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大学教育存在诸多问题，而其中最为严重者在于，缺乏养成“君子”之机构。
君子是个古老的概念，至少在周代就有“君子”一词。但当初，君子就是贵族。孔子在封建制开始瓦解的时候，对君子一词的内涵进行了转换：一个人虽为平民，但只要具有德行者，即为君子。从此，人人皆可成君子，而成为君子就是中国人做人的理想。
孔子意义上的“君子”，较为接近于欧洲人所说的“绅士”。两者都强调美德和服务社会的实践性技艺。但相比于绅士，“君子”一词更加突出其读书、明理。因此，君子首先需要接受教育。
孔子及整个儒家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正是如何通过合理的教育，养成君子，养成君子构成儒家式教育的基本目标。孔子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创办了平民的君子养成机构：孔子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大学，其性质类似于封建时代欧洲的大学，但孔子的目标是把平民弟子们培养成为“君子”。孔子之后，不论汉儒之在家授徒，还是宋儒之开办书院，也都是为了养成君子。
因为，在儒家看来，君子是社会治理之本。这些君子掌握知识，具有德行，同时也具有治理的技艺和智慧。凭借着这些特质，在民间，他们可以赢得民众信任，领导和组织社会的自我治理。他们也可以进入政府机构，担任官员，给政府输入理想主义的精神。
正是依靠他们，在三千年历史中，中国这个规模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大体上维持了尚算合理的秩序。现代中国最为伟大的立宪者，康有为、梁启超、张君劢，乃至于孙文、黄兴、蒋中正等人，也都是儒家士君子。可以说，传统社会之正常运转，端赖于君子教育体系之存在。
不幸，二十世纪初开始，这个传统陷入危机。中国废除了科举制度，引入了现代大学制度。在欧洲，一直存在一些精英型中学、大学，即便到了现代，他们依然可以训练绅士。但中国引进大学制度，带有非常强烈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目的，那就是迅速赶超西方，而人们的目光主要集中于现代的“科学技术”乃至工程上。人文性教育遭到大学管理层忽视，而君子—绅士之养成，与此类教育关系极大。
当大学制度引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也发生了激进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思想运动，这场运动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存在了几百年、上千年的儒家传统教育，比如，宋儒所创立的书院，被迅速而彻底地抛弃。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儒家经学，在大学中没有立足之地，而归于消亡。其严重性就类似于，在西方不再存在神学和古典学。
二十世纪中期，这种功利主义倾向演变到极端地步。院系调整切断了本来就不那么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教育传统，按照苏联模式改造的大学普遍变成了专业技术培训学校。大学的主要功能就是训练工程师，同时也进行意识形态灌输。这样训练出来的人既缺乏德行，也不具备治理的技艺和智慧。
八十年代之后，这种极端局面有所缓和。但是，实用主义精神已经深植于大学身体之中。现在，它有了一个新的表现形态，即商业化。在商业目标驱动下，大学规模急剧膨胀。大学普遍瞄准商业世界的需求，培养能具备赚钱才能的人。
总而言之，二十世纪中国的教育与儒家君子教育传统愈行愈远，大学教育日益粗鄙化，君子养成传统断裂。随着君子之凋零，中国社会治理状况也日益劣质化。在社会中享有支配权的人物，要么是土豪劣绅、地痞流氓，要么是拿着枪杆子自天而降的革命党人。政府官员的操守同样呈现出明显下降趋势。此中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但是，君子教育的断裂，干系极大。
当下中国欲形成优良治理秩序，一个至关重要的工作，就是重建君子养成体系，以培养一个兼具德行、技艺和智慧的精英群体。但是，如何在现代社会、文化脉络中重建君子养成机制？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可以设想的途径有两个。
第一，在大学中展开君子养成教育。过去十年，不少有识之士已认识到精英教育的重要性，而在大学开设了高等人文学院或者文科实验班，对少数学生进行精英教育，包括辅导他们阅读中国、西方经典。不过，在喧嚣的大学环境中，学生、老师们都很难避免浮躁之风的冲击。
第二种途径也许更为可取，但尚无人尝试，那就是，对传统书院形态进行创造性转化，开办现代书院。目前已经有一些儒者开设了书院，辅导学员研读儒家经典。但是，此类书院普遍规模较小，学员参差不齐，且其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及西学缺乏足够重视，因而，无法与一般大学竞争，对优秀青年缺乏吸引力。
以一种更为开放的心态创办现代书院，也许更有前途。这种现代书院或许类似于美国的小型人文精英学院。应当说，随着中国人的财富增加，有一些父母已经可以超出功利目的考虑孩子的教育，如果有人创办此类师资强大、条件优越的现代书院，或许不乏问津者。它将延续传统书院教学相长的传统，学生通过阅读中西经典，参与校内外的各种公共活动，理解社会与文化，养成伦理责任感和领导能力。
接受了这样的教育，当然并不就是君子。君子需要在实践中成长。但这样的教育对于君子之养成，乃是至关重要的。此类现代书院教育，最有助于青年人进入社会后成长为君子。而君子群体的形成与扩大，乃是中国社会形成健全秩序的基本前提。
注释：
（1）Democracy in America，vol.2，pp.466-477.
（2）Democracy in America，vol.3，pp.712-713.
（3）关于这一点，托克维尔说：假如人被迫自己去证明他每天应用的所有真理，那他的工作将没有尽头。他将穷尽自己的精力去做这些预备性证明，而根本无法更进一步。由于人生短促，他将根本没有时间承担这项任务，由于他的智识的有限，他也根本没有这种能力。他必须肯定地接受诸多他自己既没有闲暇也没有能力探究和验证、但已由更聪明的人发现或者整个世界都已采纳的事实与真理。他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筑自己的思想的大厦。这样做，并非出自他的意愿，而是他的状态之绝对法则迫使他这样。……一个人若想自己探究每个事情，就只能在每个事情上投入很少时间和注意力。这将让他的头脑处于持续的忙乱中，而妨碍他深入地探究任何真理，并令人信服地确证它。他的理智固然是独立的，但同时也是软弱的（Democracy in America，vol.3，pp.714-715.）。
（4）Democracy in America，vol.2，p.474.
（5）《论语集注》，学而第一。
（6）《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第二十六。
（7）Democracy in America，vol.2，p.494.
（8）《礼记正义》，卷三十六。
（9）《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181-182页。
（10）比如《礼记·乐记》就提道：“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11）原刊《南方周末》，2007年12月6日，收入本书时有所补充。
（12）本节原刊《财经》，2009年12月18日即《财经》年刊“2010：预测与战略”）。
（13）《王观堂先生挽词》中形容张之洞之主张曰“中西体用资循诱”，见陈寅恪著：《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寅恪先生诗存”，第7页。
（14）张君劢著：《明日之中国文化——中印欧文化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5-86页。
（15）本节原为《开放时代》杂志社和广东信孚研究院联合主办之“儒学与现代社会治理”学术研讨会（广东从化，2011年5月14-15日）所致之开幕词。
（16）《礼记·中庸》。
（17）本节原刊《明报》，2011年4月3日。
（18）原刊《中国企业家》，2010年第3期。
（19）Democracy in America，vol.3，pp.944-945.
（20）原刊《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1月31日。
（21）《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卷一。
（22）《论语·学而篇》。
（23）原刊《南方都市报》，2010年8月15日。
（24）这是在天则经济研究所召开的“生命无常 灵魂永存——汶川地震的宗教视角”讨论会上（2008年6月25日）的发言。
（25）原刊《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2月12日。
（26）原刊《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1月14日。
（27）原刊《凤凰周刊》，2010年第12期。
（28）原刊《时代周报》，2011年6月23日。
（29）原刊《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8月22日。
（30）《仪礼·丧服传》。
（31）《仪礼·丧服传》。
（32）原刊《南方都市报》，2011年8月23日。
（33）《刑诉法修正草案不强制被告人近亲属出庭作证》，http：//news.sina.com.cn/c/2012-03-08/095324080626.shtml。
（34）原刊《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4月18日。
（35）原刊《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9月19日。
（36）原刊《东方早报》，2011年11月17日。
（37）《论语·述而篇》。
（38）《论语·雍也篇》。
（39）《论语·为政篇》。
（40）原刊《经济观察网》，2011年9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