经官能症”的产物，这种强迫神经病排挤乱伦——性欲，力图压制它被禁止的能量。在神话作为内源的精神过程的结果起作用的地方，心理分析就具有了一种纯理论的功能，它使神话回溯到了它的起源。根据雅克·拉康做出的准确的诊断，在弗洛伊德的宗教批判中，上帝是无意识的，为了魔鬼，可以把拉康准确的诊断也招来；被排斥的性本能处于恶的妄想开端，和它一起的还有性欲的因果关系。
保罗·利科和米歇尔·福柯把这些功能引回到无意识范畴的成果上，借助这些功能，传统的认识论假说——自我的独立性，人的判断的自由，语言代表的规则——受到质疑。无意识学说如福柯所写：“把关于对人的认识所有可能的条件”确定在其“有限性”的特殊形式中。这一学说揭示了一个不能掩饰的观点，即主体的文化实践者被一种“迟到”统治着，在它的规则下，本能——“有限性”的动因——被延迟和修改。同时，这一学说把一个可以从概念上把握的世界的设想引回到其非理性的起源——在性欲的出发点上，通过这样的方式它转移了认识论空间里的分量。这样一个形态产生心理分析理性的基本态度：去除神话的神秘性的意愿，对形而上学的物质改造，对单一因果阐释的偏爱，它宏伟壮观的简约主义，它对于评注自己深奥成果的兴趣，这种成果导致自我反思、自我表现和自我研究的交织。人们在对于魔鬼的文化结构进行心理分析的研究中，以示范的方式碰到所有这些倾向。
弗洛伊德的文章《17世纪的魔鬼神经病》（Eine Teufelsneurose im 17.Jahrhundert，1923）为把对于恶的现象的兴趣转入心理分析学说的纯理论方向提供了一个典型例证。弗洛伊德在他文章的序言中这样解释道，每个时代都会出现怪癖的和被禁的事物的图画，它们间接反映其文化的自我构想。从这样一些描绘危险的幻想的图像中，心理分析必然推导出自古以来一直决定着人的精神恒量。“魔鬼对于我们来说是恶，是应该抵制的愿望，是被拒绝、被排斥的本能冲动的后裔。我们仅拒绝中世纪以这些心灵生物投射到外部世界的投影；我们让它们留在病人的内心生活中，它们在那里居留、生长。”他在《性格与肛门性爱》（Charakter und Analerotik，1908）的研究中这样说道：“众所周知，魔鬼送给妓女的金子，在他离开之后变成了粪土，魔鬼肯定不是什么别的，就是被排斥的无意识的性生活的拟人化。”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遵循的方法论的最高理性（ultima ratio），是由支撑他的文化知识的一种彻底的非历史化引起的。它能够把堕落故事从17世纪引回到一种心理状态，这种情况是按照乱伦理论和与此相联系的性学说的阐释模式进行解释的。
马利阿策尔的修道院院长弗朗希斯库1677年用拉丁文手写的一篇文稿中和1714年的一段匿名附言中出示的关于驱魔术的报道摆在弗洛伊德面前，这构成他的研究的基本来源。弗洛伊德通过维也纳图书馆馆长派尔-图尔恩的介绍得到全部资料，派尔-图尔恩曾经就有文献资料证明的堕落故事的医学方面问题向他咨询请教。由此产生的文章提供了一个只在广义上说的医学追述，因为文章集中于文本中描述的症状的心理学起因。手稿描写了画家克里斯托夫·海茨曼的治疗情况。海茨曼1677年在下奥地利的普腾布鲁恩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痉挛之后，经由地方的神父转诊，送到行政长官那里。在行政长官的审查下，画家供认，在患严重抑郁症的一个阶段，他把灵魂赠给了魔鬼。然后举行了忏悔仪式，在这个过程中，魔鬼把在普腾布鲁恩修道院教堂签订的合约还给他的签约伙伴；画家还有第二份供词，按照这份供词还存在一份扩大的遗赠；以画家第二份供词为基础，这同样的过程在同一地点重复一次；在各种不同的骚扰、诱惑之后，海茨曼战胜了他的抑郁症，并且决定在修道院里度过余生，一直到1700年去世。手稿仿佛是弗洛伊德的专家鉴定书，和它一起的还有海茨曼（用德文写的）传记性报告片断，以及一系列出自于他之手的图画，成了心理分析读物的客体对象，文章简短的前言已经勾勒了其教条主义的方针路线：“神经错乱”与对魔鬼恐惧的时间相符，就是说这种情况决定“我们的神经官能症”。海茨曼的报告提供的资料因此按照类比法（per analogiam）被置于一个上下文关系中，这种关系有助于检验神经官能症理论。但是这样的使用有更多意义，不仅是把心理分析的阐释模式功能化；而且它同时引向一个叙述性的改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画家的人生经历被重新编排构建。在这里有高潮、转折、中篇小说中变得尖锐的关键情况、各种矛盾关系布局的阶段、文学语言表达的层次和倒叙；由弗洛伊德出示的报告的文学安排，像他在1895年和约瑟夫·布罗伊尔共同发表的《歇斯底里研究》的情况一样，是对材料的预先加工。
弗洛伊德首先研究了魔鬼结盟的起点，即在手稿中多次强调的忧郁情绪的时期，这种情绪构成与恶订立契约的基础。魔鬼引导忧郁的画家走出为父亲的去世的哀伤情绪；魔鬼的形象仿佛成了潜意识中的一个父亲偶像，在这个偶像中表现出错综复杂关系的矛盾情感。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用一个值得注意的假设采取行动，因为按照字面意义，报告的一段是这样写的：“由父亲的遗体取得一些轻微的灵魂”（accepta aliqua pusillanimitate ex mortis parentis）。“父亲的”（parentis）可以指男方的，同样也可以是女方的父母，并不以此标明词典意义上的性别详细说明；但是弗洛伊德继续谈论“父亲”一词，并且接下去把他复杂的注释建立在一个单方面的解释上，而这个解释在语文学上一直是存疑的。假如在两份手稿中流传下来的转让证书上说，画家臣服于魔鬼，作为“亲生儿子”，弗洛伊德把这一点理所当然地解释成代替父亲的信号。魔鬼升华为父亲的假说竟然先验地建立在不可靠的前提之上，这个前提绝不能通过拉丁语字句得到保障。
按照僧侣的理解，画家臣服于他的那个魔鬼，是作为恶的经典形象出现的，因为在他身上显示出“罪恶生活”的诱惑和对圣父、圣灵和圣子三位一体的拒绝。弗洛伊德与此相反，他自己误读了那份转让证书。在这个暗示下，弗洛伊德强调，人们必然在魔鬼的身后看到死去的父亲一个奇特的投影。这个投影具体的意义从海茨曼的报告中魔鬼形象显露的女性特征得到解释。“他第一次看到，”弗洛伊德这样说，“恶以一个品行端正的市民形象出现。但是下一次他就是赤身裸体，外形丑陋，长着一对女人的乳房。乳房一会儿简单地存在，一会儿涨大好几倍，在接下去的形象中一直存在。”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父亲——投影揭露了画家精神生活中女性身份的份额。这个解释得到事实的支持，即魔鬼出现了9次，这想必是暗示怀孕。画家臣服于有女性外貌的父亲，并且渴望得到这个角色中的人，与之发生乱伦关系。“一旦男孩子明白，为了争得父亲的爱与女人的竞赛，得以放弃自己男性生殖器，即阉割为条件时，对于父亲女性的看法就遭到排斥。对女性的看法的拒绝，也就是自我——反抗阉割的后果。这种阉割在对立的幻想中有着最极端的表现，即在幻想中阉割父亲，把他变成女人。也就是说，魔鬼的乳房与自身的女性特征投射到父亲替代物上的一个投影相符。”
最后给弗洛伊德留下的只有一个模糊的地方，可是他却力图像这个神秘故事的其他部分那样，同样不费力气地把这一点搞清楚。问题是在手稿中流传下来的两张转让证书以什么方式实现。画家，弗洛伊德强调，像那些记录他的病例的僧侣一样，不能被说成是伪造者。更可能的是，画家在发生宗教癫狂的那一刻自己签下了魔鬼条约。在魔鬼的文字里实现了恶的物质化，在这个背景下它很可能是有预见能力的想象产物。这种想象为自己寻找标记，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是为了一个心理错误操控的自我封闭体系，正如它在受到干扰的与父亲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那样。从弗洛伊德的解释的来源的外部氛围看，留下的只是在代表包罗万象的逻辑的魔力中精神状态的证据：作为神经病形态代理的投影，拒绝行为，委托和强迫行为。解释——弗洛伊德自己把它叫做“重新解释”——把魔鬼神话引回到乱伦理论的单一因果关系说明模式上，通过这样的方式将魔鬼神话转移到心理的拓扑学，即心理连续不断的变形中不变的位置上。魔鬼神话被掩盖的意义如同宗教的那个意义，用利科的话说，就是“对父亲的思念的永远重复”。
弗洛伊德的文章不中断地使用侦探小说的样板。斯图加特大学的霍尔斯特·托梅（Horst Thomé）教授已经指出了侦探小说对于心理分析的表述技巧的意义。随着新证据的不断出现，小说的艺术性得到不断提升，在极富艺术性的提升中，读者被引入对案件的揭露之中。侦探弗洛伊德躲在魔鬼幻象的背后，窥视心理揭示过程的证据（特别提到在个别人的精神生活中对父亲的撒旦式看法的痕迹）。像在侦探小说中一样，那些符号第二眼看上去会暴露出某些和起初说的不一样的、另外的意思；正是解释这个符号，才是分析家的事情，他的案件研究力图将科学的调查作为侦探过程组织起来。叙述者弗洛伊德向他的读者披露，他一步步揭开魔鬼的化妆后面可以预测的秘密，通过这样的方式驱赶魔鬼。他公开表白的是那种“自我欺骗”的语言，心理分析在我们文化的象征中破译这种自我欺骗的语言。侦察、探测推断出来的绝不是恶的物质性力量，而是恶的虚幻力量：从无意识中建造起来的一种错觉和一种文化符号生产，它把性欲的物质力量转运到神话的图画中。于是在关于魔鬼的文章中，一种认识过程和侦探故事的“文学性”联系在一起，这个认识过程揭示出一种幻觉，代替现实。
随着回溯到父亲情结的主题，一个内在自圆其说的解释的基石随时准备好了。这种解释把恶的模式化理解为一个心理学投影的产物，在这个投影中，画家女性的自画像通过对父亲的渴望表达出来。弗洛伊德的解释以从性欲学说中寻求根源的办法，同时完成了恶的非历史化，正如文中写到的，恶的非历史化是它单一因果关系的神话意义的注释学效应。魔鬼迷信发现的那些图画虽然在历史上有变化，但是按照弗洛伊德的信念，一直标志着相似的心理状态：“一种不是实际令人满意的性欲聚集，在向旧的记述复归的帮助下，通过被排斥的无意识，为自己创造了出水口”。魔鬼用这种方式变成一个代表封闭的心灵仪器和在这个仪器里运行的意义生产。他只是一个身份受到严重干扰的父亲的精神病症信号，1919年弗洛伊德在阴森恐怖的变态心理主题中，找到了这种身份受到严重干扰的结构，E。T。A。霍夫曼的《砂人——小说》（Sandmann-Erz hlung，1814）展开的变态心理可以与之相比较。在这里，恐怖的产生也与表示失败的父亲关系的固定图像相结合；文学文本因此成为一种复归到儿童般幼稚的想象内容的舞台，这些想象的内容产生精神病症的效果。
恶的形而上学作为灵活实施的计谋的主体，在两种情况下为知识的一个心理分析体系服务，这个系统把历史和文学的物质根源转送到乱伦理论的因果性模式中。自从奥古斯丁以来，对于路西法坠落地狱这件事，固定的解释是，把它看作神性的缺失和强烈野心导致犯了背叛上帝之罪的密码。如今弗洛伊德把路西法的坠落看作一种病症，这种病症表现了在无意识中潜藏的性欲渴望的力量。基督教有一种通行解释，从背离、惩戒和流放的氛围说明魔鬼存在的根据，如今出现了一种新的谱系学取代这个解释，它应该把魔鬼理解为无意识的本能冲动的投影。一种对于神话本身有广泛影响的时间概念的新解释，也和这个转变相连系着。基督教的传统把魔鬼的恶从突然展开的傲慢（superbia）动因中推导出来，魔鬼在这个动机的命令下，渴望得到上帝的地位，当基督教传统对恶做出这样解释的时候，弗洛伊德把魔鬼的恶描写成一个投影的结果，这个投影一直听命于内在的心理愿望产生的特殊过程。对魔鬼做出的形而上学解释的理由随身带有一种戏剧编排，在这里，时间作为加速方法制造恶的类型；与此相反，心理分析的阐释模式把魔鬼的来源，作为已经存在的图画想象通过性欲的本能冲动一次占领的结果加以研究。于是，在弗洛伊德的方法论中，时间从一个连贯的线性结构中解脱出来，并且变成了无意识的诱因功能可以看得见的标志。他把路西法坠落的戏剧改写到一种性欲经济的结构中，在这个结构中抽象原则的造型是体现性欲推动的形式。来源总是一种第二级别，它为了逃脱对于魔鬼的非理性开端的猜测，在理念的影响下拟定了文化的意识。
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Zur Phychopathologie des Alltagslebens，1901）中，当弗洛伊德谈到形而上学改变成“超心理学”时，他已经为这种方法找到了一个确切的表达方式。在这个过程中，迷信被解释为一种技巧，它把封闭在人的心灵深处的能够预料灾祸的潜能公开表达出来。“因为迷信者对于自己偶然的行为动机一无所知，而且因为这个动机的事实急于找到一个能够承认自己的位置，所以迷信者就必须将这个事实通过挪移送到外部世界中。”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这种运行机制可以和妄想狂相比，它同样把一种在主观上感觉到的面对灾祸的恐惧心理，转移到外部现实中。“在妄想狂的移动和迷信者的移动之间的缝隙”据说“显得比第一眼看到的要小”。以这样的解释为依据的体系，也许能够以此说明它存在的理由：如果说魔鬼的形象象征性地代表神经症来源的一个被排斥的父亲情结症的话，那么使他的幻觉成为可能的迷信者，就代表与妄想狂类似的一种恐惧的推移，把恐惧推移到客观上可以看见的，带有准确固定的意义逻辑的形象上。心理分析的诠释改变了恶的文化意义，因为这个诠释为恶指出了从性欲的起源系统推导出来的一个新的因果关系。然而，这样的过程绝不包含升华的行动，而是将魔鬼神话转运到一个描述无意识的模式的功能中。
这里描写的转运、改写有这样的效能，即把起源（无意识的）和图画（神话）在一种相互的联系中统一起来。神话的谱系学探讨了一种叠加，这种叠加自动赋予无意识神秘的性质。弗洛伊德为了他的科学意图自我表述的目的特别突出这个关联。1932年他把他的里比多理论称作“我们的神话学”，并且把性冲动描绘成“神秘的本性，在它的不确定性中是了不起的”。与此平行的是，有一种解释是把魔鬼说成是掩盖乱伦愿望的形象，这样的解释强调神话——类似情况，心理分析通过它的本能学说说明神话——类似物存在的理由。魔鬼注意里比多就像注意一种神秘的宝藏一样，它的组成部分保存在恶的想象的文化秩序中。辩证法的概念为了描写一种这样的联系保留下来，可是这个概念在此也许不十分恰当，因为它避而不谈把性欲和神话，像不可见的东西和可见的东西一样区分开来的差异。弗洛伊德的解释让神话在性冲动中消失，但是反过来它又将性冲动在魔鬼身上表现出来。心理分析的文化理论叙述为这种呈现创造了一个舞台，这个舞台不仅用于撒旦表演，而且也用于展示自己认识批判的成果。弗洛伊德1937年把超心理学描述成“巫术”，而且这样突出强调解释体系和由它解释的图画想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当他这样说的时候，考虑到了这种情形。解释公开了把神话和性欲统一起来的原则：机械的因果关系的一个样板，在这个范例中，拉康已经很有道理地看出无意识原来的表达方式。这样的模式把自我和文化的图画生产领域结合在一起，通过这样的方式，它弥合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裂缝。如果神话保障对由里比多引起的恶的起源进行反思的话，那么它就可以当作一种实现秩序的产物来阅读，它使得那些没有它可能将停留在黑暗中的东西变得清晰可见：神话的踪迹是性欲在图画和故事的文化材料中事后补充上去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