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宗教光明大手印:智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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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独立

1.知道分子与知识分子

前些日子,一个年轻的朋友问我,为啥现在提到的中国哲学家,都是一些古人?为啥现代出不了多少有独立观点、有代表意义、能达到老庄那种成就的思想家?或者说,现代中国,有多少真正的知识分子?

他问得很好。不管对教育界、学界,还是文学界来说,这个问题都很尖锐。

每一所高校,都不妨反思一下,看看自己的教师队伍中,有多少知识分子和大师。如果只靠一些知道分子、“书橱”和背书机器,高校就很难培养出社会需要的人才,只能培养出更多的知道分子、“书橱”和背书机器——在目前的教育体系下,这种情况,或许是极为常见的。

什么叫知道分子、“书橱”和背书机器呢?就是那些缺乏独立意识,只懂人云亦云,为了扮出高深的样子,不断从国外搬来先进理论,没有创新,没有发展,既经不起推敲,也经不起诘问的所谓文人。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往往跟鲜活的人生毫无关系,一旦脱离自己的领域,他们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连自己都改变不了,更无法让别人受益。

有时,社会上,大学里,也会冒出一些知识分子,但他们不屑于谄笑献媚,容易得罪领导,因此,往往被孤立、曲解、排挤,难以发挥应有的价值,甚至遭到埋没。久而久之,在社会和大学里,装腔作势的貌似大师者,就越来越多。这些人不断重复着已故大师的话,始终扮演鹦鹉或传声机的角色,自己永远都成不了真正的大师。但是,他们往往被一些不辨真假的大众,推为大师,被盲目崇拜,盲目效仿,于是,貌似大师者便越来越多。这显然是一种恶性循环。

未来,有可能打破这种怪圈的力量,很可能出现在民间,比如民办大学、民办团体等等。因为,目前的公办教育机构已经异化了、僵化了,谁要是没有文凭和职称,就没资格进入其中。即使里面冒出一些有文凭、有职称的有识之士,也无力打破这种强大的僵局,无法从本质上扭转这种局面和程式。因为,在很多高校中,占据资源和话语权的,都是一些知道分子和书橱。他们掌握了评价体系的主导权、决定权,垄断和控制着人、财、物等各种资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

知识分子、大师、大家的成长,除了自身努力外,还需要土壤。这些人的诞生,是一种必然与偶然的结晶。它不仅涉及政治气候和环境问题,还有一个民族人文性格的构建问题。中国的社会结构,历来就是“士农工商”,中国的文人中,“学而优则仕”、“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者居多,当官便被摆在了第一位。文人们即使当不了官,也会将个人的悲喜荣辱,甚至命运的希望,都寄托在当权者、当官者的身上。次一等的文人,则追求“颜如玉”和“黄金屋”。总之,其追求,都是非常功利的。因此,知识分子真正的内质,就被异化了。于是,社会上便多了大量知道分子,少了真正的知识分子。

知道分子出不来高质量的成果,不仅跟独立思考不够有关,也跟他们的心智模式、思维模式、实践途径、世界观、方法论等综合问题有关。如果没有修证、实践上的突破,他们的思考,就会停留在理论、概念的层面,无法被运用到生活中去。因此,既无法被补充、被完善,也无法被诠释——当然,他们在乎的可能是某种功利目的能否达成,而不是真理的实证性。

什么叫实证性?就是在生活中检验真理,看看它是否是真理,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有效,实践的难度在哪里,等等。这就像科学家做实验一样,是个严谨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思想家就会变成空想家,其世界观也罢、价值观也罢,都跟现实生活没有关系,他们本身也很难在这种思考中进步、升华,更谈不上站在高处看待人生与世界。那么,他们就会和老百姓的生活脱节,只能在某个特定领域里自娱自乐、自我陶醉,无法影响世界、创造价值。

追求功利的人,不可能去实证真理。因为,实证真理,近乎让一个人脱胎换骨。你首先要拒绝一切诱惑,达到高度的宁静和专注,不受任何事物的干扰,才能让心灵焕发光明,照亮世界,照亮人生,消除所有迷惑。这时,你才是终极意义上的大师、智者。如果你的心被外界的某种东西——比如知识、学问、思想、体制等等——控制,你就只是个容器,不是个真正的生命体。因为,你得不到自由,无法超越,创造不出自己的东西。

现在,有很多人都只是容器,脑子里装满别人的东西——有的人缺乏选择,还装满了垃圾——我们不该让这些东西占据自己的心灵,要把它们化为营养,让自己的心灵成长,不要让它们变成工具和镣铐,让我们不能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创造。

不过,这可能是个悖论。因为,能明白这一点的人,往往懂得反思,能够自省,有完善自身的意识、要求与行为,有一定的智慧,他们一般不会变成单纯的容器。不明白这一点的人,往往不愿自省,不愿身体力行地改变自己,总是把这些观点,都变成对自己的批评、攻击与伤害,迫不及待地拒绝、回避、报复。因此,他们始终在外围寻求知识,始终不去实践,也无法成为真正的大师。

这就是中国目前缺少大师的原因。

2.如何分辨真假大师

有人问我,如何分辨真假大师?我教了他一个简单的方法:大师若童。

有童心者,未必是大师,但大师必定有童心。而且,他一定有着别人没有的平常心。他的行道,如春风化雨,跟他接触的人,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提升自己。真大师的言语,不是吃了诸多食物后,消化不良吐出的秽物,一定是他从心底流出的,真善美的清泉,像大自然的泉水那样,自然,甘甜。

大师往往是集大成者,他的智慧必然是吸收所在土地、文化、行业、领域的精华,跨越时空、地域、语言及自身个性局限等障碍,以毕生心血哺育的经典和文化奇葩。仅仅从言行相貌来看,大师绝不是那些神异古怪的人,而是融入众生的普通人。他总是用最质朴的行为和言语,诠释自己证得的智慧与真理。

因此你会发现,时下流行的许多大师,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大师。他们是学院派教育的产物,读了大量的书,积累了大量知识,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形成一种程序化的东西,进入某种固定模式。他们虽然没有主动、独立、创新的思想,却能达到“大书橱”们设定的标准,于是,就被封为“大师”。

表面看来,这些人掌握了话语权,但他们的话语权,都建立在对诸子百家的引用和诠释上。有时,他们还会剽窃别人的思想、成果,将其改头换面,当成自己的观点,竟然也获得成功。实际上,这些人的水平,远远没有超过儒释道的一些大师和诸子百家的层次。他们再怎么思考,都是在心外寻找能支撑自己的东西,而不是真正让自己立起来,创造自己独有的东西。这种思考,只是一种拼凑,一种量的堆砌,缺少“质”。

我强调的思考,是一种终极意义、本质意义上的思考。它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止”,就是定力;另一方面是“观”,就是智慧。有了定力,我们的自我意识就会觉醒,就能不受外界诱惑,形成非常独立的观点;有了智慧,我们就会非常仔细地体察世界,体察自我。这时,我们就能证得一种属于自己的东西,别人无法替代。因此,我强调的思考,其实是一种修身、养性、调心。我们平时有些思考正好相反,是一些情绪化的反应。情绪来了,就有了思考;情绪过了,就把想到的东西都忘掉。况且,有时在情绪的控制下,我们的思考充满偏见,显得偏激,不客观,也不全面。所以,它起不了太大作用,也没多大意义。

我与一些当代名人接触时,发现其中不乏混混,他们东游西逛,四处交友,整天做着一些自以为是、没多大意义的事情。他们的所有追求,仅仅是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他们的所有心思,都用来考虑怎么出名。他们懒得花时间读书、思考、研究、实证,也缺乏主体性。因此,一些名人二十年前讲的就是那点东西,二十年后,讲的还是那点东西。他们的肚子里再没更多货色,更谈不上“好”,这就像一个人精通花拳绣腿,没练好内功一样。

当然,那些历史上的大师不是这样。那些死后仍被我们记得的大师,往往有值得被时代、历史记住的好东西。因为,他们的思想传承下来了,这说明他们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大师。他们的话语权不一定在当下,但那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历史话语权,那才是真东西。

这种人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都会严格地修炼灵魂、精神、心灵、人格,同时,汲取外部世界的营养,把一切都化为富有营养的淤泥,包括表面上阻碍、压抑自己的东西。然后,在这片淤泥中,培育出自己的莲花。换句话说,他们能将世上一切为自己所用,训练出一颗独立清醒的心,唤醒一种超越的智慧,然后,从内心深处爆发出充满人类大爱的大智慧、大见识、大境界。这才是真正的大师创造的,不可超越、不可复制的好东西。

以前,我在好多地方,都会看到有人在街头等地方读书,但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许多城市里,读书人已经很少了,学生们也只读一些实用类或消遣类的书。对心灵有指引,对灵魂有正面影响的书,乏人问津。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利于大师生长的文化土壤。

另外,许多媒体,也给文化教育带来了不好的影响。他们总是出版一些煽动欲望的东西,能为地球、人类带来正面影响者不多。久而久之,负面的东西,就充斥了整个市场,占领了人们本来纯真的心灵。

此时,如果一个人的心灵不够强大,没形成稳定的小环境,他就会被社会流行的概念同化,将这些概念当成理想和目标来追求。现在,大家都在谈论买车、买房,谈论怎么才能多赚点钱,怎么泡到美丽的小妞。当我们谈论善,谈论信仰时,人们反而觉得很奇怪,把我们当成异类。这种极大的反差,真实地反映了大众的心灵走向。

以前,我到上海演讲时,一位教授曾说,雪漠,你发出的声音在上海是听不到的,所以,我把你当成我的兄弟。他那么博学多闻的人,都听不到这种声音,大众更听不到。因此,我常利用一切渠道,呼吁媒体重视大善文化的传播,并且提倡每个人——只要识字——用自己的笔,传播这种大善理念,让大善的思维波充满世界,让更多人受到磁化,引起大善的共振,共建和谐、善美的社会。我认为,这是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情。

因为,我们都是链条的启动者。当你有了自省和向往时,你的身边,会有无数人成为链条的其中一环。这一环又一环,会发出不同的振动和光明,影响便会慢慢扩散出去。有一天,世界可能就会发生改变。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要小看自己的力量,一定要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如何成为知识分子和真大师

韩愈在《师说》中谈到:“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其中,传道排在第一位。可见,从古到今,传道的要求一直很高。

那么,什么是“道”?所谓“道”,就是真理。传道,就是传播真理。从世间法意义上看,那真理,便是为人之道;从出世间法意义上看,那真理,则是解脱之道。传播真理的老师,自己必须明白真理,实践真理,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否则,他就没法传播真理。他能传播的,只可能是道理、知识,甚至是一些貌似真理的谬论。现在,最普遍的现象是,好多不知道真理的人,都在自以为是地传播真理,反而淹没了那些正确的声音。结果,以讹传讹,以假乱真,知道真理、实践真理的人,就越来越少。所以,一个人暂时做不到知行合一也不要紧,他至少该清楚正确的方向在哪里,并且不断提高思想觉悟,积极求道。在这个前提下,他才能引导学生探索真理。否则,他只会让人家跟着自己一块掉下悬崖。

尤其是现在这个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极快,什么人都能在网上发表观点,什么人都能利用无数个平台,将自己的声音轻易传播出去。因此,对于传道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年代,但假如运用得不好,真理的声音、优秀的思想,就会被搅天的信息淹没;对于求道者来说,这也是个很好的年代,但假如选择得不好,就会被大量的谬论、似是而非的道理,搅得心浮气躁,流于肤浅,南辕北辙。可见,网络这一现代科技,既能推动真理的传播,又能对其造成巨大伤害。如何能更好地运用它,是传道者和求道者都要仔细思考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业”?这个“业”,不同于佛教中“业报”的业,而是通过学习、思考、实践得到的智慧。换句话说,是一种不同于“道”的智慧。很多人将其简单理解为书本上的知识,其实,它的含义远不止于此。它跟知识的“识”一样,指的是见地、思想、境界等等,非常重要,但容易被人狭义地理解。

什么叫“惑”?所谓的“惑”,就是痛苦与迷惑,它分为两种:一种是烦恼之惑,由身体的欲望、贪婪、愚痴、仇恨等负面因素引起;另一种是知识之惑,由生存环境、所学知识、人生经历构成的认知障碍引起。解惑,就是破解、消除这两种痛苦与迷惑。然而,能为人解惑者,必须自己先做到无惑。如果老师本身仍未解惑,整天追求物欲,贪图享受,每天都被感官困扰,被物欲奴役,眼睛追求美色,耳朵追求美声,口中追求美食,六根不清净,就连最基本的烦恼和迷惑都没有破除,如何为学生解惑?又如何能成为一个好的老师呢?

好的老师,肯定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社会精英、时代精英、民族精英,这种人不会太多。他不会像大部分混混那样,浑浑噩噩地活着,人云亦云。真正的精英,绝不是曲意逢迎的人,也不会对混混言论妥协。他们会在一片浑浊的声浪中,尽力呐喊,即使叫不醒一个时代、整个世界,也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比如陈寅恪、梁漱溟、马寅初等人。

在他们的年代,每个人都难免被卷进各种风波,如果你坚持自己,就会面对可怕的专制和牢狱之灾。但即使在那样的社会环境、时代背景下,为了追求人类真理、世界和平,陈寅恪等人仍然不惜与主流对抗,坚持自己的独立主张,始终都在说真话。大家想想看,他们承担了多大的风险啊!有这样的胸怀、眼界、承担者,才称得上真正的知识分子。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的就是这种精神。

胡适也是这样。他即使被蒋介石尊为上宾,也不愿以政客的姿态出现,他始终都有文人的良心,对政治持批判的态度。他这样的知识分子,也不多。

真正的知识分子,至少该有承担的精神和承担的行为,但在欲望无限膨胀,良心渐渐缺席的今天,这种说法,包括这种精神,却沦为混混们的笑柄,在功利化的浪潮下,几乎听不到一点点回响。这也是当下有许多人陷入庸碌的原因。

所以,每一个有向往、有敬畏、有担当的人,都不要过多地考虑未来的诸多可能性,要守住真诚、向往的心。然后,在利众精神的熏染下,在整个世界的滋养下,在超越智慧的启迪下,点亮心灵,让自己一天天强大起来,拥有得心应手的大力。将来,如果有好的机遇,他就有可能成为真正的文化传承者、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大师。假如这样的人越来越多,这个世界就会增添许多光明。

不过,你一定要记住,即使有了这样的心和能力,也必须要有相应的行为。没有行为,所有的心和能力,都没有意义。比如,当下就要介入社会,当下就要发出独立的、传播真理的声音,而且要帮助身边的人,让他们也明白、快乐、清凉。不要发愿了又不去做,也不要认为有人会这么做,不差你一个。如果你在该说话时不说话,在该做事时不做事,就会失去发言权,没人会认可你的大心,也没人会感受到你的大力。假如鲁迅当年不参与、不介入、不呐喊,他就没有话语权,更不会在死后,仍然拥有今天这样的话语权。

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明哲保身的人,能拥有话语权,并影响世界。所以,我们要像印度的知识分子那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将文化命运与个人使命融为一体。

不过,知识分子不仅仅是在融入世界,而是在跟世界平等对话。就是说,他不但要能融入自己的生存环境,还要能跳出来,在一个更高的角度上审视和思考。他不是这个世界的附庸,他自己就是一个独立、丰富的世界,是一个独立的体系。他应当用一种更高远的眼光,评价——甚至像康德那样批判这个世界。这样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引领整个时代文化的发展与前进,帮助世界看得更远、更广。

可惜,现在有很多文人都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中的好多人,往往是短视的。而且,在现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中,还存在着一种“文人相轻”的现象。他们之间缺乏了解、理解,常常有意无意地,对别人的领域、专业、工作等等,采取简单的拒绝、排斥、否定。

比如,很多高学历的教职员工,常常对企业家和管理者们很不服气。他们会说:“看那些民营企业家,像个土老帽、土八路,又没什么文化。他们到底哪里比我强?凭什么比我有钱,比我成功?”

又比如,那些拥有高职称、高学位的知道分子,对社会上的成功艺术家、成功商界人士,以及其他行业的成功者,往往抱有偏见和嫉妒。他们一味地贬低、排挤别人,不愿以更宽广的胸怀去理解、吸收、审视。他们总是活在一种思维定式下,不注意学习别人的长处,只盯着别人的不足,经常拿自己的优点跟别人的缺点比。越比,越觉得自己了不起;越比,越觉得别人差。所以,他们总是会高估自己,低看别人,自命清高,对自己没有客观、准确的评价。这正是制约他们走向更高境界,获得更大成功的致命弱点。

因此,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发现,知道分子大多只能当师爷、副手、助理、参谋,当执行者、开创先河的头号人物,往往不是知道分子——至少看来不像知道分子。

不过,知道分子的清高分为两种:一种是自以为是、夜郎自大式的清高。这种现象很普遍,很多知道分子都是这样。他们缺乏宽广、包容的气度,没有真正成熟,也难以成熟。除非他忘记自己的文人、专家、教授身份,对别人,对不同的专业、学科、领域,都能同等尊重时,情况才会有所转变。

例如,对真正成熟的作家来说,写作是他的生活方式,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如同渴而饮,饥而食。他不想靠写作换取什么,只想说出自己想说和该说的话。他在乎发表,但不发表也没什么。他首先是为了完善生命、充实生活而写作的,不仅仅是为了稿费或名声。所以,他不会刻意追求名利,本质上只为自己的灵魂活着。

比如曹雪芹、卡夫卡、司汤达等人,他们宁可用生命创作伟大的作品,也不愿为了名利,制造文学垃圾。因此,他们虽然没等作品问世就死了,但他们的作品实现了永恒价值。托尔斯泰也是这样。与文学创作相比,他更热衷教育。他花了大量时间,编制识字课本,想改善农民的生活,甚至把自己的三大巨著都归入“坏艺术”之列,并终生为自己的贵族身份感到羞耻。这些东西,都体现了他们的伟大。他们的身上,恰好体现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的清高。

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在内心深处与世俗保持一定距离,这是一种清醒、有益的自律行为,也是一种成熟智慧的表现。因为,人的生命、时间、精力有限,如果没有节制,不加区分,就可能会将大量时间,耗费在毫无意义的事情上面,不能抵达自己希望达到的高度。

所以一定要明白,就算一个人博览群书,能说出几句莫测高深的话,身前身后有很多人簇拥着,也不一定是真正的大师、知识分子,或文化传承者。要成为真正的大师,就要不断成长,让心灵变得越来越独立、清醒、博大。离开这个基点,就没有真正的大师,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没有真正的文化传承者。

4.只有大师才能培养出大师

前段时间,我听说,一所大学斥巨资建起一座先进、美丽的图书馆,里面却没什么可借的书——据说,该大学把钱都用在建馆上,反而没钱购书了。

这个行为固然滑稽可笑,像是个特例,但它体现的,却是这个时代常见的一种思维模式。

这个时代的人,大多注重外表、形式,忽视内在修养,总是根据别人开什么车、住什么房子、穿什么衣服、衣着举止是否优雅时尚,来评价一个人的水平和层次。这样的评价体系,导致这个时代的方方面面都出了问题。最可怕的是,本应引领思想潮流的群体中,也出现了大量混混。这些混混不但自己混日子,对活生生的生活、生命不闻不问,只说出几句令人费解的话,便把自己当成大师和思想家,还把身边的人也变成那样。他们不能为年轻人解惑,也培养不出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因此,对当下的社会来说,他们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很多孩子,尤其是一些在高等学府里读研、读博的孩子,连善待别人、尊重别人都做不到,不但看不起别人,不懂为人着想,而且凡事计较,不断埋怨、算计,连亲人也不放过。这样的人,就算拿到了高等文凭,又能为社会作出多大贡献?

所以,对大学来说,最主要的,应该是培养真正的大学精神、大学文化、大学品牌、大学价值,而不是打造豪华的外表,营造舒适、先进的环境,或争夺什么名利、奖项、项目。尤其重要的是,大学里必须有一批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既能从老祖宗那里继承最优秀的传统文化,吸收前人的成果和经验,又要具有开拓、创新精神,能打破专业局限、学术圈子、文化流派等门户、门第之见,打通时空、地域、民族、国家等局限,打破形式、框框、工具的限制,跳到社会、人类的上空,观察自己为之服务的对象,又不能高高在上。这样的人,才可能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

为什么我说“可能”,不说“能”呢?因为,这样的人,仅仅具备了知识分子的基本素养,和一种成为知识分子的可能性,还没真正成为知识分子。算得上知识分子的人,不但要具备这种高度、这种独到的眼光,还要以自己的存在,积极地干预环境、影响社会、推动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换句话说,他不但要有知识分子的“体”,还要有知识分子的“用”。

比如,庄子是个大智者,逍遥自在,但他如果不写《逍遥游》、《齐物论》等,不把快乐的方法告诉别人,他就称不上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必须用行为贡献社会,他绝不是那种躲起来空想,不理会这个世界的人。

所以我常常强调,大手印是大、手、印三者的融合,无论偏废哪一方,都不是真正的大手印。同样道理,只实现了“质”,却没有相应的“形”,就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目前,一些有知有识者可能会放弃科班教育、机械训练与书橱式的背诵,把有限的生命投入生活与实践、探索、求证、创造中,去体验人生、调研社会、追求真理、历练心灵。他们总是在心内寻找真理,在生活中实践、求证真理,不愿人云亦云。因此,他们才能发现自己想发现的真理,证悟自己认为的真理,探索未知和未来的真理。这种人有着独到的智慧,有着独特且深刻的眼光,能站在一个很高的地方看待世界、应对世界。他们才是真正有见识的人。

遗憾的是,这些人不一定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因此,这个注重标签的世界不一定能发现他们,即使发现了,也不一定会认可他们。

其实,许多大师都没有高学历、高文凭。比如,南怀瑾先生就没有很高的学历,但他是社会公认的大师,也确实给许多人送去了清凉和营养。他这样的人,远比一些学历很高,却没有利众行为的人更高尚、更有价值。

所以,我们必须先完善自己,让自己具有高远的眼光、博大的胸怀、过人的气魄、与时俱进的智慧,才可能创造出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引领整个时代的文化。如果我们的大学能借鉴最先进的教育模式,为旧模式注入“活水”和新生力量,甩掉沉重的历史包袱,轻装上阵,面向全国,面向世界,选拔一大批知识分子,担任领军人才,开拓进取,实行革新,就能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人才。相反,假如我们被世俗观念、落后观念束缚,被诸多条条框框局限,就只能沦为容器,还会把很多人都变成容器,然后,整个社会都会停滞不前,甚至不断堕落。其后果,自然也会回报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因此,我出资开办“雪漠禅坛”,不定期举办公益文化讲座,跟一些有兴趣的朋友分享我的知识、经验、感悟,也解答一些问题。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孩子,带着各地的优秀文化来到这里,在交流、对话的过程中,也给了我很多新的营养。所以,这种氛围不但有益于他们的成长,也给了我很多启发,让我拥有更多创新的契机与可能性,避免了文化上的“近亲繁殖”。更重要的是,很多人在这里得到了一种大善文化的熏染、一种灵魂深处的清凉,因此,他们未来必然会发生质的改变。他们之中,可能会出现学者和大师,给自己所在的领域、地区,带来一些较大的影响,甚至改变那里的人文、观念及未来,并且为社会培养更多的知识分子和大师。

令人欣慰的是,现在,有些人也做着类似的事情,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法,为社会作出自认为的贡献。不过,我不一定认为自己在作贡献。我觉得,自己更多的是一个案例,后来者参考我的经验,就可能比我走得更快、更顺利。我也希望,将来能有更多的朋友,也一起来做这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