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罢相之后，神宗封王安石为舒国公，元丰三年，皇帝改封他为荆国公，这便是后人称他为荆公的缘故。
元丰八年，神宗去世后，哲宗继位，王安石的官名又成为特进司空。到第二年四月王安石去世，朝廷又赠给他一个太傅的荣誉头衔。这些官名虽然都是虚衔，但其象征意义上的地位是步步上升的，说明王安石退居江宁以后，虽然不在相位，但仍时时得到神宗皇帝的关照。宋神宗之世，他的政治地位没有下降，生活待遇也不错。然而，朝中的政治生活，却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化。
王安石二次罢相后的第二年，熙宁十年（1077年）十二月，宋神宗发布更改年号的诏书，其中讲道：
其因来岁之正，以新元统之号。式循典旧，对越神休。宜自明年正月朔旦改为元丰元年。
这一改元将意味着变法进入新的时期，希冀在神宗“独裁”之下，变法能取得巨大的丰硕成果。
如果说在熙宁时期神宗的行政策略是以传统的“制衡术”为主，有如王安石形容的“刚健不足”的话，元丰时期则过渡到了以“铁腕强硬”为主的历史阶段。
改元之后，神宗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整。他任命吴充、王珪为相，后以蔡确、章惇参政，冯京执枢密，吕公著副之。此后又有一系列的黜陟拜罢，王珪、蔡确、章惇、王安礼诸人，先后为执宰辅弼大臣，尤其是王珪出任宰执大臣先后共16年之久，深得神宗相知重用。
这个王珪，曾在司马光与王安石当庭争辩理财问题时，左右逢源地“和稀泥”，这件事很能代表王珪的特点。然而，这样一个人自熙宁三年（1070年）官拜参知政事以来，竟然能与神宗共处16年之久，一直到元丰八年五月病逝。16年间，任凭风急浪高，群臣升贬像走马灯一般，而唯独“将顺为政，无所建明”的王珪能一帆风顺，其诀窍可从时论中看出。时人称他为“三旨相公”——取圣旨、领圣旨、得圣旨。神宗久用这样的人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专制君王的令行禁止，专行独断，而不允许有作为的大臣有擅权之机，这固然是赵宋立国的传统，更是神宗自己从任用王安石过程中得到了教训。
然而，进入元丰年间之后，王珪之类已成了宰执主流，这标志着神宗不再任用有为之臣而一意专断，要群臣尊仰，并以更加专制的办法去执政，去推行新法。
元丰三年（1080）四月，神宗下令负责推行新法的“司农寺”（废掉“制置三司条例司”之后，主管新法的机构）：以后凡涉及变法措施的大事，不得随便交所属部门讨论，都必须“先奏取旨”，由自己严格把握。与此同时，他对于反对新法的官员，也不再客气容忍，而予以坚决回击。元丰五年（1082年）提举江南西路常平等事刘谊上书，指出新法十大害民罪状，系统批评熙宁以来“富国之法”的弊病。神宗立即予以批驳，说刘谊“惟举一二偏僻不齐之事，意欲概坏大法，公肆诞谩，上惑朝民外摇众听。宜加显黜，以儆在位。特勒停”，刘谊被罢了官。这样强硬的态度，完全出自神宗躬亲之手，确实令人悚然。
其实，在此之前，已有因吟诗讥时而获罪的事，这就是“乌台诗案”。
神宗一朝大开“以言罪人”的杀戒，在熙宁年间无数反新法大臣去官落职足以为证，这已经违背了赵宋开国君主钦定的“不以言罪人”的“祖宗之法”。但是，上述事例毕竟还是朝议纷争、明陈直谏的结果，大兴“以诗文获罪”的文字狱，则是进入元丰时代才开始的。这是宋神宗独裁政治的显著标志。
事情发生在元丰二年（1079）四月。苏轼离开彭城，出任湖州知州，他到达湖州之后，在给神宗的谢表中写道：“臣荷先帝之误恩，摧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不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他感激皇恩迁其到湖州，决心好好干，“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这本是一道十分正常的谢表，当然也多少有一丝自嘲的怨气。
可这不经心的怨气却大大地刺激了主张行新法的一些人，“新进”、“生事”之类的字眼，使一些人很不舒服。他们早就对苏东坡耿耿于怀，“如蝇在食，吐之乃已”，可就是找不着下手的机会。这回可好了，抓住他上皇帝表中的字句，再挑一些他平时诗词中的“犯上”毛病，狠狠治他一下，看看谁还敢对时局不满，看谁还敢再说三道四！
于是，七月初首先由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出面，上书状告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还把别人刻印的《元丰续添苏学士钱塘集》交给神宗。
不久，又一位监察御史里行名叫舒胆的也弹劾苏东坡，说他借写诗作赋，“无不一以讥讽为主”，而且说他把诗赋雕版印书，“传播中外，自以为能”。舒胆把苏轼的四本诗集连同他的奏章一起呈上去，指责苏东坡《山村五绝》、《杭州观潮》等诗中一些句子，说他借诗词诽谤新法，愚弄皇帝。他为苏轼罗织的罪名是：
陛下为赈济贫乏贷钱于民，以使之恢复本业——苏轼讥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为富国裕民，兴办水利，以使天下富足——苏轼讽之为“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为增进财政收入，实行了榷盐——苏轼谤之为“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陛下为行新法，令官吏尽心学习法令文书——苏轼笑之为“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苏轼如此目无天子，实在是罪不容赦！
第三个想置苏轼于死地的，是升任了御史中丞的李定。李定曾在熙宁时因讲青苗法便民，得王安石器重，提拔他当了京官。当时激起朝中许多大臣的反对。苏轼亦在反对之列。李定母死而不服丧，“子瞻以为不孝，恶之”。如今，李定是怀着强烈的报私仇的小人之心，非置苏轼于死地不可了。他同样采取了，“捕风捉影”“随意栽赃”的恶劣手法，列举了四条足以要苏轼命的罪状，最后下了断言：苏轼“讪上骂下，法所不容”。
神宗看到三位谏官都交相弹劾苏轼，心中自然恼火，下令由御史台派人去抓苏轼进京问罪。进京之前，苏轼被允许与家人告别。这是多么悲恸的一幕啊！一家妻儿老小泣不成声，号哭欲绝。苏轼强压住自己的感情，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安慰一下家人，便离家远行了。
路上，苏轼萌生过自杀的念头，可又怕给亲友惹来麻烦。御史台派人去抄查他的诗文信件，大部分文稿都被烧毁了。
苏轼七月二十八日被逮捕，八月十八日被解入御史台牢狱，几天以后便正式开始接受审理。
苏轼进京受审期间，其长子苏迈一直陪同照顾他。他们约定每天送饭时，没有什么事就送肉和菜，万一有不测就送鱼来。这样，可以使苏轼明白事态的发展，心中早有准备。
这天苏迈因事外出，委托个朋友代为送饭，却忘记告诉他约定的暗号。事也凑巧，这位好心的送饭人为苏轼买了几条鱼，做好，高高兴兴地送进牢房去。苏轼一看，顿时胆战心惊，以为自己难逃一死了。他就与狱卒商量，写了两首永别诗给弟弟苏辙，请狱卒转交。
这是大文豪苏轼以为自己将离开人世的两首绝命诗：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忘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
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
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
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
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轼的这两首诗，使苏辙读后伤悲哀痛，涕泪泉涌。他立刻上书神宗，愿以自己的出身官爵去赎其兄之罪。神宗看到了苏轼令人心恸的两首诗，心中也有所动。
苏轼因诗获罪之事，在朝野上下激起强烈的反响。许多大臣替他讲话，也遭到了贬官外斥。王诜、苏辙等人被贬职；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黄庭坚等人被罚俸。就连已故的欧阳修、文同等共二十余人都受到了牵连，这就是“乌台诗案”。
“乌台”指御史台，是监察机关，负责监督百官行为、政务的机构。这次由御史台整治诗人苏轼的“文字狱”，就称为“乌台诗案”。
这是一件明显改变“祖宗之法”不许以言罪人之规的重大事件，也激起了朝中其他一些人的反感。宰相吴充以曹操尚能宽恕“击鼓骂曹”的汉末文学家祢衡一事，规劝神宗宽赦苏轼。神宗惊异地说：“朕并无他意，不过召轼入京核察是非而已，即将放他出去了。”这件事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响，神宗有些意外。
贬居江宁白下门外半山园的王安石，得悉苏轼因“诗赋文字”获罪被捕入狱的消息，已经是十月初了。
得知苏轼被捕入狱的消息，他确实非常吃惊。他对苏轼是了解的。此人虽然恃才自傲，但操守严明，是个君子。他敏锐地意识到：文字狱兴，绝不是个好兆头！盛世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他坐不住了。诗赋既非街头“贴示”，亦非上书，乃诗人、词家遇事触物之感，随兴而发。若深文周纳，系之以狱，则箝塞天下之口。
苏子瞻口无遮拦，恃才傲物，才华横溢，自然易于招来小人怨恨。命运不幸，苏子瞻恰恰落在御史台执权者的手里，这些执权者恰恰又是一群小人……
李定、舒亶等人，都是自己提拔而上的。没想到品行竟如此之差，看来自己确实缺乏识人之明！他早知道他们恨苏轼，早想择苏轼诗词歌赋中的“哀怨愤懑”之作诉于刑律，不意今天果然炼罪成狱！
王安石一颗冷却了两年的心骤然沸腾起来，提笔展纸，为营救苏轼，写下了他贬居江宁两年来第一份奏表。
“乌台诗案”引起的京都震动、朝臣纷争和后宫太后的沉默，两个多月来已使31岁的皇帝陷于一筹莫展。
抓住苏轼诗文中的一些词句大作文章，这本是李定、舒亶等人打击反对变法的那些人的手段。然而，此事在朝野激起了轩然大波，却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不过事情既然发生了，也没有什么必要手软。为苏轼说情的人既然不怕受牵连，就得让他们倒点霉。这也是神宗显示一下他的“铁腕”的机会。没有神宗的支持，这么大的案子是不可能成狱的。
但是，更为棘手的是，连章惇这样的主张变法者也都不赞成此案，而且他们还都站出来替苏轼讲话。章惇对神宗说，仁宗得苏轼，以为一代之宝。如今陛下将他投之大狱，恐怕后人会说陛下不爱惜人才而爱听阿谀之词吧。
就在皇帝心神不定左右为难之时，太监禀奏，同修起居注王安礼送人王安石千里驰送的奏折。
神宗当时送走王安石的时候，特别给王安石以专门奏事权。让他有什么事可以专折驰送，但王安石离京之后，一直没有音信。这回，是什么事呢？
皇帝立刻从太监手中接过“奏表”，移来烛台，凝目阅览起来……
史料和宋人笔记有载：“乌台诗案，上以公（王安石）疏人方为决。”十分可惜的是，史料所记载的这封信的原文未能留下来，使今人无从一睹那为了崇高的友谊而披肝沥胆的精彩文字。
王安石的人格力量深深触动了皇帝，他的神态肃穆凝重起来。三年前，王安国遭吕惠卿诬陷而放归江宁，王安石不曾上表求情；两年前，王秀因“弄权蒙混”而获罪，王安石不曾上表求情，而是默默承受了“失弟丧子”之哀。今天，苏轼获罪入狱，其罪为讥讽新法，讥讽王安石的所作所为，可王安石忘私为公，以负罪遭贬之躯，冒死为苏轼求情！这是怎么样的胸怀呀！
王安石的奏折让皇帝下定了决心。文字成狱，天下箝口，表面上人心归一，实际上阳奉阴行，江山虚假的稳固终不可取！
神宗终于做出决定，放了苏轼。他又拿出王安石的奏折，看着上面熟悉的字体，心中一时激起了万千滋味。自己独撑天下的这段时间，他才更多地了解了王安石的难处，他对王安石也有了更多的理解。
苏轼活下来了，被降为黄州团练副使。五年后，当从黄州谪所征召回京师时，他特地绕道金陵看望了王安石。经历了宦海沉浮的两位君子一见面，真是感慨万千。苏轼向王安石作揖：“苏轼今日敢以野服参见大丞相。”王安石笑道说：“繁文缛节岂是为你我之辈设的？”二人开诚布公地交换了意见，同游山水，细论诗文。王安石向人称赞说：“真不知再过几百年才能再出如此人物。”
王安石邀请苏轼迁往金陵，以作邻居。虽然尚未看破红尘的苏轼婉拒了王安石的美意，但两位诗坛巨匠间的吟诵仍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可以触摸的暖暖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