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的力量是无穷的，既能载舟又能覆舟。只有牢牢地将老百姓控制住，才能高枕无忧，天下才能被掌握在自己手中。
清·金编钟实行孝道，历来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做人的根本。顺治、康熙两朝撰述《孝经衍义》，康熙四十一年以前，会试第二场的论题，先从《孝经》选出，后因大力提倡宋儒理学，而改在周敦颐的《太极图说》、《通书》等书中出题。雍正继位后，强调“孝为百行之首”，重视《孝经》，下令从元年恩科会试起，仍用《孝经》命题，“庶士子咸知诵习，而民间亦敦本励行，即移孝作忠之道胥由此乎”。就是令人懂得孝道，在家做孝子，而这种人到了社会上，无论是做官还是为民，都能竭尽本分，忠实于朝廷。其实早在东汉时期，就有人说“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雍正把它概括为“移孝作忠”，这更说明统治者的提倡孝道，最终目的是要臣民忠君做顺民。雍正围绕这个目标，便大力地倡导孝道和与它相联系的宗族制度，实行以孝治天下的方针。
孝道实行于家庭，家庭又是宗族成员，推崇孝道，必然重视宗族。雍正把兴建祠堂、设立宗族学校、添置族产、纂修谱牒这四事，当作维持宗族制度的主要事务。
在清代，一部分家族设立宗祠，有的大族还另立支祠，祠堂设有族长，大祠堂还有其他管理人员。祠堂的职责表面上是管理祭祀，实际上是统治族人的机构。雍正为了强化它的职责，于四年（1726年）下令在宗族设立族正，“察族之贤不肖”，即考察本族内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封建的道德标准，以表彰遵守封建道德的模范，谴责它的破坏者。族长的确定，是宗族内自主的事情，他主持族政，政府一般都会给予支持。族正，由政府指定，代表官方，加重了宗祠的权力。五年（1727年），雍正更改与祠堂有关的法律条例，他说经官惩治而不悔改的人，准许祠堂告官，可以将他流放远方，以为宗族除害；若祠堂私自以族规处治，以致身死，可免执行人的抵罪。经过九卿讨论，根据他的指示精神，确定了相关的律例。司法权原来只在政府手中，如此变更以后，使祠堂也拥有了惩治族人的某种司法权，族长的权力加大了。雍正企图利用宗族权力辅佐政权，使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以维护清朝的统治。但是这种改变，破坏了政府司法权的完整性，造成了政府与宗族的矛盾。因而族正和处理族人司法权的律例能否长期存在，就成了问题。乾隆初年把族正给否定了，至二十二年重新设立，可见雍正父子在探索如何更好地进行族权与政权的配合问题。
十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张照奏称：读《圣谕广训》有“甲置义田以赡贫之”之教，其祖张淇用己一千亩作为义田，赡养同族的贫民，现今请求皇上允许立案，在政府注册，载入县志，该项土地不许别人夺取，即使张淇子孙也不得出卖，他人亦不能私买，违者照律治罪。如此则该项田产可以长期保持，以利解决贫宗的生活问题。雍正见是响应他的号召，高兴地允许立册存案，并说：“张淇以己田作为公产赡养宗党，其敦本厚族之谊可嘉”，应当表彰他这种义举。张淇用私田作义田，建立义庄，经张照的登记，可以长久的保存，土地不仅他人禁止侵犯，连政府也保证不损害它。义庄开始于北宋的范仲淹，他的事业继续维持下来。雍正中，该族范瑶又以己田一千亩扩建它，收租赡族，其扩充部分，亦申请立案。该义庄所在地的江苏巡抚尹继善奏称，范瑶的行为是受皇上《圣谕广训》教导的结果，现在“化行俗美，群黎编德，三吴士庶，莫不闻风兴起，咏歌盛世，传为美谈。”雍正说范瑶义风可嘉，应当鼓励，于是将他从候选知州补授为员外郎。雍正同时教训尹继善：“地方上偶一善事，何得遽云化行俗美，群黎编德？”他不以有少数义庄为满足，希望大量的出现，以实现他倡导义行的主张。义田、义庄的地租，一部分用作赡济宗族内贫宗成员。雍正号召置立义田，是利用宗族的力量实行互助，减少政府的压力，让那些不稳定因素因为生活问题得到解决而暂时稳定下来。这也是用宗族制度支持政权的一种方式。
雍正表彰义庄的建立者，仅仅是他旌表义行的一个内容。元年（1723年）二月，他命礼部讨论建立忠孝节义牌坊事务，他说以前疆吏把此事当作形式，从未认真执行，富室巨姓滥膺表扬，穷乡僻壤的孝子节妇反遭隐没不闻，督抚学政必须加意调查。报请旌表，申请人需要到县城，要花路费，胥吏讨索酒食钱，这笔开销，造成贫民不能申请。雍正着意于贫寒之家，就是要在实际上扩大旌表对象，以发挥它的影响。礼部遵照雍正指示，议请建立两种祠宇：一为忠义孝悌，一为节孝妇女。建坊银两由政府发给，雍正批准了。实行情况各地不大相同，但都比较重视。
雍正设立族正，倡导孝道，把封建统治真正深入到民间，把人民置于保甲与祠堂交织的严密罗网中。他这样做，使政权自上而下地支持族权，宗祠又自下而上地维护政权，二者结合，封建统治就更加稳固了。雍正实施行政机构改革，加强了皇权，加上这些地方组织的强化，增强了政府统治力，所以雍正时代，从上到下，封建统治更加严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