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白墙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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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作家生命的意义在写作——答《辽沈晚报》陈妍妮问

记者:你是球迷,前一段世界杯比赛都看了吧?你最喜欢哪个球队,他们在世界杯上的表现您还满意不?

陈忠实: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无疑是球迷的狂欢月,我自不例外。我喜欢并看好的球队是巴西、阿根廷、德国和荷兰,结果先后都淘汰了,只有荷兰进入决赛,却输给了西班牙。事过再不必说满意与否的话,只是惊讶我的判断和预测的智商,尚不及那只章鱼保罗。

记者:有时间还会经常回到白鹿原看看不?最近回去过吗?白鹿原是个怎样的地方?现在还是老样子吗?都变了吗?

陈忠实:总是要上原的。多是参加原上的社会活动,也经常陪对白鹿原感兴趣的国内和国外的客人上原。陕西有许多原,就是独成一方的小平原,仅西安周围就有好几道原,城北边的龙首原,是西汉皇宫所在地,唐代的大明宫紧靠东侧;城南有少陵原和神禾原,作家柳青深入生活和创作小说《创业史》,在神禾原住过十三年;城的东北边有铜人原,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地方;城东南有白鹿原,汉文帝葬于原的北坡,坡下是灞河,故称灞陵,此原又有了灞陵原的名称。白鹿原东西长约五十华里,南北宽约四十华里,曾独立设县。现在的白鹿原盛产樱桃,原上原下都是樱桃林;已有高等级公路四通八达;或大或小的村庄已经焕然一新,成片的小楼房各呈其姿,传统的瓦房和土坯房少有遗存。

记者:据说《白鹿原》刚刚出版时,洛阳纸贵,书店很难购得。当时西安街头,汽车司机如果违章,驾驶员只要送上一本《白鹿原》,交警便立马放行。这对于我简直不能想象,就像是听故事,但又确实发生了。当时,《白鹿原》的热卖是怎样一种场面?

陈忠实:你听到的是民间传闻,无法证实,可信亦可不信,全当是传闻。《白鹿原》的畅销是事实,仅以我亲历的事为可靠,《白鹿原》在西安上市首日,书店约我为读者签名,我看到了看不见队尾的队列,从早晨八时许签到下午一时,简单吃了点东西,再接着签,直到下午五时许结束,这是签名时间最长的一次,记不得签了多少本书。

记者:您在书的扉页上写道“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现在这句话还在被很多人不断提及。您当时落笔之前就想好了,想要写一部史诗一样的作品吗?写作之前就定好了这个主题和目标?

陈忠实:巴尔扎克的这句话,是我正在《白鹿原》的写作过程中在一篇文章中读到的,十分投合我当时的心意,便一遍成记,待书稿写完时,便引用在扉页上了。《白鹿原》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中,悬在我心里的一个愿望,就是写出一部死时可以垫棺作枕的书。这种心理完全是指向自己的,即从少年时期便喜欢写作,到死时连一本自己满意的书都没有,真不敢想是几重悲哀。这种纯粹出于对文学创作爱好的愿望,只能由自己实现,而不旁及其余,“史诗”之说是连想也不敢想也确凿未想过的事。我只专注于一点,把截止到1987年末业已体验到的这个民族的命运展示出来,不要因匆促而留下遗憾。至于读者会怎样评说,喜欢或否,我尚无把握。

记者:您说生命的意义就是写作。但是这个过程一定是很艰辛的。您在创作中都遭遇过哪些困难?怎样去克服?

陈忠实:生命的意义就是写作,这是仅作家这个职业而言。写作的过程是艰辛的,却也是快乐的,往往会快乐到忘我的境地,快乐到感觉不到辛苦。如果创作中一直由艰难辛苦伴随,我想是难以为继的,尤其是篇幅较大费时较长的作品的创作。我遭遇的困难首先是写作本身,构思中的犹豫不决和不尽人意;写作过程中遇到的翻越不过的坎儿,多是构思时不符合人物个性的设计,一时又想不到更好的情节,如此等等,自然都只能更冷静地思考,甚至等待灵光一现的新的途径的出现。生活上也会出现一些困难,记得最严重的一次是《白鹿原》的写作最后一年,孩子学费起涨,物价也涨,我因《白鹿原》的持续四年的写作,而没有短稿出手,断了稿酬收入,仅凭月工资难以应付开销。我的办法不高明,首先是生活节俭,省下钱来;再就是得一位友人相助,借给我钱,到《白鹿原》的稿酬到手后,才还了这笔救助的款项。

记者:有评论说,当代的中国作家留给后世、传承下去的作品屈指可数。《白鹿原》毫无疑问是文坛上一座风光无限的高峰。对于这部作品的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它今天的地位,您作为作家本人怎么看?

陈忠实:说“风光无限”显然有夸张、溢美之嫌,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独具的风光的优长一面,却都是有限的,何至于一部小说。“高峰”的话我也在一些媒体的文章中看到过,除过直觉上发生的忐忑之后,基本还能保持一种自我审视的冷静,不可当真。不是我佯装谦虚,而是我经历过太过残酷的事实成为贴近的参照。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且不说我对《创业史》的倾心折服,文学界公认为当代文学的一座丰碑,一部史诗。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文学观念也迅速发生着剥离和更新,我几乎不忍心看到对《创业史》的诸多质疑乃至批评文章。柳青在《创业史》里所讴歌的农业合作社,到上世纪80年代初就一哇声地在中国乡村解体了,这是柳青无论如何也始料不及的。这是《创业史》评价的致命之处,尽管书里的几个堪称典型的乡村人物依然鲜活。我自然类推到《白鹿原》,再过十年、二十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一步又一步深化,读者的审美兴趣和评论家的审视视角的变化,如何看取《白鹿原》,我就很难预料了……《白鹿原》书出版十七八年来,能得到评论家的关注,还有持续着的销量,已深为感动和欣慰。

记者:除了资料的准备,听说您在写作之前还在门前种了一棵法国梧桐,现在很多人用这个树的繁茂比喻您在文学创作上的收获,说《白鹿原》就是当代小说丛林中的一棵参天大树。这棵树现在还在吗?您当时怎么想到种下这棵树的?

陈忠实:我在1988年清明前栽下这棵法国梧桐。此时刚开笔起草《白鹿原》稿,完全是无意识的巧合。1986年我在祖居的宅院的前院空地上,盖起了三间水泥板盖顶的新房,原打算1987年就要栽树的,却没有买到法国梧桐树苗。1988年早春,我先后托咐了几个赶庙会的村人给我买,终于买到了两棵指头粗细的一年生法国梧桐树苗。栽下后许久,都未发芽,后来发现细杆已经干枯了,我大失所望。不料又过了数日,有一棵干死的树苗的根部冒出地皮一个新芽,我大喜过望,精心管护,当年便长高到超过我的头顶。时过二十二年,这棵法国梧桐已长得很高了,树身粗到差不多有一搂抱,当属村子里最高最粗的几棵大树之一了。

我喜欢栽树,远远胜过栽花种草。我自小便跟着爱栽树的父亲栽树。父亲在自家地头的水渠岸上喜栽长得极快的白杨树,速成后砍伐卖钱,为我和哥哥交学费。我后来栽树已淡漠了卖钱的意识,纯粹是为在自家院里院外添一道道绿荫风景。我在后院的坡坎上栽了许多棵洋槐树,槐花的香气弥漫到屋院里来;我在中院栽了枣树,又栽了紫丁香,不同的花香灌进窗户;我在前院栽了火晶柿子树,每年10月初能摘下几筐香甜的柿子,还有一棵紫薇树,早已高过屋脊,满树的紫红色花朵连续开放,花期长达三个多月;我在大门外栽下香椿树,又栽了法国梧桐,香椿树上爬满一种俗称椿媳妇的蛾子,撒尿如小雨,随后便把香椿树挖掉了,梧桐树的浓荫下,常招来闲聊闲谝的村人。我写过一组《我的树》的散文,其中就有这棵梧桐树栽植和发展的趣事。

记者:您当初是怎么对文学产生兴趣的?哪个作家和哪部作品让您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哪些作家对您的创作产生了影响?您欣赏他们什么?

陈忠实:我在初中二年级的文学课本上学到了赵树理的《田寡妇看瓜》,很惊讶,这样的乡村中司空见惯的人和事也能写成小说,我也能写,便在作文课上写下我平生的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从此便开始了我的文学爱好,终生竟然都难以舍弃。对我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家有赵树理、柳青、鲁迅、茅盾和巴金等,他们的主要作品我都读过。俄罗斯和前苏联作家的书我读得较多,尤其是肖洛霍夫、高尔基、柯切托夫、舒克申等作家的作品。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几位拉美作家的代表作我也读了,还有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作品,能买到的都读了。他们对生活的开掘和独具的艺术表述方式,都启发过我,也鼓舞我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海明威语录)。还有几位美国作家的作品,对我都有影响。

记者:《白鹿原》书中哪个人物是您最喜欢、最在意的?您在创作这些人物的时候都想到了什么?

陈忠实:我在《白鹿原》书中写到的人物,都是最喜欢、最在意的,即使出场仅一两次的人物,也不能随意马虎。道理很简单,既需要他或她出场,就必须写出他或她的不可或缺来。无论主要人物或次要人物,尽管花费的笔墨多少有差别,对待他们的态度却一视同仁,就是要把这个人物的个性写出来。

记者:现在,《白鹿原》电影就要开拍了,您对请哪位演员扮演哪个角色有自己的想法吗?

陈忠实:我没有任何想法,不单是我对演艺界甚为隔膜,关键在于电影是另一种表述形式,导演独具选择演员的慧眼,不仅从成名的演员中选择适宜电影人物的角色,更绝在往往从芸芸众生中发现具有天赋的演员。我不操这份心,操心也是白操心,甚至可能坏事,让王全安导演斟酌吧。

记者:看到报道说您可能会在电影中扮演冷先生?确有其事吗?好像很多书迷也都很期待您能在影片中客串。

陈忠实:你说的话我也是从当地报纸上看到的,玩笑而已。西安一家报纸记者问我这个话题,我也开了一通玩笑,要是非逼我出场,倒是可以试演老年的鹿三,唯一的优势,我有一张布满皱纹的脸,不需费劲化妆,就是老长工鹿三的脸了。然而不能单凭形似,关键在神似,我就出不了场了。谢谢读者朋友的热心关注。

记者:这次您是否参与了剧本的创作,对剧本的改编有什么建议?

陈忠实:我对原编剧芦苇谈过小说人物创作的动机,以及我对小说人物心理演变的阐释,供他改编剧本时参考,以便把握各个人物。电影剧本的改编,是另一种艺术形式的再度创作,我无成功的经验,完全相信芦苇会改编成功,他是卓有建树的一位电影剧作家。再说,我曾经三四次改编过自己的小说,有电影也有电视剧,均反应平平,这次便完全依赖芦苇了。

2010年8月12日二府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