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不畏浮云: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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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时世维艰

一波三折王安石在宋神宗支持下进行变法,从一开始就遭到许多人的反对。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在曹太后和岐王赵颢的支持下,对新法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守旧派反对改革,首先制造谣言,阻挠王安石上台参与大政,王安石以身许国,义无反顾,面对流言,毫不畏缩。

可是,由于北宋社会的复杂性,变法实施之后又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使得变法之路举步维艰。

自有史以来,最积弱的朝代要算是宋代了。宋代怎么会这样软弱?最初的起因是宋太祖对人的猜忌,中间还有宋真宗、宋仁宗对国事的懈怠,最后还有朝廷因党争而引起的相互排挤和倾轧。而王安石则正好处在这后两者当中,虽然他奋力抗争,但却最终没能取胜。了解这一点,我们才可以来论说王安石。

宋太祖夺得天下,开创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一种模式。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之前得到天下的,有的是由于割据一方而最终得到,也有揭竿而起夺得,有以征伐杀戮为手段的,也有以篡位或逼迫禅让为手段的。周代以前,成为天子的,当初都治理着某一方,与前代的天子一同治理天下有数百年了。这些人我们就不再说了。至于汉朝和唐朝的兴起,都是趁天下大乱,历经百战剪除群雄而得到的,可以说得到天下是非常艰难,付出是巨大的。再就是曹操和刘裕这些人,他们先是有大功于天下,深得民心。不如他们的还有萧道成和萧衍等人,他们当初也在朝中有着重要的位置,多少年处心积虑地努力着,等羽翼丰满后一举而得到天下。只有宋不是这样,宋太祖当初只不过是一个殿前都尉检点这样的小官,而且自始至终没有什么赫赫的战功。他本人根本没敢有夺得天下的想法。谁知陈桥兵变一起,他还在醉梦中,黄袍已被披在了身上,已从孤儿寡母手里夺得了天下,太阳还没有落山而江山已定。后来他大宴这些有功之臣时说:“你们这些人贪图富贵,把我立为天子,如果我有号令,你们会听命吗?”那种心虚害怕的心情溢于言表。从这些可以看出,前面那些得到天下的,都是靠自己的实力而得来的,只有宋,是靠别人的力量而得到天下。人家能从别人那里夺来给我,当然也就能从我这里夺去给别人,宋太祖一生所惴惴不安的,只有这一件事。而宋代一天天地弱下去,这可以说是根源。

依靠将士而被拥立为天子,是从宋开始的;将士们废掉皇帝而立自己的主帅为天子则不是起于宋,而是起于唐。唐代有些藩镇节度使私自立自己的子弟或亲信接替自己而割据一方,可以说是陈桥兵变的先导,只是参与陈桥事变的人行动得太快罢了。废除和拥立天子,都出于将士们之手,没有比这更让人害怕的了。如果都像这样,将士们时常要废除天子而拥立自己的人为皇帝,那大宋也就一天也别想有安生的日子了。宋太祖对此很是害怕,所以在他篡夺了周的皇位之后,就什么事也不做了,一心一意地想办法使自己的兵士弱一些,使自己的将领弱一些。藩镇制度祸害了天下二百年,削去藩镇,并把这种制度废除,谁说不应该呢?而它当时存在,必定有它的原因。如果能节制好它,就可以使它来为国家防守边城。古今中外的帝王们,没有谁把兵强马壮当做国家祸患的。宋朝则不然,他积极施行弱民的政策,增强君主一人的力量。他们不曾想过,整个国家的人都弱了,国君一人用什么办法能自强呢?宋太祖曾说过:“在我的卧榻一旁,怎么容得别人酣睡?”而他不去想在他的房门外,有许多人在虎视眈眈地望着他。宋太祖所留意的,只是自己的卧榻罢了。整个大宋一朝成这么个窝囊样,原因就在于此。

幽云十六州不是不应取,也不是不能取,而是宋太祖怕重蹈唐代卢龙、魏博节度使坐大的覆辙。从此之后,辽变得夜郎自大起来,从而像对待奴隶和牲畜一样来对待宋人。宋太宗北伐,全国动员,结果是死伤过半,宋太宗还中了冷箭,不到两年箭伤溃烂而亡。于是更加把精力放在息兵求和上,只考虑低首贴耳用赋税给辽输送岁币。到真宗时发生了澶渊之役,王钦若提出请天子逃往江南,陈尧叟提出让天子逃到蜀地,如果没有寇准,宋朝南迁,还用等到绍兴年间吗?虽然有了寇准,也难免最后订立城下之盟。到仁宗的时候,岁币比前面所说的又多了数倍。辽对宋的危害就是这样严重。

按宋制,要把天下所有的兵马,都集中在京师,征集兵士的办法是募集,大体上是把国中那些犷悍没有职业的人集中起来。每到年成不好的时候,就招募一些饥民来增加兵员。史家赞颂这种政策,说有役使强悍的人,消除争乱的用意。细想起来,这实际上是除天子之外,全国找不到一个强有力的人,所说的使民弱就是指此。那些边防要塞,需要士兵把守时,都是从京师派遣。各镇的士兵,也都轮换着戍守。将帅等武将,都被安置在朝堂上,兵没有长久的将帅,将帅也没有固定的兵。史家赞美这种做法说,上下互相连接,内外相互牵制,等级之间的挤轧,虽有凶狠横暴的人,在这中间也不会有所作为。总而言之,目的就是使将与兵不熟悉,以防止类似晚唐五代藩镇自己有军队而造成的祸患,所说的削弱将领就是指此。

使民弱,使将弱,这是宋太祖的本意,而使兵弱,并不是宋太祖的本意。然而用这种方法来施行,他们的兵也不可能不弱。招募来数十万犷悍无赖之人,把他们聚集到负责天子起居的内臣那里,终日荒淫游乐,长年也不拿刀枪,日子一久肯定会生懒惰之心而一点用处都没有,事实道理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况且宋代的制度,还沿袭了后梁盗贼的陋习,将军士们都集中起来,使他们不去扰民,致使乡间那些好人们,都把耍弄兵刃当做耻辱。天子都拿他们当成没有出息的,又让他们去实现志向,为国而去拼命,怎么能够呢?所说的削弱士兵就是指此。既然将全国所谓有勇力的人都汇集到军队中,那么军队如此之弱而不足以依靠也就很自然了,那些将领的怯懦,又加重了这一点。这样把他们驱赶到疆场上,连孩子也知道他们是不中用的,而烽火一起,希望平民们能拿起刀枪来保卫社稷,那是不可能的事。积弱到了这种地步,而又被夹在两个勇悍的国家之间,就不能不卑颜屈膝求人容许我为天子,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试问稍有血气的男儿,能不能坐视这样的事而心安理得呢?

国家的大政,说起来就是军事和财政。宋代的军事已经是这样了,那它的财政又如何呢?宋人以军队都集中到京师周围,所以把天下赋税全收入国库,以供俸禄和赏赐之用,而外州不留余财。刚开国的时候,养兵仅有22万,其他的费用也不是很多,所以府库中一直有富余。到了仁宗庆历年间,增加到125万人。到英宗治平年间和神宗熙宁初年,士卒数目还在增加,于是揩尽民脂民膏而豢养他们。皇室家族、各级官吏这些吃俸禄的人员也年年增加。宋的百姓并不比原来富裕,所交纳的赋税却增加了数十倍,他们靠什么来生活呢?到王安石执政之初,宋的政府和国民,离破产仅有一步之遥。当时那些号称贤士大夫的人,以财政问题叫嚷着责问王安石,试问如果没有王安石去理财,宋朝作为一个政府,还能维持一天吗?

王安石才开始辅佐神宗的时候,神宗问他为什么本朝建国百年天下太平没有战事,王安石退下来写了札子,表达他对国家的深深担忧:

“我朝历代沿袭了末代流俗的弊病,又没有亲近的朋友和众多的大臣进行讨论。朝夕和国君相处的,不过是一些宦官和女子,上朝处理事务,不过是有关部门的一些琐碎小事,不像古代大有作为的君主,一起和学者士大夫讨论先王的法令来安排天下大事。一切都凭着自然的道理和形势,没有进行主观的努力,对名声和实际情况的关系没有觉察。君子并没有不受尊敬,但小人也能跻身于士大夫中间。正确的议论并非不被采纳,但邪说有时也会被采用。以诗歌辞赋记忆之学搜求天下的士人,而没有采用通过学校来培养人才的办法;用科班顺序资格年历来排定在朝中的位置,而没有采用通过有关部门进行考试测验的办法。监察部门中没有负责监察的人,守边的将领并非选拔出来的官吏。调任频繁已经使得难以考察政绩,靠交往和清谈任职的人又以假乱真。结党营私的人大多做了高官,独立谋求职位的反而受到排斥和阻挠。所以从上到下只是偷懒和懈怠,顺从上司的心思而已。即使是有能力的人担任了职务,和庸才做官也没什么两样。农民因徭役破坏了生产,受不到特别的抚恤和救助,也没有为农业专门设置官员来兴修水利;士兵被兵役搞得很疲乏而且老于军族,却又不加以训练培养,又没有选拔出能干的将官,使他们拥有长久驻守边疆的职权。宫廷的宿卫人员中聚集了过多无赖之徒,没有改变五代以来纵容姑息武将的恶习。宗室子弟没有进行教育选拔,不符合先王制订的对待宗室亲疏尊卑各有不同待遇的准则。至于管理财政,大都无法可依,因此虽然用度俭约而百姓仍然不富足,虽然勤于政事时刻忧心而国家仍然不强大。幸亏不是外族嚣张的时代,也没有尧、汤时的水旱灾害,因此才会天下平安无事超过了一百年。虽然说是人事的造就,也可以说是上天的帮助。”

他论述当时的国势,可以说博大而明确;而王安石之所以不得不变法的原因也是基于此。他生怕国家长此下去,积重难返,将来就像魏晋南北朝那样,中原沦落于外族之手。这不是杞人忧天,靖康年间的祸乱,被他不幸而言中!